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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在沿海发展了几十年，早已形成了与之配套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以及相关的人才集中地。相比较而言，内陆的工资并不会比沿海地区低很多，而东南亚沿海地区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要比内陆地区更有优势，所以目前来看，未来低端加工制造业迁移的主流方向还是东南亚沿海地区。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历史背景
（1）第一次产业大转移。18世纪60年代，英国通过用机器山寨中国的纺织技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让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它需要从全球掠夺廉价资源，也需要开辟广阔的市场。19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向外转移产业，英国是输出国，美国是被输入国。这是第一次产业转移。这次产业转移成就了美国，使得美国最终超越了昔日的这个“日不落帝国”。
（2）第二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50年代，冷战如火如荼，美国为了培育自己的盟友，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实施产业大转移。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形成了“特需经济”，不仅加快了美国对日本产业转移的步伐，也优化了所转移产业的结构，成就了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的发展，让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
（3）第三次产业大转移。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遇到了当年英国同样的困惑：资源不足而且市场狭小。这引发了新一轮产业大转移。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转移，随着产业转移的升级，又逐步扩展到了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得“亚洲四小龙”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4）第四次产业大转移。“亚洲四小龙”都面临着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问题，随着它们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廉价资源与广阔的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正好提供了这种机遇。这使得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向中国转移产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了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而日本则从90年代开始步入所谓“衰退的20年”。
（5）第五次产业大转移。这次产业转移始于2012年后（2012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根据产业大转移的规律，将持续20到30年甚至更长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技术飞速发展，尤其从1992年到2002年，使得大批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输出国是中国，并且，这种输出是双路线的：低端的产业向东南亚相关国家转移，高端的产业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国际背景
当前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依次为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泰国、中国，制造业成本最高的依此是澳大利亚、瑞士、巴西、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俄罗斯、巴西制造业成本优势减弱。墨西哥、美国等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能源成本优势明显，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在成本变动影响下，一方面，跨国公司制造业生产呈现向发达国家加速回流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因此，中国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好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补齐创新能力、质量品牌和工业基础短板等工作。对于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一是降低要素成本；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存在的隐患
虽然东南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显著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产业转移后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隐性成本不容忽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进出口成本（关税，港杂费，内陆运输费等）比中国贵24%，而且其整个进出口过程的时间比经合组织平均高出66%，效率很低。此外，东南亚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不稳定，潜在风险高。再者，东南亚地区的工人生产积极性相对较低，缺乏纪律，学习积极性不高。另外，东南亚地区，电子产品，消费品以及汽车行业的非关税壁垒高，基础设施相对于中国较薄弱。以上所有都在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尽管从表面上看，在东南亚地区设厂能够减少劳动力成本，但事实上，真正的成本孰高孰低，尚不明朗。
中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战略选择
（1）权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目前在中国采购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企业选择转移至东南亚。如果中国的成本增加适中，且部分企业转而从东南亚的供应商处进行采购，这对于继续留在中国采购的企业，以及转到东南亚地区采购的企业，都有益而无害。这是因为成本的增加使得在中国进行采购的优势逐渐下降，但成本增加在一定范围的时候，仅会使部分企业进行转移成为最优策略。在差异化的采购策略下，企业的运营策略也会产生差异性，这使得企业间的正面竞争强度降低，对双方都有利。这意味着，如果成本增加适当，企業不需要盲目跟风，一部分企业转移至东南亚，另一部分企业继续在中国采购将可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2）冷静分析潜在市场大小
