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长达429页的税法改革方案。这次税改方案涵盖多项重大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缴税的税率从7档调整为4档，公司税税率由35%降为20%，对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给予大幅优惠，将会一次性征税等等。
这份方案并非最终版本，接下来还会进行一系列商议和投票表决。但此次方案中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外界将其与里根时代的减税计划相提并论。
这份由同时拥有共和党和企业家身份的总统推出的税收方案，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在中国，社会上对于减税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我们能否从中看到一些启示？
为此，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从事财政学理论和财政史研究的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李炜光教授曾在去年对一百多家企业进行调研，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远比想象要高。此外，他认为应对特朗普减税，中国也应该有备，方能无患。
N-南风窗L -李炜光
世界性的减税潮流
N：这次税改方案，是美国近30年力度最大的一次税法调整。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什么奥巴马不做，特朗普却做了？你认为会否带来其他国家的效仿？
L：共和党实际上是想回归美国注重自由的传统，而且特朗普本身是企业家，他能知晓企业最受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整个税改是有一个大背景的，这些年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上一年美联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 显示近一半美国人连400美元的救急钱都拿不出。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当然也跟美国人不习惯使用现金有一定关系，但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陷入了停滞甚至是萎缩的状态。
经济的增长快慢和企业的发展速度也是有关系的，美国很多企业都留在国外，利润回不来，没有把效益创造在本土的发展上，致使人们的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就是对这种社会要求的呼应，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什么也做不成。当时提交的方案就叫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减税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关于方案的细节，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小的分歧，很多人不看好，但是特朗普身上有很明显的企业家特色，你会发现他的团队内部团结、精干，从而能够一步步推进方案的出台。如果这个税改最后能成功，那我想他的影响力会不亚于里根。
这次税改提出了四大原则，其中第一点就是简化税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以往美国人填纳税表是很痛苦的，填写两百多页的表格，耗费很长时间，但是将来可能只用填一张纸就可以了，这的确让很多家庭切实体会到了便利，社会的纳税成本也在降低。所以方案越推进到后面成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支持声。
至于效仿肯定会有的，这跟当年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带来的影响一样。当时世界上有接近30个国家跟着减税，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美国这次减税也会带来类似的效应，而且已经开始显现了，在税改方案出炉后，日本已经表示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今年初，德国、英国、法国和印度也提出了相应的减税政策，这个世界性潮流的预兆已经出来。
另外，减税后带来的政策洼地效应，对于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是很强的。这个效应可能不会马上显现，但是因为此次减税力度太大，由此带来的影响难以被忽视。
N：美国作为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这次减税会不会带动中国企业的一轮外迁潮，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L：目前来看可能影响有限，主要是中国正在实行资本管制。但是这次改革带来最主要的影响是，国际间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美国这次减税后，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0%，中国还是25%，有人说差异其实不大。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中国的企业还有增值税，有五险一金、工资税等等，另外附加税和非税收入也很高。所以综合比起来，中国的税负还是高于国际水平。
去年我提出企业面对的是“死亡税率”，引起轩然大波，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这次美国税改的方案出来，我接触到的声音很多都是在说中国的税负还是很高，还得减税的。我那时候把话说得这么重，就是想到未來会面临这样的世界性竞争局面，未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税减下来了，那么中国怎么办，很多国家都把税减下来了，中国的企业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国际市场？
减税的逻辑
N：美国税务基金会预计，税改获益最多的还是占全美家庭总收入20%的富人。对于富裕阶层获利的倾斜是此次税改遭受的质疑之一，你认为特朗普税改真的是有利于美国富人吗？
L：这的确有不少争议，但是富人在税改中收益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富人本身就应该成为受益者，特朗普从来没有回避这一点。
我在微博上提到过一个案例，叫10个酒友的故事，计算了一场模拟税改中不同阶层的收益情况，其中的结论之一是，企业家的角色长期被其他社会阶层误解，应该如何调整适用于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企业家税负，成为了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难点，所以如果富有者不受益，情况很可能变成其他阶层也跟着受损。
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上升成为富人的机会，那么当你成为企业家或者富人后，也能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说过，国家建立政府就是要保护富人的利益，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接受这种价值体系，但保护、尊重企业家—这的确就是美国税改的精神之一。
N：海外利润税的减免势必会带来海外资本的回流，那当这些资本重新涌入美国，会带动哪些领域的发展？ L：可以预料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在美国发展科技的重心在于企业，这是他们真正创新的基础。大学、科研院所都是重要的创新基地，但是真正承担这个职能的还是美国的企业，这其中市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催生了信息产业革命，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数字经济的鼻祖，也推动了80年代至今一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这个税没有减下来，那么利润就会被政府拿走，政府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配置资源，这跟把钱留在社会上，留给企业去投资、创造利润是不一样的。
