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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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德格尔从批判西方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出发,提出了他的存在论真理观。海德格尔把技术纳入到其存在论的思想框架中,认为技术是一种产出,技术的本质在于解蔽,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技术因而在存在论意义上与艺术和真理具有本质的同源性。但是,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却是对存在的僭越和对真理的伪装,使技术与艺术又有着明显的区隔,它因而需要依于本源而居的艺术以及作为艺术之本质的诗的救渡。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论;技术;真理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142-05
  Abstract: Martin Heidegger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proposed his ontological theory of truth. He put technology into his own ontological thought framework, and connected with truth problems.That is to say, for Heidegger, technology as a sort of “bring-forth”(poiesis), technology as the genesis of truth, and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is aletheia. Th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shares the same origin with arts and truth. However, modern technology as the so-called “Ge-stell” is the arrogation of Being and the camouflage of truth, in this sense, technology and arts have the obvious difference. Therefore, technology needs the salvation from arts and poems(Ditchtung), in which the origin dwell.
  Key words: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 Technology; Truth
  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技术打开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诸种可能性。但是,当我们追问技术的本质时,却很少能得到一致的答案。在哲学史上,也很少有哲学家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哲学问题,“技术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1]。一般来讲,古希腊词τχνη(tékhnē)不仅是指工匠制作的手艺活,而且也指艺术创作,古希腊哲人往往把工匠的工具制作活动与诸如绘画、雕塑等艺术创作活动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出于生计原因的操劳,并不是哲学思考的内容,哲学更应该是一种思考理论的活动而非思考实践的活动。柏拉图认为,技术乃是对自然的学习或模仿;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自然物与人工物进行本体论上的区分,认为前者受自然内在目的的驱动,而后者则只能依赖于人的维护。
  在此种西方哲学传统的思考模式下,“技术”也就被矮化为技术物及其制造活动了,技术更与真理无涉,真理只能通过无限靠近抽象的理念世界才能寻得。然而,海德格尔却一反常态,从存在论的角度重新把技术纳入到哲学思考当中,甚至把技术问题纳入其存在论思考框架的重要部分,并认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解蔽,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甚至把技术与真理等同起来。
  一、从传统符合论真理观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真理观
  在海德格尔前期作品《论真理的本质》(1930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真理观是一种命题符合论的真理观,即认识与事情相符合。当我们说“这是真金”时,不仅是说这个作为质料的金子是真实的金子,而且也是在说这个作为流通货币的金子的意义。因此,传统所谓的“真理”符合论就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相符合”[2](p.208)。海德格尔认为,这表明传统的真理符合论不仅是知与物的相符合,而且也是物与知的相符合。海德格尔由此回溯到中世纪的真理观,认为这种真理观是典型的物与知相符合的真理观,即受造物要符合于上帝创世的秩序和上帝预先设定的理念。“从物的所是和物是否存在来看,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受造物符合于……上帝之精神中预先设定的理念,因而是适合于理念的(即正确的),并且在此意义上是‘真实的’”[2](p.209)。
