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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流行趋势是复归传统，从国学热、汉服热、孔子热到明史热，还有大规模的祭孔、拜黄帝、重入私塾⋯⋯
这所谓复兴，是传统文化的真正回归还是与现代经济渐行渐远的阶段性反弹？新生代究竟更爱R&B还是回味悠远的京戏，要我们自己用心、用时间去证明。想起舞蹈家杨丽萍说起她在采风时，发现了云南的一位老妈妈，会80多种击鼓的方法，但全族仅她一人会，杨丽萍说：“我现在少学一种（鼓法），失传的就多一种，她不会文字，根本没有办法保存。”
现在，收藏界不再只盯着西方油画珍品了，中国画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普洱、花梨木也走进了价格泡沫的光圈。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某个击鼓的节奏，也能成为拍卖场上的商品呢？埃及纸莎草造纸术失传了千年之久，最终复制出它的哈桑·拉加卜借此成为富豪，这也许证明了传统文化创造财富的“国际通行”可能。
长春人都爱二人转
我第一次看二人转演出是在长春“和平大戏院”，2002年吧。去长春出差，忙里偷闲给同学拨个电话，毕业多年我很想念当年“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那天晚饭在长春步行街一家叫做Papa’s的西餐厅，同学说：“别以为俺们长春只有猪肉炖粉条和蘑菇炖小鸡，吃顿正宗德式西餐叫你见识见识”。饭后我们打着饱嗝在步行街上闲逛，三逛两逛就逛进“和平大戏院”。进去的时候二人转早已开演，剧场里面笑声排山倒海，掌声震耳欲聋，演员亮绝活儿的时候，不断有人把百元大钞扔到台上。那样盛大的场面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情不自禁的乐在其中——短短一个小时，我就被二人转击打得面目全非，从此不可救药地上了瘾。
二人转是长春的传统文化标签，是这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先锋。目前，长春市专业二人转剧场有23家，这还不包括一些自办二人转小舞台的酒店、餐馆和洗浴；长春的夜空中，每天都有约100场二人转的歌声飘耸入云，2万人为之神魂颠倒。
一般剧场，门票最高80元，最低10块钱，全市日均收入约220万元。以二人转的龙头剧场“和平大戏院”为例，已经开设了四家连锁剧场，大约6000个座位，票分四等：10块钱的散票，20块钱勉强混个座儿，50块钱的沙发，100块钱前三排。当然，这只是参考价格，演出当天要视演员阵容适当调整，不算果盘、饮料，单门票一项每天收入高达二三万元。
出名的不止是“二人转”的团体影响力，很多二人转名角也都出自长春，高秀敏、何庆奎、于小飞、孙小宝和魏三。我看过魏三和何小影演过一出《傻小子》，魏三穿着一身垃圾服，露出一截儿70年代的红色晴纶秋衣，带着赵本山的破帽子，出场就是一片掌声。
事实上，二人转有一套固定路数，开场基本是插科打诨，穿得怪里怪气的男演员嘻嘻哈哈逗弄同台的女角。和其他剧种不同，男人再丑也是“角儿”，女人再美只能是搭档，所谓“三分旦七分丑”，开场戏后是一段模仿秀，模仿唱腔、名人，靠搞笑逗乐让观众拍痛手掌。前面统称“拉场戏”，最后才是真正的二人转，全本的《大西厢》、《观花》、《十八相送》等等，唱到情深意浓处，演员自己在台上悲切，观众在下面流泪；二人转也确实粗俗，除了脏话粗口，动作上也是真打真扇，让外地人看了心惊肉跳。我看过著名女演员王小毛和她搭档的多次演出，她曾经一溜烟的扇了搭档10多个大嘴巴，让人看着特别不落忍，可他们没事，在台上依旧嬉笑怒骂，唱腔嘹亮入云。
作为长春的传统文化剧种，二人转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文化行业欣欣向荣的一个信号，在二人转兴盛的背后体现了城市对财富的向往——长春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它没有也无法像东部沿海城市那样迅速腾飞，至今仍亟待振兴。经济单一化造成文化的封闭日益加重，必然削弱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导致传统文化日渐突出。这既是长春的城市现状，也是二人转崛起的原因，
重要的是，二人转的崛起恰恰在时间上呼应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布局，从这个角度说，二人转是这座城市用文化诉诸财富、追求财富的特殊方式——也许是在对财富的渴盼期待太久，也许是这种渴求迟迟不能实现，才让长春喊出“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苏州寻梦的昆曲
