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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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第五章“语言里的形式: 语法概念”中展现了其独特的语法分析方法。他以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并始终强调语言模式的社会及心理基础。这种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不仅体现在人们熟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也体现在萨丕尔对语法系统的研究中。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有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他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不仅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相关研究,还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及语言学家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的影响。萨丕尔的语法研究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20世纪后期认知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也能够从萨丕尔的语法研究中得到启示。
  [关键词]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语法分析; 语法概念; 语言模式
  一、 引 言
  爱德华?萨丕尔是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提到萨丕尔,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语言相对论”。这一假说是萨丕尔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话题。然而,萨丕尔对语言、社会、种族和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此。这一点从他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一书中可以窥见一斑[1]。这部专著内容涉及广泛,涵括了语言的定义、语言的成分、语音、语言的形式、语言的结构类型、语言的演变以及语言与种族、文化、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对语言进行了外部研究,即对和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还对语言进行了内部研究,即对语言内部的知性概念系统进行研究。
  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14卷第3期Language in Society期刊发表了大卫?萨丕尔为纪念其父爱德华?萨丕尔诞辰一百周年会议召开的讲话。在这篇名为《爱德华?萨丕尔引介》(“Introducing Edward Sapir”)的文章里,大卫?萨丕尔指出, “萨丕尔把自己视为一名语言学家。他认为他只是碰巧成了一名人类学家”[2]291。他说,他父亲的语言学藏书颇丰,不仅包括美洲印第安语言学,还包括普通语言学,以及后期的有关古代近东语言的书籍。与之相反,他所拥有的人类学书籍大部分是他的同事和学生所撰写或是一些需要他评述的书籍。爱德华?萨丕尔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语法研究与比较研究,并乐此不疲[2]。
  正如大卫?萨丕尔所述,与人类学或语言人类学一样,当代理论语言学同样传承了爱德华?萨丕尔的思想精髓。应该指出,萨丕尔在撰写《语言论》时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语法系统方面。然而,人们一般认为萨丕尔对语音系统的论述比他对语法系统的讨论影响更大[3]10。当代理论语言学家也往往将萨丕尔的贡献集中在语言人类学领域,而他在理论语言学领域的影响较少被提及。此外,由于萨丕尔以往被国内学术界冠以“观念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头衔,他的许多观点曾经遭到过猛烈批判,萨丕尔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4]72。
  笔者认为,萨丕尔就语言形式和意义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及其独特的语法分析方法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被重新审视。萨丕尔在《语言论》第四章及第五章中分别探讨了语言形式上的语法程序和语言意义上的语法概念,这两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有异于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将集中讨论萨丕尔在第五章中所进行的语法概念分析,通过对该章节的文本分析及相关背景研究,深入探讨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及其价值所在。
  二、 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分析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对语法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书中第一章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论述是其语法分析的基础。萨丕尔认为: “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5]9语言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它必须进一步和人的经验的某个成分或某些成分联合起来,否则不可能具有起码的言语意义。这个经验‘成分’就是一个语言单位的内容或‘意义’”[5]9。可见,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有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体现不同的概念,而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萨丕尔语法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按照语言成分所表达的不同概念对其进行分类,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
  “任何语言似乎都不可能把每一个具体观念都用一个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表达出来。经验的具体性是无穷的,而最丰富的语言的资源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不得不把无数的概念归到某些基本概念项下,而用别的具体或半具体的观念来作功能媒介。”[5]74依据萨丕尔的语法理论,任何语言表达具体概念不外乎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根本方式表达出来的,另一种是用派生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概念和两种类型的语言成分,即根本的和派生的。”[5]74根本语言成分(radical elements)表达基本的和相对具体的概念(radical concepts),如事物、行为、品质等。而派生语言成分(derivational elements)表达派生性的或形容性的概念(derivational concepts)。由于派生语言成分是用来修饰和限制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的,因此,派生语言成分不能单独使用。上述分析是基于词汇层面上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句法层面的内容,萨丕尔又引入关系语言成分(relational elements),对应产生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与派生语言成分不同,关系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并构成命题的基本形式,而派生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但不影响整个命题的意义。
