为体现科举选士的公开与公正，自唐至清，不论是两级考试还是三级考试，每级考试都要做到统一时间、统一内容、集中考试。此项规定，首先给应试者带来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要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去参加考试。且不说唐宋的省试、明清的会试，要集中全国举子赴京师；就是明清的乡试，士子们云集省城，就够他们奔波的了。难怪古人用“赶考”来描绘这一历程。“赶”字确实道出了应试者的千辛万苦。
　　清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描绘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路上中暑、晕船，最终只能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绝意名场”；清初湖南士子须赴武昌考试，途经洞庭湖，甚至“屡遭覆溺”。
　　《名医类案》载“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本已昏迷，幸遇一良医为之调治，“五日复常，遂得赴试”。虽然只是意外，却可见长途跋涉之风云难测。
　　又载：“刘君乡试入都，长途冒暑，气已伤矣。复日夜课诵，未几，壮热头疼，咳嗽干哕。不寐，神疲……”不仅旅途疲劳，还须时时温习课业，其辛苦自不待言。
　　当历尽长途辛劳，终于到达考场时，等待士子们的还有更多考验。据载，无论科举制初创的唐代，还是制度完备的明清时期，用于考试的场所都比较简陋。所谓“寒余雪飞，单席在地”，“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都是用于描绘考场环境的语句。科举考场中考生之席舍叫做号或号房。一位不堪科场之苦的士子所作《别号舍文》，文中描述了临近厕所的“底号”、狭窄不堪的“小号”、临时搭建的简陋“席号”，“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在这种号房待三天、考三场，自然极易受湿。难怪俗语云：“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
　　为应付恶劣的考场环境，古人亦有某些保健措施。如在临考时服用玉屏风散，以抵御寒邪。
　　乡试，又叫秋闱，在农历八月举行，此时天气已凉。考生们常服人参、饮枣酒，这些均属自我保健的做法。人参益智强记、大枣养血安神，且参、酒皆助火暖身，可御风寒，对考试都有好处。
　　有趣的是，古人还知道白果（银杏果）缩尿之功颇著，可以防止考场上内急。虽然廷试在宫内举行，卫生条件尚可，但“天子下帘亲自问”，是皇帝亲自主考，如此殊荣、如此隆重场合，自然不允许随便小解，故而举子们常预先做好保险措施，廷试前煮食白果，其用心可谓良苦。
　　唐昭宗的“孙供奉”
　　唐昭宗李哗是大唐王朝的亡国之君，他的臣属孙供奉是哪位呢？告诉你吧，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子孙，是一只猴子，且身居五品的官位。
　　唐昭宗治国无策，却爱好遛鸟玩兽，尤其喜欢耍猴。其中有只猴子，被训练得机敏通人陛，且能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人模猴样地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唐昭宗因此非常喜欢这只猴子，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大唐王朝此时已是日薄西山，苟延残喘，唐昭宗连名义上的皇帝也当不安稳，被藩镇逼得离开皇宫，东奔西逃。宋人毕仲询的《幕府燕闻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唐朝的官服制度，五品以上官员可服绯（大红色），可见，这只猴子的品级，最保守的也是正五品。这只官运亨通的猴子，让连年落第的晚唐才子罗隐心中酸溜溜的十分不平，他写诗自嘲说，“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后来，朱温弑唐昭宗，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先前的唐朝旧臣转而跪拜在新主子的脚下，继续他们的荣华富贵生活。朱温临朝，照旧让人把打扮一新的“孙供奉”牵到殿前来伺候。谁知，这只猴子却不领情，它扯掉帽子，撕烂官服，奋不顾身地扑向朱温。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将“孙供奉”杀死。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唐有舞马。禄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时又有猿，赐以绯衣，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坐侧，猿忽掷号裂衣，温叱杀之。”
　　唐昭宗的“孙供奉”。虽然是一畜生，但它比人还重感情，有气节。与“孙供奉”相比，晚唐五代时期，那些不忠不义、一味保宫、有奶便是娘的官员，比这只猴子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