  然而,这种中世纪的真理观其实亦是对柏拉图式的真理观的某种继承和发展。柏拉图的真理观其实就是一种使物与理念相符合的真理观。柏拉图认为,物首先就是对理念的分有,而不是理念本身,我们只有通过物的表象来渐渐趋近于理念,而这渐渐趋近于理念的过程,就是渐渐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柏拉图那里,首先存在的是作为万物秩序的理念,我们只有符合理念地去认识事物,才能趋近真理。柏拉图所呼吁的“拯救现象”(save the phenomenon)正是这种物与知相符合的真理观的典型。柏拉图试图让欧多克斯解决如何使看起来作不规则运动的七个行星(即当时认为的作为行星的日、月、金、木、水、火、土七个行星)做正圆运动,因为天体只有规则地做匀速圆周运动,才是可理解的和符合理念的,否则整个合目的性的和谐宇宙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而欧多克斯则通过创制同心球模型这一几何学技术,把看似不规则的行星运动还原为一系列规则运动的组合,从而使得实际运转的天体(物)与先验性的理念(知)相符合,这便“拯救”了现象。   可以说,这种使物与知相符合的真理观一直贯穿着整个西方科学发展的始终。在现代科学那里,事物必然性地符合于理论真理,不仅表现为整个自然界的数学化和机械化,即海德格尔所批评的现代科学摆置着自然,还使存在者表象化,最终使世界成为“图像”(Pictures)[3](p.84)。比如,在现代科学那里,重物的下落被解释成被数理科学化的自由落体定律,由一系列推导和数理科学符号所构成,是去目的化和去生活化的,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图像。因而现代科学的真理就是一种典型的使物与知相符合的符合论真理观。在这种真理符合观的视域下,任何事物皆必须得到科学的承认和科学的解释,只有这样才是真理,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和错误的。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符合论真理观的正确性与错误性与否其实都建立在认识与事物是否相互符合的基础上,而没有窥见真理之为正确性的内在依据。那么,真理之为正确性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之正确性的内在依据是行为的开放状态,而真理的本质就在于自由。所谓行为的开放状态就是存在者所处的敞开领域,存在者根据行为的开放性自己设定自身,从而达至一种“让存在”(Seinlassen)的无蔽状态,而这无蔽(αλθεια—Aletheia),就是真理。“作为这种让存在,它向存在者本身展开自身,并把一切行为置入敞开领域中。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aus-setzend),是绽出的(ek-sistent)。着眼于真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显示自身为进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展开”[2](p.216)。
  因此,真理也就与存在者的在世存在,即与存在者的“让存在”照面,从而使得存在者能够处于一种敞开性的领域,或者说一种自由的状态,进而达至一种对存在者的解蔽。故而,海德格尔真理观的要义在于,真理并不在于命题,而在于对存在者的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人才得以进入到敞开领域中,并在敞开领域中自由地展开诸多可能性。
  既然真理之本质是自由的,那么,让存在的存在方式也可以“是其所不是”,“这样,存在者便被遮盖和伪装了”,真理的非本质(Unwesen)或者说非真理(Un-Wahrheit)就凸显出来了。但是,海氏认为,非真理并不是命题之错误性,而是与真理之本质同一,非真理也是出自于真理的本质。于是,真理与非真理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使得在世之中的存在者一方面能够成为是其所是的“让存在”,另一方面,能够“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萨特语),展开其他的诸种开放性领域。
  我们因此可以认为,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张力,就是解蔽与遮蔽之间的张力,它们共同地争得一爿敞开领域。在海德格尔大约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年)中,他依然重申了他的这一真理观。他认为,无蔽作为真理的本质并不是去消除遮蔽状态的所谓纯粹的无蔽,就好像真理天然排斥遮蔽似的。事实上,真理的本质毋宁说是在一种或拒绝或伪装的双重遮蔽之方式下成就自身的,也就是说,真理的本质乃是作为拒绝的遮蔽着的否定和作为伪装的遮蔽着的否定这“双重否定”方式才成就自身的。“这种以双重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本质”[3](p.38)。因此,真理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非真理”(Un-Wahrheit)。
  因之,人这种在世存在的“让存在”,既是解蔽着,又是遮蔽着的,在这种解蔽与遮蔽着的张力中,人或入神秘之境,或者误入歧途,但都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对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解蔽同时也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但这种解蔽与遮蔽的同时中,就有迷误在运作。对被遮蔽者之遮蔽与迷误一道归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2](p.228)
  总而言之,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使遮蔽与无蔽之间张力付诸阙如,因而是非敞开性的,非开放的。虽然在一种理念支配下,我们能够达至某种真理状态,但这种真理是一种命定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开放性、敞开性的真理。这种真理是事先给予的,而不是源始性的向存在者本身显现的真理。海德格尔则别开生面地从存在论的角度阐释其真理观,这样一种真理观并不是命题真理,而是对作为“此在”(Dasein)之人的在世存在之遭际的探讨与刻画。这样的真理观的本质是自由,以敞开领域(或开放性)为基准,是遮蔽与无蔽、非真理与真理之间内在张力的凸显,这样的真理观排斥先验的命题真理所谓的正确与错误,而是把真理与非真理、无蔽与遮蔽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经由它们之间的内在争执所争得的敞开领域,就是作为此在的人所栖身之所,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真理的本质意涵。
