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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电影到评电影：最看重的不是名气而是技艺
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是1920年9月生于上海的，她的青少年时代也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在这座现代中国电影事业最为兴盛发达的城市里，她从小就得以广泛地接触中外电影文化，深受电影艺术的熏陶，进而与电影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看完电影后，还要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从不厌烦，乐此不疲。她平时从学校放假回家，或去舅舅家与表姐们玩，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也是看电影。有一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上广告说她所喜爱的一位女影星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便立刻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亲戚们怎么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乘火车返回上海。她一到上海，就带着张子静直奔那家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曾回忆说，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ereenplay》等等。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张爱玲自己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里，也提到过一些她青年时期观看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像《叛舰喋血记》两次摄制的不同影片版本，她都看过。
张爱玲也很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她都是要看的。前面提及的她由杭州赶回上海要看的电影，就是30年代才华出众的女影星谈瑛参与主演的《风》（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吴村编导）。1934年6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在上海连映84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而且她连影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也极为喜爱。她不仅在学练钢琴时自弹自唱《渔光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这首歌。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学唱很吃力，仅《渔光曲》的开头两句“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她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性格较内向，不善于交际应酬，一向话不多。即使和家人亲友在一起，若是谈到不感兴趣的话题，她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但是一谈起她喜爱的小说、电影、剧本等等文学艺术的话题，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她在学生时代与唯一的弟弟张子静见面时，总是谈小说和电影，很少谈家人亲友和日常生活，至于她的私事更是绝口不提。在上海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张爱玲同已经独立生活和工作的张子静聚谈时，兴趣盎然的话题仍然是文学和电影，而对当时世人关注的政治时局少有涉及。她虽然不太适应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但对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成名作《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新中国初期电影的代表作《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很是欣赏，除了自己阅读、观看外，还热情地向张子静推荐介绍。可是，当张子静关切地问起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她却默然良久，不作回答。后来她离开上海去香港，事先也没有告知张子静。
