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政府与多个欧洲国家“互撕”引发全球关注。事情缘起3月初，德国连续取消两场土耳其部长级官员前来参加的为修宪公投造势的集会。随后的3月9日，瑞士苏黎世地方政府宣布，由于“安全不能保障”，取消土外长恰武什奥卢原定于12日出席的在瑞土耳其人集会活动。3月11日，恰武什奥卢计划前往荷兰鹿特丹与当地土耳其人会面，然而荷兰政府以“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恰武什奥卢所乘坐的航班着陆。当晚，土家庭和社会政策部长卡亚·萨扬从德国赴荷兰，也在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附近被荷兰警察拦截，并被告知他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3月12日，土农业部长原计划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场拉票活动，但集会场地的业主临时取消了这场活动。同日，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在新闻通报中说，鉴于当前土耳其和荷兰及德国之间的矛盾升级，建议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推迟访问丹麦。3月13日，奥地利总理克恩表示，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将阻止土耳其官员在奥地利为土耳其修宪公投举行政治活动……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连炮轰德国、荷兰等国的行为是“纳粹行径”，引发了欧洲多国和欧盟的抗议和回击。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欧洲与土耳其关系中，德土关系具有风向标和示范作用。而自去年以来，德土关系就一直面临严峻挑战。
　　互戳“痛处”
　　去年3月18日，土耳其与欧盟达成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历史性协议”。深受难民危机困扰的德国与土耳其通力合作，最终促成了这一建设性成果。协议很快取得成效，去年4月入境德国的难民数量只有3月的七分之一，这对德国来说自然是好消息。土耳其方面则得到欧盟提供几十亿欧元援助，同时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待遇，并加快土耳其入盟谈判的承诺。一时间，土德关系似乎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和德国就开始互戳“痛处”了。去年6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亚美尼亚决议，将一战期间发生的大批亚美尼亚人死亡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亚美尼亚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土耳其政府始终否认曾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有意的种族屠杀。因此德国此举引发土耳其方面的强烈不满。作为对德国上述决议的回应，土耳其紧急召回驻德国大使。埃尔多安表示，德国议会的决定将严重影响土德关系。
　　而德国的“痛处”则是在德土耳其人问题。二战后，为了重建经济和社会，德国大量招揽外籍劳工，以弥补劳动力资源不足。1961年，联邦德国与土耳其签订招工协议。此后，大量土耳其劳工开始移民德国。1973年，联邦德国开始停止从海外募集劳工。在此之后，只有通过婚姻或者作为家庭成员才可以移民德国，新的政策促成了大量土耳其人将家眷接到德国定居。目前，有40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在柏林、科隆、杜伊斯堡等地形成了有规模的土耳其人社区。但土耳其移民大都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融入德国社会，与母国则保持着密切联系。许多在德土耳其人仍然是虔诚的穆斯林，时常前往清真寺，而德国有700多座清真寺属于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管理。从1981年开始，这些清真寺的教职人员要经过土耳其批准才可以任职。同时，庞大的在德土耳其人也对土耳其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影响力。比如，1971年土耳其发生“备忘录政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秩序党的领袖埃尔巴坎就流亡德国，获得了在德土耳其人的支持，并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翻身，出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也一向重视在德土耳其人的影响力，比如“欧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就是正发党在德国拉拢在德土耳其人的组织。大部分在德土耳其人支持埃尔多安，在201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中，在保留土耳其国籍、拥有投票权的140万在德土耳其人中，有59.7%支持正发党，高于正发党在本土和其他国家移民中的得票率。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在德土耳其人很快卷入其中。7月31日，“欧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在科隆组织了一场有4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以表达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德国对此十分警惕，因为在德土耳其人本来就因为融入不畅而成为德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如果这些人更深地卷入母国内政，可能给德国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德国拒绝了埃尔多安向在科隆集会的支持者发表视频讲话的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呼吁土耳其裔德国公民忠于德国，要求在德土耳其人“不要将土耳其境内的冲突转移到德国”。但是埃尔多安政府反而加强了对在德土耳其人的工作。
