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我要是不说，那我就是柴静”……
　　你是“砍柴”还是“挺柴”？你是“劈波”还是“顶波”？新近，一直风波不断的周立波再掀波澜，而“公知女神”柴静则静不下来，围绕两人层出不穷的嘴仗、纷争，不仅开启了娱乐界的网民嘉年华，也在一贯严肃的批评界掀起了层层涟漪。
　　话说新年伊始，徐峥在接受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的访问时，称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刚出来的时候自己特别赞同，因为他讲时事接地气，有现实主义或者是集体回忆的东西，但“后面他一直在反复地用，包括他后面的策划团队，没有像之前作品那么多了。”同时，徐峥直言周立波的风格不是很适合主持，“技术稍微草率了一点”，认为其表演的水平也应该再去提高。
　　此番言论一出，周立波立即在微博中回应，以接受采访的形式狠狠地回击了徐峥：“如何面对晚辈非善意言论？记者问。我会说：‘小弟弟！你扮猪挺像，扮人挺囧。在评价人之前自己把人做像了；再让你的票房、税收、慈善捐款同步；再一对三千演满200场后，我们再来探讨人与猪的区别好不！……”
　　对于此事，近日，上海市政协委员、著名演员吴冕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了她的看法：“徐铮说的话很中肯，也很客气，在积淀了这么多年之后，徐铮最近获得非常令人感到骄傲的成绩。但是周立波呢，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行为，到底想给大众传递怎样的东西。”吴冕指出，“无论谁，都应该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我不知道一个人要自我膨胀到何种地步，才会如此难以听取别人的批评、对自己有帮助的意见，并且还会对此进行谩骂回击。”吴冕认为，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素养，大家就必须从自身做起，尤其是作为拥有数量庞大粉丝的娱乐圈艺人，更是要肩负起与自己名气相称的社会责任。
　　在分组讨论会间休息时，很多人都围住了吴冕。“你今天说了这么一番话，难道不怕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吗？”“我不怕，我有什么可怕的。”吴冕快人快语，“其实，别人的批评并不可怕，这也是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完善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能判断什么样的批评是对你有益的。相信将来某一天，当周立波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的时候，会明白的。 ”
　　只是现在的周立波“并不明白”，他在微博中回呛吴冕：“上海市政协吴冕委员：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你的职责是参政议政为百姓说话替国家分忧，政协可不是你聊八卦、泄私愤、帮朋友的，仅凭主观臆测个人好恶，便将人定性为‘膨胀’，你也太膨胀了吧？”之后，他还忧心忡忡地加上了一句：“你说：‘你什么都不怕’！我倒怕了！我很难想象政协若都像你这样的委员，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
　　“当时我是即兴发言，说到这个话题，倒不是针对某个人。”在接记者电话时，吴冕如是说。在她看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她不想多谈，但是对于现在的批评环境，她心怀忧虑：“现在太缺少自由的、正确的、引领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了，不要再讲空话、套话了，有问题就说问题，看到不足的地方就应该说出来，不要再绕圈子了，这样太没意思了。”
　　而周立波事后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委屈地调侃道：“我也知道的，现在不骂周立波是不时髦的。”周立波说，徐峥可以做文艺批评，但不能做庸俗暗示，“比如用某种称谓来吃我豆腐，而且还是暗地里吃我豆腐，逞一时口舌之快。”周立波还认为，吴冕并不知道前因后果，这样的表态是不成熟的。
　　周立波自认为是“相当听得进意见的人”，“余秋雨、崔永元都批评过我。我绝对不是一个死磕的人。我知道我不是完人，我也有犯浑的时候。其实善意的批评，不带任何其它功利色彩的批评我能听懂，也能接受，但其它免谈。”
　　当批评处于周立波认为的“免谈”范畴时，他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嘴巴不饶人”，他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我要是不说，那我就是柴静。”
