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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成立了一个“歌舞剧全能”文艺团体——战斗剧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斗剧社在战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战斗剧社在斗争实践中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著名电影戏剧艺术家成荫、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欧阳山尊、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严寄洲等，都是战斗剧社的骨干。战斗剧社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他们既可以拿起文艺武器为战士们服务，又可以拿起枪来投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支战功赫赫的文艺队伍。
战斗剧社的诞生
1936年6月底，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的第三天，红军著名戏剧家李伯钊组织红四方面军火线剧社专场演出，欢迎慰问二、六军团指战员。在欢迎大会上，火线剧社演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戏剧、歌舞节目，反映了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和部队在藏区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火线剧社还表演了苏联舞蹈《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锄头舞》、《镰刀舞》、《丰收舞》等。这场演出给前来观看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去后，贺龙对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怎么样？甘主任，我们能不能也组建这样一个剧社呢？”甘泗淇爽朗地笑道：“总指挥说了，当然可以，组建一个吧！”贺龙听了很高兴，说：“好！就这样决定，名字就叫战斗剧社，由甘主任、金如柏同志组织筹建！”
根据贺龙的指示，甘泗淇、红二军团宣传部副部长金如柏召集宣传队队长吴桂三、第一分队队长陈鲁炎和第二分队长罗洪标研究如何尽快组建剧社问题。吴桂三、罗洪标提出，首先应挑选人才，建议从红二军团四师、五师、六师的宣传队中挑选。事后，调来四师的陈靖、六师的梁定商和五师的龚国范等十几人，由金如柏宣布战斗宣传队改编为战斗剧社。就这样，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于1936年7月中旬，在甘孜正式建立了。战斗剧社组建后，金如柏担任社长，罗洪标为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一分队负责宣传鼓动，二分队为音乐分队，三分队为戏剧分队。一分队由吴桂三、陈鲁炎负责，二分队由陈靖负责，三分队由罗洪标负责。
战斗剧社成立后第四天，甘泗淇给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和副主任傅钟写了一封信，并派战斗剧社指导员罗洪标去联系培训业务骨干问题。陈昌浩听完罗洪标的汇报后，立即派人去请火线剧社负责人李伯钊到政治部来。罗洪标又向李伯钊具体汇报了战斗剧社组建情况，并说：“我们什么都不会，没有人会编剧导演，跳舞更谈不上。我们看了火线剧社的演出，给我们部队的教育鼓舞很大，方面军首长指示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向你们学习。”李伯钊说：“咱们互相学习吧！我谈两点意见：一、你们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助你们训练；二、可以给你们一个同志，帮助你们编剧兼导演。”
火线剧社的同志教学很耐心，一个动作常常反复教很多次，直到教会为止。战斗剧社学员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没有什么文化，学习起来很费力，但在李伯钊的帮助下，战斗剧社学员进步很快。8月底，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要分开行动了。当战斗剧社同火线剧社的同志们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为了表示革命友谊，火线剧社又为战斗剧社召开了一个欢送晚会。战斗剧社学员为了表达对战友和老师的感谢，也表演了在那里学会的三个舞蹈：《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锄头舞》、《丰收舞》。他们的表演受到李伯钊的称赞：“没有想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你们学得这样好，这样快。”
除排演节目外，甘泗淇还要求战斗剧社的成员学会做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每当部队开入新区，遇到不了解红军的群众时，甘泗淇往往会把战斗剧社派出去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这些工作对剧社成员也是一种锻炼。
