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周作人，近十几年来，经过张铁荣、舒芜、钟叔河、止庵、刘绪源等诸位先生的努力，史料罗掘几穷，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就是其大节有亏，“落水”一事已为铁案，但其人的文章和学问的确让人佩服，他的著译和鲁迅一样，都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因了这样一种判断的成立，关于周作人功过是非的争议近年与闻得很少了，稍稍能够激起一点儿水花的倒是集中在其晚年上。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以讲论武侠小说而知名，据说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研究，发表过一些语惊四座的观点，已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可孔先生并不以此自限，最近他的触角又伸向了早被无数贤哲们开垦几尽的“鲁研”领域，出了一本叫作《正说鲁迅》的大著，而谈鲁迅是避不开周作人的，孔先生在此书中也就自然发表了一点对于周作人的看法。孔先生学而不知足的精神是很值得敬重的，不过，也许是他平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武侠这一块，这一回转移阵地难免就留下了一些疏漏。先说史料储备问题。本来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关于知堂的史料近年来发掘得够多了，孔先生只需稍作浏览，就会少出硬伤，但不知何故，孔先生一出手，就让像舒芜先生这样的知堂研究专家轻易抓住了疏漏。《正说鲁迅》一书中写道，“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而史料清清楚楚，释放周作人是李宗仁代总统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决定。虽然任是学界泰斗，在扎实的史料面前也会臣服，不过这到底只是周作人研究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充其量只是孔先生的智者一失罢了。而我最惊异的，是孔教授针对舒芜先生纠错而发表的另一种观点。孔庆东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回应舒芜先生的纠错时说：周作人晚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名义上的”，“实质是国家用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许多‘主流作家’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周作人又是依靠‘鲁迅胞弟’的特殊身份‘无功受禄’了。”显然，这里再次暴露了孔教授对晚年周作人相关史料的隔膜：1949年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工作绝非不做事白拿钱，他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等书，而且因其功底深厚，帮助出版社校阅了很多译稿，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方面。这种“校阅”并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怎么能说只是“名义上的”呢?既然晚年周作人为当时的出版社服务并不是名义上的，那么他得到一些稿费就是正常社会状态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是在当下，实行严格的按质量和市场欢迎度计酬，以周作人的名气及其工作质量，他只会获得更高的报酬。也许在孔庆东看来，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给周作人的报酬太高了点，但仍然无法改变这是对其劳动的酬谢的本质。“无功受禄”云云从何说起?稍知周作人的人就都知道，其晚年从事的翻译《希腊对话集》等工作是他最看重的，遗言中尝称“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议论周作人的人很多，似乎还极少有否定其学识的，对这样一个人最看重的工作，居然还会有人认为其毫无价值，认为周作人以此得一口饭吃是“无功受禄”。
史料俱在，且不必纠缠了。我只想在这里讲一点市民社会的常识：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生活，做事吃饭是其天然权利，并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恩赐。认定晚年周作人以译书和校阅他人稿件得到一份报酬不是他应得的权利，而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贴补他的生活”，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如果按这种逻辑，现在学界名人孔庆东教授到处讲学、著书，想必收入甚丰，那么这是否也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我以为卑之无甚高论的一点常识，孔庆东教授是否认可呢?如果不认可，我真应该闭口，因为显然我和孔先生是没有什么对话基础的，如果孔先生认可这种常识，上述议论只是无心之失，是无意识的一种流露，那么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既然一个大学教授都会于无意中荒唐界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漠视国家中一分子的天然权利，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不是足够清醒?