　　如今，公共空间的热门争议事件与影片的票房一样变化莫测，投向周立波的“板砖”不断倒也不稀奇，谁让他一贯高调张扬 。然而喜欢低调的柴静却是“躺着也中枪”——随着新书《看见》的大热，这位被众人抬成的“公知女神”，忽然被迫“进军”娱乐界，随着她的情史被曝光，她的清纯笑脸与狗仔队偷拍的照片一起登上了娱乐杂志的封面。紧接着，一场“砍柴运动”也随之而起，更将柴静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加v”木子美是“砍柴派”头号人物，先是大曝柴姑娘与现任丈夫赵嘉前情旧爱，随后转移火力，质疑其工作能力，称如今柴静在台前的表演，全靠其同事及闺蜜范铭的幕后包装。“柴静采访谁，问什么问题，说什么话，都是范铭设计的。那范铭为什么不出镜呢，因为她有柴静这样的听话、顺眼、能把词顺下来的二逼出镜演员。”“她以前有的样子只是电台小清新，现在呢，有了范铭的灵魂，她能演公知。”
　　这些“料”之猛，让人不得不“钦佩”不加V小姐敬业的八卦精神与非凡的舆情能力，只是鉴于不加V小姐深谙娱乐界的游戏规则，善于发布“惊世骇俗”的言论，她的猛料不由得让人猜疑她是否有借此自我炒作的动机。倘若是的话，很遗憾，她的计划没有得逞，因为“砍柴运动”中很快出现了重量级人物，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2013年1月20日晚，闾丘露薇发表博文《说说电视记者这行吧》，称柴静出镜时有“表演式采访”之嫌，且批其“关注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安全讨巧，最终只是让其个人受益。此文一出，立刻引发各方讨论。为此，闾丘露薇发表长微博回应此事，她表示：自己并没有“暗讽”柴静，且“同行不评论同行，是不成文的行规”，“我的文章（微博），谈论的是电视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而在我看来，柴静的工作，其实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她解释称，自己会有感而发完全是因为看到许多人对新闻的认知存在让自己“着急”的地方，她说，“因为柴静关于如何做新闻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广为流传，让我看到，不管是她自己，还是一些做新闻的，教新闻的，和学新闻的，对于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认知，对于新闻的认知和标准，原来很多人是这样的……于是我很着急，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忍不住要谈一谈我的看法。”回应中，闾丘露薇颇有深意地说了句，“如果大家认为柴静做的就是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那也谈不上暗讽，是批评。” 　　知名主持人董路也发表博文揭起了柴静的短，称其采访李阳的那期节目遭遇滑铁卢，在采访对象面前阵脚全面凌乱，“即便有后期精心补救，播出的节目也无法改变柴静在李阳面前惨败的事实”，“所以柴静是根本应付不了《谢天谢地你来啦》这样即兴表演节目的。论口才的能力，论忽悠的功夫，李阳都可以做柴静的导师。你知道表演是需要对手配合的，偏偏李阳不解风情。”
　　董路认为柴静的成功依托于央视的品牌和老男人们的饭局，“前者给了她居高临下、尽情施展的舞台，后者给了她汲取营养、备受呵护的温床。”而柴静唯一的出路就是——演，“我不反对柴静在镜头前面努力地去‘演’，只不过当无数拥趸将柴静的表演视为真实的时候，再对比其头上顶着的‘新闻’两个字，就很是错乱了。”董路甚至不客气地说道：“说得直白一点，在我看来，柴静做新闻和于丹做新闻之间，只少了一本《论语》。”
　　有“砍柴”派也有“挺柴”派，“挺柴阵营”的阵容也不容小觑，音乐人周云蓬忍不住在微博“大声支持柴静”。“嘲讽她是林徽因者，不知林是个美好的女子，潘金莲也很好但要自信，偏要求天下女都是潘金莲，自己才安心睡，何苦来？非典，电击网瘾少年，非法征地，报导者危险重重这是祭坛还是神坛？也盼望闾丘露薇来大陆电视台工作，实现她公正客观中性的新闻理想。”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认为柴静干的就是记者的活儿，“1、访谈新闻当事人，确是记者的活儿；2、人物访谈多关注内心世界，可与纸媒调查报道相呼应，不必以调查报道的旨趣来要求人物访谈；3、《看见》有纪录片也有人物访谈，定位相对多元，难以只用新闻的标准来评判；4、呈现事实、接近真相，就是好记者，不论重点在人、事或体制。”
　　一向心直口快的“微博女王”姚晨也在微博中支持柴静，她以家中一位当记者的、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长辈为例，长辈年轻时获得肯定同时也招来了妒忌，文革到来，昔日同事翻脸，那些文章成了她被批斗的重要证据。“现在一篇篇声讨柴静的微博，也好似一张张大字报，枪打出头鸟，人性一贯如此，想想也就不必难过了。”
