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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移民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旅游研究者的关注。简单来说，生活方式移民的实践是由对“更好的生活”的渴望所驱动的。而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为个体建构了理想的目的地，也为不具备经济条件的潜在移民者提供了在目的地从事生产性活动以维持生计的可能，从而极大推动了生活方式移民，尤其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发展。目前，从中心城市“逃离”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边缘的旅游村镇经营客栈、咖啡馆，已经为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城市新兴中产阶层）中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选择。
而他们对所谓的“更好的生活”的愿景，往往是起始于对现代性生活的“恶”的一面的批判和逃离。这种“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经验的碎片化、时间的虚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方面。虽然对这些“恶”的批判在理论上可以导向多种不同的乌托邦愿景，但对于生活方式企业主移民来说，他们所追求的乌托邦生活往往是基于浪漫主义传统的。它不仅仅强调对自然、情感和原真性的追求，还呼吁对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复兴。但根据笔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众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实践即使说不上失败，也是短暂的。正如乌托邦一词的含义——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所暗示的那样，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生活实际上潜藏着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下文将从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3个关键词——移民、旅游业、生活方式——为切入点阐述其乌托邦实践中的内部张力。
一、 移民：生活在别处
移民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寻找乌托邦的第一步。作为对现代生活的抵抗，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空间上的逃避主义。这种逃避的尝试是以空间的异质性为前提的。受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通常将其目的地指向与城市对立的乡村地区。城乡之間的二元对立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始于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因工业化成为现代社会变迁的展演舞台，而乡村因发展迟滞则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也随之被建构成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表征之一。这样一来，城乡之间的分化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一个面向过去，而另一个则面向未来。因此，这种时空上的异质性使得潜在移民将乡村地区视为抵御现代性的“恶”的庇护所。
在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是一种“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与“未来主义乌托邦”（futuristic utopia）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相对，“怀旧的乌托邦”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试图从过去的稳定性中寻求保护1。正如Boym指出的，怀旧不仅是“一种失落和流离失所的情感”，还是“一种与自己的幻想的浪漫纠葛”2。在前一层意义上，乡村因其尚未被现代性袪魅而保有让人感到本体性安全的确定感，使得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将其建构为他们需要回归的“失落家园”。后一层意义则提醒我们，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怀旧所面向的通常是幻想而非现实。它是一种对过去状况的“迭代”（iteration）而非重复，与其说它来自个体经验，不如说它来自大众传媒的社会想象。
二、旅游业：普通人的乌托邦
在当代社会，包括建筑学、艺术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多种力量都参与到怀旧的乌托邦的制造中。在一些乡村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以乌托邦为名的实验性方案，如“碧山计划”“设计丰收”等项目。这些方案寄希望于将艺术、设计和建筑引入乡村，以重塑一种新的乡村形态。然而，这些项目通常因其精英化的属性，使普通人难以参与其中。
与这些精英主导的计划相比，旅游产业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更受欢迎、更可行的乌托邦方案。一方面，这是因为旅游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或者超越性的维度。旅游被视为对“正常”现代生活的偏离，一些学者甚至将其社会功能与革命相比较，认为两者都表达了改变当前社会秩序和规范的意愿3。在许多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话语系统里，也往往都充斥着“乌托邦”“天堂”等字样。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旅游业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逃离的唯一选择。首先，相比能给人带来乌托邦式体验的旅游业，传统行业往往无法提供能达到潜在移民“理想”标准的工作机会。其次，旅游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也使得从事旅游业对普通人来说具有更大的可行性4。因此，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选择旅游业作为其乌托邦生活的基础并非偶然。
三、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
如果我们把移民和旅游产业看作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愿景的骨架，那么生活方式则可以理解为它的血肉，它所体现的是这一乌托邦愿景中最细致而微的抵抗实践。虽然生活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个人的，但很多学者指出它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如吉登斯所说，生活方式的选择实际是一种自我身份建构的表征，它体现的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政治，是一种不以权威或社会结构为目标，而是以身份转换和个体变革为目标的“选择的政治”5。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实践也具有其政治意涵。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更好的生活”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当代生活方式运动中找到它的政治原型，如慢生活运动和主动简朴运动（voluntary simplicity）67。这些生活方式运动的政治诉求包括对现代性的时间观、消费主义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和改变。因此，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实践也在此种意义上向中国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发起了挑战。而这些挑战因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是持续的而非偶发的，是非正式的而非有组织的，是弥散的而非集中的，于是比传统的反抗形式更灵活、更有穿透性。