1936年10月底，红二方面军到达靖远县威远堡，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西进支队会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战斗剧社演出了一组自编的歌曲《红军会师大合唱》、活报剧《军民是一家人》等节目。这些节目给干部战士教育鼓舞作用很大，当地群众看了也很称赞。
战斗剧社除了在陕北保安等地宣传演出外，还曾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去进行联欢、慰问。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战斗剧社与红一方面军的人民剧社一起，立即编演了广场活报剧《活捉蒋介石》。1937年9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开赴抗日前线时，战斗剧社已发展到180多人，可以演出比较大型的歌剧和舞蹈，先后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丰收》、《水灾》、《黄河三部曲》等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这一时期，战斗剧社还创作了许多适合平原游击环境演出的新节目。就这样，剧社里的同志每天高唱着自己新编的《社歌》，跟随贺龙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上用自己的方式战斗着。
贺龙的深情关怀
战斗剧社的组建、成长、发展，和贺龙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1938年初，贺龙从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大队要来了40名青年学生充实战斗剧社，其中有刘伍、刘西林、郭宝瑞、郑英、萧孟等人，这些人都成为当年剧社的文艺骨干。一批长征干部则调出了剧社到战斗部队任职，其中有些同志牺牲在抗日前线。
1938年冬天，战斗剧社随一二〇师到达冀中。关向应从河北抗战学院、冀中抗联等单位先后调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有王一夫、王宁、崔明鉴、李桐树等人。后来还调来了曾经是平剧科班出身的张一然。在这段时间里，剧社除了演出《军火船》、《弟兄们拉起手来》等剧目外，又新排练了歌剧《农村曲》（李伯钊编剧，成荫导演），还排演了反映冀中军民斗争生活的舞蹈《平原游击队舞》（莫耶编导）等新节目。
1939年4月，战斗剧社在离开冀中大平原之前举行了告别演出。演出期间，两颗炮弹在村边爆炸，顿时引起台上台下一片混乱。贺龙安慰大家：“不要慌，沉住气，前面有我们的部队埋伏着，不过这个戏可看不成了！”剧社的同志随后井然有序地撤离。40分钟后，著名的齐会战斗打响了。 1939年中秋节，剧社在河北灵寿七祖院正准备和驻地群众开联欢会，突然远处山上窜出一大股日军向山下运动，企图渡过磁河奔袭陈庄。七祖院距陈庄不远，情况十分危急。社长向德忠原是红军军事干部，他让指导员王启春率领剧社成员立即撤退，自己则带上武装班的战士在村内掩护群众坚壁清野，并把剧社来不及拿走的服装、道具等物资运送出去，避免了损失。剧社转移到了大槐树村后，只听见陈庄方向枪炮声不绝于耳。大家正准备继续转移时，贺龙派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来接大家了。他对大家说：“你们好，你们都没有出什么事，太好了！贺老总和甘主任都担心你们呐！”原来贺龙已经率领一二○师主力部队从冀中返回到晋察冀。贺龙还下令要剧社在距战场不远的地方搭台演出，让部队轮换下来看戏。演出时，贺龙叼着大烟斗直奔后台，指着小社员的鼻子笑着说：“小鬼，你们受惊了，听说你们差点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呀！”
从9月28日到30日，剧社连续在枪炮声中演出，有时一天要演二三场。战斗间隙，只要有时间，贺龙和关向应、甘泗淇总要来剧社看望小演员。有一次，贺龙来到剧社，正在练唱歌的大家正好一曲唱罢，便一下子围住贺龙，要他唱歌。歌舞班长带头一声喊，大伙立刻齐声叫道：“贺老总，来一个！贺老总，来一个！”只听贺龙笑着说：“那我就唱支《游击队歌》吧。”说罢，贺龙就唱了起来，大家拍掌为贺龙打节拍。只听贺龙唱道：“……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没等贺龙唱完，大家已经笑弯了腰。一个小战士喊道，贺老总唱错了，应该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贺龙却呵呵一笑，诙谐地说：“没错，小傻瓜，土地丢了，还可以收复，可是你们这些女同志呀，一个也丢不得！”贺龙的话，又把大伙逗得哈哈大笑。这时不知谁小声地说了一声，贺老总这是“重”女“轻”男嘛！
“重”女“轻”男之说，反映了战斗剧社女演员稀缺的实情，演出时常常由男扮女。剧务主任黄沙向贺龙提出要调几个女演员。贺龙拍着胸脯说：“这两天抗联剧团要给咱们演戏，你们看他们剧团哪个女演员演得好，咱们就请他们支援嘛！”黄沙说：“就是看中了，恐怕人家也不会给吧。”贺龙笑道：“你们看中了，把名字记下来，我们就指名要人，她还跑得了吗？再说地方支援部队，这是老传统嘛！”在抗联剧团来演出后的第二天，贺龙即把战斗剧社的编剧莫耶找去，问她昨晚看戏了没有，哪个角色好。莫耶实话实说：“那个演独幕剧的女主角不错，那个唱歌的也好。”贺龙笑对莫耶说：“行呀，你去他们剧团把那两个女角动员来。”并出了一个点子，“你就说你是鲁艺的，就把咱们剧社的好处向她们宣传，女学生都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哩！”到了抗联剧团一打听，那两个女学生都来自北平，经过一番宣传动员，她们都答应加入战斗剧社，而且抗联剧团还多给了战斗剧社几位女演员。女演员增多后，战斗剧社的节目也丰富了许多，增加了女声独唱、女声齐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还可以同时排几台戏，战士们看了大呼过瘾。