10月27日，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颁奖晚会在苏州举行，演艺界大腕云集。那天，我的一个朋友也在苏州，他不是影迷，苏州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我这朋友之所以深秋时节遍游江南，完全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爱好，这个秋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趁着叶红蟹黄，杭州看越剧，到苏州听昆曲。
遗憾的是，除了颁奖现场的演出外，他找遍苏州城，也没有听到梦想中的《牡丹亭》。心情灰暗回酒店已是半夜，幸好大堂服务生好心肠，指给他说寒山寺那边有演出。第二天坐车过去，还真有一家老式茶馆，几位夜深不眠的老人家坐在里面心明眼亮斗纸牌，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三弦、琵琶，只有两个唱评弹的“大姐”悻悻坐在那儿。问之，答曰：“先付钱，10元一段儿！”朋友于是很想念刚刚离开的杭州，在杭州4日中，欣赏到5场越剧——都是在公共场所免费演出，相比之下，苏州人似乎放弃了昆曲艺术在民间开花的机会！
朋友离开苏州前感叹：“苏州这样对待昆曲，长此以往，恐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都不保。”
事实上，最近江浙沪一带非常流行一句话——“苏州在沦陷”，这句话不仅指苏州已经成为外商在华的最大工业基地，也对“苏州的评弹和昆曲”的日渐式微颇感无奈。苏州曲艺最迷人的地方是以吴语为基础的“苏白”，据说张爱玲是个评弹迷，她不仅把吴语弹词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国语，更在晚年把这部书译成英文。当年的旧上海，张爱玲经常拉着闺密炎樱追着场子听评弹，炎樱是印度人，不懂什么叫评弹，张爱玲说评弹就是Suzhou Story(苏州故事)。另一位对评弹情有独钟的人是国学大师陈寅恪，这位当年“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人物，晚年遭逢文革厄运，饱受摧残。偶然间，他听到评弹弹词《再生缘》，被故事深深打动，那个时候的陈寅恪已经“膑足盲目”，他依靠学生的帮助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祥加考证，写出了《论再生缘》这部洋洋巨著。
现在，响彻街头巷尾的评弹声消失了，昆曲则要白先勇先生远道从台湾回来普及。
城市的发展往往带动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出现，也经常在悄无声息间扼杀一种或多种传统艺术，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新的艺术形式可以满足社会新阶层的精神需求，老的艺术虽然占领着意识形态领域，但在人们追逐财富进而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过程中，保留传统显得异常多余，因为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刺激太过无力，既不能穿透日渐麻木的躯体，更不能激起回顾的渴望。
对苏州曲艺而言，沦陷的不只是历史和传承，评弹书场的萎缩也极为严重，之前苏州市共有大小书场100多家，随着茶馆卖咖啡、书场变商场，评弹已无立锥之地。上海是评弹最大的受众地，60年代仅黄埔一区就有36家书场，如今成了评弹演出的空白点——在上海想看一场正宗的评弹，最好守在电视机前等午夜的“戏剧频道”播放录像。而事实上，即使仅剩的那些书场，大部分也正面临倒闭或歇业的境地，因为评弹听众的主体以老年人为最，书场票价不可能定的太高，乡镇一两块、市县四五元，上海这样纯粹的消费城市也不过十块钱，而艺人的报酬、昂贵的房租和设备都要从票价中支付，导致书场始终处于微利甚至无利经营中。
无利可图致使恶性循环：书场请不到好演员，而艺术水平差的演员又吸引不了听众，听众锐减业务更萧条；而越是收入减少，就越是无力来改善书场聘请好演员。这样的局面造成经营者不想开、演出者不想演，观众自然没有观看场所。
财富是一股暗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刷永远不会手下留情，但这种冲刷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创造性破坏”。
