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爷，是天津男人间的尊称；我们称张仲先生为仲爷，更是含着对这位精通津门地域文化的学人特殊的敬意。
　　我用“仲爷”这称呼叫了他20年，但他今天（指2008年9月13日）走了，走得无影无踪。他会从此消失在他挚爱终生的温暖的天津吗？这确是真的么？
　　当我看到手机上他的电话号码，忽然感到电话那边再无人接听，再没有他那苍老的声音，没有我们相互的打趣或对什么执意的探讨。这才感到生活有一块陡然空了，一片虚无，连平时相处时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气息也了无踪迹。
　　已经记不起第一次在哪里认识的他，却记得20世纪80年代他在房产局工作。当时我的住房分配正掌握在他的单位中。他比我似乎还心急。但他只是一般的办事员，为我使不上劲，只能一次次把他听到的关于我住房的消息，跑来给我“通风报信”。一次，他带着一脸花开般的笑容，爬上我家那间小阁楼上说，很快会分配两间小房给我；可是转一天他又跑来，神色阴沉说“他们又翻车了，说你这样的人他们才不管呢”，跟着竟落下泪来。
　　这眼泪落在我心里。朋友间相互打动和依存的根由不就是一个真字吗？然而，使我们成为密切的朋友，却缘于1984年我开始写《神鞭》那类“文化反思小说”。待与他聊起老天津的生活，仲爷所知之广之深之精微，令我吃惊。他像是从一二百年时光隧道走回来的人。他不是那种“书呆子”。他的知识全是五光十色活生生的。只要是老天津的，不论是街头巷尾，五行八作，生活百科，乃至一式图样一颗衣扣一种烧饼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名或人名，他都能绘声绘色把它们说活了。经过他口中的历史全是复活的历史。
　　正因为这样，在90年代初我举行的一系列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普查时——比如老城文化普查、小洋楼采风、估衣街抢救等行动中，他都是我有力的支持者。老实说，当时那些文化行动触动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压力乃至威胁一直围着我们转。然而，这位曾经受过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仲爷却没有退缩。是由于天性的耿介正直还是对文化执著的爱？我想两样都有。在我大步急匆匆穿行于老城里和估衣街时，耳边一直伴着他细碎的快步的足音。一些媒体都曾报道我在一片瓦砾的估衣街上流泪的情景，但有谁看到仲爷在推成平地的600年的“老城”中失声痛哭？我看到了。这样子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文人的情怀与责任感，是我们成为好友的根基。任何世俗功利的砂子都不在我们之间。
　　然而，如何使仲爷无形的知识落到纸上，始终是我心里的事。我支持他写小说、随笔和地域文化的散文，但这都不足把他脑袋里庞博的文化记忆与积累搬出来。一次，我对他笑道：“我已经把你列入文化抢救的范畴了。”
　　近十年，年过70后的仲爷明显而加速地苍老。半个世纪前残酷的劳改生活留下的恶果使他的双腿走起来日见艰难。于是2007年中国民协决定给全国各地为民间文化事业奋斗一生的专家学者授予“山花奖终生成就奖”时，我们将他列入其中。在苏州颁奖典礼上，当我看到仲爷银发飘动地走过红地毯时，由衷为他高兴、骄傲，也欣慰。他才华独具，却一生坎坷太多，半生落难，一子有疾，晚年丧偶，理应有这样的补偿与荣耀。
　　事后，他对我说：“老弟，你帮我划了一个完满句号。”我说：“不是句号，是金子做的逗号。后边还长着呢，还有好多事等着您做。”
　　我已经决定由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为他做一本《张仲：口述天津》，计划40万字。他年迈力弱，无力再写大书。口述史的方式是挖掘和整理他文化财富最好的手段。
　　然而，2008年以来他胃痛发作。他本来口壮胃健，为什么渐渐怕吃东西了？
　　我似乎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但他很固执，不去看病，相信自己身体能顶住任何麻烦。记得2008年四月份我出国前在去往机场的路上，还打电话叫他去医院检查。他说他吃了些草药好多了。我说：“刘炳森就是不检查不确诊，结果耽误了自己。”谁料，仲爷重蹈了炳森的覆辙，终于恶性的病急性发作。谁也拦不住。
　　仲爷去世的前一个月，我去医院看他时，他昏昏沉沉对我说：“这里不好，你们快跑吧。”显然已经神志不清，我心里明白，仲爷已经踏上不归路。我想，我大概不会再来看他。因为我最怕看到朋友最后的痛苦。在我离开病房时，仲爷头歪在枕头上，朝我无力地摇着手。我的心一动，转回身到床边再紧紧握一握他的手。这是我俩之间真正的生离死别。他的表情痛苦而无奈。这表情叫我良心不安。我不能幫朋友摆脱这种绝望。有时在生死之间，人是一无所能的。
　　仲爷走了。一本天津地域文化的活字典永远的合上了，一大宗珍贵的文化记忆随风飘去。我没有及时把他的口述史抢下来。这是永远的遗撼，也是我永难补偿的一个过失——因为我深知仲爷真正的价值。
　　我想，今后一段日子，我脑袋里会不时蹦出他的电话号码，但我不会再拨打，因为那号码后边一片空茫，寂寥无声，惟有伤感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