1940年前后，战斗剧社引进了一个大型话剧《中秋》在根据地上演。这个戏也是反映抗日战争的，但气氛灰暗、阴沉，结局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戏演到中途，贺龙忍不住说：“同志们不要散布悲观失望啊！真是乱弹琴！”戏没演完，台下观众都走了。贺龙在演出结束后严肃地向剧社同志指出：“你们演的那个戏，能提高抗战信心吗？能鼓舞部队士气吗？同志们，我们现在要打仗，要打日本救中国，争取抗战胜利。你们可不能转向啊！”
在演出中，大家也真切地领教过贺龙的执著。战斗剧社的赵戈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一次表演朗诵时曾被贺龙当场打断。1941年八一建军节，战斗剧社在晋西北兴县演出。赵戈在庆祝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一首纪念“八一”的诗：“我要讲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就是南昌起义/这一个英雄/就是您啊——/我们的贺老总！……”赵戈刚朗诵到这里，突然被台下的贺龙打断了。贺龙批评他说：“小鬼，你这诗不对呀，南昌起义怎么只有一个英雄？”因为正站在台上，赵戈故意不理，还想继续朗诵下去。可是贺龙不答应了，他站起来，招手让赵戈下来。赵戈下来后，贺龙亲切地对他说：“小鬼，你的朗诵很有感情，可我告诉你，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许多同志都参加了，怎么能说只有一个英雄呢？我还要告诉你，南昌起义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你说能算个什么英雄吗？”贺龙见赵戈有点紧张，便安慰他说：“不过，你也不要着急，好好改改，改好了再向部队朗诵。你再朗诵的时候，我保证还来听。”
转赴延安受欢迎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强行侵占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一些城镇。一二○师奉命从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边区，参加反顽斗争。战斗剧社临离开灵寿七祖院赴晋西北时，贺龙又从抗大总校文工团调来了戏剧家欧阳山尊，还从华北联大文艺部调来石丁、安春振、叶林、高鲁、谷军等一批文艺骨干。去延安学习的陈杰和梁定商也返回剧社来了。
与此同时，战斗剧社还先后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晋察冀抗大二分校等单位补充来一批文艺骨干。战斗剧社的编导人员有莫耶、王元方、严寄洲、石丁、谷军、安春振等，领导人有陈述、向德忠、梁定商、王克、鱼清左、欧阳山尊、成荫、朱丹等。战斗剧社还编印了《战斗文艺》、《战斗歌声》、《小舞台》等刊物。
不久，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战斗剧社又随之转移到军区所在地兴县。期间，战斗剧社除了演出原有的保留节目之外，又新排了独幕话剧《汾离公路》（石丁编导）、《叛变之前》（莫耶编剧，成荫导演）、《麻袋》（石丁编导）和活报剧《参加八路军》（崔嵬编剧，成荫导演）等剧目。在社长欧阳山尊的领导下，1940年5月，战斗剧社还演出了独幕话剧《鞋钟迷》以及活报剧《百团大战》等一系列新剧目。
1941年，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晋绥军区将要举行一次联合大公演，参加演出的除了战斗剧社，还有各旅各纵队的战火剧社、战线剧社、战力剧社以及前线剧社、长城演剧队等单位。在会上，贺龙要求：“战斗剧社既要为干部演出政治性、艺术性较高的节目，也要能演出大众化的、战士和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节目。”贺龙还在会上提出了要组织戏剧游击小组深入敌占区去演出的设想。 8月初，欧阳山尊调集了剧社11名精兵强将组成游击剧团。他亲自率团，冒着随时有可能与日军接火的危险，勇敢地转战于晋中敌占区的边沿地带。这期间，大家既是文艺宣传兵又是战斗员。除两名女团员佩带手枪外，其他9位男团员，每人身背一支步枪、30发子弹、3颗手榴弹，演出服装、道具、乐器、化妆品等均分工携带，每人的夹被除晚上睡觉当铺盖外，演出时就连成一起权作幕布。剧团从一个演出地点到下一个演出地点往往要走上一二十里地，演出从9月初持续到11月初。
1942年6月，战斗剧社到陕北绥德整训，排演了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著名喜剧《吝啬鬼》，并在绥德大礼堂公演，同时又排演了曹禺的另一部名著《北京人》，准备把这两出戏拿到延安去汇报演出。8月，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根据贺龙的指示到绥德传达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决定放弃原演出方案，重新排练曾在边区演出、反映边区农民保家卫国、踊跃参军的四幕话剧《丰收》和活报剧《晋察冀的乡村》、儿童小歌剧《荒村之夜》，以及《虎列拉》、《求雨》等小型报告剧，用实际行动来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1月，战斗剧社和战斗儿童演出队先后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以及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鲁迅艺术学院礼堂进行了演出，非常成功。《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介绍文章，延安一些文艺团体召开座谈会，一致肯定战斗剧社演出的方向。