也许是由于青少年时代亲情关系不甚和睦的影响，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的张爱玲，内心世界较为封闭，难于合群，交友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亲知友好，大多也是与电影有交情的。如张爱玲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散文《烬余录》里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1941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张爱玲当时可以与之互换衣服穿的密友，也是一位对电影兴趣盎然的同道，还曾一度进入电影公司就任编剧。她平时孝敬侍奉母亲的“常规”之一，就是陪母亲去看中国电影。而她自己去影院看电影时，宁可冷淡遇见的女友，不与她们应酬交谈，也要“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而写过《夜店》、《海誓》等十几个电影剧本的著名作家柯灵，从张爱玲试笔文坛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扶助，曾在其主编的40年代有名的杂志《万象》上，登出了她早期撰写的小说《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以后又热心地引导她进入了戏剧和电影创作的领域。50年代初期，张爱玲去香港后的莫逆之交宋淇（林以亮），时任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经理，也为张爱玲在五六十年代与“电懋”携手制作电影尽过很多的心力。
张爱玲不仅喜欢看电影谈电影，也很乐意评电影。1937年，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高中三年级学习时，就在学校年刊《风藻》上，发表了一篇评析当时动画影片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的文章《论卡通画之前途》。以后，她的职业作家生涯实际上也是从写影评开始的。1942年11月，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插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不久，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辍学而专事写作。最初，她给英文《泰晤士报》撰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接着，她又为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一连写了1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也是影评。如她在该刊1943年5月号上登出的《Wife.vamp.child》（《妻子·荡妇·孩童》），就是关于当时上映的家庭生活伦理片《梅娘曲》和《桃李争春》的评论文章。在6月到11月的各期《二十世纪》上，她也都写有影评文章，分别评论了当时公映的《万世流芳》、《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回春曲》、《新生》、《渔家女》等影片。此后，她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而赢得盛名，稿约纷至，应接不暇，就不再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撰文写稿了。但她似乎很珍惜自己出道之初在这些英文报刊上用英文撰写的影评。如《Wife.Vamp.Child》和另一篇《MotheranaDaughters一in一law》（《婆婆和媳妇》），就被她用中文改写后，更名为《借银灯》和《银宫就学记》，收入1944年12月初版的散文集《流言》中。1995年，张爱玲谢世以后，台湾《联合文学》第3卷第5期还翻译发表了她这些英文影评中的5篇，以表纪念。 张爱玲是个“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的人，对电影的欣赏也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独到之处。例如，对于电影演员，她所看重的主要是演技，而不是一般人通常关注的名气或外貌。她观看抗战胜利后昆仑影业公司的力作《万家灯火》时，就与众不同地认为其中最好的演员并不是担任主演的蓝马、上官云珠等大牌明星，而是一位在银幕上一闪而过的女配角。这位在影片中饰演主人公家中女佣的演员，尽管没有一句台词而且只有两个镜头，但其自然贴切的出色表演让张爱玲为之心折，过目不忘。而她评论上海沦陷时期的电影《桃李争春》时，也着眼于演员的表演，直言不讳绰号为“南国美人”的影星陈云棠在影片中“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并且十分不满另一女演员白光“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其“吃力”表演的缺憾。在上海沦陷时期，发表过张爱玲许多作品的《杂志》社曾搞过一次活动，“邀请东亚明星李香兰女士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举行座谈”。当时张爱玲关于李香兰说的最多还是她演艺的戏路子，并且毫不客气地当面直言她的表演像仙女，像小鸟，但不像一个普通的女人。张爱玲喜欢看美国女影星葛丽泰·嘉宝演的电影，也是因为欣赏她的精湛演技。她看世界名片《乱世佳人》，所推崇的仅仅是表演超群的费雯丽和盖博，对其他的演员都退而视之。有一次，她谈到美国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时，也还是说其中的演员詹姆斯·史都华演技很好。
写电影：始于“不了情”，终于“离恨天”
1946年7月，参与筹办文华影业公司的著名编导桑弧，经柯灵的介绍，约请张爱玲编写电影剧本。在此之前，张爱玲从未写过电影剧本。但她早有“触电”之心，中学时代就曾有一个时期“想学画卡通影片”。以后在小说创作中，她也常常借用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在其代表作《金锁记》中，有关主人公曹七巧守寡前后10年间变化的一段描写，就采取了曾被“迅雨”（即翻译家傅雷）大为赞赏的电影中“巧妙的转调技术”。因此，当张爱玲答应与桑弧合作以后，便凭着蓄积已久的电影艺术素养和创作准备，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不了情》。这是一个“美丽苍凉”的哀情故事：贫寒的家庭女教师廖家茵与婚姻不幸福的主人夏宗豫相互由怜而爱，但又难以摆脱夏宗豫已有的无爱婚姻和廖父厚颜无耻的胡搅蛮缠，最后廖家茵毅然自断情爱，向夏宗豫谎称要回家乡和表哥结婚，而只身到千里之外的厦门去教书。
