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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9日上午，合川区文化艺术中心。
由重庆市公安局主办的“民警罗建事迹报告会”正在进行。
话筒前，合川区公安局双凤镇派出所民警罗建正在倾吐心声。
当谈到自己因公致残后，依旧毅然选择返回公安岗位的理由，罗建动情地说：“我不是回来养老的，更不是来寻求照顾的，我是来工作、来为群众服务的。”
说话间，在厚若瓶底的眼镜片后，罗建那浑浊的左眼里，隐隐有泪光。
此话一出，台下掌声雷动。
战伤
2016年9月29日，合川区双凤镇派出所户籍室。
身着天蓝色警服的罗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在电脑前接待办事群众。
初看起来，今年52岁的罗建和其他民警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罗户籍，我想更换身份证。”一位村民将手中的户口簿和旧身份证递过来。
罗建右手在资料与键盘间来回切换，左手不时提拉着眼镜，信息核对、拍照、指纹采集……不到5分钟，手续就办好了。
整个程序，一个健全民警完成也要四五分钟。
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了这“不到5分钟”，罗建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2003年4月19日是一个星期六，也是改变罗建命运的日子。
那天，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罗建被爆炸物所伤。
此后半个月，罗建接受了大大小小多次手术，终于将伤情稳定了下来。
可是，他的右眼却保不住了。
“能不摘除右眼吗？”这是罗建住院期间说的为数不多的几句话之一。
医生摇摇头。
随后，罗建的左眼玻璃体也被摘除。
接下来，罗建面对的是艰难的视网膜恢复期。
考验
2003年6月的一天，细雨绵绵。
“即使挺过大大小小的手术后，也很可能失明失聪，生活将难以自理。”病床上，双眼紧裹纱布的罗建，眼前虽一片漆黑，医生的话语却充盈在他耳际。
“是这么消沉苟活下去，还是奋勇抗争，让自己再活一次？”茫然中，他一次次追问自己。
想到自己热爱的警服，想到家人，想到自己内心对光明的渴望，罗建选择了抗争。
对罗建来说，恢复性治疗过程中的“趴床”是一大挑战。
眼科专家对他说，要让左眼视力恢复到最佳水平，必须趴在床上，让面部与地面保持平行。
为此，罗建每天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就是趴在床上盯着地面。
这样趴着的滋味很难受，得长时间忍受心脏、肠胃压迫所带来的疼痛。
很多时候罗建觉得自己都快要撑不住了，但一想到“不能苟活”的誓言，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看到他坚持的样子，不禁让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罗建的主治医生说。
2003年11月，罗建迎来了拆线的日子。
“我终于能看到光了！”当一层层纱布揭开时，罗建迫不及待地伸出五指，虽然只是模糊可见，可他仍兴奋得叫了出来，热泪随之奔涌。
经测试，罗建左眼的矫正视力达到0.2。
医生说，罗建的坚韧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在数以万计的同类患者中，通过恢复治疗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寥寥无几。
在家休息了9个月后，罗建接受了耳膜修复，右眼装上了义眼，左眼分别配了一副1400度的近视眼镜和一副1100度的远视眼镜。
民政部门认定罗建为五级伤残。
罗建随即又投入到恢复下肢功能的艰难练习中。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走路不用人扶，吃饭不用人喂。”罗建说。
奇迹再次发生——经过一年多的恢复，他走路不仅不需要搀扶，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了。
重新站起来后，罗建心里又生出了更大梦想：重返工作岗位。
归队
2004年3月底的一天，合川区狮滩镇。
一大早，罗建就往派出所赶去。
一路上，他只能摸索着沿左侧行走，还要不停地转头观察左右路况。
正常人有180度的视野，而罗建只能看到90度。
“我希望重返工作岗位，像其他民警一样履职尽责。”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罗建就为了向领导说出这句话。
一次不够，罗建又到所里说了第二次、第三次。
最终，所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
2004年5月，罗建重返工作岗位。
“不工作同样享受工资待遇，何乐而不为？”一些亲戚朋友很不理解。
“作为一名党员，赋闲在家却拿工资，我心不安。”罗建说。
起初，派出所领导出于关心，并没给罗建明确安排工作，上班时间也实行弹性制。
罗建却不领这个情，謝绝了所里的“区别对待”，并主动要求担任社区民警，开展走村入户、防范宣传、矛盾调处等工作。
有一次下乡走村入户，因镜框小螺丝松脱导致镜片掉地，罗建眼前一片模糊，俯下身子摸了好半天才找到镜片。
此后，罗建在走访工作时就会随身带“三件宝”：备用眼镜、小螺丝和螺丝刀。
工作中，罗建很快就练熟了两副眼镜的三种切换模式：看7米以外的物体，戴1100度的眼镜；为群众服务和操作电脑，把1100度的眼镜拉远，手动来调整焦距；看书，就换成1400度的眼镜。
2006年，区公安局全面普及电脑办公，别人十天半月就能掌握的五笔输入法，罗建却因为只能“手动调焦”，整整花了3个月。
如今，他盲打录入速度和其他同志不相上下。
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罗建一干就是7年，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余起，群众满意度达97%以上。
