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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薇（1990-），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管理、社会管理、物业管理方向。
摘要：城市社区基层管理体制与运行模型是国家针对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变化重新调整的结果，也是“行政支配、社区自治”等不同性质的力量互动的结果。过度的政府监管或者居民自治都会引起管理混乱的尴尬境地，而这些“管理困境”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章通过西安市曲江瓦胡同小区、日报社小区、631所小区的实际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二值Prob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全面深入实证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里意愿、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小区内居住、社区权利大小、社会依赖及居民交往程度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社区权利大小、社区参与制度环境健全程度、社会依赖、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利益分化；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实证分析
一、引言
基层社区管理所产生的判断分歧，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该理论认为居委会等基层社区管理部门社区基层管理过程中仍保持了较强的自主能力，使社区基层政权与国家整体政权体制保持一致，但一统控制社区的策略，不仅缺少民主参与，而且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利益的自有分化也增加了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郝娜，2010）。二是公民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社区基层成员“民主意识”觉醒体现基层社区成员的新生自治力，但居民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并非是完全团结的，居民之间的利益分化也需要管理部门做出引导（金桥，2010）。这两种理论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基层治理与居民民主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可行性和未来前景（孙杰，2013）。
近年来，基层管理中社区自治能力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行政整合过度与社会自治能力”是基层社区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从长远来看，减少管理机构对社区干预，赋予社区居民自主决策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区基层管理制度“瓶颈”的发展所趋（卢汉龙，2004）。因此，在一元化行政性整合无法适应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面前，有效发挥社会自治需求和能力，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愿以及继续参与社区管理意愿，培养社区居民自愿民主参与、政府“择机介入”的社区管理模式（王星，2012）。化解新社会势力对原有经济、社会及政治参与造成的困境，最终实现双方利益共赢，对于我国建立良好社区基层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杜赞奇，2004；王星，2014）。
二、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与样本数据
（一）计量模型假定
社区居民能否参与基层社会管理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参与能力与意愿和外部管理机构政策开放程度，在社区管理部门与社区居民利益分化背景下，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基层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事关基层社区治理成效。本文建立probit模型对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定义为二值变量，愿意参与为1；不愿意参与为0。因此，本文构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值因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达式为：
prob（yi=1xi，β）=Φ（α+βX）
其中Φ为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yi是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X是实际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包括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公共利益认同因素、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区软硬件实力影响因素等，本文将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2.社区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等级评价模型
为了测算社区居民继续愿意参与社区管理的愿意程度，本文根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将社区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划分为五个层次（很愿意、愿意、无所谓、不愿意、很不愿意）。由于调研数据属于离散型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表达形式为：
yi=βX+εi，yi=0，1，…，M
其中yi表示社区居民继续愿意参与社区管理的愿意程度，X是实际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包括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公共利益认同因素、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区软硬件实力影响因素等，式中εi符合正态分布N（0，δ2），即样本误差相互独立且具有正态性。
（二）样本数据来源
作者于2014年7-8月对西安市曲江瓦胡同小区、日报社小区、631所小区的实地调研，调查对象主要为小区内生活的社区居民。分别对各社区发放70份问卷，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汇总及访谈的形式获取了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基础资料。剔除不完整问卷27份，有效问卷率为87.14%。
（三）模型变量说明
本文分别以整理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等级评价为模型因变量，以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社区居民的利益认同度、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五类因素為模型解释变量，并对各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做了预期假设。各个解释变量具体说明及预期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7.0软件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概率的二值因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McFadden R2的似然比指标为0.729，说明本文选取的Probit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同时LR检验标准通过了5%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显著性较高。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1.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年龄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为正。一方面由于年龄大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存在“场所依赖”，长期的人地关系情节为居民打造更好宜居意愿形成情感铺垫（Williams等，1992）；另一方面，年龄大的居民孰知社区长期以来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社区居民无意识的社区管理体制演变制度积累为实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打下经验基础。此外，女性性别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为正向影响。女性在社区基层管理過程中自我意识与能力、资源支撑、制度保障、社区认同等层面，比起男性更加注重细节，这直接影响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愿的深度与广度（叶雷，2012）。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注重社区基层管理制度、科学管理以及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更愿意参与到社区基层管理事物当中。
