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陈其美

　　陈家祖辈排名沿用“延其祖泽，绍乃家风”八字，我刚好位列“泽”字辈，今已年近古稀。提到陈氏家族，国内似乎大都知晓果夫、立夫，往往忘记陈家是从我的祖父，陈英士（陈其美）先生开始。当年他与黄兴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左右股肱。到陈英士筹备二次革命时，黄兴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太高，不切实际，早已离开孙中山先生，故左右臂膀只剩下一个。
　　彼时孙中山已意识到不可再寄望于军阀团结统一中国，于是为中华民国设置蓝图，将其设定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阶段。进入军政时期前的第一步准备即组建军队，与孙中山同在日本的陈其美准备回国金筹备。当时袁世凯已放出话来，许诺给陈英士一笔钱，请他到国外考察，实则让他出国当寓公，不再插手此事，陈其美拒绝。袁世凯摆明了讲，没关系，这笔钱总会用在你身上。这是他给陈英士最后的警告，那时宋教仁已经被暗杀。
　　孙中山不愿让陈英士回国，陈不肯，却介绍一个年轻人给他，说假如我革命中途发生意外，你可以“期待其美者，以期待于介弟”。这个年轻人，就是蒋介石。又因担心蒋介石声望不足，便邀黄郛与蒋，三人结拜为兄弟。
　　当时与祖父一起革命的还有陈果夫，果夫是字，他本名陈祖焘。我也有字，曰“达世”，取自孔子“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有兼顾天下之意，这是小时父亲为我取的，但我们这代人已经没人用字称呼了。
　　我1946年生于南京，早年父亲在南京借朋友的钱盖了一栋宅子。两岁时，中华民国的政局不容乐观，父亲带着全家搬离大陆。到70年代末，父亲时常叮嘱我以后回大陆把钱还给他的朋友，我总是对父亲一口交代后事的语气很不耐烦，叫他别多想，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时还以为这是孝顺，如今想来着实后悔。
　　撤离时，我依稀记得自己哭着喊着舍不得一把玩具关刀，姐姐安慰我：“哥哥帮你藏天花板上啦，将来回来的时候记得取！”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句哄人的话，且不说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这偌大的宅子有没有天花板都是问题。
　　但彼时彼地，跟随民国政府赴台的人大多是抱着很快就会回来的想法离开大陆的。那时的台湾一片萧条，虽1945年就已光复，但之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破败景象还没来得及改善。许倬云曾在书《历史大脉络》里提到自己48年登岛后的经历：
　　“铁路桥梁大多在轰炸中受损，原有桥墩常以枕木叠架为支撑，火车过桥必须减速慢行，乘客还须下车，从便桥步行到了对岸才可登车。台北到台南，车行须十余小时。粮食供应不足，往往须以番薯补充米粮。儿童的饼干，掺了不少杂粮粉，颜色黑黄疲软。一般百姓，衣服不过几件棉布单夹衫裤;天寒时，一层加上一层而已。大多数平民至多一双皮鞋;农村儿童经常赤足，在上学时才可穿鞋。台湾房屋，乡间是华南式农居，城内房屋大半为日式，八叠“榻榻米”（席）的房间，往往睡上五六人。我们曾有17人挤在18席房屋的经历，我与舍弟下半身躺在父母竹床下，上半身则在通道上！”
　　外省人的人口压力加上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物价飞涨，台币飞速贬值（1956年，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人口普查，其中非台籍人口约93万人，加上未设籍军人27万人，共约121万人，约占当时台湾人口937万人中的13%）。听长辈说，老蒋当时是凭着从上海的“中央银行”运来的仅剩一船黄金，邀请各国的财政部长来看，确认以后才发行新台币的。