我接触到不少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及中部像武汉这样的城市的企业家，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需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干，一旦放手给他们更多资金和力量，其实我们也能实现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组织管理上的创新突破。
平衡财政收入
N：供给学派推崇的拉弗曲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拐点的不可测性。不少人担忧减税会给财政收入带来巨大的压力，你怎么看？
L：美国人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参议院通过的时间是美东时间凌晨两点，因为议院里讨论和投票都是一轮轮的投票，一个个问题，到最后才有这样的结果，这些问题就包括会否带来债务危机这样的担忧。
但是美国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10月份刚通过的2018年美国财年预算中，已经做了专门的安排，为减税后的预算做出调整。例如对外援助部门的预算就被裁减了，有些地方费用的裁减幅度还很大，甚至将来美国政府会裁员；但是有些领域比如军事预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费用是增长的，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和裁减，大体上是相当的。
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在进行减税的同时，也在进行缩表和加息的举措，这是三位一体的，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它大量发行美国国债的计划，所以这个收入和支出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做减法一方面做加法。
还有，按照拉弗曲线的说法，减税实际上是做大了税基了，会有更多的人，更多企业去交税，交得起税，他的收入高了，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的，收入高了，税收也就水涨船高，收入高，税收可能还会增长。就是只是增长多少的问题。
N：根据这个思路，一个国家如何判断自己位于曲线的前半段还是在后半段？
L：这些状态会用一系列的指标反映出来，如果出现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创新力不强，回报率下降或者资本投资不赚钱的情况，这些数据都说明了政策需要做调整。
2016年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下降得很快。从最高的时候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二，今年可能在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说明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不好。还有投资的回报率从2012年开始就明显地降低了。
有人说政府的税率一直没变，不能说是税负重。尽管税率是没变，但企业面对的市场变化了，市场的利润率已经变了，这时候税率就要做出调整，否则企业的利润下降，税负也就随之增长。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是如果大量的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反映出我们的税收出了问题。
在美国，如果政府对企业有不当的管治，那么也可以被认为是税的一种。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理解了，两者在关于税的概念上有不同的差异。比如五险一金在中国是福利，在美国也被认为是税，这是观念的差异，但问题还是摆在那里。
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不同国家总税率，2016年中国的数据是68%，在世界上排第十二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高，这个数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内资本的去向值得重视。
推进中国的税改
N：你经常提到，在我们国家间接税的比例占到70%，然后直接税比重比较低，有些税比如说房产持有税基本是不征的，那需要改吗？
L：肯定是需要的。我们和美国税制的主要差异是，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所得税的特点是相对比较公平，因为它是针对利润来征收，也就是说经营赚了钱才去交税，不赚钱跟交税就没关系。我们主要是流转税，它具有累退性的特点，就是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不一定很重。它有可能带来层层的税负转嫁效应，这是明显的缺点，增值税就是流转税的一种。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也提出，逐步压缩间接税的比例，提高直接税的比例，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难度也在这里。直接税是以财产税和所得税为主，是没法转嫁的，或者转嫁难度很大，这样给大家带来的税痛感就很强。
所以现在直接税的推进很难，比如房产税，在房产成为中国人少数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一征收就会有很多力量去反对。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本来今年要进入立法修法的阶段，但是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推进非常难。
凡是涉及到直接税，会有无数的阻力，无数的陷阱，無数的人反对。按照计划，国家在2020年前会完成围绕税收法定的改革任务，目前十八个税种中只有三种是完成了立法的，现在已经是2017年年底了，剩下的三年时间去完成剩余的税法修改，可以说任务很艰巨。
N：现实中不难发现，官方的统计口径和民间的感觉总是不契合的，那么接下来推进税改，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L：我觉得需要订立一个有广泛认受性的测算标准。现在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测算标准上，应该让大家公开讨论合适的方法是什么，去决定什么标准才最接近于企业的实际水平。现在官方一般的标准是，用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跟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这样的话算出来的数据比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个点，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看上去很低，但是企业一般不认可。
企业家最关注的一点是，这个投资我能赚多少钱，所以比较赞同跟增加值比，企业的税收的负担，跟增加值这个新创的价值比，这个要算起来，那就税负要高得多。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跟利润比，企业家很赞成这样的算法。但是困难在于分子必须要算准确，分子不能把这个企业不负担的税负算进去，因为流转税中有部分企业的税负是转嫁出去的。
