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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特许学校接受公共教育经费资助，由社区、企业、个人等提出经营计划书，通过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审核成立。本刊特约记者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采访了美国希望山特许学校（Prospect Hill Academy Charter School，PHACH）校长、马萨诸塞州特许公立学校协会董事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兼职讲师杰德·利帕德（Jed Lippard）博士。利帕德博士1995年加入马萨诸塞州特许学校运动，作为学校领导者，在PHACH工作了14年。作为特许学校的资深研究者、执着探索者和成功实践者，利帕德博士在采访中向我们讲述了PHACH的成功经验和特色项目。
关键词：美国特许学校；希望山特许学校；教师核心素质；进步主义教育
一、PHACH的使命与特色
《世界教育信息》：创建于1996年的PHACH的使命是为学生上大学做准备，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该校第一年只有12名毕业生，现在约有1200名在校生。历经近20年的发展，学校在其使命、愿景、价值观方面是否始终如一，有没有一些改变？
杰德·利帕德：我校由萨默维尔市的学生家长成立。萨默维尔市毗邻剑桥市和波士顿市，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当时，超过50%的萨默维尔高中生无法在九年级顺利毕业和升入大学，当地学生迫切需要一所学校能够帮助他们做好读大学的准备，无论其肤色、语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上述理念一直贯穿于我校整个发展历史之中。
变化之一是我校已经从只有一处校址的规模较小学校，发展为拥有多处校址的规模较大学校。我校在两个城市有三个校区，建有四栋大楼。随着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学生群体结构也有所变化。早年，因为学校创始人大多来自工薪阶层的白人家庭，所以学生也大多来自该类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成为移民家庭（萨默维尔市和剑桥市的海地人家庭）的一个选择。我校采用抽签录取的方式，任何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都可为其提交申请。在某些移民人口中，我校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学校。我校拥有很高的大学录取率，因为我们做了许多非凡的工作，帮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校不得不调整体系，以容纳更多学生。7年前，我校有11名英语语言学生，现在有183名；残障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学校通过设置不同的模块和增加额外的人员拓展学术项目，以适应更多学生的需求。从文化角度看，在日益壮大的学校规模下，学校更加努力地创造亲切感、社区概念和家庭概念。
《世界教育信息》：一方面，学校旨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尊重差异，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社区意识。请问，学校在这两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杰德·利帕德：这是我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建校之初的5年里，我担任初高中部（相当于中国的7～12年级）的校长，最近8年里，我担任学校校长。事实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即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是单一的个体。幼儿园至3年级的幼儿教育、4～6年级的低年级基础教育和7～12年级的高年级教育应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一个整体，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个体？以上教育阶段与相应年龄组学生的发展既要保持一致，也要保证学生在校区之间过渡时明白他们亦是单一的个体。对于三个校区的教师，是否采用相同的绩效标准进行评价？以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PHACH曾被评为2012年全美高中金牌学校，多次被评为银牌学校。引导您年复一年为学校工作的理念、信仰和动力是什么？
杰德·利帕德：我称其为“关键成功因素法”。第一，我不能低估使命的重要性——我们是使命驱动的机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无论是传统学校还是特许学校，都由目标引领，而目标决定了学校教育的特点。所以，我校的教育目标吸引着应聘的教师和有意愿参与的家庭。
第二，特许学校拥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基于数据确定需求，然后迅速跟进并分配资源。这在更大的区域系统中很难做到。例如，2015年我们在高中数学方面遇到了问题，学校雇佣了两位有经验的数学教师支持我们教师的工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们不必经过层层审批。
第三，我校覆盖K-12教育阶段，这非常独特。我们可以根据毕业生的视野倒着规划他们的培养计划。根据高中毕业生需要知道什么（学习内容）、从事什么（技能）、成为什么（习惯），我们可以绘制出学生从12年级到幼儿园的各条路径，以便于我们有一个垂直的、连贯的项目，切实触及学生的学习内容、技能和习惯。
第四，教师的领导能力与自我激励。教师不只是一个轮子上的齿轮，更是领导者、孩子受教育过程中的必要合作伙伴。多年来，在制定发展规划、创建教师领导机构、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机会、保持教师学习与参与方式等方面，我们培育了教师的领导力。
第五，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教师职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从校外聘请某位专家，让其传授大量知识，教师通过工作坊或研讨会学习。当然，人们常常会在这种形式下感受到“工作坊的兴奋”，因为他们确实被所学内容吸引，并且会在当下运用。然而，兴奋过去之后，教师就会回到原来的步调，因为这种方式没有连续性和问责制。我认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大多数知识应该存在于组织内部。因此，处于合作探究团队之中的教师比较有优势，他们可以系统地观察数据，掌握收到的指令：明白哪里存在缺陷，学生需要什么，哪里能够起到作用。然后，一起工作、重新设计课程，并通过数据检查实施效果，然后再继续改进，循环进行。因此，该机制迫使教师对整个团队负责，如果某个班级的学生表现不佳，则整个团队就是失败的，因为团队要对所有学生负责。但是，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机制来“三角化”教师所做的工作。