大年初一，蒋介石给祖母拜年

　　我们随父亲在香港辗转了一两年，后来举家搬到台湾。开始在台中市市长陈宗熙家住了一年（那个年代，提到陈家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后来搬到台北，住在空军总司令部后面的巷子里。那时我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家里住的是一套日式房子，灰白的水泥院墙外面就是狭窄的街道，马路勉强可以通过两辆汽车。
　　巷底就是空军眷属的住所，这也是台湾八百多个眷村中的一个。前院是办公区，后面是员工宿舍。上小学时，每天下午，在家巷里总能看到帽檐开着梅花的上校骑着脚踏车从马路上经过，整个车子破旧得被我们笑称为“除了铃铛什么都响”，一路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脚踏车的龙头上总吊一根稻草，买到的韭菜、白菜拿报纸一卷， 用稻草一吊就回家了。
　　眷村里住的各省人都有，各家大多用竹篱笆编起墙，把院子和弄堂隔离开来。但住在弄堂里的人大多是相熟的同事，一到饭点，每家每户就传来不同地方特色的饭菜香味，在眷村狭窄的巷子里飘来飘去。这可馋坏了各家的孩子，他们便跑到不同的人家蹭吃。所以眷村的孩子总是很团结，他们有自己的帮派，因村子叫作“正义东村”、“正义新村”，太保帮也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正义帮”，平时谁敢欺负一个，就出来一群。
　　当时全台湾都穷得要死，父亲当时是台湾交通银行的秘书处秘书，家里买不起皮鞋，我就穿布鞋或球鞋上学。台湾本地的孩子，穷一点的人家只能光着脚去。后来有一次，老蒋接我们到他官邸去，父母给我买了一双皮鞋穿。在老蒋家，午饭跟晚饭之间吃了茶和点心，我第一次吃到春卷，也是在他家吃的。
　　到了过年，终于有好饭吃。碰到长辈就有红包，院子里冲天炮电光炮噌噌响。家里还保留着湖州老家的习俗，正月十五之前不起火，除夕剩下的饭菜叫“啪嗒”，意同其音，冷了“啪嗒”一声掉出来。最好吃的是的“一品锅”，锅里煮着一只鸡、一只肘子、一坨带骨火腿、大白菜、粉条、肉丸子……好吃得要死要活！
　　每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多，老蒋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给他的“嫂子”——祖母姚文英拜年。我家门口因此铺上了柏油路。后来又怕照顾不周，亲自为祖母租了一个院子，请了护士照顾。

在台湾讲道地湖州话

　　我小学上的是国语实验小学。当时民国政府来台后，各省人方言不同，交流起来很不方便。政府专门设立了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岛推行国语。这与原先的政策分不开。当时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犹如一盘散沙，就是在抗战的时候，临时政府搬到重庆称为“陪都”，半壁江山都被日本占了，重庆人还称呼外地去的人为“下江人”或是“脚底下人”。政府认为，中华民族不团结大多是因为语言不通。
　　即使是在国语小学，老师们讲课时也都南腔北调。上博物课，老师一口福州口音：“啊煤哪，煤有无烟煤哪，有烟煤哪。”我们在台下听着都愣了。
　　同学们在学校讲国语，回家便自动转换为家乡话。我和家人也讲国语，但长辈们之间讲湖州话，我耳濡目染也学了七八分。1995年湖州市政府重建的陈英士陵寝竣工，国务院邀请我回去。交谈时，当地的官员说：“你的湖州话用词和我们祖母辈一样！”原来腔调和用词都有些变了。
　　老蒋的国语也很不标准，但他自以为很标准。每年元旦，他都用浙江奉化口音宣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开场白永远都是“全国军民同胞们”。他和我大伯父（陈果夫）时常对讽：“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听果夫打官话！”果夫回讽，算了，你这国语还跟我比。果夫生前讲笑话：当初老蒋到处打仗，到了行辕，某副官问，委员长，今天晚上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他说吃“弯砖”。副官晚上把一块瓦洗得干干净净的，端上来给他，老蒋一看傻了。后来副官才知道，浙江人叫虾子是“弯转”。
　　当时，中小学生在校要遵守“发禁”，发式由教育部统一规定，男生统一为陆军装发型，俗称“三分头”;女生则是清一色的西瓜皮式齐耳短发，俗称“清汤挂面”。小学的校服是齐刷刷的卡其色，我总是穿哥哥姐姐留下来的。卡其布面料很厚，有一次上学的时候，洗了还没干，湿答答地滴着水。我怕没穿校服被老师骂，打死不肯去学校。母亲请串门的张伯伯带我去，说张伯伯和老师是好朋友，他帮你解释老师不会骂你的。去了之后，我又害怕得不敢下车，张伯伯让我骑在他肩膀上，一到校门口就听到校长厉声喊道：“下来！像什么样子。”后来才知道，张伯伯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其昀。
　　中学最有趣的是童子军课。“童子军”早年从英国引入，教小孩子怎么适应集体生活，成为有用的公民。敬起礼来，三根手指伸在额前（分别代表智仁勇），头戴船形帽。上课时教我们如何登山、搭帐篷、生火，制作的火媒棒，在野外一点就着。每天还要“日行一善”，所以有了大家抢着扶老奶奶来回过马路的笑话。