由重庆市公安局主办的“民警罗建事迹报告会”正在进行。
话筒前，合川区公安局双凤镇派出所民警罗建正在倾吐心声。
当谈到自己因公致残后，依旧毅然选择返回公安岗位的理由，罗建动情地说：“我不是回来养老的，更不是来寻求照顾的，我是来工作、来为群众服务的。”
说话间，在厚若瓶底的眼镜片后，罗建那浑浊的左眼里，隐隐有泪光。
此话一出，台下掌声雷动。
战伤
2016年9月29日，合川区双凤镇派出所户籍室。
身着天蓝色警服的罗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在电脑前接待办事群众。
初看起来，今年52岁的罗建和其他民警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罗户籍，我想更换身份证。”一位村民将手中的户口簿和旧身份证递过来。
罗建右手在资料与键盘间来回切换，左手不时提拉着眼镜，信息核对、拍照、指纹采集……不到5分钟，手续就办好了。
整个程序，一个健全民警完成也要四五分钟。
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了这“不到5分钟”，罗建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2003年4月19日是一个星期六，也是改变罗建命运的日子。
那天，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罗建被爆炸物所伤。
此后半个月，罗建接受了大大小小多次手术，终于将伤情稳定了下来。
可是，他的右眼却保不住了。
“能不摘除右眼吗？”这是罗建住院期间说的为数不多的几句话之一。
医生摇摇头。
随后，罗建的左眼玻璃体也被摘除。
接下来，罗建面对的是艰难的视网膜恢复期。
考验
2003年6月的一天，细雨绵绵。
“即使挺过大大小小的手术后，也很可能失明失聪，生活将难以自理。”病床上，双眼紧裹纱布的罗建，眼前虽一片漆黑，医生的话语却充盈在他耳际。
“是这么消沉苟活下去，还是奋勇抗争，让自己再活一次？”茫然中，他一次次追问自己。
想到自己热爱的警服，想到家人，想到自己内心对光明的渴望，罗建选择了抗争。
对罗建来说，恢复性治疗过程中的“趴床”是一大挑战。
眼科专家对他说，要让左眼视力恢复到最佳水平，必须趴在床上，让面部与地面保持平行。
为此，罗建每天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就是趴在床上盯着地面。
这样趴着的滋味很难受，得长时间忍受心脏、肠胃压迫所带来的疼痛。
很多时候罗建觉得自己都快要撑不住了，但一想到“不能苟活”的誓言，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看到他坚持的样子，不禁让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罗建的主治医生说。
2003年11月，罗建迎来了拆线的日子。
“我终于能看到光了！”当一层层纱布揭开时，罗建迫不及待地伸出五指，虽然只是模糊可见，可他仍兴奋得叫了出来，热泪随之奔涌。
经测试，罗建左眼的矫正视力达到0.2。
医生说，罗建的坚韧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在数以万计的同类患者中，通过恢复治疗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寥寥无几。
在家休息了9个月后，罗建接受了耳膜修复，右眼装上了义眼，左眼分别配了一副1400度的近视眼镜和一副1100度的远视眼镜。
民政部门认定罗建为五级伤残。
罗建随即又投入到恢复下肢功能的艰难练习中。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走路不用人扶，吃饭不用人喂。”罗建说。
奇迹再次发生——经过一年多的恢复，他走路不仅不需要搀扶，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了。
重新站起来后，罗建心里又生出了更大梦想：重返工作岗位。
归队
2004年3月底的一天，合川区狮滩镇。
一大早，罗建就往派出所赶去。
一路上，他只能摸索着沿左侧行走，还要不停地转头观察左右路况。
正常人有180度的视野，而罗建只能看到90度。
“我希望重返工作岗位，像其他民警一样履职尽责。”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罗建就为了向领导说出这句话。
一次不够，罗建又到所里说了第二次、第三次。
最终，所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
2004年5月，罗建重返工作岗位。
“不工作同样享受工资待遇，何乐而不为？”一些亲戚朋友很不理解。
“作为一名党员，赋闲在家却拿工资，我心不安。”罗建说。
起初，派出所领导出于关心，并没给罗建明确安排工作，上班时间也实行弹性制。
罗建却不领这个情，謝绝了所里的“区别对待”，并主动要求担任社区民警，开展走村入户、防范宣传、矛盾调处等工作。
有一次下乡走村入户，因镜框小螺丝松脱导致镜片掉地，罗建眼前一片模糊，俯下身子摸了好半天才找到镜片。
此后，罗建在走访工作时就会随身带“三件宝”：备用眼镜、小螺丝和螺丝刀。
工作中，罗建很快就练熟了两副眼镜的三种切换模式：看7米以外的物体，戴1100度的眼镜；为群众服务和操作电脑，把1100度的眼镜拉远，手动来调整焦距；看书，就换成1400度的眼镜。
2006年，区公安局全面普及电脑办公，别人十天半月就能掌握的五笔输入法，罗建却因为只能“手动调焦”，整整花了3个月。
如今，他盲打录入速度和其他同志不相上下。
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罗建一干就是7年，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余起，群众满意度达9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