　　相比好友们的急忙挡驾、仗义执言，身陷八卦漩涡的柴静是太镇静了，她安静地按照计划，飞往广州、西安等城市，签售新书，在博客上写采访笔记，探讨最近的节目，以“记者”身份欢迎大家一起探讨业务技能。她就是不接招，只在新书首发会上说了一句，“我不会去理会，这些并不重要。我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四两拨千斤。
　　当文化成为消费品，批评就失去了作用
　　2011年7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在某报发表评论《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批评周立波第一季的点评，“其生硬的措辞和勉强的玩笑暴露了他不善于使用国语或者不善于用国语进行有那么一点文化的思考”，第二季则直接“让观众看到他的肤浅的思想和低下的教养”。
　　对此批评，周立波暴跳如雷，他在微博上骂道：“我很想知道是哪条缝挤出了你这条葱！我印象中同济好像不出藏獒的嘛！说我教养低下，说菜花甜妈是绝唱！您的语文是生理老师教的吧？家有不幸也不是逻辑混乱的理由吧？像你这品种的教授，江河湖海沟到处都有！但周立波再烂也就一个，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区别！祝贺你！你出名了！”
　　“这个真是没想到，确实没想到。”“骂战”息鼓后的一年多后，当我询问张生，是否预料到周立波的反应时，张生连用了两个“没想到”。周立波的连连反击可谓“凶猛”：“骂你都嫌口脏但你命真好！居然有幸成为周立波口中的半口脓痰！”并送上绝骂：“有教无养，同济耻辱！”此番话被网友戏称为“粗口秀”，也颇受人诟病。当时很多报纸让张生反批评，但张生却摇头拒绝，他解释说，“该批评的已经批评完了。”
　　虽然明星的回应有些出乎意料，但是张生还是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明星和批评者之间的矛盾激烈不能只怪明星素质低。“在中国当明星不容易。在国外人们参与的公共空间多，人们不CARE（关注）你，但在国内人们能参与的公共空间是有限的，主要还是限定在体育、文化、娱乐方面，那么这些领域的明星就受到了太多的关注，他们得到了太多的爱，得到远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东西。相应的，也受到公众对他360度的监督，在微博、网络的包围下，在媒体的放大下，明星们的生活纤毫毕现。他们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从人性来讲，承担了过多的压力。”此外，张生认为，现在中国当红的明星成长于中国教育相对贫瘠的时代，自身的修养是有欠缺的，这也是为何一批评就火冒三丈的原因。
　　假作真时真亦假，明星们擅演戏，也很聪明，如今搞宣传真是难，互捧已经太老套，相互“棒杀”才是最新招。周立波骂王小帅的一段“酒后真言”事后被众多网友认为是“捧”王导新片。
　　“我们整个市场不是特别正规，公信力没那么强，信任机制没那么完善，大家还怀着一种不信任。我说真话了，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啊？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能完全彻底公正地提出一个问题吗？能解决一个问题吗？”吴冕直率地指出。
　　2012年3月，在北京揭晓了第3届“金扫帚”奖，孙红雷、张柏芝分别在《战国》和《杨门女将》中被评为“最令人失望”男女演员；被评为“最令人失望”电影的是：《战国》《杨门女将》《关云长》；被评为“最令人失望”导演的是：高晓松、陈勋奇；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则被评为“最令人失望”影片评委会特别大奖。只是，这些“最差”得主，与往年一样，均未到场领奖。
　　试想，倘若不是“最差”奖，而是“最好”奖，譬如“金鸡”、“金马”、“金像”、“百花”等等，“得主”们肯定跑得飞快，因为有红毯，有掌声……然而这里只有“喝倒彩”声，只有“面壁思过”的份儿，那些平时微言大义的明星们在批评面前，异口同声地说了“不”。
　　“这不是砸人家饭碗吗？”导演江海洋颇为“善解人意”地说道，“现在是一个经济社会，很多文化作品都需要联系到市场的，都是需要卖座的，它的背后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经济利益的需求。可能你讲的是作品本身的缺陷，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但是对他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这部戏的收入，断了别人的财路。” 　　在《云图》中，汤姆·汉克斯扮演了一个黑道老大，他希望大家赞同他作家的身份，却一直被否定，尤其是被某一知名评论家批得“一钱不值”时，他不惜直接把批评家从高楼摔下。当被所谓的“评论权威”压制时，一些文艺家不由会恨得咬牙切齿，连杀人的心都有。电影中的黑道作家大胆地做了，非但没有受到道德的谴责，反而促使一直受冷落的书大卖，他是熟谙读者的心理。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大家都知道娱乐圈“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竞争之惨烈，明星们本来就走得如履薄冰，步步惊心，维护光彩形象都来不及，哪能再经受外界的批评？