　　小时候，一家人常去戏院看京剧，我父母都特别喜欢，姐姐也迷得要死。他们看的是腔调，这是梅派那是程派分得清清楚楚。我只觉得他们唱得好慢，又听不太懂，不过他们翻滚很棒。剧校里的小孩从小就要学翻跟头，练苦功，说一口很标准的京腔。

太保往事

　　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流行生力面，大概是仿照日本方便面的技术做的，报纸上漫画总是很夸张，吃了生力面可以空手与虎豹搏斗。现在提起来，一说知道生力面就泄露了你的年龄。
　　那时人们思想还很传统，《传记文学》上经常刊登国民党老兵的回忆录，有的说老蒋等人均是星辰下凡，还有和委员长握过手3个月不准人家碰的记述。
　　我初中开始看武侠小说，街上书摊都有卖。金庸的书名义上是被禁的，他书里有意拍共产党马屁，《大漠英雄传》（原名《射雕英雄传》，因“射雕”二字出自毛泽东词被改）里讲天下5个最厉害的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星朝阳，指的就是五星旗。还有一些讲大陆的书，什么《异域》，说是不准卖，不过是不能明着摆出来，到书摊上一问，总是有货。我对大陆的了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正血气方刚的男孩子，很多都喜欢混太保。那时台湾太保帮派系众多，每个帮派有自己的地盘。我先是加入“铁盟”（即由一群铁路局职员子弟组成），后来又加入了万国帮，再后来是卍字帮。当时万国帮下设“黄牛帮”，“中华商场二十一兄弟”云云，地盘上大多是些摆零售摊的穷人，我们就保护那些商贩不被外人欺负，自认为是在“替天行道，伸张正义”，从不收保护费。后来那些商贩跟我关系很好，一见到我就用台湾话喊“姓陈的，过来喝我们汽水！”或是“哇你这个鞋子够了，过来过来，我帮你擦！”
　　当时跟其他帮派谈判，为了示狠，一根香烟拿起来就往胳膊上扎，痛得要死还装着很横，放出话来：“现在事情打算怎么办！”后来因为惹了事情，几次三番从学校退学，父亲百般无奈把我送到了香港辅仁书院。书院的训导主任和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谈恋爱，我实在看不惯，总和他对着干，后来追杀他，又被学校赶了出来。
　　在香港打台球时，又结识了一帮同样台湾来的太保帮朋友。我们当时流行喇叭裤，脚下带风，鞋底专门钉了钉子，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一拖冒出小火花。当时我们根本看不起香港的阿飞，一个个皮鞋擦得雪亮，西装裤穿很高，裤管细得要死，白袜子顶上一道红杠一道绿杠地露出一截，西装扣得很低，再戴个黑框墨镜，戴罗宾汉帽子，旁边还插根羽毛。打架的时候，两手手指交叉，戴上很薄很光滑的鹿皮手套。我们平时走哪坐哪，浑身脏兮兮的，一看他们，公子哥嘛，还没等他们戴好手套，我们就上去一顿收拾，把这群“花货”打得半死。