所以不同的计算方法能测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去讨论，可喜的一点是，我发现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积极变化。人人可以言之，才是社会可以进步的契机。我们应该继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份方案并非最终版本，接下来还会进行一系列商议和投票表决。但此次方案中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外界将其与里根时代的减税计划相提并论。
这份由同时拥有共和党和企业家身份的总统推出的税收方案，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在中国，社会上对于减税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我们能否从中看到一些启示？
为此，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从事财政学理论和财政史研究的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李炜光教授曾在去年对一百多家企业进行调研，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远比想象要高。此外，他认为应对特朗普减税，中国也应该有备，方能无患。
N-南风窗L -李炜光
世界性的减税潮流
N：这次税改方案，是美国近30年力度最大的一次税法调整。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什么奥巴马不做，特朗普却做了？你认为会否带来其他国家的效仿？
L：共和党实际上是想回归美国注重自由的传统，而且特朗普本身是企业家，他能知晓企业最受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整个税改是有一个大背景的，这些年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上一年美联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 显示近一半美国人连400美元的救急钱都拿不出。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当然也跟美国人不习惯使用现金有一定关系，但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陷入了停滞甚至是萎缩的状态。
经济的增长快慢和企业的发展速度也是有关系的，美国很多企业都留在国外，利润回不来，没有把效益创造在本土的发展上，致使人们的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就是对这种社会要求的呼应，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什么也做不成。当时提交的方案就叫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减税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关于方案的细节，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小的分歧，很多人不看好，但是特朗普身上有很明显的企业家特色，你会发现他的团队内部团结、精干，从而能够一步步推进方案的出台。如果这个税改最后能成功，那我想他的影响力会不亚于里根。
这次税改提出了四大原则，其中第一点就是简化税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以往美国人填纳税表是很痛苦的，填写两百多页的表格，耗费很长时间，但是将来可能只用填一张纸就可以了，这的确让很多家庭切实体会到了便利，社会的纳税成本也在降低。所以方案越推进到后面成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支持声。
至于效仿肯定会有的，这跟当年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带来的影响一样。当时世界上有接近30个国家跟着减税，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美国这次减税也会带来类似的效应，而且已经开始显现了，在税改方案出炉后，日本已经表示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今年初，德国、英国、法国和印度也提出了相应的减税政策，这个世界性潮流的预兆已经出来。
另外，减税后带来的政策洼地效应，对于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是很强的。这个效应可能不会马上显现，但是因为此次减税力度太大，由此带来的影响难以被忽视。
N：美国作为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这次减税会不会带动中国企业的一轮外迁潮，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L：目前来看可能影响有限，主要是中国正在实行资本管制。但是这次改革带来最主要的影响是，国际间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美国这次减税后，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0%，中国还是25%，有人说差异其实不大。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中国的企业还有增值税，有五险一金、工资税等等，另外附加税和非税收入也很高。所以综合比起来，中国的税负还是高于国际水平。
去年我提出企业面对的是“死亡税率”，引起轩然大波，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这次美国税改的方案出来，我接触到的声音很多都是在说中国的税负还是很高，还得减税的。我那时候把话说得这么重，就是想到未來会面临这样的世界性竞争局面，未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税减下来了，那么中国怎么办，很多国家都把税减下来了，中国的企业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国际市场？
减税的逻辑
N：美国税务基金会预计，税改获益最多的还是占全美家庭总收入20%的富人。对于富裕阶层获利的倾斜是此次税改遭受的质疑之一，你认为特朗普税改真的是有利于美国富人吗？
L：这的确有不少争议，但是富人在税改中收益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富人本身就应该成为受益者，特朗普从来没有回避这一点。
我在微博上提到过一个案例，叫10个酒友的故事，计算了一场模拟税改中不同阶层的收益情况，其中的结论之一是，企业家的角色长期被其他社会阶层误解，应该如何调整适用于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企业家税负，成为了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难点，所以如果富有者不受益，情况很可能变成其他阶层也跟着受损。
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上升成为富人的机会，那么当你成为企业家或者富人后，也能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说过，国家建立政府就是要保护富人的利益，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接受这种价值体系，但保护、尊重企业家—这的确就是美国税改的精神之一。
N：海外利润税的减免势必会带来海外资本的回流，那当这些资本重新涌入美国，会带动哪些领域的发展？ L：可以预料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在美国发展科技的重心在于企业，这是他们真正创新的基础。大学、科研院所都是重要的创新基地，但是真正承担这个职能的还是美国的企业，这其中市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催生了信息产业革命，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数字经济的鼻祖，也推动了80年代至今一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这个税没有减下来，那么利润就会被政府拿走，政府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配置资源，这跟把钱留在社会上，留给企业去投资、创造利润是不一样的。