旁观孔庆东教授的这次自摆乌龙，我又联想起了前两年关于晚年周作人的另一篇传诵很广的文章，作者是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先生，题为《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此文先述历史背景，“1966年起，人文社停付了(给周作人的)这笔‘赡养’金，接着‘文革’降临，更无他的活动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这时又患了前列腺癌，贫病交迫，曾上书周恩来总理求援，未得答复”，上文已经说过，这里打上引号的赡养一词并不符合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这里的背景介绍倒是毫厘不差的，步入“文革”后的周作人的确是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何文接着描述周、章“两只老狐狸的这场小小的周旋”，“周作人筹思再三，竟选中了章士钊作为救命稻草，1966年7月10日，写信向章士钊求援。这个北洋政府时期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居然也派了秘书王益知到八道湾周宅去慰问，传话允诺资助他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至；求援心切的周作人又大献殷勤，于8月11日把旧作诗《往昔三十首》手抄成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用意当然是催求援助，可是苦等了10个月，直到1967年贫病去世，愿望仍然落空。”何文所钩稽的史实无误，因为有周作人自己的日记、书信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不过，当日认真拜读何先生的大作，就有奇怪的感觉，觉得文章里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现在因为孔庆东教授的文章，回头又再读何文，终于弄清楚了这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是什么了。何先生是深以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为不然的，“竞选中了章士钊”云云，一个“竟”字所显露的情感是清清楚楚的。陷入经济困境中的晚年周作人，为什么就不能向章士钊这个旧识求援呢?何先生的理由是，“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腆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看来何先生的意思是，周氏兄弟和章士钊过去是有旧嫌的，所以周作人现在即使饿死，也不应该向章士钊乞怜，否则不仅自丧其廉耻，还连带让地下的兄长蒙受了耻辱。何满子先生为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作了历史的长叹，笔者回首这段往事，自然也有一些慨叹的。不过我的慨叹与何先生不同，我并不觉得周作人向章士钊求援是件多么丢脸的事，终究还是故交，毕竟“饿死”非小，何况现在二人又共同“效力于新中国”，并非不能两立的敌人。这件事于周作人本人都不能算丢脸，“贻辱兄长”云云应该就更谈不上了吧?
暮年周作人之陷入贫病交迫的窘状，也许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旧案责其有自取之道，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不应忘记斯时国家的特殊状况。覆巢无完卵，国家处在动荡之中，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悲剧是难免的，但如果还要更进一步，说个人的悲剧简直就是活该，幸其灾乐其祸，则何其忍乎!周作人暮年向人哀哀求告的还不止于一个章士钊，在厚厚一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和这位香港后辈通信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吃”字，周旋来周旋去无非企望能从鲍氏那儿得到一些食物而已。说实话，我虽然敬佩知堂的学问文章，但深觉其天性凉薄，情感上总难以和他亲近，然而每读老人暮年乞食之类的文字，仍然禁不住悲从中来，更会由知堂个人的境遇思及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蝼蚁尚且贪生，一个人希望有一口饭吃，希望吃得好一点，不论其人是知堂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论我等旁观者平素对他是喜欢还是憎厌，这一点可怜的要求，作为同类的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吧。
晚年周作人的两三件事说完了，事情都极普通，议论也不出常识以外，无非“推己及人”、“哀矜勿喜”的一点古训罢了，却絮絮叨叨了这么多，乞盼得到文章涉及的几位大贤的赐正。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以讲论武侠小说而知名，据说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研究，发表过一些语惊四座的观点，已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可孔先生并不以此自限，最近他的触角又伸向了早被无数贤哲们开垦几尽的“鲁研”领域，出了一本叫作《正说鲁迅》的大著，而谈鲁迅是避不开周作人的，孔先生在此书中也就自然发表了一点对于周作人的看法。孔先生学而不知足的精神是很值得敬重的，不过，也许是他平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武侠这一块，这一回转移阵地难免就留下了一些疏漏。先说史料储备问题。本来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关于知堂的史料近年来发掘得够多了，孔先生只需稍作浏览，就会少出硬伤，但不知何故，孔先生一出手，就让像舒芜先生这样的知堂研究专家轻易抓住了疏漏。《正说鲁迅》一书中写道，“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而史料清清楚楚，释放周作人是李宗仁代总统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决定。虽然任是学界泰斗，在扎实的史料面前也会臣服，不过这到底只是周作人研究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充其量只是孔先生的智者一失罢了。而我最惊异的，是孔教授针对舒芜先生纠错而发表的另一种观点。孔庆东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回应舒芜先生的纠错时说：周作人晚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名义上的”，“实质是国家用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许多‘主流作家’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周作人又是依靠‘鲁迅胞弟’的特殊身份‘无功受禄’了。”显然，这里再次暴露了孔教授对晚年周作人相关史料的隔膜：1949年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工作绝非不做事白拿钱，他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等书，而且因其功底深厚，帮助出版社校阅了很多译稿，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方面。这种“校阅”并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怎么能说只是“名义上的”呢?既然晚年周作人为当时的出版社服务并不是名义上的，那么他得到一些稿费就是正常社会状态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是在当下，实行严格的按质量和市场欢迎度计酬，以周作人的名气及其工作质量，他只会获得更高的报酬。也许在孔庆东看来，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给周作人的报酬太高了点，但仍然无法改变这是对其劳动的酬谢的本质。“无功受禄”云云从何说起?稍知周作人的人就都知道，其晚年从事的翻译《希腊对话集》等工作是他最看重的，遗言中尝称“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议论周作人的人很多，似乎还极少有否定其学识的，对这样一个人最看重的工作，居然还会有人认为其毫无价值，认为周作人以此得一口饭吃是“无功受禄”。
史料俱在，且不必纠缠了。我只想在这里讲一点市民社会的常识：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生活，做事吃饭是其天然权利，并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恩赐。认定晚年周作人以译书和校阅他人稿件得到一份报酬不是他应得的权利，而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贴补他的生活”，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如果按这种逻辑，现在学界名人孔庆东教授到处讲学、著书，想必收入甚丰，那么这是否也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我以为卑之无甚高论的一点常识，孔庆东教授是否认可呢?如果不认可，我真应该闭口，因为显然我和孔先生是没有什么对话基础的，如果孔先生认可这种常识，上述议论只是无心之失，是无意识的一种流露，那么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既然一个大学教授都会于无意中荒唐界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漠视国家中一分子的天然权利，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不是足够清醒?