蒋纬国的政治笑话

　　后来回台湾上高中。学校有“三民主义”课，什么“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什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通”，当时听着很无聊，现在想想真是有道理。当时要求背诵的“中华民族必须通过向心力的结合，经过同化的阶段变成一家人……”，每个月还得月考。地理课上讲中国地理，“35行省，12院辖市，西藏蒙古两地方”，所以到现在，在台湾买的地图上，中国版图还是像秋海棠，绝不是老母鸡。

　　台湾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军事演习，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但美国政府一直从中阻拦。原因很简单，它不希望中国统一。当时大陆正值“文革”，我一个正在服兵役的高中同学突然接到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在基隆港，随时准备出发，反攻大陆。部队里一个士兵觉得活着回来无望，就跑去教堂做最后的忏悔，结果被牧师听了去。这些牧师属于台湾某教会，他们大多有着美国CIA背景，于是马上通知美国。结果第二天，台湾先头部队出海，发现美国旗舰队早已阻拦在台湾海峡。
　　由于被太多学校退学，高中毕业后我已经23岁。我申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行前因为祖父伯父都是国民党官员，我也选择了加入国民党。直到李登辉上台，抛弃了三民主义，又量身修改了五权宪法，我气愤至极，从此不去报到，决心当起了“失联党员”。那时入党的人不多，除非家人或朋友是党员，否则国民党不在大家的生活圈。
　　当时台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蒋家人自己也拿来说笑：试问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第一届：蒋介石;第二届：于右任（余又任）;第三届：吴三连（吾三连）;第四届：赵元任（照原任）;第五届：赵丽莲（照例连）。
　　后来蒋经国当了总统，台湾新闻界邀请蒋纬国出席他们的宴会，蒋纬国到场之前，他们纷纷猜测蒋纬国会不会升官。蒋纬国年轻时在德国留学，特别遵守时间观念，每次都早5分钟到，整理一下衣服，到点推门进去。一进门，大家纷纷屏气凝神，等着他发言。他说：“你们邀请我来了，怎么也没听到有人恭喜我？”这一来，大家扯开嗓子开始争论，看来真的是升职了！纬国说：“当然应该恭喜我，民国十六年，我当上总统的儿子，后来多次连任总统的儿子，前几天，我又升任了总统的弟弟。”蒋纬国用政治笑话的方式，把蒋家受人诟病的地方自己讲出来了。
　　蒋纬国待我很好，一次他和我父亲说，别看泽祯是你的儿子，有些话他跟我讲还不跟你讲呢。
　　之前随民国政府来台的很多军人，退休之后被称为荣民，生活上孤苦无依。之前老蒋在世时，小蒋成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设公司，制作一种叫“荣冠可乐”的饮料，荣民们跑去拿给老蒋喝，老蒋又是一口浙江话：“这个荷兰水（称汽水为荷兰水）不错！”同时还设有“荣民工程处”，雇荣民们修建横贯公路，打通中央山脉，为台湾十大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老兵学过爆破，干起活来个个是好手。
　　硕士毕业后，我在台湾《联合报》做东京特派员。当时驰骋报界，被很多日本同道称为“新闻教父”。1991年“动员戡乱”的戒严令要解除时，日本收视率17%的新闻节目“News Station”（全世界新闻节目收视率超过10%的不超过10个）来找我，让我帮忙找人在台湾接应他们。结果解禁后第二天他们就回来了，他们本以为台湾人会放鞭炮到处庆祝，结果到了街上，一切照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台独”分子李登辉上台后，我一气之下去了美国。国民党在绿营分子的煽动下，早已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为整个国家考虑了，台湾的台独气氛越来越严重。陈水扁刚刚当选总统时，台南一个公园里挂牌子写：“外省猪与狗不得进入。”我当时看到气得要死。
　　后来我告诫女儿说，以后不要把台湾当作家乡，你们的家乡在浙江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