2.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认同因素对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个人利益诉求与其它人是否一致对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为负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说明居民之间利益越不一致，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就越大。由于管理社区基层事务的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以及相互之间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导致社区居民之间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越是渺小，因此居民更愿参与社区基层事务管理表达各自的社区管理意愿（孙璐，2006）。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对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为正向影响，与假设一致。居民个人对社区的喜爱、依恋和归属程度越明显，居民越愿意积极参与到社区基层管理中（丁凤琴，2010）。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的认同度对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成负向影响，与预期一致。我国基层社区例如居委会等管理部门服务意识落后、“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并且社区工作者选聘、日常事务管理、内部服务机构监督等社区民主工作未得到充分落实，在未得到居民全面认同的情况下居民不愿参与社区基层管理。
3.居委会等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对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居民对政府部门等管理机构管理方法和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成负向影响，与预期不一致。现阶段社区居委会等管理部门行政干预过强，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对社区的行政化束缚了群众居民的自主性，一些本来属于居民自己行使的权利被架空，而居民本不该承担的义务又通过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转嫁至居民头上，类似“转型阵痛”现象表现出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不科学以及管理人才的不成熟，因此无法获得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好评，这是导致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赵莉，2011）。
（二）社区居民愿意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表3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说明，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显著为正。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参加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事务中的整体把控能力和处理社区具体事务的方式上越成熟和理性，不断积累的社区管理事务经验调动了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健全程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从外部环境建设和社区参与组织自身建设两个方面促进了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体系完善，主要从资金来源、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决策机制、目标定位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完善基层管理参与制度，开拓管理资金渠道、优化内部组织构成，逐步建立完善的基层管理制度框架。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日常管理、社区领导班子业绩考评和民主评议、社区党委委员政治立场和服务观念等各方面管理评价显著为正，说明这两个变量对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具有很高意愿的概率较大。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认同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社区建设和发展决策中始终扮演制定者和“掌舵人”的角色，尽管政策文件多次强调社区治理过程需多重主体参与，但管理命令下达到实践的滞后阻碍了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的热情，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管理过程中经常越位，以指导之名行领导之权引起居民的不满。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二值Prob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小区内居住、社区权利大小、社会依赖及居民交往程度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这四个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意愿概率大。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居住环境评价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以上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概率小。其次，受教育程度、社区参与制度健全程度、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认同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显著为负。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西安市三个小区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是多方利益关系的合理化博弈，同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实现社区精英参与治理、普及社区公共交往行为以及社区参与治理准入门槛降低等，都符合培育居民社区意识、制度民主化的社区自治趋势。
（一）健全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决策体系
将居民利益诉求纳入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的决策中，逐步突出居民意愿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实现居民权利的参与到增权。建立社区工作询问、质询制度和重大事项票决制度等多项民主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多元利益的协调、互动和整合，实现集体协商、头脑风暴、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的共同决策体系，最终完成社区弹性化治理机制。
（二）社区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由于社区普通居民阶层的公共参与和社区精英的公共权力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张力，难以实现普通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同时也反衬出培育社区普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从社区服务工作入手，丰富社区活动，如参加社区健身队、书画社、读书会等，增加沟通社区居民之间情感的渠道，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情感归属，逐步消除居委会等管理部门及普通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生疏感。同时，通过社区管理部门给予优秀社区居民参与者公共身份肯定，社区居民获得的荣誉感及公众认可督促居民继续在社区基层管理事务决策中发挥作用。（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瑞，柳红霞.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0，4.
[2]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2002.
[3]郝娜.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03.
[4]金桥.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J].社会.2010，3.
[5]孙杰.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6]卢汉龙.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
[7]王星.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J].学习与探索.2012，02.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9]王星.1978年以来中国“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J].人文杂志.2014，2.
[10]于建嵘.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J].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01期.
[11]孔娜娜.行动者、关系与过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2：8～16.
[12]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J].社会学究，2014，1.
[13]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J].社会.2007，6.
[14]陶传进.集体行动难题与中国社会转型[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2002.
[15]陈振华.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
[16]叶雷，宋连青.社区参与中的女性NPO：价值基礎及其实现[J].行政论坛.2012，06.
[17]孙璐.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06，5.
[18]丁凤琴.关于社区情感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0，7.
[19]赵莉，王萌，蒋亮亮.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以苏州城市老新村改造为例[J].社会工作.2011，12.