二、PHACH的开拓型项目
《世界教育信息》：在PHACH，您创立了许多开拓型项目，如高三旅行（Junior Journey）、未来学者（Prospect Fellows）、特别高中（Collegiate Institute）。您能简要谈一谈这些项目吗？
关键词：美国特许学校；希望山特许学校；教师核心素质；进步主义教育
一、PHACH的使命与特色
《世界教育信息》：创建于1996年的PHACH的使命是为学生上大学做准备，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该校第一年只有12名毕业生，现在约有1200名在校生。历经近20年的发展，学校在其使命、愿景、价值观方面是否始终如一，有没有一些改变？
杰德·利帕德：我校由萨默维尔市的学生家长成立。萨默维尔市毗邻剑桥市和波士顿市，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当时，超过50%的萨默维尔高中生无法在九年级顺利毕业和升入大学，当地学生迫切需要一所学校能够帮助他们做好读大学的准备，无论其肤色、语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上述理念一直贯穿于我校整个发展历史之中。
变化之一是我校已经从只有一处校址的规模较小学校，发展为拥有多处校址的规模较大学校。我校在两个城市有三个校区，建有四栋大楼。随着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学生群体结构也有所变化。早年，因为学校创始人大多来自工薪阶层的白人家庭，所以学生也大多来自该类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成为移民家庭（萨默维尔市和剑桥市的海地人家庭）的一个选择。我校采用抽签录取的方式，任何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都可为其提交申请。在某些移民人口中，我校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学校。我校拥有很高的大学录取率，因为我们做了许多非凡的工作，帮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校不得不调整体系，以容纳更多学生。7年前，我校有11名英语语言学生，现在有183名；残障学生人数也显著增加。学校通过设置不同的模块和增加额外的人员拓展学术项目，以适应更多学生的需求。从文化角度看，在日益壮大的学校规模下，学校更加努力地创造亲切感、社区概念和家庭概念。
《世界教育信息》：一方面，学校旨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尊重差异，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社区意识。请问，学校在这两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杰德·利帕德：这是我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建校之初的5年里，我担任初高中部（相当于中国的7～12年级）的校长，最近8年里，我担任学校校长。事实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即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是单一的个体。幼儿园至3年级的幼儿教育、4～6年级的低年级基础教育和7～12年级的高年级教育应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一个整体，在何种情况下被看作个体？以上教育阶段与相应年龄组学生的发展既要保持一致，也要保证学生在校区之间过渡时明白他们亦是单一的个体。对于三个校区的教师，是否采用相同的绩效标准进行评价？以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PHACH曾被评为2012年全美高中金牌学校，多次被评为银牌学校。引导您年复一年为学校工作的理念、信仰和动力是什么？
杰德·利帕德：我称其为“关键成功因素法”。第一，我不能低估使命的重要性——我们是使命驱动的机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无论是传统学校还是特许学校，都由目标引领，而目标决定了学校教育的特点。所以，我校的教育目标吸引着应聘的教师和有意愿参与的家庭。
第二，特许学校拥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基于数据确定需求，然后迅速跟进并分配资源。这在更大的区域系统中很难做到。例如，2015年我们在高中数学方面遇到了问题，学校雇佣了两位有经验的数学教师支持我们教师的工作。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们不必经过层层审批。
第三，我校覆盖K-12教育阶段，这非常独特。我们可以根据毕业生的视野倒着规划他们的培养计划。根据高中毕业生需要知道什么（学习内容）、从事什么（技能）、成为什么（习惯），我们可以绘制出学生从12年级到幼儿园的各条路径，以便于我们有一个垂直的、连贯的项目，切实触及学生的学习内容、技能和习惯。
第四，教师的领导能力与自我激励。教师不只是一个轮子上的齿轮，更是领导者、孩子受教育过程中的必要合作伙伴。多年来，在制定发展规划、创建教师领导机构、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机会、保持教师学习与参与方式等方面，我们培育了教师的领导力。
第五，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教师职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从校外聘请某位专家，让其传授大量知识，教师通过工作坊或研讨会学习。当然，人们常常会在这种形式下感受到“工作坊的兴奋”，因为他们确实被所学内容吸引，并且会在当下运用。然而，兴奋过去之后，教师就会回到原来的步调，因为这种方式没有连续性和问责制。我认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大多数知识应该存在于组织内部。因此，处于合作探究团队之中的教师比较有优势，他们可以系统地观察数据，掌握收到的指令：明白哪里存在缺陷，学生需要什么，哪里能够起到作用。然后，一起工作、重新设计课程，并通过数据检查实施效果，然后再继续改进，循环进行。因此，该机制迫使教师对整个团队负责，如果某个班级的学生表现不佳，则整个团队就是失败的，因为团队要对所有学生负责。但是，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机制来“三角化”教师所做的工作。
二、PHACH的开拓型项目
《世界教育信息》：在PHACH，您创立了许多开拓型项目，如高三旅行（Junior Journey）、未来学者（Prospect Fellows）、特别高中（Collegiate Institute）。您能简要谈一谈这些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