毛泽东在观看了这些戏剧后，于11月23日亲笔给战斗剧社写来赞扬信，内容如下：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1943年春节后，战斗剧社突然接到贺龙的命令，说中央即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指定要战斗剧社拿出一些新节目为会议演出。剧社的同志感到异常兴奋，延安有那么多文艺团体，单挑我们去演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新任社长朱丹当即决定，把编演新节目的任务交给严寄洲和成荫。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名为《敌我之间》（成荫编剧，严寄洲导演）的三幕短剧如期在中央大礼堂和鲁艺礼堂演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
《刘胡兰》演出前后
1945年9月中旬，战斗剧社随新组建的晋绥野战军北出雁门关，向晋北的绥远、察哈尔挺进。1946年3月，根据贺龙的指示，晋绥野战军各旅撤销剧社建制，战线剧社、战火剧社和战力剧社的主创干部如董小吾、刘莲池等归入战斗剧社，使剧社近年来不断减员的状况得以改善。
1947年春节前，战斗剧社部分干部到汾阳县农村协助当地党政机关进行土改后复查工作。战斗剧社随部队出发，夜行军至文水县城以东大象镇附近埋伏，准备打击从文水城出来的阎锡山“清乡”军。拂晓，战斗打响了，消灭一部分敌军，我军进入大象镇。此时，独立一旅派人前往云周西村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女英雄刘胡兰和其他6位殉难的烈士。战斗剧社的魏风随旅政治部代表一同前往，听到了烈士刘胡兰的继母控诉国民党军杀害云周西村烈士的罪行和刘胡兰等烈士英勇不屈的英雄事迹。他回到剧社后，将这些情况向战友们做了介绍，激起大家的无比愤慨。
回到山区静禾县娄烦镇一带整训时，战斗剧社赶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由朱丹导演，乔英主演。刘胡兰牺牲时，她的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话剧《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虽然她的演技有些粗糙，但由于《女英雄刘胡兰》反映了战士们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和英雄们的真人真事，大家看后深受感动。甚至有一名战士因为太深入剧情出离愤怒，举枪要射击台上的“反动军官”大胡子，被班长及时制止。演出后，剧社全体同志分头到连队的班、排里参加座谈会，听取战士们的反映和意见。许多战士非常激动，不少战士表示要为刘胡兰等烈士报仇！同时，战士们也指出了此剧不足之处，又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1948年3月，战斗剧社赶赴西北野战军作战前线。到达晋南吉县时，遇上从前方回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王震。王震非常关心战斗剧社的创作，剧社向他报告随独一旅部队在文水一带作战之后创作的话剧《女英雄刘胡兰》及演出后受欢迎的情况。王震询问了有关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前后情况，鼓励剧社改好这出戏。根据大家的意见，剧社领导决定将话剧《刘胡兰》改为歌剧。剧社在研究和学习歌剧《白毛女》创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又总结了过去演出的歌剧《土地回老家》失败的教训，加上创作人员几次参加土改工作的生活体验，搜集许多民歌、民间戏曲音乐、群众语言等。新排的歌剧《刘胡兰》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并吸取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地表现了刘胡兰多方面的思想感情，塑造了英雄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音乐形象。
经过半个月突击排练，剧社首先请第一纵队留守处的同志观看歌剧《刘胡兰》，得到高度称赞。接着开始在后方机关、学校、部队演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剧社随后下部队到班、排，听取战士们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加工，随后又为参加西府战役归来的部队演出。接着，《刘胡兰》剧组随军渡过黄河来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一向不爱看戏的彭德怀在观看歌剧《刘胡兰》时，竟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他在第二天散步时还专门把剧社的主创人员叫了过去，对他们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歌剧《刘胡兰》前前后后共演出了100多场，主要是在战役打响之前给战士们演出，效果非常好。每当演到刘胡兰英勇就义时，许多观众都激动地哭泣起来，甚至又一次出现有战士忘记是在看戏，拿起枪来将子弹推上膛要向舞台上的“敌人”大胡子连长射击的情况。有的同志在看完戏以后还高呼口号“要为刘胡兰烈士报仇！向刘胡兰学习！”1949年6月，五幕歌剧《刘胡兰》正式在北平公演，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这场唱响全国的歌剧。