  在《语言论》第五章“语言里的形式: 语法概念”中,萨丕尔使用“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解释了上述三种概念。在此,我们通过下页表1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分析。
  从表中可见,“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中包含了13个不同的概念,其中3个是根本的和具体的,2个是派生的,8个是关系性的。   在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中,萨丕尔将根本语言成分和派生语言成分归结为语言的物质内容,并将关系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非造句性质的具体关系概念(concret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表示性别及时间的关系。这类概念的表现方法看似与派生概念相似,都是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但附加的非根本成分一般不像在派生概念里那样和根本成分联结紧凑。与派生概念不同,具体关系概念表明或暗含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超出它所直接依附之词以外[5]74,也即它是在句法层面上体现物质内容间关系的概念。另一类是给予命题以一定造句形式的纯关系概念(pur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施受关系。它的功能是“联系命题里的具体概念,给命题以一定的造句形式”[5]74。由此,可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归结在如下的概念表格中:
  萨丕尔同时提出:“第I类概念是一切语言所必需的,第IV 类也是这样。第II类和第III类都常用,但不是必需的;特别是第III类,实际上代表着II类和IV类,或I类和IV类在心理上和形式上的混杂,是可以不用的一类概念”。[5]90例如,“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的汉语句子“人宰鸭子”仅涉及了三个基本概念,即“人”和“鸭子”两样东西和“宰”这个动作,并且这三个基本概念都是用根本成分直接表达的,没有涉及派生概念。同时,主语和宾语这两个施受关系性概念通过“人”和“鸭子”在“宰”这个动作的前后位置表达出来。至于原句英语中指称的确定性、数、人称、时间等具体关系概念并没有涉及。因此,语言里绝对不可少的并且必须表达的概念包括第I类基本或根本概念,它们是语言的具体家当。同时,一些关系性的概念必须表达出来,把根本概念栓在一起,即第IV类概念[5]82。
  三、 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哲学基础
  萨丕尔的语法分析以“概念”为核心。如前所述,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使用中。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体现了语言内容(词汇)和语法(关系表达)之间的认知联系。任何语法成分或概念都表达意义[6]350。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是一种以意义为基础的方法。
  萨丕尔提出的概念表格摒弃了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正如他所言: “我们必须放弃秩序井然的范畴分类法”,因为“我们的概念表格是一个活动标尺,不是对经验的哲学分析,所以我们不能预先决定某个概念该放在什么地方”[5]95。萨丕尔同时强调:“词的各个成分也是特定地联结起来的,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列着的……最基本、最有力的联系方法就是词序(word order)”。[5]95词序体现了最基本的关系概念。由此,萨丕尔打破了词和句子的界限,这使他对语法的认识有别于传统语法中基于词法和句法的分析方法。
  概念的分析体现了萨丕尔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即语言具有社会特性和心理特性。语言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心理的产物,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7]10。萨丕尔对语法概念的分析尤其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语言将人们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概念化并抽象化,这个过程体现了语言对经验概念化的心理过程和作用。在随后发表的《语法学家和语言》中,萨丕尔进一步阐明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学研究的心理范畴[8]。他认为最吸引语言学家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及结构形成的心理过程。
  萨丕尔语法研究上的这种心理学倾向不仅来源于他的老师博厄斯对人类学和心理学不可分割性的主张,还来源于意大利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影响。萨丕尔语言观的哲学背景是新黑格尔派克罗齐的心灵哲学[9]103。萨丕尔在《语言论》前言中写道: “当代作家中对自由思想有影响的,很少几个能了解语言的基本意义,克罗齐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指出了语言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我从他的看法受惠不浅。”[5]2
  萨丕尔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语言本质的思考和认识受到了克罗齐哲学观点的影响。克罗齐认为,语言和艺术一样,是处于直觉阶段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是一种感性认识,没有经过人类意志和逻辑思维的处理。因此,语言同艺术一样,具有完满的表达和完整的意义。一般语言学家对语言各个部分的机械分析割裂了语言的完整价值[10]26。萨丕尔提出的语法概念正反映出语言成分将经验简化并发现其共性的完满和完整的心理过程。
  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也影响了萨丕尔的语法研究。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基础上提出的“语言相对论”,从对象到观点与洪堡特都有渊源[11]117。然而,洪堡特对萨丕尔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语言相对论”的提出。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探讨了语言与思维的本质关系,而任何语法研究的基础都与研究者对语言本质的看法紧密相连。语言句法结构和语法形式的解释是语言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萨丕尔的语法研究体现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洪堡特关于语言结构反映人类认知的论述。如前所述,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体现不同概念的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而洪堡特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也多次提到了“概念”一词,并认为概念首先是一种“像”,是“词的原像”,先于词而存在,是它与语音的结合产生了词。概念本身是一个纯内在的、理性的过程,它是在语言创造过程中由精神自主构成的[12]21。“心灵的所有力量都投入了语言创造活动;人的内心世界中再精深广博的东西,也都可以转化为语言,在语言中得到表现。”[13]179可见,洪堡特突出强调了语言的心理基础。此外,在谈论语言的形式时,洪堡特提出,“在把音节转化为思想表达的精神劳动中,存在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同形的元素,而这正是这种元素,就其全部的关系和整个系统而言,构成了语言的形式”[13]58。他同时指出,“在语言内在的、智力的方面,正如在语音形式方面一样,需要注意的两个突出的要点是: 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的规律”[13]105。“语言形式的本质就在于把那些具体的、与它相对而言被视为质料的语言要素综合为精神的统一体。”[13]138可见,洪堡特语言学关于语言内在形式的这些重要命题及其在语言形式分析过程中提到的“元素”、“关系”、“系统”、“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规律”等要素,均已渗透到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论述过程中。   四、 对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评述