　　同时，在批评的战场，评论家面对的不仅是明星，还有背后庞大的粉丝团。纵观微博天地，文化批评的主角往往是明星，不是评论家，当他们以反批评来对付文化批评时，其由知名度决定的话语权更是文化批评的劲敌，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口水大战。当然，这种集体宣泄式的“秀批评”也往往远离了真正的文化批评的轨道。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说，传统文化批评大多是旁观者，而明星们基本都是当事人。有的明星背后还有经纪公司、制作公司等利益团队的操纵，许多微博的关注度和粉丝数量都是公司制造的结果，由于他们的忽悠，又不断积累更多的关注与粉丝。所以，这样的发言难得公正，可被关注的优势是其他发言望尘莫及的。
　　因此，批评名人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当你批评名人的时候，在这一刻，你也就变成了公众人物，你得忍受反批评，不能说你是批评家，只能你批评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你。”张生说道。
　　不过，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众人能捧你成为明星，也会轻而易举地把你拉下神坛。
　　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当你的头衔前加上“明星”两字的时候，无论是影视明星，还是明星学者、明星记者，无论多有使命感、责任感，都无法避免成为一个娱乐人物，成为一个娱乐消费品。作为被大众哄抬出来的消费品，大众们自然认为有对其“品头论足”的权利。也有人会委屈，不小心被“明星化”，又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聪明者如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面对网络上蜂拥而至的批评，莫言潇洒地说道，“那个被批评的莫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用丰富的想像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我和大家一起围观对莫言的批评议论和表扬。”
　　大众媒介为我们缔造着时代潮流中的偶像，同时，经过大众媒介包装的明星已经不是明星本身，而是人们心中的精神幻象，缓解着人们的无聊空虚或者生活中的不如意。因此，人们会把美好的愿望都诉之于偶像身上，同时也会把对社会的不满加诸于明星。
　　“你看，我们没有听说过对某一个品牌的皮鞋进行文艺评论的。如果文化创作成为商品而不是作品，批评就起不到作用。”江海洋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讲话的人不注意，接受批评的人也不注意。现在文化人缺失的是什么？是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对社会风气、社会精神提升的责任。”
　　大众文化空间，谁是最有说话权的批评者
　　在诗人海子心里，一个幸福的人，就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就是“关心粮食和蔬菜”，就是“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在一个很多人被问到“你幸福吗？”而茫然不知所云的年代，一些人忙于“砍柴”、“劈波”，“有一枚微博，面朝粉海，春暖花开”。
　　当今社会信息爆炸、媒介膨胀，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人人都成通讯社，网络打破了文化批评专业的壁垒，增强了批评的尖锐性、时效性和社会反应度，既给专业评论家增加了发言的渠道，增强了他们的文化干预能量，也给网络新手崭露头角的机会，扩充了评论的队伍，增加了评论的容量。而明星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如王菲和方舟子为了“木制佛像能否点燃”在微博上各执己见，互相争辩，引起众多网友加盟。郭德纲的博客和微博在有关他的各类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表态、致歉、声明、争论，成为网上一大景观。前一阵，清华教授肖鹰批评春晚导演马东，原本既无博客也无微博的马东，为了反击批评，特意在新浪开通博客，文中直言别人的批评“不靠谱”。
　　文化要发展，需要各种声音的争鸣。只是没有门槛的博客、微博上众声喧哗，为博得规模效应和共振结果，许多以博客为载体的文化批评火药味十足，“语不惊人死不休”，减弱了批评的理性分量，也让成熟公允的批评门庭冷落，常常沦入网络的犄角旮旯，很难产生影响力。