1949年冬，战斗剧社随军入川。1950年，西南军区成立后，贺龙、邓小平等首长把战斗剧社调到重庆，和第二野战军文工团合并，更名为战斗文工团，下辖话剧队、歌舞队、歌剧队、美术队、少年艺术队和创作室六大单位。1953年，战斗文工团奉命调到北京和总政文工团合并，战斗文工团这个番号，重返西北，给了兰州军区文工团。
（责任编辑：胡 北）
战斗剧社的诞生
1936年6月底，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的第三天，红军著名戏剧家李伯钊组织红四方面军火线剧社专场演出，欢迎慰问二、六军团指战员。在欢迎大会上，火线剧社演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戏剧、歌舞节目，反映了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和部队在藏区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火线剧社还表演了苏联舞蹈《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锄头舞》、《镰刀舞》、《丰收舞》等。这场演出给前来观看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去后，贺龙对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怎么样？甘主任，我们能不能也组建这样一个剧社呢？”甘泗淇爽朗地笑道：“总指挥说了，当然可以，组建一个吧！”贺龙听了很高兴，说：“好！就这样决定，名字就叫战斗剧社，由甘主任、金如柏同志组织筹建！”
根据贺龙的指示，甘泗淇、红二军团宣传部副部长金如柏召集宣传队队长吴桂三、第一分队队长陈鲁炎和第二分队长罗洪标研究如何尽快组建剧社问题。吴桂三、罗洪标提出，首先应挑选人才，建议从红二军团四师、五师、六师的宣传队中挑选。事后，调来四师的陈靖、六师的梁定商和五师的龚国范等十几人，由金如柏宣布战斗宣传队改编为战斗剧社。就这样，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于1936年7月中旬，在甘孜正式建立了。战斗剧社组建后，金如柏担任社长，罗洪标为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一分队负责宣传鼓动，二分队为音乐分队，三分队为戏剧分队。一分队由吴桂三、陈鲁炎负责，二分队由陈靖负责，三分队由罗洪标负责。
战斗剧社成立后第四天，甘泗淇给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和副主任傅钟写了一封信，并派战斗剧社指导员罗洪标去联系培训业务骨干问题。陈昌浩听完罗洪标的汇报后，立即派人去请火线剧社负责人李伯钊到政治部来。罗洪标又向李伯钊具体汇报了战斗剧社组建情况，并说：“我们什么都不会，没有人会编剧导演，跳舞更谈不上。我们看了火线剧社的演出，给我们部队的教育鼓舞很大，方面军首长指示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向你们学习。”李伯钊说：“咱们互相学习吧！我谈两点意见：一、你们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助你们训练；二、可以给你们一个同志，帮助你们编剧兼导演。”
火线剧社的同志教学很耐心，一个动作常常反复教很多次，直到教会为止。战斗剧社学员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没有什么文化，学习起来很费力，但在李伯钊的帮助下，战斗剧社学员进步很快。8月底，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要分开行动了。当战斗剧社同火线剧社的同志们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为了表示革命友谊，火线剧社又为战斗剧社召开了一个欢送晚会。战斗剧社学员为了表达对战友和老师的感谢，也表演了在那里学会的三个舞蹈：《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锄头舞》、《丰收舞》。他们的表演受到李伯钊的称赞：“没有想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你们学得这样好，这样快。”
除排演节目外，甘泗淇还要求战斗剧社的成员学会做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每当部队开入新区，遇到不了解红军的群众时，甘泗淇往往会把战斗剧社派出去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这些工作对剧社成员也是一种锻炼。
1936年10月底，红二方面军到达靖远县威远堡，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西进支队会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战斗剧社演出了一组自编的歌曲《红军会师大合唱》、活报剧《军民是一家人》等节目。这些节目给干部战士教育鼓舞作用很大，当地群众看了也很称赞。