  纵观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的内容,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萨丕尔在书中并没有对其理论进行细致明确的阐述,特别是没有清楚地界定语法概念中所涉及的根本概念、派生概念及关系概念之间的划分标准。他自己也指出,“实际做分析工作的时候,时常出现困难的问题,叫我们疑惑某一组概念该怎样归类才好,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不熟悉的语言里”[5]90。同时,萨丕尔也没有提出自己完善的术语系统,对具体分析的方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他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出现包含不同意义的某一概念或说法。由于萨丕尔采用心灵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他在书中并没有深入讨论语言的心理问题,因而,诸如“直觉”、“印象”、“概念”、“完整的思想”等带有强烈心理倾向的提法多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这些都会使读者感到萨丕尔的理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遗憾很可能来源于萨丕尔将这部著作的阅读对象定义为大众群体,其中既包括研究语言学的人,也包括非专业人士。因此,正如他在前言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大部分语言学术语名称和一切技术符号均避免在文中提及。这就难怪有些内容被隐藏着,为了使读者更容易读懂而不予仔细阐述了。
  此外,萨丕尔通晓多国文字,在《语言论》中共提到了六十多种语言作为例证。然而,他对某些语言的了解程度却不够深入。以他著名的“The farmer killed the duckling”为例,在文中它的汉语对应句是“人杀/宰鸭”。基于此,萨丕尔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由于“人”的前面没有如同英语中定冠词“the”的确切指称,因而,汉语的语法概念中没有指称成分。在这里,这句话中的“人”体现了零指称的语法现象。仅通过对这句话的分析便得出汉语没有指称成分的结论是草率的。陈国华教授在一次讲课时指出: “我们不能想象一种语言没有指称成分,因为每种语言都必须具有指称成分。而且‘人杀/宰鸭’这句话也不是地道、标准的汉语。人们在汉语交流中并不会真正使用这样的句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于2011年3月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课上的讲话。因此,萨丕尔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有力依据。
  但这些遗憾并不能掩盖萨丕尔智慧的光芒。笔者认为,萨丕尔语法分析方法对理论语言学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萨丕尔在语法分析过程中始终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这反映出他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尽管萨丕尔在行为主义盛行的年代一度受到人们的冷落,以至于他的影响不及同时期的布龙菲尔德,但萨丕尔对语言心理性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20世纪后期认知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所以,一旦语言的心理现象受到重视,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他[14]34。
  其次,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他没有把语言看做是封闭的、自主的,而是将其视为开放的、非自主的体系[4]73。因此,语法规律不能从语言的外部表现形态中寻找到,而是要从语言内部所表达的意义中追寻。在语法分析过程中,语言成分和成分关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萨丕尔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以意义为基础的语言描写及语法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将某一逻辑命题进行结构上的切分,而是从语言成分的概念内容及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入手,并着眼于语言成分及成分关系所表达的意义,从而打破了词法和句法间的界限,进而将不同的语言视为以意义为基础的独立体系,并将意义分析纳入语法分析的范畴内,兼顾了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特征。
  最后,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非印欧语系语言,特别是汉语的特点。正如陆志韦在《语言论》中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 “中国语法学者这几十年有意无意地受到一些印欧语法的牵累,有的人几乎忘记了汉语语法的‘精神面貌’。我们大可以从这本书学到一些基本的东西。”[5]ii汉语与印欧语结构差异显著,例如,汉语的“词”不等同于英语的“word”,前者受“语义型”汉语语义规律的制约,后者受“语法型”印欧语句法规则的制约[15]4。如果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来界定汉语的格局,那么汉语几乎没有形态可言。而萨丕尔提出:“汉语没有单纯的形式成分,没有‘外部形式’,可是,它像拉丁语一样,对于关系,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区别、定语和述语的区别等等,都显得很敏感。换句话说,它具有‘内部形式’,只是外表上是‘没有形式’的,而拉丁语在外表上是有形式的”。[5]112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论述基于对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及其意义的重视,同时,这种分析方法为汉语语法分析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萨丕尔的语言研究始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语言的继承和拯救。他师从博厄斯并与其共同成为美国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博厄斯专注于对印第安语的具体描写,并没有深入探讨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萨丕尔有所不同。他并没有止步于对语言的调查与描写,而是在博厄斯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学理论。基于对语言社会性和心理性本质的论述,萨丕尔提出了以语法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内容的集中分析,试图挖掘和解读萨丕尔深邃的理论语言学思想。通过对萨丕尔理论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依旧是鲜活的。这位被比作美国语言学界的莱伯尼兹的跨学科语言研究者不仅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开阔的思路和智慧的眼光也为理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
  [参 考 文 献][1] E.Sapir,Language,New York: Harcourt,Brace,1921.[2] D.J.Sapir,″Introducing Edward Sapir,″ Language in Society,Vol.14,No.3(1985),p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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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2] 于峻嵘: 《语言学中的“概念”论——从洪堡特的著作说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第21 23页。[Yu Junrong,″′Concepts′ in Linguistics: From Humboldts Works,″ Social Science Forum,No.3(2005),p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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