摘要：城市社区基层管理体制与运行模型是国家针对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变化重新调整的结果，也是“行政支配、社区自治”等不同性质的力量互动的结果。过度的政府监管或者居民自治都会引起管理混乱的尴尬境地，而这些“管理困境”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章通过西安市曲江瓦胡同小区、日报社小区、631所小区的实际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二值Prob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全面深入实证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里意愿、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小区内居住、社区权利大小、社会依赖及居民交往程度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社区权利大小、社区参与制度环境健全程度、社会依赖、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利益分化；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实证分析
一、引言
基层社区管理所产生的判断分歧，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该理论认为居委会等基层社区管理部门社区基层管理过程中仍保持了较强的自主能力，使社区基层政权与国家整体政权体制保持一致，但一统控制社区的策略，不仅缺少民主参与，而且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利益的自有分化也增加了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郝娜，2010）。二是公民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社区基层成员“民主意识”觉醒体现基层社区成员的新生自治力，但居民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并非是完全团结的，居民之间的利益分化也需要管理部门做出引导（金桥，2010）。这两种理论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基层治理与居民民主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可行性和未来前景（孙杰，2013）。
近年来，基层管理中社区自治能力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行政整合过度与社会自治能力”是基层社区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从长远来看，减少管理机构对社区干预，赋予社区居民自主决策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区基层管理制度“瓶颈”的发展所趋（卢汉龙，2004）。因此，在一元化行政性整合无法适应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面前，有效发挥社会自治需求和能力，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愿以及继续参与社区管理意愿，培养社区居民自愿民主参与、政府“择机介入”的社区管理模式（王星，2012）。化解新社会势力对原有经济、社会及政治参与造成的困境，最终实现双方利益共赢，对于我国建立良好社区基层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杜赞奇，2004；王星，2014）。
二、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与样本数据
（一）计量模型假定
社区居民能否参与基层社会管理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参与能力与意愿和外部管理机构政策开放程度，在社区管理部门与社区居民利益分化背景下，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基层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事关基层社区治理成效。本文建立probit模型对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定义为二值变量，愿意参与为1；不愿意参与为0。因此，本文构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值因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达式为：
prob（yi=1xi，β）=Φ（α+βX）
其中Φ为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yi是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X是实际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包括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公共利益认同因素、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区软硬件实力影响因素等，本文将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2.社区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等级评价模型
为了测算社区居民继续愿意参与社区管理的愿意程度，本文根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将社区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划分为五个层次（很愿意、愿意、无所谓、不愿意、很不愿意）。由于调研数据属于离散型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表达形式为：
yi=βX+εi，yi=0，1，…，M
其中yi表示社区居民继续愿意参与社区管理的愿意程度，X是实际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包括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公共利益认同因素、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区软硬件实力影响因素等，式中εi符合正态分布N（0，δ2），即样本误差相互独立且具有正态性。
（二）样本数据来源
作者于2014年7-8月对西安市曲江瓦胡同小区、日报社小区、631所小区的实地调研，调查对象主要为小区内生活的社区居民。分别对各社区发放70份问卷，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汇总及访谈的形式获取了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基础资料。剔除不完整问卷27份，有效问卷率为87.14%。
（三）模型变量说明
本文分别以整理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等级评价为模型因变量，以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社区居民的利益认同度、政府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基层管理的制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五类因素為模型解释变量，并对各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做了预期假设。各个解释变量具体说明及预期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7.0软件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概率的二值因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McFadden R2的似然比指标为0.729，说明本文选取的Probit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同时LR检验标准通过了5%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显著性较高。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1.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年龄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为正。一方面由于年龄大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存在“场所依赖”，长期的人地关系情节为居民打造更好宜居意愿形成情感铺垫（Williams等，1992）；另一方面，年龄大的居民孰知社区长期以来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社区居民无意识的社区管理体制演变制度积累为实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打下经验基础。此外，女性性别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为正向影响。女性在社区基层管理過程中自我意识与能力、资源支撑、制度保障、社区认同等层面，比起男性更加注重细节，这直接影响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愿的深度与广度（叶雷，2012）。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注重社区基层管理制度、科学管理以及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更愿意参与到社区基层管理事物当中。