潜在市场的大小会影响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当潜在市场逐渐增大时，一方面，东南亚供应商更低的平均成本显得更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与东南亚供应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潜在市场逐渐变大，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需要转移给东南亚供应商的利润逐渐增多。而后者往往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故市场增大时，企业逐渐从偏好东南亚的供应商转移至偏好中国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如果潜在市场较大，那么企业最好按兵不动，继续与中国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如果潜在市场较小，企业可以考虑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开始一场新的征程。如果市场大小适中，竞争企业间可采取差异化策略，我们将看到有些企业按兵不动，而有的企业将转移至和东南亚供应商合作。
（3）全面估算成本不确定性程度
相比于中国的供应商，东南亚的供应商提供更低的平均采购成本，但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政治局面不稳定以及经济环境动荡，成本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东南亚国家当局为吸引外资，正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以减少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此外，伴随着企业与当地供应商的频繁合作与深入交流，成本不确定性势必会逐渐降低，而成本不确定性的降低是否一定意味着东南亚供应商变得更有吸引力？
如果当前东南亚地区的成本不确定性程度很高，即使成本不确定性下降，那么企业还是应该留在中国，继续与中国的供应商合作。因为当成本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时，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反而会使企业的收益降低。如果当前东南亚成本的不确定性处于低位，那么随着成本不确定性的进一步下降，企业选择与东南亚的供应商合作成为最优的策略，因为此时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正效应高。如果当前东南亚供应商成本不确定性处于中位，那么鉴于成本不确定程度降低，企业最好选择同一个地区的供应商，特别是如果市场较大，应该保持原来的采购策略，选择中国的供应商；如果市场相对较小，应该策略转移，选择东南亚的供应商。
（4）比较分析东南亚供应商成本之间的相关性
东南亚地区的供应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供应商的成本水平参差不齐：位于同一地域的供应商因所处的社会经济和供应链环境类似，彼此相似度高，成本水平相近；而处于不同地域的供应商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或商业机会不同，成本水平差距大。如果东南亚地区的供应商差异化较大，则竞争企业均选择从东南亚地区进行采购会降低它们的正面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密集型供应商之间的差异化会逐渐减小，这对于选择从东南亚采购的企业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
（5）综合考虑竞争强度
最后，竞争强度也会对企业采购策略有所影响。对于均从中国采购的企业，或均从东南亚采购的企业，成本结构相似，一旦竞争加剧，企业便两败俱伤。然而倘若企业采取差异化采购策略，即部分从中国采购，部分从东南亚采购，则竞争加剧未必对所有公司都有害。若有公司相比于其它公司有足够的成本优势，则竞争加剧可能对该公司有利。这个结果完全是由差异化的竞争导致的，表面而言，竞争加剧对每一个公司均不利，然而它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的影响更大，故竞争加剧可能使优势企业更能突出发挥它的优势从而不仅不受累于激烈的竞争反而从中获利。因而，竞争加剧对企业采购决策的影响也将取决于中国采购与东南亚采购成本结构的差距。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历史背景
（1）第一次产业大转移。18世纪60年代，英国通过用机器山寨中国的纺织技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让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它需要从全球掠夺廉价资源，也需要开辟广阔的市场。19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向外转移产业，英国是输出国，美国是被输入国。这是第一次产业转移。这次产业转移成就了美国，使得美国最终超越了昔日的这个“日不落帝国”。
（2）第二次产业大转移。20世纪50年代，冷战如火如荼，美国为了培育自己的盟友，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实施产业大转移。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形成了“特需经济”，不仅加快了美国对日本产业转移的步伐，也优化了所转移产业的结构，成就了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的发展，让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
（3）第三次产业大转移。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遇到了当年英国同样的困惑：资源不足而且市场狭小。这引发了新一轮产业大转移。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转移，随着产业转移的升级，又逐步扩展到了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得“亚洲四小龙”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4）第四次产业大转移。“亚洲四小龙”都面临着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问题，随着它们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廉价资源与广阔的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正好提供了这种机遇。这使得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向中国转移产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了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而日本则从90年代开始步入所谓“衰退的20年”。
（5）第五次产业大转移。这次产业转移始于2012年后（2012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根据产业大转移的规律，将持续20到30年甚至更长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技术飞速发展，尤其从1992年到2002年，使得大批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输出国是中国，并且，这种输出是双路线的：低端的产业向东南亚相关国家转移，高端的产业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国际背景
