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綦毋潜的《春泛若耶溪》和常建的《宿王昌龄隐居》两首唐诗放在一起阅读，是因为这两首诗作者经历、风格情趣、艺术手法和主题思想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本文希望通过对比阅读的方式对此二诗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但是本文的用意不在于对其作词斟句酌的阐释和条分缕析的讲解，只想按求同存异的原则就上述内容作一些延伸，来探讨一些解读诗歌的路径。
　　一、经历相似，结局相同
　　綦毋潜字孝通，是江西南康人，虽比常建长十余岁，但两人大部分经历都集中在唐开元和天宝年间。綦毋潜青年时期即游学京都长安，结交了众多名流，渐有诗名。他在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初试不利，名落孙山，无功而返。六年以后卷土重来，终于在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及第，历宜寿导尉、左拾遗。而一年以后的开元十五年（727年）常建与王昌龄中同榜进士，此时綦毋潜三十五岁，常建十九岁。年过而立的綦毋潜虽被授以官职，但寒窗多年的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同样常建虽是少年及第，但授官无望，长仕宦不得意，据说直到大历年间才有任盱眙尉的相关记载，那已经是及第几十年以后的事了。这些也许是两位诗人走向共同宿命的机缘铺垫。
　　既然没能在仕途上有高歌猛进的发展，于是他们不得不背过身来，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又因开元盛世的昙花一现让这些敏锐的诗人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而接下来的时代裂变和人生际遇也印证了先前的恐惧。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诗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世事变迁下个人的渺小，那种如水上浮萍、风中飘絮的人生际遇使诗人不无感慨。因此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把眼光投向自然，将心灵沐浴在山水林原也无可厚非，抑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是多么的违心逆愿。
　　终于綦毋潜在几仕几退后选择了两度归隐，游浪江淮，不知所终；常建也在多年的自然漫游生活中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后隐居鄂渚的西山。綦诗中的“愿为持竿叟”和常诗中的“余亦谢时去”就体现了两位诗人在选择这种人生结局时的不约而同和义无反顾。
　　二、摹山范水，自然天成
　　綦毋潜和常建都是唐代有名的诗人，前人对他们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例如前人曾评价綦毋潜：“盛唐时，江右诗人惟潜最著”、“清回拨俗处，故是摩诘一路人。”认为他的诗风与王维相似。另外《全唐诗》收录他的诗在内容上也多为表现与士大夫寻幽访隐的记游情趣，本文选读的《春泛若耶溪》也不例外。还有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极力称颂他：“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认为他创造了当时南方诗人的最高水平，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王维在《送綦毋秘书弃官还江东》中对他的评价更为中肯：“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这说明綦毋潜在太平盛世下，官运依然不算亨通，但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保持一种纯朴的清心寡欲的特立风范。
　　可以看出，綦毋潜与王维无论是在文风、情趣和价值取向上都有暗合。无独有偶，常建的诗歌意蕴和风格情趣也与他们如出一辙。据记载常建与“七绝圣手”王昌龄有诗文往来相酬的经历，王昌龄诗歌的高昂格调对他不无影响，又深得山川自然的洗练。因而其诗意境清新幽迥，语言精炼自然、天然去雕饰，艺术上也有独特造诣。
　　唐代文学家、诗选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言）中阐明：“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以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遵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璠虽不佞，窃尝好事，常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这里殷璠分析历代诗选的利弊，并着重强调了《河岳英灵集》的选诗标准是以自然风骨为上。因此《河岳英灵集》选诗时把常建列于卷上首位，其次是李白，第三才是王维；而上文所述的綦毋潜、孟浩然和王昌龄等却放在了卷下，可见殷璠对常建是如此推崇。殷璠对常建的推崇还表现在他的评述中：“常建其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沦于一尉，士论悲之。”
　　那么两位诗人的风格情趣在本文所选二诗中又是如何彰显的呢？
　　綦诗“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以“幽意”点明此番出游的原因，那种寻山访水、放任自适的情调跃然纸上；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之境界。接下来是连续六句景物描写：晚风吹动行舟，进入繁花环绕的溪口；出游时间之长着一“际夜”便可明了，那峰回壑转、隔山望斗的悠然款款而至；“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是景物描摹的入境之笔，有了它则境界全出，月下潭面的水雾升腾之状着一“飞”字便化静为动，着一“溶溶”便现轻盈漂浮之美，还有“林中之月”和“月下之林”缓缓后退的流动景致既是写实（舟向前移，景向后退），又有造虚（林月在想象之中“低向后”）。