桑弧拿到这个剧本后，十分欣喜而又极为重视，立即将其作为“文华”创业的开山之作投入拍摄。他根据《不了情》的剧作特点，选择了当时最红的男影星刘琼和退隐多年的女演员陈燕燕出演男女主角。其中陈燕燕是张爱玲以往最喜欢的女影星之一，已演出过30多部影片，被誉为“最有前途的悲旦”。虽然她在抗战胜利前后曾一度息影，但此次东山再起，参与《不了情》的演出，“面貌依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还是很受观众的欢迎。此外，在影片中扮演廖父和夏家女佣姚妈等重要角色的演员也都很称职。因此，《不了情》于1947年初上映之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张爱玲也乘势把《不了情》的电影剧本改写为中篇小说《多少恨》，于1947年夏登载在桑弧为实际主编的《大家》月刊上，36年后又收入了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电影剧本集《惘然记》。
桑弧获得了与张爱玲联手创作电影《不了情》的硕果以后，并不满足。他随即又敦请张爱玲继续合作，再写一个电影剧本，并提出了创新的构想。张爱玲尝到《不了情》轰动的甜头，对桑弧的建议欣然应允。桑弧把电影构想告诉张爱玲后，她即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这个剧本就是随后被桑弧搬上银幕的《太太万岁》。
与《不了情》的悲情格调相反，《太太万岁》是一出世俗气息较浓的轻喜剧。其主角陈思珍是一个精明能干、八面玲珑的家庭主妇。她想方设法使吝啬势利的父亲出钱资助丈夫唐志远办起了公司。可是唐志远发财以后，却移情别恋于一个交际花，唐母也开始对她多方责难。但她在忍气吞声的生活中，仍然帮助面临公司破产的唐志远渡过了难关，同时巧妙地制服了交际花的敲诈，并促成了其弟与小姑的婚姻，最后终于赢得了丈夫的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为了吸引观众，张爱玲把这一出家庭生活喜剧写得流畅风趣，编入了一连串的误会、巧合和逗笑的噱头。而桑弧精巧细致的导演和蒋天流、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韩非等人生动灵活的表演，则把张爱玲创造的这些纸上的“热闹”，妥帖地转化为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据说《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不断。一度与张爱玲结为夫妻的胡兰成，也曾提到过他当年在温州看此片时，电影院里观众的情绪相当活跃。
《太太万岁》是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后制作的第二部影片。桑弧与张爱玲两度成功合作所创造的“开门红”，令“文华”的大老板心花怒放。他为此特邀桑弧、张爱玲等“有功之臣”去无锡游太湖，吃“船菜”。张爱玲平时很少参加这类应酬，但这一次却欣然而至，和大家一起聊天吃菜，兴致勃勃。后来她提起这次游太湖，还直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然而，当时张爱玲因与桑弧通力合作而被人硬扯出的情缘纠葛，却给她带来了不少烦恼。其时，张爱玲27岁，已和另结新欢的胡兰成决绝分手，而桑弧30刚出头，单身未婚。两人相得益彰的合作和日渐亲密的交往，引动了他们的一些朋友想“成人之美”的好心。如与张爱玲和桑弧都很熟悉的龚之方，有一次去看张爱玲，就把朋友之间认为他们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想法，向她婉转地提出。可是张爱玲却让他碰了个硬钉子。据龚之方回忆说，当时“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尽管如此，这些朋友要为张爱玲和桑弧撮合婚事的好意已被一些小报获悉，并被渲染为张、桑已有男女之情一类的艳事逸闻。这自然让当时尚未摆脱离异痛苦的张爱玲心中不快了。但她与桑弧的友谊和交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不久，当桑弧独自编、导言情片《哀乐中年》时，她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以至后来有不少人误以为此片是她编写的。
张爱玲写完《太太万岁》以后，又把曾被“迅雨”誉为“最完满之作”的《金锁记》改编为电影剧本。据说仍由“文华”出品，桑弧导演，并内定张瑞芳为主演，但始终未能开拍。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很想安排她去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可是，有些人因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她还是深感不合时宜，很快去了香港，当然也就不能在新中国电影界展露其才了。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后，直叹可惜。 张爱玲在香港呆了三年多，又于1955年11月乘船赴美，到了纽约。第二年2月，她获得了美国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于是搬到这个基金会所管辖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僻静庄园专事写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曾为好莱坞编写过12年电影剧本的德裔作家赖雅，并很快于8月与之成婚。当时张爱玲36岁，赖雅已经65岁，两人以前均有过一次离婚的经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由相识而结婚了，婚后生活也很美满。