这所谓复兴，是传统文化的真正回归还是与现代经济渐行渐远的阶段性反弹？新生代究竟更爱R&B还是回味悠远的京戏，要我们自己用心、用时间去证明。想起舞蹈家杨丽萍说起她在采风时，发现了云南的一位老妈妈，会80多种击鼓的方法，但全族仅她一人会，杨丽萍说：“我现在少学一种（鼓法），失传的就多一种，她不会文字，根本没有办法保存。”
现在，收藏界不再只盯着西方油画珍品了，中国画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普洱、花梨木也走进了价格泡沫的光圈。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某个击鼓的节奏，也能成为拍卖场上的商品呢？埃及纸莎草造纸术失传了千年之久，最终复制出它的哈桑·拉加卜借此成为富豪，这也许证明了传统文化创造财富的“国际通行”可能。
长春人都爱二人转
我第一次看二人转演出是在长春“和平大戏院”，2002年吧。去长春出差，忙里偷闲给同学拨个电话，毕业多年我很想念当年“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那天晚饭在长春步行街一家叫做Papa’s的西餐厅，同学说：“别以为俺们长春只有猪肉炖粉条和蘑菇炖小鸡，吃顿正宗德式西餐叫你见识见识”。饭后我们打着饱嗝在步行街上闲逛，三逛两逛就逛进“和平大戏院”。进去的时候二人转早已开演，剧场里面笑声排山倒海，掌声震耳欲聋，演员亮绝活儿的时候，不断有人把百元大钞扔到台上。那样盛大的场面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情不自禁的乐在其中——短短一个小时，我就被二人转击打得面目全非，从此不可救药地上了瘾。
二人转是长春的传统文化标签，是这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先锋。目前，长春市专业二人转剧场有23家，这还不包括一些自办二人转小舞台的酒店、餐馆和洗浴；长春的夜空中，每天都有约100场二人转的歌声飘耸入云，2万人为之神魂颠倒。
一般剧场，门票最高80元，最低10块钱，全市日均收入约220万元。以二人转的龙头剧场“和平大戏院”为例，已经开设了四家连锁剧场，大约6000个座位，票分四等：10块钱的散票，20块钱勉强混个座儿，50块钱的沙发，100块钱前三排。当然，这只是参考价格，演出当天要视演员阵容适当调整，不算果盘、饮料，单门票一项每天收入高达二三万元。
出名的不止是“二人转”的团体影响力，很多二人转名角也都出自长春，高秀敏、何庆奎、于小飞、孙小宝和魏三。我看过魏三和何小影演过一出《傻小子》，魏三穿着一身垃圾服，露出一截儿70年代的红色晴纶秋衣，带着赵本山的破帽子，出场就是一片掌声。
事实上，二人转有一套固定路数，开场基本是插科打诨，穿得怪里怪气的男演员嘻嘻哈哈逗弄同台的女角。和其他剧种不同，男人再丑也是“角儿”，女人再美只能是搭档，所谓“三分旦七分丑”，开场戏后是一段模仿秀，模仿唱腔、名人，靠搞笑逗乐让观众拍痛手掌。前面统称“拉场戏”，最后才是真正的二人转，全本的《大西厢》、《观花》、《十八相送》等等，唱到情深意浓处，演员自己在台上悲切，观众在下面流泪；二人转也确实粗俗，除了脏话粗口，动作上也是真打真扇，让外地人看了心惊肉跳。我看过著名女演员王小毛和她搭档的多次演出，她曾经一溜烟的扇了搭档10多个大嘴巴，让人看着特别不落忍，可他们没事，在台上依旧嬉笑怒骂，唱腔嘹亮入云。
作为长春的传统文化剧种，二人转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文化行业欣欣向荣的一个信号，在二人转兴盛的背后体现了城市对财富的向往——长春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它没有也无法像东部沿海城市那样迅速腾飞，至今仍亟待振兴。经济单一化造成文化的封闭日益加重，必然削弱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导致传统文化日渐突出。这既是长春的城市现状，也是二人转崛起的原因，
重要的是，二人转的崛起恰恰在时间上呼应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布局，从这个角度说，二人转是这座城市用文化诉诸财富、追求财富的特殊方式——也许是在对财富的渴盼期待太久，也许是这种渴求迟迟不能实现，才让长春喊出“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苏州寻梦的昆曲