　　北京电影学院动漫学院院长孙立军教授指出，由于专业文化批评长期缺少棱角，四平八稳，反应迟缓，使观众在内心更企盼一种快捷、直率的信息，而微博正适应了这种需求。对明星生活和话语的渴望，再加上微博的天然特征，让人们特别关注明星的微博，希望由此看到率真、诚恳和真实的一面。但他们不应该忘记，这里常常是非理性、情绪化的所在，而这，正是文化批评的大忌。所以，不能以明星一时兴起的语言替代文化批评。从明星的博客和微博对文化批评的挑战，也应该给专业文化批评带来反思：是否应该改变那种不疼不痒的文风，让批评真正成为批评，建立一个健全的文化批评环境。
　　一边厢，新兴的网络批评，让文化批评日益向“大众会馆”靠拢；另一边厢，传统的文化批评显现了“不适症”，呈现出失语的状态。
　　几年前，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就曾指出，大众作为主体的时代正在逼进，但许多知识分子却露出了惊慌的表情，他们用“叶公好龙”手法糊起来的“旧民间”神龛，正在面临“市井”风雨的冲洗。“耐人寻味的是，在大众获得话语权的同时，精英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转型，那就是从大众的富有煽动力的精神导师，转而以‘他者’的身分重返市场，成为更为理性的观察者，由此导致了大众文化批评的崛起。然而，尽管一些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专业研究机构，学院式的后台批评仍然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完全不具备对文化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于是，文化批评的使命，只能由媒体和网络的现场批评来承担。这种不均衡的结构，显示了文化批评所面临的困境。”
　　张生认为，大陆的大学教授、社会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度，往往比不上欧美的成熟国家。“现在批评领域有种精英意识。我们发现现在打开报纸，只要是网游，最多的是批评声，使小孩沉沦、堕落，让小孩戒网瘾，而没有真正从更深的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大众文化研究也应该进入高校研究的领域和范畴，学院也要培养大众文化批评这方面的人才。” 　　“要警惕贵族化的评论观。”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道。不过这里的“贵族观”是另一个角度，“我们不能认为记者没有能力评论，也不能认为豆瓣上的评论不是评论，这种贵族型的评论观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葛红兵认为，专业性的评论不可能多，研究专家就那么几个，专业人士所决定的作用是有限的，是以深度研究而非广泛传播为目的的，应该把大众文化批评的权利放到公共空间。“我倒是更看重公共空间里的评论，豆瓣如果头版头条了，这恰恰是个真评论。”葛红兵认为，专业批评和大众批评要各司其职，他拿欧洲法律中的评审员制作为比喻，“是否有罪是由我们大众评审员的判断来决定的，然后由专业的法官判定如果有罪的话要判几年。我觉得评论界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是大众型艺术家，真正有权利评判你好坏的，是一般的观众、读者。专业的研究者，不能超越自己的权限，担当艺术判官这个角色。专业的评论要做好深度分析，量化分析，给大众社会空间的评论提供原材料，为以后的文化政策做参考，而不是现在立即就需要的。”至于大众批评带有比较明显的喜好观和情绪化的缺陷，葛红兵认为世界是合力组成的，虽然个体看起来都是非理性，情绪化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整体上看，这种大众的历史审美判断具有相对的历史性、理性化。”
　　大众文化批评空间的营造
　　作为明星，整日受着众人的瞩目，会遇到鲜花夹道的礼遇，也得做好随时挨“鸡蛋”的准备。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鸡蛋”，明星们是各有“应对术”。
　　柴姑娘是人如其名，“静”功了得，哪怕外边锣鼓喧天，我自岿然不动，任凭你“单相思”式的批评铺天盖地。
　　而周立波则以“圣斗士”的姿态，越战越勇。“名人怎么不可以骂人？名人也是人。否则就是虚伪的名人。”对于自己的“粗口”，周立波向记者如此解释。这位自称“不怕麻烦”的明星强调了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敢站出来对抗那些错误。如果我不站出来，大家就会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哪怕被认为似乎是螳臂挡车，但是至少我在战斗，我会让大家知道，网络和舆论和现实生活完全是三码事。”