张爱玲和赖雅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多年，直到1967年赖雅病逝。在此期间，张爱玲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电影创作合作关系。“电懋”是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之一。张爱玲经挚友宋淇的鼎力相助，与“电懋”合作了近10年之久，而且一直比较顺利。她最初为“电懋”所写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是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创作的舞台剧《温柔的陷阱》改编的。其主要剧情是围绕着几位都市未婚男女之间阴错阳差、好事多磨的恋爱纠葛展开的。同《太太万岁》一样，《情场如战场》也有着显明的世俗喜剧色彩，只是比前者多了一些都市白领阶层谈情说爱的浪漫情调。这个剧本于1957年拍成电影，据说上映后打破了当时香港国语片的卖座记录。
以后，张爱玲又接连为“电懋”编写了《人财两得》（1957年，岳枫导演，陈厚、李泥主演）、《桃花运》（1958年，岳枫导演，陈厚、叶枫主演）、《南北和》（1961年，王天林导演）、《南北一家亲》（1962年，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小儿女》（1963年，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获当年台湾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一曲难忘》（1964年，钟敬（启）文导演，张扬、叶枫主演）、《南北喜相逢》（1964年，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魂归离恨天》（1965年）等剧本。这些作品大多沿袭了张爱玲以往电影剧本创作的套路，以婚姻恋爱为经，世态人情作纬，演示出一个个世俗男女悲欢离合的言情故事。由于张爱玲对所写的人物及其生活十分熟悉，又掌握了丰富的编剧经验和技巧，所以她所写的这些剧本，凡是摄制完成上映的，都很叫座。其中如《南北喜相逢》等，还由宋淇执笔改为粤语版本，吸引了许多说粤语的观众，更加扩大了影片的影响。张爱玲因此而成了当时海外华语电影界大受欢迎的名编剧。
张爱玲乐意为“电懋”编剧本，“电懋”也很善待她。她为“电懋”所写的剧本，差不多都拍成了电影。绝无仅有的例外是1965年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魂归离恨天》，它还没有来得及交到导演手上，“电懋”就因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而于同年9月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张爱玲便脱离了与“电懋”的合作关系，也永远离开了电影创作领域。她此后直到1995年9月去世，再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魂归离恨天》成了她为“电懋”编写的最后一个电影剧本，也成了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涉笔电影创作的最后成果。 【责编/九月】
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是1920年9月生于上海的，她的青少年时代也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在这座现代中国电影事业最为兴盛发达的城市里，她从小就得以广泛地接触中外电影文化，深受电影艺术的熏陶，进而与电影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看完电影后，还要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从不厌烦，乐此不疲。她平时从学校放假回家，或去舅舅家与表姐们玩，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也是看电影。有一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上广告说她所喜爱的一位女影星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便立刻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亲戚们怎么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乘火车返回上海。她一到上海，就带着张子静直奔那家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曾回忆说，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ereenplay》等等。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张爱玲自己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里，也提到过一些她青年时期观看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像《叛舰喋血记》两次摄制的不同影片版本，她都看过。
