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葛浩文，萧红或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位研究萧红的美国人，成名作即为《萧红评传》，在萧红的推介史上，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一次，葛浩文采访萧军，问他当年是不是打过萧红。萧军急了，这种事怎么能说呢。而葛浩文考证，萧红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出门后有人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小心摔的。萧军在一旁冷笑说：“别不要脸了，昨晚上被我揍的。”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房伟告诉我，萧红的文学史地位提高，主要是新时期以后。“实际上还有其他人，比如张天翼，但是他有左翼色彩，知识分子还是想找一个自由的偶像，于是就找到了张爱玲、沈从文，萧红也是这样。”
　　“我们对萧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费。”房伟说。
　　某些时候，萧红自己缺乏生存能力，她有一篇散文写到挨饿，等着萧军送吃的来。萧红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她自己造成的。《胡风回忆录》专门谈到萧红，在命运的转折关头，是跟着骆宾基走呢，还是跟共产党走，她最后没有选择共产党，而是去了香港。
　　有人说，现代人喜欢萧红，因为我们集体患有“传奇匮乏症”，生活太平庸太无聊，所以需要一次惊悚，哪怕是悲剧也行。让人们流泪的，是萧红的履历，并非她的小说。
　　民国的背后，实际是我们所建造的民国，其本来面目并非所谓的乌托邦。比如，陈西滢为什么攻击鲁迅？是有原因的，资料显示，鲁迅本来喜欢的是刘和珍，愤而写作纪念文章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
　　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女师大学生造反，一帮学生自己建一所新的大学，民国真是这么自由吗。我们看到，自由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国民党与北洋系的角力，学生运动背后的资金支持让我们同样看到了另一个民国。
　　从控诉民国到了“民国控”，这是一个诡异的演变。民国的所谓自由，实际也是被粉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高薪酬掩盖不了民生的凋敝，庙堂之内的胡适们，他们目力所及，不会看到横行的土匪、饥饿的农民、被奸淫的妇女。
　　陈丹青的所谓民国范儿，更多是一种乌托邦想象。没有人在意那些所谓大师们做了什么，他们本身站在那里就可以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碰撞，在那时候显得尤为可贵。即使今天，我们发现自己仍活在前人的阴影里。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困境：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诗家”，并不仅仅是文学艺术。一大群文人在那里风花雪月绯闻不断，大洋香车美女不断，自然精彩无比，可是，国家沦丧，外辱不断，民国的挣扎，岂非几个文人所能匡扶？
　　致 歉
　　本刊总第771期15版刊发了对巩晓彬的相关报道，其中个别表述欠妥，特此向巩晓彬与广大读者致歉。
　　齐鲁周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