　　常诗则一开篇就是接踵而至的六句景物描写，没有作任何缘由交代，同样体现了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深不可测的隐居名胜清溪、隐士居处的飘逸孤云，松间的微茫清光以及亭院四周的花影苔纹，无不透露着神秘之气和孤傲隐逸之意。
　　由此可见，挺拔超凡的词句，色彩鲜明的基调，清寂幽邃的意境，远离尘埃的感情，淡泊宁静的襟怀是此二诗的主体风格情趣。两诗都是诗人置身自然环境之中，随目所及、信手拈来，不寻章摘句、不举事用典，而是纯粹的摹山范水，自然天成。
　　三、异曲同工，卒章显志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可见“卒章显志”是诗文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它指的是在结尾时，用一两句话点明主旨或主题。恰当运用这种手法可以增强诗文主题的深刻性和感染力，收到“画龙点睛”之效。以“卒章显志”作结，可以把诗文提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它指的“志”，是思路事理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高度集中、精炼明确、干净利索、浑然一体。在我国古典文学中这样的诗文不胜枚举。例如：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的结尾是：“何人不起故园情。”本诗在结尾处宕开一笔，以反问“显志”。虽然是反问的语气，但是结论却又毋庸赘述，此句将个人的情感推己至天下所有人，显示了诗人的广阔胸怀，更交代了“故园情”这一主调。李白的另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结尾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本诗最后一段表现了自己对功名的不屑，也表现了自己性格上的洒脱。“显志”的两句则一吐长安仕宦的郁闷之气，可谓神来之笔、水到渠成，点亮了全诗的主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阅读《春泛若耶溪》和《宿王昌龄隐居》就会发现，二诗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卒章显志”这一艺术手法。
　　綦诗总共十句，开篇两句交代出游缘由及出游时漫无目的情致；中间六句是典型的自然景物描写，舟楫所至、目光所指无不层层舒展，给人以错落有致之感；最后两句“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则把命途多舛、生死茫茫的人生际遇表现无遗，并且也以近乎白话的语言表达了本诗的“归隐”主题。
　　常诗总共八句，开篇六句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景物描摹让人目不暇接，气势不凡；最后用“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两句“显志”作结，“谢时”的决心、“鸾鹤群”的志趣都在此有了顺理成章的归宿。
　　四、倦鸟知还，归心已定
　　尽管中国文化里的隐士由来已久，但自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咏出了“鸟倦飞而知还”的绝唱后，“倦鸟”便成为隐士们钟爱的意象，“归隐”更成了士人们恒久的话题。
　　归隐是中国文化长廊里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历史之久远、范围之广阔、影响之深刻是很多文学样式或文学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它也给许多文人提供了一种背过身去、与世隔绝、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人生选择。
　　从三皇五帝时期的许由、巢父到东晋的陶渊明都流传着隐士的故事；从终南山到太行山都隐现着隐士的身影；从真心归隐的宗炳到被人讥笑为“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的陈继儒都表明了归隐文化的深刻影响。
　　唐代李洞有归隐诗《赋得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山》云：“旧山归隐浪摇青，绿鬓山童一帙经。诗帖布帆猿鸟看，药煎金鼎鬼神听。洞深头上聆仙语，船静鼻中闻海腥。”诗中可以略见归隐文人的生活情趣。而从宋代苏轼的《次韵子由送千之侄》“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倘有济时心”中却可以感受到未成归隐的些许遗憾。
　　由此可见綦毋潜和常建不但踏着前代隐士的步伐走向了隐居者的行列，同时也开启了后世文人们归隐山林的心灵密码。如果说綦诗的“愿为持竿叟”还只是步前代隐士之后尘的话，那么常诗的“西山鸾鹤群”则以更为豪迈的气概开启了后人的归隐心灵。
　　总之，从綦毋潜的《春泛若耶溪》和常建的《宿王昌龄隐居》两首诗歌中能窥见两位诗人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和毫无二致的人生结局，也能感受他们共同的诗歌主张和自然天成的风格情趣，还能发现他们不谋而合的艺术手法和归心已定的价值取向。这两首诗的这些特点无论是偶然巧遇还是相互取法如今已经难以考证，但重要的是它们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探讨余地和广阔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