张爱玲也很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她都是要看的。前面提及的她由杭州赶回上海要看的电影，就是30年代才华出众的女影星谈瑛参与主演的《风》（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吴村编导）。1934年6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在上海连映84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而且她连影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也极为喜爱。她不仅在学练钢琴时自弹自唱《渔光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这首歌。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学唱很吃力，仅《渔光曲》的开头两句“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她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性格较内向，不善于交际应酬，一向话不多。即使和家人亲友在一起，若是谈到不感兴趣的话题，她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但是一谈起她喜爱的小说、电影、剧本等等文学艺术的话题，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她在学生时代与唯一的弟弟张子静见面时，总是谈小说和电影，很少谈家人亲友和日常生活，至于她的私事更是绝口不提。在上海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张爱玲同已经独立生活和工作的张子静聚谈时，兴趣盎然的话题仍然是文学和电影，而对当时世人关注的政治时局少有涉及。她虽然不太适应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但对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成名作《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新中国初期电影的代表作《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很是欣赏，除了自己阅读、观看外，还热情地向张子静推荐介绍。可是，当张子静关切地问起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她却默然良久，不作回答。后来她离开上海去香港，事先也没有告知张子静。
也许是由于青少年时代亲情关系不甚和睦的影响，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的张爱玲，内心世界较为封闭，难于合群，交友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亲知友好，大多也是与电影有交情的。如张爱玲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散文《烬余录》里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1941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张爱玲当时可以与之互换衣服穿的密友，也是一位对电影兴趣盎然的同道，还曾一度进入电影公司就任编剧。她平时孝敬侍奉母亲的“常规”之一，就是陪母亲去看中国电影。而她自己去影院看电影时，宁可冷淡遇见的女友，不与她们应酬交谈，也要“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而写过《夜店》、《海誓》等十几个电影剧本的著名作家柯灵，从张爱玲试笔文坛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扶助，曾在其主编的40年代有名的杂志《万象》上，登出了她早期撰写的小说《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以后又热心地引导她进入了戏剧和电影创作的领域。50年代初期，张爱玲去香港后的莫逆之交宋淇（林以亮），时任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经理，也为张爱玲在五六十年代与“电懋”携手制作电影尽过很多的心力。
张爱玲不仅喜欢看电影谈电影，也很乐意评电影。1937年，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高中三年级学习时，就在学校年刊《风藻》上，发表了一篇评析当时动画影片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的文章《论卡通画之前途》。以后，她的职业作家生涯实际上也是从写影评开始的。1942年11月，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插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不久，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辍学而专事写作。最初，她给英文《泰晤士报》撰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接着，她又为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一连写了1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也是影评。如她在该刊1943年5月号上登出的《Wife.vamp.child》（《妻子·荡妇·孩童》），就是关于当时上映的家庭生活伦理片《梅娘曲》和《桃李争春》的评论文章。在6月到11月的各期《二十世纪》上，她也都写有影评文章，分别评论了当时公映的《万世流芳》、《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回春曲》、《新生》、《渔家女》等影片。此后，她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而赢得盛名，稿约纷至，应接不暇，就不再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撰文写稿了。但她似乎很珍惜自己出道之初在这些英文报刊上用英文撰写的影评。如《Wife.Vamp.Child》和另一篇《MotheranaDaughters一in一law》（《婆婆和媳妇》），就被她用中文改写后，更名为《借银灯》和《银宫就学记》，收入1944年12月初版的散文集《流言》中。