四、 乌托邦迷思的袪魅
虽然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提供了一种乌托邦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却似乎并非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真正通向“更好的生活”，因为这一方案本身存在着内部的结构性矛盾。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始于空间的异质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空间扩张却不断消弭着这种异质性。按照哈维的观点，资本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及其随之引发的危机的重要途径。哈维把这种为了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地域扩张称之为“空间修复”1。为了更有效地通过空间进行资本积累，旧的景观不断被破坏，新的景观不断被创造，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空间同质化的过程，或如Ritzer和Ryan所称的“虚无化”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边缘”的地方被同化到资本市场的体系中。虽然这种空间生产主要存在于城市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地区可以免受其害。当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们把怀旧目标指向乡村时，乡村和乡村生活就成为可以被消费和“殖民”的对象。而旅游业在促进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实验性乌托邦方案依靠艺术或建筑的力量不同，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方案依靠的是旅游产业，因此，这种乌托邦本质上是资本的产物。一方面，旅游乌托邦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商品化、寻求原真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只能依靠自身的商品化而存在。这就是为何旅游目的地大都无法避免资本推动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3。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为开设小企业而对乡村的营造和重构，实质上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之一。因此，旅游乌托邦本质上是具有自我缺陷的。
因为依赖于旅游业，这些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日常生活式的反抗往往也是脆弱的，面临被主流社会所收编的困境。随着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和竞争的加剧，许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因其非专业的经营态度和技能，往往陷入经营的困境。其中一些企业主便将其“浪漫化的”生活方式重构为一种营销资源和经营噱头，以此迎合那些同样怀有对现代社会的浪漫主义批判的、渴望“非现代”生活方式的利基旅游市场4。这无疑是其乌托邦生活方式的一种异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别处”的乌托邦世界不可避免地在资本的空间扩张中消弭;所谓的为普通人制造的旅游乌托邦也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幻象;而作为微观政治的生活方式抵抗也可能因其商业基因而沦为一种营销资源。可以说，这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方案所潜在的、难以解决的内在危机，也是其乌托邦实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该系青年副研究员;收稿日期：2021-08-22）
而他们对所谓的“更好的生活”的愿景，往往是起始于对现代性生活的“恶”的一面的批判和逃离。这种“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经验的碎片化、时间的虚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方面。虽然对这些“恶”的批判在理论上可以导向多种不同的乌托邦愿景，但对于生活方式企业主移民来说，他们所追求的乌托邦生活往往是基于浪漫主义传统的。它不仅仅强调对自然、情感和原真性的追求，还呼吁对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复兴。但根据笔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众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实践即使说不上失败，也是短暂的。正如乌托邦一词的含义——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所暗示的那样，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生活实际上潜藏着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下文将从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3个关键词——移民、旅游业、生活方式——为切入点阐述其乌托邦实践中的内部张力。
一、 移民：生活在别处
移民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寻找乌托邦的第一步。作为对现代生活的抵抗，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空间上的逃避主义。这种逃避的尝试是以空间的异质性为前提的。受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通常将其目的地指向与城市对立的乡村地区。城乡之間的二元对立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始于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因工业化成为现代社会变迁的展演舞台，而乡村因发展迟滞则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也随之被建构成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表征之一。这样一来，城乡之间的分化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一个面向过去，而另一个则面向未来。因此，这种时空上的异质性使得潜在移民将乡村地区视为抵御现代性的“恶”的庇护所。
在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是一种“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与“未来主义乌托邦”（futuristic utopia）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相对，“怀旧的乌托邦”作为一种防御机制，试图从过去的稳定性中寻求保护1。正如Boym指出的，怀旧不仅是“一种失落和流离失所的情感”，还是“一种与自己的幻想的浪漫纠葛”2。在前一层意义上，乡村因其尚未被现代性袪魅而保有让人感到本体性安全的确定感，使得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将其建构为他们需要回归的“失落家园”。后一层意义则提醒我们，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怀旧所面向的通常是幻想而非现实。它是一种对过去状况的“迭代”（iteration）而非重复，与其说它来自个体经验，不如说它来自大众传媒的社会想象。