  二、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技术作为解蔽和真理的发生方式
  既然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观,这样的真理观着眼于自由和由无蔽与解蔽之争执而争得的敞开领域,是一种关于此在的在世存在的真理。那么,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也是源于其存在论的真理观,皆是对“存在”(Being)的探究。“因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实践的工具性(practical instrumentality),而在于其对存在之揭示的开放性方式之上”[4]。由此,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他渐而转向对技术的追问,并进而探讨此在与自由的关系,技术也就自然地与真理相互关联了。海德格尔如是说:
  “我们要来追问技术,并且希望借此来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它就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应合于技术之本质,我们就能在其界限内来经验技术因素了。”[5](p.3)
  这也就是说,此在的在世存在似乎通过技术与自由发生内在关联,或者技术本身就能够带给人以自由,使得人成为一种此在的在世存在,技术也就是此在在世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显然与追问真理的本质相互关联起来了。或者说,追问技术的本质乃是追问真理之本质的必要步骤。
  事实上,关于技术因素的讨论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海德格尔的前后期作品中。在海德格尔前期的代表作品《存在与时间》中,技术因素在其哲学中的地位已然初露端倪。在他看来,此在的最基本操劳方式是对作为技术之用具的操作和使用,用具就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最先照面的存在者。“我们把这种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6](p.80)。用具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作……的东西,用具的这一特征使得用具具有一种指引性和因缘性,用具就随之带出了此在在世操劳的整个世界。因而用具的“上手性”就不仅在于用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称手”,而且也在于用具的使用使整个周遭世界都呈报出来。然而,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仍然只是在讨论用具,即只是在存在者层面上讨论用具作为此在在世存在所照面的存在者,而仍没有在存在论意义上厘清技术及其本质问题。   那么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后期作品《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与技术本身不同,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技术的因素,而是使技术成其为技术的东西。我们需要搞清楚技术之本质不是什么,我们才能渐渐得出技术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技术首先不是中性的东西,如果把技术看成是中性的东西,那就会错失技术的本质。其次,技术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合目的手段和一种人的行为,海德格尔把这两者统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在海氏看来,这种流俗的对技术的见解虽然正确,但并不真实。因为“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惟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个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东西的关系”[5](p.5)。那么,技术毋宁说是一种产出,一种带出。艺术创作、手工制作和自然都是一种产出(πoισι),产出就是把遮蔽者带入无敝状态的真理领域。因而技术作为带出、作为产出,就是去蔽,技术就可被看成是真理的发生方式。技术作为产出、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意味着技术与作为无蔽的解蔽相关联,技术就在于是一种解蔽方式,这一解蔽的领域,就是真理的领域。
  然而,技术何以成为解蔽和真理的发生方式?海德格尔则从他所特有的存在论哲学入手,来解释技术的古希腊词τχνη。似乎,海德格尔并不满意于把τχνη仅仅理解为手工制作的技艺或技能,而是把τχνη看作是一种认识的方式,是知道(wissen)的一种方式,即对在场者如其所是的觉知(vernehmen)。知道的本质在于无蔽,无蔽承担并引导任何对存在者的行为。因此,τχνη就是指存在者之产出,这种产出使存在者以其外观而在场化[3](p.43)。
  由此说来,“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5](p.12)。既然技术属于无蔽的真理领域,那么技术也应然地也具有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内在张力,即技术既是一种解蔽,同时也是一种遮蔽。在此,海德格尔以现代技术为例,说明现代技术建立在现代精确科学的基础上,不断地促逼、摆置着自然,使得自然成为可以被任意订造和开发的“持存物”与仓库。同时,人也被促逼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海德格尔把这种对自然和人的摆置和促逼称之为“集置”(Ge-stell)。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其实是“用‘集置 ’一词来概括把所有的存在者都变为完全的可得性与纯粹的可操纵性这种扩张性垄断的现象”[7]。这种集置“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集置意味着这种解蔽方式,它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5](p.19)。