1995年，张爱玲谢世以后，台湾《联合文学》第3卷第5期还翻译发表了她这些英文影评中的5篇，以表纪念。 张爱玲是个“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的人，对电影的欣赏也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独到之处。例如，对于电影演员，她所看重的主要是演技，而不是一般人通常关注的名气或外貌。她观看抗战胜利后昆仑影业公司的力作《万家灯火》时，就与众不同地认为其中最好的演员并不是担任主演的蓝马、上官云珠等大牌明星，而是一位在银幕上一闪而过的女配角。这位在影片中饰演主人公家中女佣的演员，尽管没有一句台词而且只有两个镜头，但其自然贴切的出色表演让张爱玲为之心折，过目不忘。而她评论上海沦陷时期的电影《桃李争春》时，也着眼于演员的表演，直言不讳绰号为“南国美人”的影星陈云棠在影片中“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并且十分不满另一女演员白光“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其“吃力”表演的缺憾。在上海沦陷时期，发表过张爱玲许多作品的《杂志》社曾搞过一次活动，“邀请东亚明星李香兰女士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举行座谈”。当时张爱玲关于李香兰说的最多还是她演艺的戏路子，并且毫不客气地当面直言她的表演像仙女，像小鸟，但不像一个普通的女人。张爱玲喜欢看美国女影星葛丽泰·嘉宝演的电影，也是因为欣赏她的精湛演技。她看世界名片《乱世佳人》，所推崇的仅仅是表演超群的费雯丽和盖博，对其他的演员都退而视之。有一次，她谈到美国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时，也还是说其中的演员詹姆斯·史都华演技很好。
写电影：始于“不了情”，终于“离恨天”
1946年7月，参与筹办文华影业公司的著名编导桑弧，经柯灵的介绍，约请张爱玲编写电影剧本。在此之前，张爱玲从未写过电影剧本。但她早有“触电”之心，中学时代就曾有一个时期“想学画卡通影片”。以后在小说创作中，她也常常借用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在其代表作《金锁记》中，有关主人公曹七巧守寡前后10年间变化的一段描写，就采取了曾被“迅雨”（即翻译家傅雷）大为赞赏的电影中“巧妙的转调技术”。因此，当张爱玲答应与桑弧合作以后，便凭着蓄积已久的电影艺术素养和创作准备，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不了情》。这是一个“美丽苍凉”的哀情故事：贫寒的家庭女教师廖家茵与婚姻不幸福的主人夏宗豫相互由怜而爱，但又难以摆脱夏宗豫已有的无爱婚姻和廖父厚颜无耻的胡搅蛮缠，最后廖家茵毅然自断情爱，向夏宗豫谎称要回家乡和表哥结婚，而只身到千里之外的厦门去教书。
桑弧拿到这个剧本后，十分欣喜而又极为重视，立即将其作为“文华”创业的开山之作投入拍摄。他根据《不了情》的剧作特点，选择了当时最红的男影星刘琼和退隐多年的女演员陈燕燕出演男女主角。其中陈燕燕是张爱玲以往最喜欢的女影星之一，已演出过30多部影片，被誉为“最有前途的悲旦”。虽然她在抗战胜利前后曾一度息影，但此次东山再起，参与《不了情》的演出，“面貌依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还是很受观众的欢迎。此外，在影片中扮演廖父和夏家女佣姚妈等重要角色的演员也都很称职。因此，《不了情》于1947年初上映之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张爱玲也乘势把《不了情》的电影剧本改写为中篇小说《多少恨》，于1947年夏登载在桑弧为实际主编的《大家》月刊上，36年后又收入了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电影剧本集《惘然记》。
桑弧获得了与张爱玲联手创作电影《不了情》的硕果以后，并不满足。他随即又敦请张爱玲继续合作，再写一个电影剧本，并提出了创新的构想。张爱玲尝到《不了情》轰动的甜头，对桑弧的建议欣然应允。桑弧把电影构想告诉张爱玲后，她即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这个剧本就是随后被桑弧搬上银幕的《太太万岁》。
与《不了情》的悲情格调相反，《太太万岁》是一出世俗气息较浓的轻喜剧。其主角陈思珍是一个精明能干、八面玲珑的家庭主妇。她想方设法使吝啬势利的父亲出钱资助丈夫唐志远办起了公司。可是唐志远发财以后，却移情别恋于一个交际花，唐母也开始对她多方责难。但她在忍气吞声的生活中，仍然帮助面临公司破产的唐志远渡过了难关，同时巧妙地制服了交际花的敲诈，并促成了其弟与小姑的婚姻，最后终于赢得了丈夫的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为了吸引观众，张爱玲把这一出家庭生活喜剧写得流畅风趣，编入了一连串的误会、巧合和逗笑的噱头。而桑弧精巧细致的导演和蒋天流、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韩非等人生动灵活的表演，则把张爱玲创造的这些纸上的“热闹”，妥帖地转化为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据说《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不断。一度与张爱玲结为夫妻的胡兰成，也曾提到过他当年在温州看此片时，电影院里观众的情绪相当活跃。