我接触到不少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及中部像武汉这样的城市的企业家，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需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干，一旦放手给他们更多资金和力量，其实我们也能实现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组织管理上的创新突破。
平衡财政收入
N：供给学派推崇的拉弗曲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拐点的不可测性。不少人担忧减税会给财政收入带来巨大的压力，你怎么看？
L：美国人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参议院通过的时间是美东时间凌晨两点，因为议院里讨论和投票都是一轮轮的投票，一个个问题，到最后才有这样的结果，这些问题就包括会否带来债务危机这样的担忧。
但是美国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10月份刚通过的2018年美国财年预算中，已经做了专门的安排，为减税后的预算做出调整。例如对外援助部门的预算就被裁减了，有些地方费用的裁减幅度还很大，甚至将来美国政府会裁员；但是有些领域比如军事预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费用是增长的，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和裁减，大体上是相当的。
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在进行减税的同时，也在进行缩表和加息的举措，这是三位一体的，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它大量发行美国国债的计划，所以这个收入和支出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做减法一方面做加法。
还有，按照拉弗曲线的说法，减税实际上是做大了税基了，会有更多的人，更多企业去交税，交得起税，他的收入高了，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的，收入高了，税收也就水涨船高，收入高，税收可能还会增长。就是只是增长多少的问题。
N：根据这个思路，一个国家如何判断自己位于曲线的前半段还是在后半段？
L：这些状态会用一系列的指标反映出来，如果出现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创新力不强，回报率下降或者资本投资不赚钱的情况，这些数据都说明了政策需要做调整。
2016年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下降得很快。从最高的时候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二，今年可能在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说明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不好。还有投资的回报率从2012年开始就明显地降低了。
有人说政府的税率一直没变，不能说是税负重。尽管税率是没变，但企业面对的市场变化了，市场的利润率已经变了，这时候税率就要做出调整，否则企业的利润下降，税负也就随之增长。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是如果大量的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反映出我们的税收出了问题。
在美国，如果政府对企业有不当的管治，那么也可以被认为是税的一种。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理解了，两者在关于税的概念上有不同的差异。比如五险一金在中国是福利，在美国也被认为是税，这是观念的差异，但问题还是摆在那里。
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不同国家总税率，2016年中国的数据是68%，在世界上排第十二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高，这个数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内资本的去向值得重视。
推进中国的税改
N：你经常提到，在我们国家间接税的比例占到70%，然后直接税比重比较低，有些税比如说房产持有税基本是不征的，那需要改吗？
L：肯定是需要的。我们和美国税制的主要差异是，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所得税的特点是相对比较公平，因为它是针对利润来征收，也就是说经营赚了钱才去交税，不赚钱跟交税就没关系。我们主要是流转税，它具有累退性的特点，就是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不一定很重。它有可能带来层层的税负转嫁效应，这是明显的缺点，增值税就是流转税的一种。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也提出，逐步压缩间接税的比例，提高直接税的比例，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难度也在这里。直接税是以财产税和所得税为主，是没法转嫁的，或者转嫁难度很大，这样给大家带来的税痛感就很强。
所以现在直接税的推进很难，比如房产税，在房产成为中国人少数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一征收就会有很多力量去反对。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本来今年要进入立法修法的阶段，但是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推进非常难。
凡是涉及到直接税，会有无数的阻力，无数的陷阱，無数的人反对。按照计划，国家在2020年前会完成围绕税收法定的改革任务，目前十八个税种中只有三种是完成了立法的，现在已经是2017年年底了，剩下的三年时间去完成剩余的税法修改，可以说任务很艰巨。
N：现实中不难发现，官方的统计口径和民间的感觉总是不契合的，那么接下来推进税改，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L：我觉得需要订立一个有广泛认受性的测算标准。现在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测算标准上，应该让大家公开讨论合适的方法是什么，去决定什么标准才最接近于企业的实际水平。现在官方一般的标准是，用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跟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这样的话算出来的数据比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个点，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看上去很低，但是企业一般不认可。
企业家最关注的一点是，这个投资我能赚多少钱，所以比较赞同跟增加值比，企业的税收的负担，跟增加值这个新创的价值比，这个要算起来，那就税负要高得多。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跟利润比，企业家很赞成这样的算法。但是困难在于分子必须要算准确，分子不能把这个企业不负担的税负算进去，因为流转税中有部分企业的税负是转嫁出去的。
所以不同的计算方法能测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去讨论，可喜的一点是，我发现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积极变化。人人可以言之，才是社会可以进步的契机。我们应该继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