  因此,技术的本质也就不仅仅是一种解蔽,而且也是在“集置”中展现出来的解蔽。现代技术是一种强力技术,虽然精密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使自然数学化和机械化,可以在时间性的维度上看作是现代技术的开路先锋,但现代技术并不是对现代科学的应用;恰恰相反,从支配的作用来看,现代科学毋宁说是晚出的。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促逼、摆置和集置,不断地使自然和人成为客观化的持存物,成为可以计算、比较、量化和改造的事物。如此一来,技术也成为一种遮蔽的力量,因为作为“集置”的技术既无法使人是其所是,更无法使人是其所不是,人也就无法徜徉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敞开领域中,而是被作为“集置”的技术命定着,技术也就成了时代的无可改变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无可改变的命定的“集置”所展现出来的解蔽,同时也就是一种遮蔽。这种“集置”遮蔽着作为敞开领域的真理的解蔽,同时还乔装成真理的模样,让万事万物都要符合于集置所促逼、订造的要求。这样的“集置”其实是真理符合论在现代科技伪装下的变种而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促逼着的集置不仅遮蔽着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还遮蔽着解蔽本身,与之相随,还遮蔽着无蔽状态即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的那个东西。”[5](p.28)
  因而“集置”的无所不在、“集置”作为解蔽与遮蔽的统一体使得人处于“危险”当中。这种危险使得人难以与更为源始的存在状态、与更为根本的真理之解蔽状态照面。那么,救渡如何可能?海德格尔认为,救渡的可能性仍然需要在技术的本质中去思考。
  三、技术、艺术与真理的本质同源性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见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与其真理观一样,似乎具有一种连贯的一致性。海德格尔把技术当成是一种产出,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从属于真理领域。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论述似乎又带有某种含混性。海德格尔似乎表明了技术的本质在于“集置”,“集置”作为促逼和摆置,作为一种无可改变的“命运”和最高级别的“危险”又是对真理的伪装和遮蔽,如此说来,技术岂不是又与真理无涉?但就像学者Tracy Colony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技术的本质构成“危险”,而是说“危险”仅仅是“集置”的一个方面而已;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指明了集置作为最高级别的危险,这个意义上的危险仅仅意味着技术的本质之形而上学方面,而并没有详尽地描述技术的本质之更根本性的意涵”[8]。因此,Tracy Colony认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的本质就在于真理本身。或者说,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技术与真理具有一种本质的同源性。集置或许仅仅是技术之本质的现身方式之一,而不能把它与技术之本质相互混淆起来。因此,要探寻作为“集置”的技术的拯救之路,也只能回到技术的本质中去寻找,也即在技术所敞开的无蔽——即真理——的领域中去寻找。
  在技术的本质中蕴含着救渡的可能性,即我们通过考察技术的本质得以觉知源始性的真理,从而得以在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要理解在存在论上技术的更深层次的本质意涵,就要明白技术与艺术的本质同源性。海德格尔如是说:
  “从前,不只是技术冠有τχνη的名称。从前,τχνη也指那种把真理带入闪现者之光辉中而产生出来的解蔽。
  从前,τχνη也指那种把真带入美之中的产出。Τχνη也指美的艺术的πoισι[产出、创作]。”[5](p.36)   由此,海德格尔似乎表明了技术的本质在于其源始性意涵在于艺术创作的产出,技术与艺术似乎具有本质的同源性,技术的本质也在于艺术,在于艺术的那种“有所带来和有所带出的解蔽”,这种解蔽是贯通和支配一切美的,是一种诗意的解蔽。
  倘若技术与艺术的这种本质的同源性不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说的,那么就一定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来说的。技术作为一种产出,不仅是把存在者在场化了,而且也带出了艺术与真理。事实上,技术与艺术皆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它们皆是一种解蔽的方式,从而在这解蔽中,真理得以生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言说技术、艺术与真理所具有的本质同源性。但有所不同的是,现代技术的解蔽是一种促逼式(或者说摆置式)的解蔽,它把人和自然皆当作可以随意算计和改造的“预置品”;如此一来,现代技术作为“集置”(Ge-stell)而出现,这种集置式的解蔽同时,也是一种对源始性的存在和真理的遮蔽,它伪装成存在和真理的模样而露面。因此,救渡之道就在于与技术有着本质同源性,但又相互区别的艺术领域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对多重解蔽的、具有诗意气息的艺术的沉思才能使人脱离作为集置的技术的促逼。对技术之本质的沉思因而也就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但却能够在艺术领域里中得获。
  四、艺术何以成为技术的救渡?