战斗剧社除了在陕北保安等地宣传演出外，还曾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去进行联欢、慰问。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战斗剧社与红一方面军的人民剧社一起，立即编演了广场活报剧《活捉蒋介石》。1937年9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开赴抗日前线时，战斗剧社已发展到180多人，可以演出比较大型的歌剧和舞蹈，先后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演了《丰收》、《水灾》、《黄河三部曲》等一批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这一时期，战斗剧社还创作了许多适合平原游击环境演出的新节目。就这样，剧社里的同志每天高唱着自己新编的《社歌》，跟随贺龙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上用自己的方式战斗着。
贺龙的深情关怀
战斗剧社的组建、成长、发展，和贺龙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1938年初，贺龙从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大队要来了40名青年学生充实战斗剧社，其中有刘伍、刘西林、郭宝瑞、郑英、萧孟等人，这些人都成为当年剧社的文艺骨干。一批长征干部则调出了剧社到战斗部队任职，其中有些同志牺牲在抗日前线。
1938年冬天，战斗剧社随一二〇师到达冀中。关向应从河北抗战学院、冀中抗联等单位先后调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有王一夫、王宁、崔明鉴、李桐树等人。后来还调来了曾经是平剧科班出身的张一然。在这段时间里，剧社除了演出《军火船》、《弟兄们拉起手来》等剧目外，又新排练了歌剧《农村曲》（李伯钊编剧，成荫导演），还排演了反映冀中军民斗争生活的舞蹈《平原游击队舞》（莫耶编导）等新节目。
1939年4月，战斗剧社在离开冀中大平原之前举行了告别演出。演出期间，两颗炮弹在村边爆炸，顿时引起台上台下一片混乱。贺龙安慰大家：“不要慌，沉住气，前面有我们的部队埋伏着，不过这个戏可看不成了！”剧社的同志随后井然有序地撤离。40分钟后，著名的齐会战斗打响了。 1939年中秋节，剧社在河北灵寿七祖院正准备和驻地群众开联欢会，突然远处山上窜出一大股日军向山下运动，企图渡过磁河奔袭陈庄。七祖院距陈庄不远，情况十分危急。社长向德忠原是红军军事干部，他让指导员王启春率领剧社成员立即撤退，自己则带上武装班的战士在村内掩护群众坚壁清野，并把剧社来不及拿走的服装、道具等物资运送出去，避免了损失。剧社转移到了大槐树村后，只听见陈庄方向枪炮声不绝于耳。大家正准备继续转移时，贺龙派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来接大家了。他对大家说：“你们好，你们都没有出什么事，太好了！贺老总和甘主任都担心你们呐！”原来贺龙已经率领一二○师主力部队从冀中返回到晋察冀。贺龙还下令要剧社在距战场不远的地方搭台演出，让部队轮换下来看戏。演出时，贺龙叼着大烟斗直奔后台，指着小社员的鼻子笑着说：“小鬼，你们受惊了，听说你们差点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呀！”
从9月28日到30日，剧社连续在枪炮声中演出，有时一天要演二三场。战斗间隙，只要有时间，贺龙和关向应、甘泗淇总要来剧社看望小演员。有一次，贺龙来到剧社，正在练唱歌的大家正好一曲唱罢，便一下子围住贺龙，要他唱歌。歌舞班长带头一声喊，大伙立刻齐声叫道：“贺老总，来一个！贺老总，来一个！”只听贺龙笑着说：“那我就唱支《游击队歌》吧。”说罢，贺龙就唱了起来，大家拍掌为贺龙打节拍。只听贺龙唱道：“……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没等贺龙唱完，大家已经笑弯了腰。一个小战士喊道，贺老总唱错了，应该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贺龙却呵呵一笑，诙谐地说：“没错，小傻瓜，土地丢了，还可以收复，可是你们这些女同志呀，一个也丢不得！”贺龙的话，又把大伙逗得哈哈大笑。这时不知谁小声地说了一声，贺老总这是“重”女“轻”男嘛！
“重”女“轻”男之说，反映了战斗剧社女演员稀缺的实情，演出时常常由男扮女。剧务主任黄沙向贺龙提出要调几个女演员。贺龙拍着胸脯说：“这两天抗联剧团要给咱们演戏，你们看他们剧团哪个女演员演得好，咱们就请他们支援嘛！”黄沙说：“就是看中了，恐怕人家也不会给吧。”贺龙笑道：“你们看中了，把名字记下来，我们就指名要人，她还跑得了吗？再说地方支援部队，这是老传统嘛！”在抗联剧团来演出后的第二天，贺龙即把战斗剧社的编剧莫耶找去，问她昨晚看戏了没有，哪个角色好。莫耶实话实说：“那个演独幕剧的女主角不错，那个唱歌的也好。”贺龙笑对莫耶说：“行呀，你去他们剧团把那两个女角动员来。”并出了一个点子，“你就说你是鲁艺的，就把咱们剧社的好处向她们宣传，女学生都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哩！”到了抗联剧团一打听，那两个女学生都来自北平，经过一番宣传动员，她们都答应加入战斗剧社，而且抗联剧团还多给了战斗剧社几位女演员。女演员增多后，战斗剧社的节目也丰富了许多，增加了女声独唱、女声齐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还可以同时排几台戏，战士们看了大呼过瘾。
1940年前后，战斗剧社引进了一个大型话剧《中秋》在根据地上演。这个戏也是反映抗日战争的，但气氛灰暗、阴沉，结局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戏演到中途，贺龙忍不住说：“同志们不要散布悲观失望啊！真是乱弹琴！”戏没演完，台下观众都走了。贺龙在演出结束后严肃地向剧社同志指出：“你们演的那个戏，能提高抗战信心吗？能鼓舞部队士气吗？同志们，我们现在要打仗，要打日本救中国，争取抗战胜利。你们可不能转向啊！”