　　今年1月21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极具争议的宪法改革草案。若草案在今年4月获得公投通过，土耳其原本的议会内阁制将改革为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将大幅扩张。理论上，即使实行总统制，总统最多也只能连任一次，但是新总统制下的总统选举定于2019年11月举行，总统任期也将根据此次选举结果重新开始计算。因此，如果埃尔多安能够连续赢得选举，他就有可能一直执政到2029年。为了确保修宪公投顺利通过，正发党高层近期进行了一系列造势活动，而能否争取到在德土耳其人的支持显得十分重要。但德国方面认为，土耳其国内选民在修宪问题上分化明顯，土耳其一些反对派也流亡到了欧洲，正发党高层此时集中访欧拉票，很可能导致在德土耳其人因修宪问题产生内部冲突，不利于德国的安全与稳定。尤其在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且又纷纷面临本国大选的大背景下，土耳其政治家的活动加剧了欧洲国家的担忧，更加不敢向强硬的土耳其让步。在此情况下，德国等欧洲多国陆续抵制土耳其政客入境。
　　土耳其感觉“很受伤”
　　土耳其入盟问题也一直考验着土耳其与德国关系。加入欧盟是土耳其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土耳其从1980年代开始试图加入欧盟，在许多方面也已经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早在2005年，土耳其就已经与欧盟启动了入盟谈判，但谈判过程阻碍重重，致使土耳其的努力严重受挫。2013年谈判正式陷入僵局，直到2015年11月才重新启动，但一直未取得突破。一方面，受地理、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土耳其入盟绝非易事，一些欧盟国家也对此持反对立场。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土耳其政府以埃尔多安的外交智囊达武特奥卢（曾任外长和总理）力推的“新奥斯曼主义”为指导，力图在西亚北非地区扩大影响，发展土耳其的“战略纵深”，遂在与欧洲关系上出现了不冷不热的局面。但去年3月与欧盟签订难民协议后，土耳其在安置和管理境内300多万叙利亚难民方面表现出色，尤其与一些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客观上缓解了欧洲国家的压力。在此情形下，土耳其认为自己握有“难民牌”，可以与欧洲国家在入盟谈判等问题上讨价还价。 　　但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以强势手段在国内展开大清洗，引发了一些欧洲国家的不满和指责。去年9月5日，“德国之声”电台采访土耳其青年与体育部长基里克，采访过程中记者言辞激烈，提到了未遂政变等敏感问题，采访结束后基里克直接让工作人员没收了采访录像带，引发土德之间的一场口水战。11月4日，埃尔多安指责德国庇护居伦运动成员（德国拒绝了土耳其引渡居伦运动成员回国的要求）、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德国确实是库尔德人较为活跃的地区）。11月29日，默克尔表示反对土耳其就加入欧盟开展新的谈判。消息传出后，土耳其里拉暴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土耳其金融部门有较丰富的面对突发情况的经验，因此未遂政变后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是土耳其毕竟“银弹”有限，未能再次阻止里拉暴跌，致使土耳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欧盟迟迟未兑现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证的承诺，让土耳其很受挫。今年2月14日，拥有土耳其和德国双重国籍的德国《世界报》驻土记者于杰尔被捕。土耳其警方称于杰尔涉嫌参与恐怖组织，引发德国全国性抗议。
　　痛并延续着
　　长久以来，德国一直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19世纪末，由于英国和法国加剧渗透中东，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建立了亲密关系。一战期间，双方并肩作战，德国直接派出军官指挥土军的部分部队。二战期间，土耳其顶住压力，坚持向德国出口铬等战略物资，为了配合德军在东线战场的行动，土耳其在高加索调集重兵牵制苏军，直到1945年2月土耳其才对德国宣战。战后，土耳其输送的廉价劳动力又为德国经济起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德国长期是土耳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可以说，土德之间的联系是土耳其与其他大国关系难以比拟的。但是在双方的交往中，土耳其始终处在弱势一方。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发党政府成功实现了土耳其经济的起飞，加上中东乱局凸显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土耳其影响力显著增强，在与德国等欧洲国家打交道时有了更大的底气。近期，包括土美、土俄、土以甚至土伊（朗）关系的变化，都可以说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重塑对外关系的体现。
　　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在当前形势下土耳其是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虽然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德国对土耳其内政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在希臘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令欧盟自身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德国需要更多的建设性力量来维系欧盟，让土耳其处在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上符合德国的利益。不过，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如果德国等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过于强硬，反而会强化埃尔多安反抗者的形象，正发党政府也正在借机大打“悲情牌”，其支持者更是表现出高昂的斗志。鉴于土耳其和德国在历史、经济、心理等多方面存在割不断的牵绊，未来土德关系不可能下滑到冰点，但修复起来还需花费一番工夫。
　　（作者陈功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昝涛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