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近，一篇《八十年代的青年有多英勇，今天的人已经不知道了》的文章刷到10万+的阅读量，在讨论明星八卦的文章屡成爆款的当下，文化随笔能够引起诸多共鸣，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俗在横行，但雅并未被消解。
　　这篇文章大篇幅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诗坛，当时《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诗歌节”，邀请了顾城、舒婷和杨炼等当代知名青年诗人，那时的诗人是顶级的流量明星，走到哪儿都能唤起人山人海的簇拥。
　　如今提到新诗，往往有一种被妖魔化的论调，“一句话断成几行”的简单概述，也让新诗备受争议。被误解的新诗，在口水话满屏的互联网时代，似乎翻身无望。如果重回“五四”的语境，对新诗的误解，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消除。
　　鸦片战争以后，旧体诗僵化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咆哮、激辩的民族文学。新诗作为艺术表现力更顽强的文学形式，受到了改良派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应运而生。
　　“贼是暗地偷，狗是背地咬，都是乘人不见到。怎样田主凶得很，明吞面抢真强盗！”这是新诗倡导者刘大白的作品，跟同时期的多数诗人一样，诗风犀利，剑指腐朽，关注现实。这首《田主来》更是直接揭露了特权阶级的贪婪与残暴，正因为新诗撼动了既得利益秩序，被旧式文人骂为“驴鸣狗吠”。
　　作为新诗领路人的胡适，花了3年的工夫，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他在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可见，当时的新诗革命不仅是简单的文化变革，更是一场文人与腐朽文化的决裂。
　　上世纪60年代末，当代诗歌迎来黄金时期的黎明时分。在农村插队的郭路生，蜗居在蚊蝇乱飞的简陋农舍里，面对精神与文化的残垣断壁，写出了激情澎湃的诗歌：“我要用手指那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一声呐喊，喊出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痛与快、自尊与自重。
　　80年代的北京玉渊潭公园，经常有诗歌朗诵会，当事人回忆，“导演陈凯歌那时还是电影学院学生，也来帮我们朗诵，近千名听众兴致盈然地欣赏那些费解的诗作。”
　　诗歌是需要朗诵的文字，需要在公园的草坪上大声咆哮，需要在沸腾的空气中疯狂散播，需要在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慢慢传染，没有朗诵的公共空间，诗歌的颓废理所当然。上世纪90年代，文化多样性带来丰富咨询的同时，又粉碎了人们的理想和乡愁。学者孙郁在《远去的群落》一文中指出，他们如此鲜活，乃是因为“那一群人做出了超乎常人的生活选择”。
　　曾经跟某位诗人谈起，我们如今为什么不再读诗歌了。他说，诗歌仍然在，就像埋在落叶下的种子。他们当年把诗歌写在笔记本甚至草纸上，如今对着液晶屏幕，时常“便秘”。我想这种现代病，是艺术创作者的通病吧。
　　“诗歌不会死”，一名叫老贺的书商曾经对我说。他以前常混迹于那些文友诗会中，上世纪90年代不少脍炙人口的图书作品，都出自他的策划。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一名绰号叫“屠夫”的警察盯上了他，几次要约他谈话，但都被老贺回避。后来实在是无法回避，他被迫单刀赴会。一进门，“屠夫”瞪着他足足两分钟没有说话，最后终于吐露心声：“我多少个夜晚挑灯苦读你的书，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已经哭过几回了！”这一番话让老贺眼泪唰地就流了下來，他说，这是文字力量的温情。
　　前两年，笔者曾联系诗人芒克，身份已是画家的他对于当年的“英勇”早就不想提及，他的冷漠，是生活磨砺的结果。柴米油盐、信息爆炸，人们无所适从，越来越多人缅怀上世纪80年代的单纯和执着，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谈，不等于就不存在了，正如老贺说的，“诗歌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