在演出中，大家也真切地领教过贺龙的执著。战斗剧社的赵戈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一次表演朗诵时曾被贺龙当场打断。1941年八一建军节，战斗剧社在晋西北兴县演出。赵戈在庆祝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一首纪念“八一”的诗：“我要讲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就是南昌起义/这一个英雄/就是您啊——/我们的贺老总！……”赵戈刚朗诵到这里，突然被台下的贺龙打断了。贺龙批评他说：“小鬼，你这诗不对呀，南昌起义怎么只有一个英雄？”因为正站在台上，赵戈故意不理，还想继续朗诵下去。可是贺龙不答应了，他站起来，招手让赵戈下来。赵戈下来后，贺龙亲切地对他说：“小鬼，你的朗诵很有感情，可我告诉你，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许多同志都参加了，怎么能说只有一个英雄呢？我还要告诉你，南昌起义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你说能算个什么英雄吗？”贺龙见赵戈有点紧张，便安慰他说：“不过，你也不要着急，好好改改，改好了再向部队朗诵。你再朗诵的时候，我保证还来听。”
转赴延安受欢迎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强行侵占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一些城镇。一二○师奉命从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边区，参加反顽斗争。战斗剧社临离开灵寿七祖院赴晋西北时，贺龙又从抗大总校文工团调来了戏剧家欧阳山尊，还从华北联大文艺部调来石丁、安春振、叶林、高鲁、谷军等一批文艺骨干。去延安学习的陈杰和梁定商也返回剧社来了。
与此同时，战斗剧社还先后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晋察冀抗大二分校等单位补充来一批文艺骨干。战斗剧社的编导人员有莫耶、王元方、严寄洲、石丁、谷军、安春振等，领导人有陈述、向德忠、梁定商、王克、鱼清左、欧阳山尊、成荫、朱丹等。战斗剧社还编印了《战斗文艺》、《战斗歌声》、《小舞台》等刊物。
不久，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战斗剧社又随之转移到军区所在地兴县。期间，战斗剧社除了演出原有的保留节目之外，又新排了独幕话剧《汾离公路》（石丁编导）、《叛变之前》（莫耶编剧，成荫导演）、《麻袋》（石丁编导）和活报剧《参加八路军》（崔嵬编剧，成荫导演）等剧目。在社长欧阳山尊的领导下，1940年5月，战斗剧社还演出了独幕话剧《鞋钟迷》以及活报剧《百团大战》等一系列新剧目。
1941年，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晋绥军区将要举行一次联合大公演，参加演出的除了战斗剧社，还有各旅各纵队的战火剧社、战线剧社、战力剧社以及前线剧社、长城演剧队等单位。在会上，贺龙要求：“战斗剧社既要为干部演出政治性、艺术性较高的节目，也要能演出大众化的、战士和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节目。”贺龙还在会上提出了要组织戏剧游击小组深入敌占区去演出的设想。 8月初，欧阳山尊调集了剧社11名精兵强将组成游击剧团。他亲自率团，冒着随时有可能与日军接火的危险，勇敢地转战于晋中敌占区的边沿地带。这期间，大家既是文艺宣传兵又是战斗员。除两名女团员佩带手枪外，其他9位男团员，每人身背一支步枪、30发子弹、3颗手榴弹，演出服装、道具、乐器、化妆品等均分工携带，每人的夹被除晚上睡觉当铺盖外，演出时就连成一起权作幕布。剧团从一个演出地点到下一个演出地点往往要走上一二十里地，演出从9月初持续到11月初。
1942年6月，战斗剧社到陕北绥德整训，排演了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著名喜剧《吝啬鬼》，并在绥德大礼堂公演，同时又排演了曹禺的另一部名著《北京人》，准备把这两出戏拿到延安去汇报演出。8月，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根据贺龙的指示到绥德传达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决定放弃原演出方案，重新排练曾在边区演出、反映边区农民保家卫国、踊跃参军的四幕话剧《丰收》和活报剧《晋察冀的乡村》、儿童小歌剧《荒村之夜》，以及《虎列拉》、《求雨》等小型报告剧，用实际行动来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1月，战斗剧社和战斗儿童演出队先后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以及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鲁迅艺术学院礼堂进行了演出，非常成功。《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介绍文章，延安一些文艺团体召开座谈会，一致肯定战斗剧社演出的方向。
