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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单人家庭的增加，促使社会、经济全局发生改变，政府应该重新设定各个领域的政策方向。”
2020年，韩国只有不到28万新生儿出生，比上一年减少10%。同时，死亡人数则首次超过出生人数，韩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近年来，针对回避生育的年轻夫妇，韩国各地竞相提高现金支援额度以鼓励生育，甚至将生育支援金增加到原来的3至5倍，并代为偿还部分住房贷款。但是，这依旧没有扭转韩国人口大幅下滑的颓势。
韩国银行（央行）预测，大约20年后，韩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中小学大批关闭，老年人自杀率攀升
韩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滑，最直接的反映是大批中小学关闭。
2020年2月，首尔教育办公室宣布三所小学中学关闭，其余学校采取合并等措施以应对生源不足。自2015年以来，韩国普通大学、专科院校、网络大学等各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也以约1.7%的速度减少。
韩国社会还面临高自杀率问题。据韩国政府统计，2020上半年，韩国自杀自残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6%，老年群体尤为严重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韩国国立首尔医院调查显示，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1.6%的人有过自杀念头。“黄昏的孤独与贫穷”正将韩国老人们逼向死亡。
1988年，韩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国民养老金制度，开始覆盖到全体劳动者。但养老金已难以支撑老年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所需。2021年1月，韩国保险开发院发布统计资料显示，40-59岁人群预测退休后子女教育和结婚平均支出2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118万元），但退休金平均不到1亿韩元。
“单人家庭”达1/3，韩国政府花钱“催婚催育”
“单人家庭”正成为韩国占比最高的家庭类型。截至2018年10月，平均每10个韩国家庭中就有3个是“单人家庭”。预计到2047年，“单人家庭”将占37.3%，远超传统的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家庭。
不结婚和老龄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晚婚”“不婚”和“黄昏离婚”正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现象。结婚率是生育率的先行指标，但最新调查显示，20-30岁的韩国青年人中，有近五成表示不想结婚。
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高达6.0，平均每一名女性一生生育6個孩子。面对人口的迅速增长，韩国政府当时采取行政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直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滑，199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韩国政府不得不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
2017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05，一年后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远低于全球平均值2.4，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如果要维持目前的人口总数，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达到2.1。多数韩国专家认为：“低欲望的大众心理”“青年世代的生活困境”和“经济低增长下的两极分化”是总和生育率下滑的根本原因。
“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单人家庭的增加，促使社会、经济全局发生改变，政府应该重新设定各个领域的政策方向。”韩国行政安全部政策官徐承佑呼吁以经济手段“催婚”。
2005年以来，韩国政府累计投入200万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1.2万亿元）用于“催婚”，措施包括鼓励结婚、提高生育率等。2020年11月，韩国政府还推出一项“男性职员强制休100天育儿假”的法律修订案。
生育福利对女性不利，家庭负债率接近极限
近年来，韩国政府将主要财政预算投放到育儿费、教育费、大幅削减大学学费以及完善育儿产假制度等方面。扩大新婚夫妇购房优惠政策、增加社区共同育儿中心等措施也进入韩国政府的决策议程。
但受到就业难、房价高、育儿设施不足、教育成本过高以及女性生育后在职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措施难以落实，政府花钱“催婚催育”成效并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追求“独身生活”，不愿意结婚和生育。2010年，韩国有64.7%的女性认为“女性必须结婚”，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48.1%。其间，首尔大约五分之一的婚庆公司倒闭。
韩国统计厅2020年12月公布数据透露，婚后第五年仍无子女的韩国新婚夫妇占比达18.3%，创下2015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就业的稳定性和结构面上，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韩国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在全国女性大会上表示。来自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9月，韩国女性就业人员减少了28.3万人，降幅是男性的3.4倍。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0年前8个月，女性自杀人数也从同期2588人增加到2633人。
新冠肺炎疫情令经济和就业雪上加霜，韩国的家庭负债率也接近极限。2020年10月，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称，截至同年第三季度，韩国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9%，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131.4%;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6%，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00%，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贫穷的家庭支撑有钱的政府。”《韩民族日报》批评说，韩国国家负债状况良好，而家庭负债却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还引起社会不安和恐慌，推动本就放弃恋爱、结婚、生育的“三放族”壮大。