当前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依次为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泰国、中国，制造业成本最高的依此是澳大利亚、瑞士、巴西、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俄罗斯、巴西制造业成本优势减弱。墨西哥、美国等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能源成本优势明显，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在成本变动影响下，一方面，跨国公司制造业生产呈现向发达国家加速回流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因此，中国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好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补齐创新能力、质量品牌和工业基础短板等工作。对于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一是降低要素成本；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我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存在的隐患
虽然东南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显著吸引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产业转移后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隐性成本不容忽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进出口成本（关税，港杂费，内陆运输费等）比中国贵24%，而且其整个进出口过程的时间比经合组织平均高出66%，效率很低。此外，东南亚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不稳定，潜在风险高。再者，东南亚地区的工人生产积极性相对较低，缺乏纪律，学习积极性不高。另外，东南亚地区，电子产品，消费品以及汽车行业的非关税壁垒高，基础设施相对于中国较薄弱。以上所有都在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尽管从表面上看，在东南亚地区设厂能够减少劳动力成本，但事实上，真正的成本孰高孰低，尚不明朗。
中国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战略选择
（1）权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目前在中国采购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企业选择转移至东南亚。如果中国的成本增加适中，且部分企业转而从东南亚的供应商处进行采购，这对于继续留在中国采购的企业，以及转到东南亚地区采购的企业，都有益而无害。这是因为成本的增加使得在中国进行采购的优势逐渐下降，但成本增加在一定范围的时候，仅会使部分企业进行转移成为最优策略。在差异化的采购策略下，企业的运营策略也会产生差异性，这使得企业间的正面竞争强度降低，对双方都有利。这意味着，如果成本增加适当，企業不需要盲目跟风，一部分企业转移至东南亚，另一部分企业继续在中国采购将可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2）冷静分析潜在市场大小
潜在市场的大小会影响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当潜在市场逐渐增大时，一方面，东南亚供应商更低的平均成本显得更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与东南亚供应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潜在市场逐渐变大，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需要转移给东南亚供应商的利润逐渐增多。而后者往往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故市场增大时，企业逐渐从偏好东南亚的供应商转移至偏好中国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如果潜在市场较大，那么企业最好按兵不动，继续与中国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如果潜在市场较小，企业可以考虑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开始一场新的征程。如果市场大小适中，竞争企业间可采取差异化策略，我们将看到有些企业按兵不动，而有的企业将转移至和东南亚供应商合作。
（3）全面估算成本不确定性程度
相比于中国的供应商，东南亚的供应商提供更低的平均采购成本，但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政治局面不稳定以及经济环境动荡，成本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东南亚国家当局为吸引外资，正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以减少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此外，伴随着企业与当地供应商的频繁合作与深入交流，成本不确定性势必会逐渐降低，而成本不确定性的降低是否一定意味着东南亚供应商变得更有吸引力？
如果当前东南亚地区的成本不确定性程度很高，即使成本不确定性下降，那么企业还是应该留在中国，继续与中国的供应商合作。因为当成本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时，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反而会使企业的收益降低。如果当前东南亚成本的不确定性处于低位，那么随着成本不确定性的进一步下降，企业选择与东南亚的供应商合作成为最优的策略，因为此时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正效应高。如果当前东南亚供应商成本不确定性处于中位，那么鉴于成本不确定程度降低，企业最好选择同一个地区的供应商，特别是如果市场较大，应该保持原来的采购策略，选择中国的供应商；如果市场相对较小，应该策略转移，选择东南亚的供应商。
（4）比较分析东南亚供应商成本之间的相关性
东南亚地区的供应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供应商的成本水平参差不齐：位于同一地域的供应商因所处的社会经济和供应链环境类似，彼此相似度高，成本水平相近；而处于不同地域的供应商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或商业机会不同，成本水平差距大。如果东南亚地区的供应商差异化较大，则竞争企业均选择从东南亚地区进行采购会降低它们的正面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密集型供应商之间的差异化会逐渐减小，这对于选择从东南亚采购的企业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
（5）综合考虑竞争强度
最后，竞争强度也会对企业采购策略有所影响。对于均从中国采购的企业，或均从东南亚采购的企业，成本结构相似，一旦竞争加剧，企业便两败俱伤。然而倘若企业采取差异化采购策略，即部分从中国采购，部分从东南亚采购，则竞争加剧未必对所有公司都有害。若有公司相比于其它公司有足够的成本优势，则竞争加剧可能对该公司有利。这个结果完全是由差异化的竞争导致的，表面而言，竞争加剧对每一个公司均不利，然而它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的影响更大，故竞争加剧可能使优势企业更能突出发挥它的优势从而不仅不受累于激烈的竞争反而从中获利。因而，竞争加剧对企业采购决策的影响也将取决于中国采购与东南亚采购成本结构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