二、旅游业：普通人的乌托邦
在当代社会，包括建筑学、艺术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多种力量都参与到怀旧的乌托邦的制造中。在一些乡村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以乌托邦为名的实验性方案，如“碧山计划”“设计丰收”等项目。这些方案寄希望于将艺术、设计和建筑引入乡村，以重塑一种新的乡村形态。然而，这些项目通常因其精英化的属性，使普通人难以参与其中。
与这些精英主导的计划相比，旅游产业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更受欢迎、更可行的乌托邦方案。一方面，这是因为旅游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或者超越性的维度。旅游被视为对“正常”现代生活的偏离，一些学者甚至将其社会功能与革命相比较，认为两者都表达了改变当前社会秩序和规范的意愿3。在许多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话语系统里，也往往都充斥着“乌托邦”“天堂”等字样。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旅游业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逃离的唯一选择。首先，相比能给人带来乌托邦式体验的旅游业，传统行业往往无法提供能达到潜在移民“理想”标准的工作机会。其次，旅游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也使得从事旅游业对普通人来说具有更大的可行性4。因此，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选择旅游业作为其乌托邦生活的基础并非偶然。
三、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
如果我们把移民和旅游产业看作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愿景的骨架，那么生活方式则可以理解为它的血肉，它所体现的是这一乌托邦愿景中最细致而微的抵抗实践。虽然生活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个人的，但很多学者指出它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如吉登斯所说，生活方式的选择实际是一种自我身份建构的表征，它体现的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政治，是一种不以权威或社会结构为目标，而是以身份转换和个体变革为目标的“选择的政治”5。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实践也具有其政治意涵。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更好的生活”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当代生活方式运动中找到它的政治原型，如慢生活运动和主动简朴运动（voluntary simplicity）67。这些生活方式运动的政治诉求包括对现代性的时间观、消费主义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和改变。因此，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实践也在此种意义上向中国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发起了挑战。而这些挑战因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是持续的而非偶发的，是非正式的而非有组织的，是弥散的而非集中的，于是比传统的反抗形式更灵活、更有穿透性。
四、 乌托邦迷思的袪魅
虽然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提供了一种乌托邦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却似乎并非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能够真正通向“更好的生活”，因为这一方案本身存在着内部的结构性矛盾。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始于空间的异质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空间扩张却不断消弭着这种异质性。按照哈维的观点，资本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及其随之引发的危机的重要途径。哈维把这种为了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地域扩张称之为“空间修复”1。为了更有效地通过空间进行资本积累，旧的景观不断被破坏，新的景观不断被创造，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空间同质化的过程，或如Ritzer和Ryan所称的“虚无化”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边缘”的地方被同化到资本市场的体系中。虽然这种空间生产主要存在于城市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地区可以免受其害。当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们把怀旧目标指向乡村时，乡村和乡村生活就成为可以被消费和“殖民”的对象。而旅游业在促进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实验性乌托邦方案依靠艺术或建筑的力量不同，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方案依靠的是旅游产业，因此，这种乌托邦本质上是资本的产物。一方面，旅游乌托邦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商品化、寻求原真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只能依靠自身的商品化而存在。这就是为何旅游目的地大都无法避免资本推动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3。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为开设小企业而对乡村的营造和重构，实质上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之一。因此，旅游乌托邦本质上是具有自我缺陷的。
因为依赖于旅游业，这些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日常生活式的反抗往往也是脆弱的，面临被主流社会所收编的困境。随着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和竞争的加剧，许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因其非专业的经营态度和技能，往往陷入经营的困境。其中一些企业主便将其“浪漫化的”生活方式重构为一种营销资源和经营噱头，以此迎合那些同样怀有对现代社会的浪漫主义批判的、渴望“非现代”生活方式的利基旅游市场4。这无疑是其乌托邦生活方式的一种异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别处”的乌托邦世界不可避免地在资本的空间扩张中消弭;所谓的为普通人制造的旅游乌托邦也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幻象;而作为微观政治的生活方式抵抗也可能因其商业基因而沦为一种营销资源。可以说，这是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乌托邦方案所潜在的、难以解决的内在危机，也是其乌托邦实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该系青年副研究员;收稿日期：202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