2020年，韩国只有不到28万新生儿出生，比上一年减少10%。同时，死亡人数则首次超过出生人数，韩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近年来，针对回避生育的年轻夫妇，韩国各地竞相提高现金支援额度以鼓励生育，甚至将生育支援金增加到原来的3至5倍，并代为偿还部分住房贷款。但是，这依旧没有扭转韩国人口大幅下滑的颓势。
韩国银行（央行）预测，大约20年后，韩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中小学大批关闭，老年人自杀率攀升
韩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滑，最直接的反映是大批中小学关闭。
2020年2月，首尔教育办公室宣布三所小学中学关闭，其余学校采取合并等措施以应对生源不足。自2015年以来，韩国普通大学、专科院校、网络大学等各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也以约1.7%的速度减少。
韩国社会还面临高自杀率问题。据韩国政府统计，2020上半年，韩国自杀自残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6%，老年群体尤为严重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韩国国立首尔医院调查显示，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1.6%的人有过自杀念头。“黄昏的孤独与贫穷”正将韩国老人们逼向死亡。
1988年，韩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国民养老金制度，开始覆盖到全体劳动者。但养老金已难以支撑老年人群体的基本生活所需。2021年1月，韩国保险开发院发布统计资料显示，40-59岁人群预测退休后子女教育和结婚平均支出2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118万元），但退休金平均不到1亿韩元。
“单人家庭”达1/3，韩国政府花钱“催婚催育”
“单人家庭”正成为韩国占比最高的家庭类型。截至2018年10月，平均每10个韩国家庭中就有3个是“单人家庭”。预计到2047年，“单人家庭”将占37.3%，远超传统的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家庭。
不结婚和老龄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晚婚”“不婚”和“黄昏离婚”正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现象。结婚率是生育率的先行指标，但最新调查显示，20-30岁的韩国青年人中，有近五成表示不想结婚。
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高达6.0，平均每一名女性一生生育6個孩子。面对人口的迅速增长，韩国政府当时采取行政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直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滑，199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韩国政府不得不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
2017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05，一年后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远低于全球平均值2.4，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如果要维持目前的人口总数，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达到2.1。多数韩国专家认为：“低欲望的大众心理”“青年世代的生活困境”和“经济低增长下的两极分化”是总和生育率下滑的根本原因。
“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单人家庭的增加，促使社会、经济全局发生改变，政府应该重新设定各个领域的政策方向。”韩国行政安全部政策官徐承佑呼吁以经济手段“催婚”。
2005年以来，韩国政府累计投入200万亿韩元（约折合人民币1.2万亿元）用于“催婚”，措施包括鼓励结婚、提高生育率等。2020年11月，韩国政府还推出一项“男性职员强制休100天育儿假”的法律修订案。
生育福利对女性不利，家庭负债率接近极限
近年来，韩国政府将主要财政预算投放到育儿费、教育费、大幅削减大学学费以及完善育儿产假制度等方面。扩大新婚夫妇购房优惠政策、增加社区共同育儿中心等措施也进入韩国政府的决策议程。
但受到就业难、房价高、育儿设施不足、教育成本过高以及女性生育后在职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措施难以落实，政府花钱“催婚催育”成效并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追求“独身生活”，不愿意结婚和生育。2010年，韩国有64.7%的女性认为“女性必须结婚”，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48.1%。其间，首尔大约五分之一的婚庆公司倒闭。
韩国统计厅2020年12月公布数据透露，婚后第五年仍无子女的韩国新婚夫妇占比达18.3%，创下2015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就业的稳定性和结构面上，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韩国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在全国女性大会上表示。来自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9月，韩国女性就业人员减少了28.3万人，降幅是男性的3.4倍。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0年前8个月，女性自杀人数也从同期2588人增加到2633人。
新冠肺炎疫情令经济和就业雪上加霜，韩国的家庭负债率也接近极限。2020年10月，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称，截至同年第三季度，韩国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9%，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131.4%;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6%，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00%，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贫穷的家庭支撑有钱的政府。”《韩民族日报》批评说，韩国国家负债状况良好，而家庭负债却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还引起社会不安和恐慌，推动本就放弃恋爱、结婚、生育的“三放族”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