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激励代理人,因而委托-代理关系也是社会活动参与各方开展合作十分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的学者通过研究也设计出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手段在企业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往的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的经典委托-代理理论,遵循的仍然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仍然是以“理性人”为前提假设的,并且研究的结构仅限于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一个委托人和多个代理人或者多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单重委托-代理理论,这在激励机制设计时会遇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组织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组织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呈现出一种客观存在的网络系统,因此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某些局中人可能会扮演多个角色,并且跨层级参与个体之间也是能够相互影响的,传统经典理论忽视了这一点;第二,传统的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结论忽视了许多现实因素,因而传统理论的研究在实际中并不完全适用,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许多经济现象;第三,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是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的,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认为经济个体的行为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且一系列的博弈实验也反复的证明了人们普遍具有公平偏好,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同时也关注是否公平。本文就是从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切入的,通过构建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并植入公平偏好理论,实现了对传统理论的完善。首先,对支持本文研究的经济学基础进行了梳理,并对本文研究理论的一些前提和定义进行了说明。第一,梳理了传统的经典委托-代理理论,包括双边委托-代理理论、多代理人理论、共同代理理论和多任务代理理论等。第二,介绍了证明公平偏好存在的一系列博弈实验,例如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和信任博弈实验。第三,介绍了公平偏好的相关理论,主要有基于动机公平偏好的互惠理论和基于收益分配公平偏好的F-S理论模型。第四,从现代组织结构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存在,以及在未来将作为一个重要基本结构单元进行研究。第五,构造了一个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并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为了完善和拓展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将动机公平偏好理论植入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通过完全理性和考虑动机公平偏好的模型对比,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两级委托-代理关系中,中间人和纯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各自享有的产出分享比例正相关,因此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产出分享比例的方法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更加努力的工作。如果风险规避度和产出方差越大,就会使对委托人收入具有正向作用的产出分享比例系数区间变小,进而迫使委托人调低产出分享比例系数,此时委托人通过提高产出分享比例系数的方式来激励代理人的效果就不再明显。在动机公平偏好条件下的各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代理人付出的努力大于其能付出的最大努力水平的一半,那么代理人对委托人就是友善的;同样如果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固定收入大于他能给予的最大固定收入的一半,那么委托人对代理人也是友善的。同时,委托人给代理人越多的固定收入,代理人就会付出越多的努力来回报,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一些公司高福利、员工责任感强的原因。并且,基于动机公平偏好下的最优激励契约与完全理性下的最优激励契约相比,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再次,本文又将收益分配公平偏好理论植入链式多重委托-代理结构,通过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均衡结果的对比,分析了公平偏好对多重委托-代理效率的影响。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高的公平偏好程度和高的依赖程度能直接激励员工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所有者就可以直接通过提高员工的公平偏好程度和中层管理人员周边绩效对基层员工绩效的依赖程度,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平偏好因素的存在对中、基层员工的努力水平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因此企业所有者可以通过提高中、基层员工的公平偏好程度来达到提升员工努力水平的目的。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传统因子小于1/(2k)(k为公平偏好系数)时,对中层管理者周边绩效的激励对基层员工也具有激励作用;当传统因子大于1/(2k)时,对中层管理者周边绩效的激励可能会对基层员工的努力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中层管理人员与基层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会破坏基层员工的公平感受,因而有必要把这种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企业所有者雇佣的最好员工就是风险规避度较小的员工,因为足够小的风险规避度不仅可以使传统因子较小,进而使企业的激励机制取得较好的激励效果,而且可以促进员工的产出分享比例增加。然后,对多重委托-代理问题里代理人公平偏好强弱类型信息隐藏时候的甄别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期望以此作为前文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拓展。当代理人公平偏好强度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共有信息时,委托人可以针对性的给出具体的契约。当代理人的公平偏好强度是其私人信息且代理人隐藏了其类型时,委托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设计相应的契约机制来实现对代理人公平偏好强度类型的甄别,进而抽离隐藏者的信息租金,提高收益。并且,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公平偏好类型的中间人和纯代理人会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不同组合下最终的链式双重委托-代理模型也不相同。最后,在应用层面延续前述的理论研究思路,首先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背景,将公平偏好和股权激励融入企业的多重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对应用的作用和效率做出分析,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在行政背景的国有控股企业管理体制中,仅仅对经理人进行股权激励并不能有效阻止国有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引入具有公平偏好的职业经理人,并对其进行股权激励,反而能够有效的遏制国有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完善的法律监督在抑制国有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以期能够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些参考。其次,也结合我国多层级政府结构的特点,对本文理论在政府决策中的实际应用进一步展开探讨,也从侧面说明了财政分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