　　也有虚心接受的。面对“共和国脊梁”称谓的质疑，倪萍虚心地表示，“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只是批评者李承鹏毫不领情，直斥道，“表面看这是一篇特别谦虚厚道和温暖感动的文章，可透着一种春晚体的假，假装老百姓贴心小棉袄，实是有关部门的铁马甲……”
　　几种“回应”各具特色，明星们的背后团队恐怕会好好比较这几种“危机公关”招数的优劣，不过从“战果”来看，柴姑娘的不回应、不反击，似乎更加分。因为中国有虚心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传统。
　　葛红兵则认为，如果回应，明星们可以各从自己个性出发，百花齐放，“比如说，周立波可以接受，也可以拿出自己的个性，反讽、反唇相讥，本来就是讽刺型的民间艺术家，这样的回应反而更有趣味，倘若摆出大知识分子的样子，虚心开怀，或是政治家的样子，三鞠躬，倒反而是坏事。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就行。”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红了总是容易遭人羡慕嫉妒恨，不少挨了“板砖”的明星总是这样宽慰自己。不过张生认为，对于批评声，明星首先应该考虑这个批评对不对，不能认为别人眼红嫉妒我就不听，“看待批评时，批评者的社会地位、身份、动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道理。”
　　与学术专业领域内的赞美合唱声不同，在公共文化领域，各种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对此，葛红兵认为，阿谀奉承的批评是没有影响力的，真正有影响力的倒是公共空间领域的批评，然而负面能量较多，值得我们忧虑。“现在一部作品出来，老实说，我看到的是砸砖头的多，送鲜花的少，目前，不是真诚的、一分为二的评论多，而是故意拆台，故意看阴暗的多，比如莫言获诺奖，在专业的评论界和社会评论界，很少有赞扬的声音。包括余秋雨，整个社会充斥着对这些人的不屑。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创造者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那么我们对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葛红兵认为，有时对于韩寒、对于周立波要更宽容一些，“这些人物身上集中了我们精华的部分，同样也集中了时代糟粕的部分，不能只看糟粕，在批评的同时也要适当保护创作者的创造性，积极性。现在好像不是呼唤酷评家的时候，而是呼唤一分为二批评的时候，要对建设性的艺术家给予比较公正的评判。”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远大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必须允许媒体、社会对公众人物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表现为其他社会成员对公众人物的评头论足。当然，作为媒体、公众，应当保持一定克制，在合理范围内行使这种言论批评的自由。
　　在“砍柴风波”中，姚晨力挺柴静的微博触动了董路的神经。董路随即针对姚晨的微博称：“连文革那些事儿还得‘听家里长辈说’才知道，还当新鲜观点广而告之的人，您就说这样的大V得多有文化吧。”董路还表示姚晨不管懂不懂都爱掺和。
　　姚晨好友宁财神在微博中暗讽董路道：“五百万粉丝的大V，转发和评论基本是个位数，这……”董路随即也回击宁财神称：“女王一犯二，我一说女王，师爷就露出来了。”姚晨则改编了《甄嬛传》的华妃的经典台词“贱人就是矫情”回呛董路：“贱男就是矫情。”
　　很显然原本的批评姿态刚摆出，在众人的参与下已经变成了一场“口水仗”，围观的张志安教授微博叹息道，“首先，任何批评都是允许的，但是批评的这才开始，年初的这场‘柴静之争’，不知会不会入围今年的网络事件榜候选名单。不过，这场牛头不对马嘴的网络批判，情感取代专业的话语论争，真该打住了。”
　　不少学者对此也表示了忧虑，当博客和微博为所有人提供了自由发言的机会后，评判自然就变得铺天盖地。可惜，这些评判的关注度往往不是靠专业性，也不是靠理性，而是靠杀伤力、刺激性才能博得。这些批评也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化批评，而是话题批评，以围观的数量来确定话题是否成立，内容也经常脱离了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的评价，而演变为琐事、闹事、无意义小事的争论。长此以往，非理性、去专业、缺思想的批评有可能就会掩盖真正的文化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认为：“本世纪以来，文化批评面临一次又一次挑战，而每次挑战之后，都是理性批评的萎缩，专业批评的后退，真正批评的尴尬，不能不说，文化批评正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当网络批评成为大众文化批评的主流以后，具有文化质量、思辨色彩的批评更是不断被挤压或忽略。专业批评家无论怎样介入网络，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如何提高大众批评的文化含量，尽量避免随意性和情绪化；如何保证精英批评的文化纯正，维护其专业性和理性的支撑，从而构建一个开放、自由、理性的批评空间，是我们当下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分道扬镳，大众批评与专业批评相互隔膜的情况下，如何在一片喧哗声中形成并彰显真正理性与智慧的文化批评呢？