10月27日，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颁奖晚会在苏州举行，演艺界大腕云集。那天，我的一个朋友也在苏州，他不是影迷，苏州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我这朋友之所以深秋时节遍游江南，完全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爱好，这个秋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趁着叶红蟹黄，杭州看越剧，到苏州听昆曲。
遗憾的是，除了颁奖现场的演出外，他找遍苏州城，也没有听到梦想中的《牡丹亭》。心情灰暗回酒店已是半夜，幸好大堂服务生好心肠，指给他说寒山寺那边有演出。第二天坐车过去，还真有一家老式茶馆，几位夜深不眠的老人家坐在里面心明眼亮斗纸牌，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三弦、琵琶，只有两个唱评弹的“大姐”悻悻坐在那儿。问之，答曰：“先付钱，10元一段儿！”朋友于是很想念刚刚离开的杭州，在杭州4日中，欣赏到5场越剧——都是在公共场所免费演出，相比之下，苏州人似乎放弃了昆曲艺术在民间开花的机会！
朋友离开苏州前感叹：“苏州这样对待昆曲，长此以往，恐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都不保。”
事实上，最近江浙沪一带非常流行一句话——“苏州在沦陷”，这句话不仅指苏州已经成为外商在华的最大工业基地，也对“苏州的评弹和昆曲”的日渐式微颇感无奈。苏州曲艺最迷人的地方是以吴语为基础的“苏白”，据说张爱玲是个评弹迷，她不仅把吴语弹词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国语，更在晚年把这部书译成英文。当年的旧上海，张爱玲经常拉着闺密炎樱追着场子听评弹，炎樱是印度人，不懂什么叫评弹，张爱玲说评弹就是Suzhou Story(苏州故事)。另一位对评弹情有独钟的人是国学大师陈寅恪，这位当年“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人物，晚年遭逢文革厄运，饱受摧残。偶然间，他听到评弹弹词《再生缘》，被故事深深打动，那个时候的陈寅恪已经“膑足盲目”，他依靠学生的帮助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祥加考证，写出了《论再生缘》这部洋洋巨著。
现在，响彻街头巷尾的评弹声消失了，昆曲则要白先勇先生远道从台湾回来普及。
城市的发展往往带动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出现，也经常在悄无声息间扼杀一种或多种传统艺术，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新的艺术形式可以满足社会新阶层的精神需求，老的艺术虽然占领着意识形态领域，但在人们追逐财富进而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过程中，保留传统显得异常多余，因为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刺激太过无力，既不能穿透日渐麻木的躯体，更不能激起回顾的渴望。
对苏州曲艺而言，沦陷的不只是历史和传承，评弹书场的萎缩也极为严重，之前苏州市共有大小书场100多家，随着茶馆卖咖啡、书场变商场，评弹已无立锥之地。上海是评弹最大的受众地，60年代仅黄埔一区就有36家书场，如今成了评弹演出的空白点——在上海想看一场正宗的评弹，最好守在电视机前等午夜的“戏剧频道”播放录像。而事实上，即使仅剩的那些书场，大部分也正面临倒闭或歇业的境地，因为评弹听众的主体以老年人为最，书场票价不可能定的太高，乡镇一两块、市县四五元，上海这样纯粹的消费城市也不过十块钱，而艺人的报酬、昂贵的房租和设备都要从票价中支付，导致书场始终处于微利甚至无利经营中。
无利可图致使恶性循环：书场请不到好演员，而艺术水平差的演员又吸引不了听众，听众锐减业务更萧条；而越是收入减少，就越是无力来改善书场聘请好演员。这样的局面造成经营者不想开、演出者不想演，观众自然没有观看场所。
财富是一股暗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刷永远不会手下留情，但这种冲刷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创造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