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我深爱塞万提斯，因为他，我爱上了写作。不过那时候，我笔下流出来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一行行诗歌。原因很简单，邻家的哈尔娜有一次告诉我，她暗恋班上的一名同学，是个会写诗的才子，这让我飞醋满天。哈尔娜当然不会知道，眼前的小伙子已经暗恋她很久，又怎么容得下别人横刀夺爱？当然，我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回到家里，用心地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目是《送给哈尔娜》，还很浪漫地选择了邮寄。
　　我自认为那首诗绝不比任何一首诗逊色。就是那首十四行诗，我引用了三个典故，设置了明暗两条线，而且，将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便是哈尔娜的全名。这是我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学来的。如果哈尔娜收到信后没有一丁点感动，我一定会鄙视她，或者鄙视我自己。
　　可惜，哈尔娜还没来得及看我的诗，便和她暗恋的才子好上了。我彻夜难眠，脑海里不断出现那首十四行诗，心想，我一定要为自己的爱情再努力一次。
　　在哈尔娜家门口，我向她问起那封信。我想，她可能还没收到信，如果收到了，我就恳求她再考虑一下，我绝对比那个会写诗的才子更好。但事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她说看了信，然后塞给我一张报纸，说男朋友的诗经常发表在这张报纸上，叫我学着点。
　　我看了她男朋友的诗，很次、很烂。直到现在，我都不买那张报纸，就因为那首诗。我觉得那张报纸太没水平，不仅亵渎了诗，还侮辱了我的爱情。
　　哈尔娜潇洒地转身，和才子约会去了。讨厌踢球的我，那天狠狠地踢了一场球，那是对诗歌、对文学的发泄。
　　幸运的是，正因为那场球，或者说那次发泄，我找到了文学的真谛。球在脚下，无论我怎么玩，怎么耍花招，哪怕是连过几个后卫，都只是运球，场外的观众只是观看。可是，当我憋着一股闷气用力地来一脚远射，足球破门而入时，观众一片狂呼，经久不息。我突然明白，得分是最重要的。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文学是个球。踢得再好，也不如一次简单的进球。我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不好，在哈尔娜眼里它不好，只是因为它没登报，没得分。
　　我发誓，我的作品不仅要上报、要出版，还要让所有读者狂呼，因为文学也需要观众，才华更需要认可。1962年，我的作品《城市与狗》终于震惊西班牙。那天，我面朝大海，想着那首十四行诗，想着哈尔娜，还有足球场的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