　　“第一，依赖于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从历史上看，中产阶层的批评系统有一种中和性，中间性。第二，依赖于全社会艺术氛围的纯洁化，目前过于重视艺术意识形态化，各种题材领域还有限制，包括政府明确规定抗日剧怎么写。第三，大众的审美意识水准需要普遍提高。我们现在在研究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建议国家未来把文化产业和公民的文化权利结合起来，提高公民的文化福利，提倡文化消费，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有助于文化艺术评论的提升，也有助于我们公共艺术空间的提升和壮大。”葛红兵说。
　　相对于网络评论的繁多杂乱、专业评论的范围局限，媒体记者的批评无疑占有先天优势，这时他们的关注点往往具有导向作用。譬如《南方周末》最近一篇《你是“砍柴”还是“挺柴”》集中于对不同新闻理念的探讨，回归到正常的批评范畴。
　　吴冕认为其实影视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乱，“一大批演员是不乱的，只是被媒体炒成这样，没人报道演员是如何敬业的，所以说要有个正确的导向，我们媒体应该宣传什么，应该捧什么，应该批评什么，要有正确的把握，把真善美假恶丑放在口头上说，太没意思。”
　　那么，如何提升大众批评的质量呢？
　　“你说现在网络上的微博最多140个字能说清楚些什么？最多的是骂，要不就是贬。现在提供大众文艺批评的园地太少了，只有吵架、斗嘴的地方。”江海洋感叹道，电视剧放完以后得到的数据只是收视率。收视率高，并不等于观众就认为好。“因为观看本身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而且低级趣味的东西的收视率一般要比高雅的东西高。所以收视率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指标，而不是一个具有文化价值评价的指标。我认为收视率不是给文化人看的，而是给广告商看的，因为广告商决定投放的效果。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的影视是按收视率来评判的。”
　　作为影视导演，江海洋很希望能听到大家对作品本身的评价，可惜少有这样的渠道。“一个文艺作品，它接受两方面的信息反馈，一方面是看的人的踊跃程度，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作品的喜欢程度。因为踊跃的程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喜欢的程度。而我们误以为收视率就是喜欢的程度，实际上是错的。”他建议电视台可以办一个文化评论的栏目，每个礼拜播出一集两集，“像以前上海电视台的一个《评头论足》栏目，评论一下电视剧的好坏。可以是专家还可以是老百姓，甚至可以把主创人员找来评论，节目可设置在电视剧播完以后，不要在播的时候，这样不会影响别人的收视率。说不定那些没看过的观众看了评论去看了，看过的人也会去重看一下，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我们的公共批评空间需要更加开放，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体系更好地容纳大众文化空间，我觉得文艺界应该有一套大众批评的舆情系统，同时给予大众批评者上升的空间，能有机会选拔到批评的主流系统中来。”葛红兵建议报纸应该开设普通观众、普通读者评论的版面。他认为凤凰卫视每晚有个博客摘录播报节目很好，让大众的声音被大家听到。
　　记者撰写此稿时，两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大众对于明星委员已经有更多的评论与要求：“不要做明星委员，要做委员明星”；大众对于各大媒体也有批评：“两会真正的关注点不应让明星光圈遮蔽”。这些睿智理性的声音，可视为一种正能量。
　　大众文化批评空间的营造，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而聚光灯下的明星，必然成为批评锋芒指向的首当其冲者。而对明星的批评和反批评，会有效考验和检测我们的批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