2.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认同因素对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个人利益诉求与其它人是否一致对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为负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说明居民之间利益越不一致，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就越大。由于管理社区基层事务的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以及相互之间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导致社区居民之间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越是渺小，因此居民更愿参与社区基层事务管理表达各自的社区管理意愿（孙璐，2006）。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对居民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为正向影响，与假设一致。居民个人对社区的喜爱、依恋和归属程度越明显，居民越愿意积极参与到社区基层管理中（丁凤琴，2010）。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的认同度对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成负向影响，与预期一致。我国基层社区例如居委会等管理部门服务意识落后、“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并且社区工作者选聘、日常事务管理、内部服务机构监督等社区民主工作未得到充分落实，在未得到居民全面认同的情况下居民不愿参与社区基层管理。
3.居委会等部门管理特征因素对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
居民对政府部门等管理机构管理方法和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成负向影响，与预期不一致。现阶段社区居委会等管理部门行政干预过强，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对社区的行政化束缚了群众居民的自主性，一些本来属于居民自己行使的权利被架空，而居民本不该承担的义务又通过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转嫁至居民头上，类似“转型阵痛”现象表现出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管理方式不科学以及管理人才的不成熟，因此无法获得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好评，这是导致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赵莉，2011）。
（二）社区居民愿意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表3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说明，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显著为正。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参加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事务中的整体把控能力和处理社区具体事务的方式上越成熟和理性，不断积累的社区管理事务经验调动了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健全程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从外部环境建设和社区参与组织自身建设两个方面促进了社区基层管理参与制度体系完善，主要从资金来源、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决策机制、目标定位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完善基层管理参与制度，开拓管理资金渠道、优化内部组织构成，逐步建立完善的基层管理制度框架。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日常管理、社区领导班子业绩考评和民主评议、社区党委委员政治立场和服务观念等各方面管理评价显著为正，说明这两个变量对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具有很高意愿的概率较大。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认同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社区建设和发展决策中始终扮演制定者和“掌舵人”的角色，尽管政策文件多次强调社区治理过程需多重主体参与，但管理命令下达到实践的滞后阻碍了居民继续从事社区基层管理的热情，居委会等管理机构在管理过程中经常越位，以指导之名行领导之权引起居民的不满。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二值Prob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小区内居住、社区权利大小、社会依赖及居民交往程度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这四个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的意愿概率大。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居住环境评价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以上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的概率小。其次，受教育程度、社区参与制度健全程度、管理方法评价、管理效果评价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居委会等管理机构认同度对居民继续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意愿影响显著为负。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西安市三个小区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是多方利益关系的合理化博弈，同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实现社区精英参与治理、普及社区公共交往行为以及社区参与治理准入门槛降低等，都符合培育居民社区意识、制度民主化的社区自治趋势。
（一）健全居民参与社区基层管理决策体系
将居民利益诉求纳入居委会等管理机构的决策中，逐步突出居民意愿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实现居民权利的参与到增权。建立社区工作询问、质询制度和重大事项票决制度等多项民主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多元利益的协调、互动和整合，实现集体协商、头脑风暴、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的共同决策体系，最终完成社区弹性化治理机制。
（二）社区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由于社区普通居民阶层的公共参与和社区精英的公共权力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张力，难以实现普通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同时也反衬出培育社区普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从社区服务工作入手，丰富社区活动，如参加社区健身队、书画社、读书会等，增加沟通社区居民之间情感的渠道，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情感归属，逐步消除居委会等管理部门及普通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生疏感。同时，通过社区管理部门给予优秀社区居民参与者公共身份肯定，社区居民获得的荣誉感及公众认可督促居民继续在社区基层管理事务决策中发挥作用。（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瑞，柳红霞.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0，4.
[2]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2002.
[3]郝娜.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03.
[4]金桥.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J].社会.2010，3.
[5]孙杰.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综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6]卢汉龙.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
[7]王星.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J].学习与探索.2012，02.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9]王星.1978年以来中国“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J].人文杂志.2014，2.
[10]于建嵘.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J].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01期.
[11]孔娜娜.行动者、关系与过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2：8～16.
[12]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J].社会学究，2014，1.
[13]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J].社会.2007，6.
[14]陶传进.集体行动难题与中国社会转型[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2002.
[15]陈振华.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
[16]叶雷，宋连青.社区参与中的女性NPO：价值基礎及其实现[J].行政论坛.2012，06.
[17]孙璐.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06，5.
[18]丁凤琴.关于社区情感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0，7.
[19]赵莉，王萌，蒋亮亮.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以苏州城市老新村改造为例[J].社会工作.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