毛泽东在观看了这些戏剧后，于11月23日亲笔给战斗剧社写来赞扬信，内容如下：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1943年春节后，战斗剧社突然接到贺龙的命令，说中央即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指定要战斗剧社拿出一些新节目为会议演出。剧社的同志感到异常兴奋，延安有那么多文艺团体，单挑我们去演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新任社长朱丹当即决定，把编演新节目的任务交给严寄洲和成荫。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名为《敌我之间》（成荫编剧，严寄洲导演）的三幕短剧如期在中央大礼堂和鲁艺礼堂演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
《刘胡兰》演出前后
1945年9月中旬，战斗剧社随新组建的晋绥野战军北出雁门关，向晋北的绥远、察哈尔挺进。1946年3月，根据贺龙的指示，晋绥野战军各旅撤销剧社建制，战线剧社、战火剧社和战力剧社的主创干部如董小吾、刘莲池等归入战斗剧社，使剧社近年来不断减员的状况得以改善。
1947年春节前，战斗剧社部分干部到汾阳县农村协助当地党政机关进行土改后复查工作。战斗剧社随部队出发，夜行军至文水县城以东大象镇附近埋伏，准备打击从文水城出来的阎锡山“清乡”军。拂晓，战斗打响了，消灭一部分敌军，我军进入大象镇。此时，独立一旅派人前往云周西村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女英雄刘胡兰和其他6位殉难的烈士。战斗剧社的魏风随旅政治部代表一同前往，听到了烈士刘胡兰的继母控诉国民党军杀害云周西村烈士的罪行和刘胡兰等烈士英勇不屈的英雄事迹。他回到剧社后，将这些情况向战友们做了介绍，激起大家的无比愤慨。
回到山区静禾县娄烦镇一带整训时，战斗剧社赶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由朱丹导演，乔英主演。刘胡兰牺牲时，她的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话剧《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虽然她的演技有些粗糙，但由于《女英雄刘胡兰》反映了战士们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和英雄们的真人真事，大家看后深受感动。甚至有一名战士因为太深入剧情出离愤怒，举枪要射击台上的“反动军官”大胡子，被班长及时制止。演出后，剧社全体同志分头到连队的班、排里参加座谈会，听取战士们的反映和意见。许多战士非常激动，不少战士表示要为刘胡兰等烈士报仇！同时，战士们也指出了此剧不足之处，又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1948年3月，战斗剧社赶赴西北野战军作战前线。到达晋南吉县时，遇上从前方回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王震。王震非常关心战斗剧社的创作，剧社向他报告随独一旅部队在文水一带作战之后创作的话剧《女英雄刘胡兰》及演出后受欢迎的情况。王震询问了有关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前后情况，鼓励剧社改好这出戏。根据大家的意见，剧社领导决定将话剧《刘胡兰》改为歌剧。剧社在研究和学习歌剧《白毛女》创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又总结了过去演出的歌剧《土地回老家》失败的教训，加上创作人员几次参加土改工作的生活体验，搜集许多民歌、民间戏曲音乐、群众语言等。新排的歌剧《刘胡兰》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并吸取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地表现了刘胡兰多方面的思想感情，塑造了英雄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音乐形象。
经过半个月突击排练，剧社首先请第一纵队留守处的同志观看歌剧《刘胡兰》，得到高度称赞。接着开始在后方机关、学校、部队演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剧社随后下部队到班、排，听取战士们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加工，随后又为参加西府战役归来的部队演出。接着，《刘胡兰》剧组随军渡过黄河来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一向不爱看戏的彭德怀在观看歌剧《刘胡兰》时，竟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他在第二天散步时还专门把剧社的主创人员叫了过去，对他们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歌剧《刘胡兰》前前后后共演出了100多场，主要是在战役打响之前给战士们演出，效果非常好。每当演到刘胡兰英勇就义时，许多观众都激动地哭泣起来，甚至又一次出现有战士忘记是在看戏，拿起枪来将子弹推上膛要向舞台上的“敌人”大胡子连长射击的情况。有的同志在看完戏以后还高呼口号“要为刘胡兰烈士报仇！向刘胡兰学习！”1949年6月，五幕歌剧《刘胡兰》正式在北平公演，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这场唱响全国的歌剧。
1949年冬，战斗剧社随军入川。1950年，西南军区成立后，贺龙、邓小平等首长把战斗剧社调到重庆，和第二野战军文工团合并，更名为战斗文工团，下辖话剧队、歌舞队、歌剧队、美术队、少年艺术队和创作室六大单位。1953年，战斗文工团奉命调到北京和总政文工团合并，战斗文工团这个番号，重返西北，给了兰州军区文工团。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