《太太万岁》是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后制作的第二部影片。桑弧与张爱玲两度成功合作所创造的“开门红”，令“文华”的大老板心花怒放。他为此特邀桑弧、张爱玲等“有功之臣”去无锡游太湖，吃“船菜”。张爱玲平时很少参加这类应酬，但这一次却欣然而至，和大家一起聊天吃菜，兴致勃勃。后来她提起这次游太湖，还直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然而，当时张爱玲因与桑弧通力合作而被人硬扯出的情缘纠葛，却给她带来了不少烦恼。其时，张爱玲27岁，已和另结新欢的胡兰成决绝分手，而桑弧30刚出头，单身未婚。两人相得益彰的合作和日渐亲密的交往，引动了他们的一些朋友想“成人之美”的好心。如与张爱玲和桑弧都很熟悉的龚之方，有一次去看张爱玲，就把朋友之间认为他们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想法，向她婉转地提出。可是张爱玲却让他碰了个硬钉子。据龚之方回忆说，当时“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尽管如此，这些朋友要为张爱玲和桑弧撮合婚事的好意已被一些小报获悉，并被渲染为张、桑已有男女之情一类的艳事逸闻。这自然让当时尚未摆脱离异痛苦的张爱玲心中不快了。但她与桑弧的友谊和交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不久，当桑弧独自编、导言情片《哀乐中年》时，她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以至后来有不少人误以为此片是她编写的。
张爱玲写完《太太万岁》以后，又把曾被“迅雨”誉为“最完满之作”的《金锁记》改编为电影剧本。据说仍由“文华”出品，桑弧导演，并内定张瑞芳为主演，但始终未能开拍。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很想安排她去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可是，有些人因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她还是深感不合时宜，很快去了香港，当然也就不能在新中国电影界展露其才了。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后，直叹可惜。 张爱玲在香港呆了三年多，又于1955年11月乘船赴美，到了纽约。第二年2月，她获得了美国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于是搬到这个基金会所管辖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僻静庄园专事写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曾为好莱坞编写过12年电影剧本的德裔作家赖雅，并很快于8月与之成婚。当时张爱玲36岁，赖雅已经65岁，两人以前均有过一次离婚的经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由相识而结婚了，婚后生活也很美满。
张爱玲和赖雅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多年，直到1967年赖雅病逝。在此期间，张爱玲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电影创作合作关系。“电懋”是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之一。张爱玲经挚友宋淇的鼎力相助，与“电懋”合作了近10年之久，而且一直比较顺利。她最初为“电懋”所写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是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创作的舞台剧《温柔的陷阱》改编的。其主要剧情是围绕着几位都市未婚男女之间阴错阳差、好事多磨的恋爱纠葛展开的。同《太太万岁》一样，《情场如战场》也有着显明的世俗喜剧色彩，只是比前者多了一些都市白领阶层谈情说爱的浪漫情调。这个剧本于1957年拍成电影，据说上映后打破了当时香港国语片的卖座记录。
以后，张爱玲又接连为“电懋”编写了《人财两得》（1957年，岳枫导演，陈厚、李泥主演）、《桃花运》（1958年，岳枫导演，陈厚、叶枫主演）、《南北和》（1961年，王天林导演）、《南北一家亲》（1962年，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小儿女》（1963年，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获当年台湾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一曲难忘》（1964年，钟敬（启）文导演，张扬、叶枫主演）、《南北喜相逢》（1964年，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魂归离恨天》（1965年）等剧本。这些作品大多沿袭了张爱玲以往电影剧本创作的套路，以婚姻恋爱为经，世态人情作纬，演示出一个个世俗男女悲欢离合的言情故事。由于张爱玲对所写的人物及其生活十分熟悉，又掌握了丰富的编剧经验和技巧，所以她所写的这些剧本，凡是摄制完成上映的，都很叫座。其中如《南北喜相逢》等，还由宋淇执笔改为粤语版本，吸引了许多说粤语的观众，更加扩大了影片的影响。张爱玲因此而成了当时海外华语电影界大受欢迎的名编剧。
张爱玲乐意为“电懋”编剧本，“电懋”也很善待她。她为“电懋”所写的剧本，差不多都拍成了电影。绝无仅有的例外是1965年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魂归离恨天》，它还没有来得及交到导演手上，“电懋”就因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而于同年9月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张爱玲便脱离了与“电懋”的合作关系，也永远离开了电影创作领域。她此后直到1995年9月去世，再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魂归离恨天》成了她为“电懋”编写的最后一个电影剧本，也成了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涉笔电影创作的最后成果。 【责编/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