  如果说对技术的本质的思考并不在于什么技术因素,而在于技术作为一种产出,作为解蔽的方式,即一种真理的发生方式;又由于技术所具有的“集置”的特征,因而又是一种遮蔽的力量,这种遮蔽亦是对真理的篡改,它本身需要艺术的救渡。但问题在于,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何以与真理相互勾连?艺术何以成为技术的救渡?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是需要通过艺术作品来寻获的,艺术的现实性就在于艺术作品的物因素。正是艺术作品,使物之物性呈报出来,即把物的意义展现出来,物也就不仅仅只是一堆无意义的质料或感觉材料。海德格尔以神庙建筑作品为例,说明神庙建筑作品的设立使周围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聚集于它周围,即建筑作品使周围世界及其意义朝向人露面并涌现出来。希腊人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称为“自然”(Φυσιs)[3](pp.25-26)。“大地”(Erde)和“世界”正是这样的自身涌现者。大地是封闭着的自身涌现者,大地通过艺术作品才得以进入到敞开领域中,世界则是自身显现和敞开着的。由此,不论大地抑或世界,皆是通过艺术作品而获得其意义的。正是艺术作品“制造”了大地和“创建”了世界,使物之物性得以彰显。不论是一座神庙,还是一个作为容器的壶,抑或是农妇的鞋具,它们作为“物”(Ding)皆是与存在者的含义亦步亦趋的。因此,物之物性或者说物之物化就在于它的聚集(versammeln)。物通过这一聚集把天、地、神、人四方全部呈报出来。“物化之际,物居留统一的四方,即大地和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让它们居留于在它们从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中”[5](p.186)。
  正是由于物之物性的凸显,正是大地的自行锁闭与世界的自身显现的“争执”(Streit),使真理得以自行设立于作品之中,真理也是遮蔽与澄明相互争执所争得的敞开领域。进而,艺术也就成为真理的原始发生方式之一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还提到建国、牺牲(宗教)、思想这三者也是真理的原始发生方式。当然,除此之外真理的原始发生方式还有技术,这在上文中已有提及。关于真理的四种发生方式,可参见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版第45-46页。。真理的本质也与艺术作品相关联,并在艺术作品中得以实现。“因为真理的本质在于把自身设立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才成其为真理,所以,在真理之本质中就包含着那种与作品的牵连,后者乃是真理本身得以在存在者中间存在的一种突出可能性”[3](p.46)。
  由于真理先行被设置于作品之中,又由于作品的本源在于艺术,因此,我们得以通过作品来追问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也就先行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也就可以被理解为是真理的生成与发生。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在作品中乃是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的,“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Ditchtung)”。
  因此,艺术的本质也可以看成是诗,诗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是对真理的创建和筹划。诗源始性地筹划存在,把存在者带入本源性的存在意义上,即带入那敞开的真理领域中。不唯如此,诗也筹划着语言、开启着大地并创建着开端,诗毋宁说也是一种解蔽的方式。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既然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作品的本源在于艺术,艺术的本质又在于诗,那么诗是何以救渡技术的呢?也就是说,技术与艺术共同作为解蔽和真理发生方式,作为艺术之本质的诗,何以救渡技术?或许在海德格尔看来,与技术相比,诗更加源始,更加趋向本源,它更加“依本源而居”,抑或就是本源自身。作为艺术之本质的诗,在海德格尔那里似乎是一切存在者的本源。诗“依本源而居”,是对解蔽的解蔽,是敞开领域中的敞开性,是真理中的真理。如果把技术比喻为照亮洞穴的火光,技术就是对洞穴黑暗的解蔽,那么作为艺术之本质的诗则是洞穴之外的阳光,普照世界,把天地神人四方照亮,并把它们聚集起来,是比洞穴中的火光更为本源的存在,是对火光之解蔽的再解蔽。因此,对技术的救渡也就顺理成章地通过诗或者说诗意地栖居来实现。通过作为艺术之本质的诗对技术的救渡,我们才得以觉知存在的本源性,并为这本源性准备空间、提供道路、保存地盘。
  [参 考 文 献]
  [1]吴国盛. 哲学中的技术转向[J]. 哲学研究, 2001(1).
  [2][德]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3][德]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Ashley, Benedict M,Truth and Technology[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67, 1993.
  [5][德]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6][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7]马琳. 海德格尔论集置与东西方对话[J]. 世界哲学, 2009(6).
  [8]Colony, Tracy, Concerning Technology: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ical Essentialism[J]. Idealistic Studies, Volume 39, Issues 1-3, 2009.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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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个身份社会中,例如,16-18世纪的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对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威胁。在那种背景下,某些情感的污名化是掌握在那些支持贵族立场的人手中的一种武器。这种贵族立场支持馈赠经济,反对基于价格估价之上的市场经济。源于两种观点的经济行为形成了行为上的极端化,贵族的慷慨和商人的贪婪。当他们的价值相矛盾并遭到批判时,双方都有一种情感反应,尤其是愤怒的反应,但这些情感表现是被社会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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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伦·伍德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左翼在理论上日渐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其中以普兰查斯、拉克劳与墨菲、后现代主义最为典型。在她看来,普兰查斯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其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与混乱,并具有很大的危害;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中存在诸多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激进民主”方案也缺乏可靠的社会根基,政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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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唯物史观创立以来,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能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后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越走越远。“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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