旁观孔庆东教授的这次自摆乌龙，我又联想起了前两年关于晚年周作人的另一篇传诵很广的文章，作者是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先生，题为《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此文先述历史背景，“1966年起，人文社停付了(给周作人的)这笔‘赡养’金，接着‘文革’降临，更无他的活动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这时又患了前列腺癌，贫病交迫，曾上书周恩来总理求援，未得答复”，上文已经说过，这里打上引号的赡养一词并不符合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这里的背景介绍倒是毫厘不差的，步入“文革”后的周作人的确是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何文接着描述周、章“两只老狐狸的这场小小的周旋”，“周作人筹思再三，竟选中了章士钊作为救命稻草，1966年7月10日，写信向章士钊求援。这个北洋政府时期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居然也派了秘书王益知到八道湾周宅去慰问，传话允诺资助他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至；求援心切的周作人又大献殷勤，于8月11日把旧作诗《往昔三十首》手抄成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用意当然是催求援助，可是苦等了10个月，直到1967年贫病去世，愿望仍然落空。”何文所钩稽的史实无误，因为有周作人自己的日记、书信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不过，当日认真拜读何先生的大作，就有奇怪的感觉，觉得文章里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现在因为孔庆东教授的文章，回头又再读何文，终于弄清楚了这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是什么了。何先生是深以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为不然的，“竞选中了章士钊”云云，一个“竟”字所显露的情感是清清楚楚的。陷入经济困境中的晚年周作人，为什么就不能向章士钊这个旧识求援呢?何先生的理由是，“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腆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看来何先生的意思是，周氏兄弟和章士钊过去是有旧嫌的，所以周作人现在即使饿死，也不应该向章士钊乞怜，否则不仅自丧其廉耻，还连带让地下的兄长蒙受了耻辱。何满子先生为周作人乞怜章士钊作了历史的长叹，笔者回首这段往事，自然也有一些慨叹的。不过我的慨叹与何先生不同，我并不觉得周作人向章士钊求援是件多么丢脸的事，终究还是故交，毕竟“饿死”非小，何况现在二人又共同“效力于新中国”，并非不能两立的敌人。这件事于周作人本人都不能算丢脸，“贻辱兄长”云云应该就更谈不上了吧?
暮年周作人之陷入贫病交迫的窘状，也许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旧案责其有自取之道，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不应忘记斯时国家的特殊状况。覆巢无完卵，国家处在动荡之中，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悲剧是难免的，但如果还要更进一步，说个人的悲剧简直就是活该，幸其灾乐其祸，则何其忍乎!周作人暮年向人哀哀求告的还不止于一个章士钊，在厚厚一册《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和这位香港后辈通信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吃”字，周旋来周旋去无非企望能从鲍氏那儿得到一些食物而已。说实话，我虽然敬佩知堂的学问文章，但深觉其天性凉薄，情感上总难以和他亲近，然而每读老人暮年乞食之类的文字，仍然禁不住悲从中来，更会由知堂个人的境遇思及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蝼蚁尚且贪生，一个人希望有一口饭吃，希望吃得好一点，不论其人是知堂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论我等旁观者平素对他是喜欢还是憎厌，这一点可怜的要求，作为同类的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吧。
晚年周作人的两三件事说完了，事情都极普通，议论也不出常识以外，无非“推己及人”、“哀矜勿喜”的一点古训罢了，却絮絮叨叨了这么多，乞盼得到文章涉及的几位大贤的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