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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目标定义不应过于狭窄，要包含规范、文化、伦理水准；企业不只要满足顾客短期而浅层的快乐，而有责任赋予他们更高的价值。
有些价值在市场之外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你曾提到：“相较于高级快乐，我们不是更喜欢低级的吗?我们不是经常更喜欢躺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而不去读柏拉图或去剧院吗?”这让我想起行为学领域中有许多关于“想要”和“该要”(should&want)的实证研究，而现实商业社会中，许多商家运用媚俗的手法逐利，表面是投其所好、你情我愿，达成公正的交易，深层则是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弱点，制造劣质的泡沫剧、泛滥的网游、具有诱惑的垃圾食品。您认为这种基于“公平交易”的商品社会发展下去，会导致社会水准的每况愈下，让人类前景堪忧吗?
迈克尔·桑德尔(以下简称桑德尔)：在我的书《公正》中，我提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观点，就是快乐存在较高和较低的形式，有些快乐是比较肤浅的。比如看垃圾喜剧可能也会让人满足，获得即时的快感，不过这毕竟是表面的。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命中获取更高层次的快乐。密尔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快乐，一种是发展人类更高的才智和能力，这需要教育，以及完善性格、培养美德，他是在深化快乐的含义。密尔反对功利主义的论点，即最重要的是最大化快乐——或者GDP。所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都会努力提高富裕和繁荣程度，但同时也发现纯物质的东西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它源于超越物质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这些更高的价值要求我们挑战自我。
密尔有句话：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他想表达的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更高理想，他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是尚未达到更高层次的快乐；之所以这样好过饱食终日的猪，是因为猪根本不会得到更高的快乐。也就是说，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不注重修为和美德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命运。然而有时候，人们会更喜欢低层次、更容易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弱点，因为教育自己、完善性格、培养美德往往是高要求而充满挑战的。
不过，最优秀的企业往往并不只是满足这一点。其实企业面临两种选择：只去迎合人们的浅层快乐而谋利，或者将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定义为更高的层次，后者则意味着要教育顾客，长期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同时也对顾客有所要求——要求他们不满足于低层次的眼前之欢，追寻更有意义的东西。例如，有两种类型的媒体，一种是迎合人性的弱点，以花边丑闻谋杀之类为卖点，娱乐大众抢夺眼球的低俗小报；另一类严肃媒体则认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是教育读者、提升读者品位，从而追求更深思想和更高价值。前一类可能占了多数，在美国也是这样，它们取悦的是人性中低俗的一面；后者对这世界的贡献更大，也更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善。
CBR：那么就以媒体为例，长期看来，严肃媒体会不会被低俗媒体驱赶出市场呢?
桑德尔：这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基于逐利的市场经济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只管利润不顾其余，哪怕是迎合、利用人性弱点也在所不惜。不过我觉得，严肃媒体还是有希望去教育、提升读者，同时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引导人们获得更广博的视角、改变品位、追求深层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战略的支持，也需要企业具备使命感，真正投入，唯此才能对公众的利益做出贡献。
CBR：你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趋势，就是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丹·艾瑞里(Dan Ariely)教授也曾提到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区别。您认为，“市场导向”对非市场领域的侵蚀将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的趋势如何才能得以扭转?
桑德尔：我确实觉得在市场社会，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我们观察到这一点，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类似情况也在出现。我认为，要认真考虑非市场规范和非市场价值的重要性，也就是超越物质价值的部分。富裕和繁荣是有意义的，但可悲之处在于市场规范往往在侵蚀非市场的领域。比如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很高，而某个富人提出要捐一大笔钱，条件是让他本不具备入学资格的儿子来读书，这样做公平吗?再比如，一家医院的名医门诊需要排队挂号，而有人买断了挂号的指标来拍卖，出价最高的人才有机会就诊，这样公平吗?
在很多市场化的社会中，比如我所了解的美国，教育领域是存在类似问题的。这非常具有破坏性，如果入学资格可以买卖，那么教育的价值就被侵蚀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价值；医院拍卖就诊名额造成的结果是：就医的机会更少地取决于谁真正需要就医，更多地依赖财力。这些做法都侵蚀了学校和医院的根本目标——提供教育和医疗。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生活和家庭价值，这也是很重要的。
CBR：丹·艾瑞里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岳母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全家其乐融融，如果你餐后说要为这顿晚餐付给她400块钱，那就糟了。这就是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混淆。
桑德尔：对。有一些非常伤害家庭价值的做法，例如为了工作和家人分居异地，或者只投身工作而顾不上家人，这些行为都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结构。我在《公正》这本书里还提到过一个例子：有很多到印度花钱雇人代孕的富人，他们有种种理由辩解这么做是公正的——代孕的母亲们用自己的服务换钱。但从深层看，由于这样做把孩子和妇女的孕育看成了商品，从而贬低了他们。有学者提出，根据功利来评价所有的事物，就贬低了那些更适合用更高的规范来加以评价的事物和社会行为。在我看来，代孕合同这个例子里，家庭价值已经成了国际贸易的对象，无疑是一种贬低。
刚才谈到的三个方面：教育、医疗和家庭，对一个好生活和好社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应遵循非市场的规范和价值。商品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它们，这是危险的。商业界需要培育伦理环境
CBR：即便在市场导向的专属领域，例如商业领域，也混杂了其他价值维度而充满争议。例如弗里德曼(Mllton Friedman)声称“企业只需要对股东负责，这是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但同时，关于“企业在赚钱之余，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论调也非常盛行。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桑德尔：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说法。一家企业，除了使得股东价值最大化之外，也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承担社会责任，最优秀的企业都会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自身使命。它们会自问：怎样才能通过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公共福利做出更大贡献。企业要界定“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且通 过满足这种需求而获取利润。谋利并没有错，但利润只是企业目标的一种。
CBR：我想起彼得·圣吉先生说过，利润对企业的作用就像氧气，我们不能离开氧气，但也不可能只追求氧气。
桑德尔：我很同意这话，企业盈利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善。如果这样去考虑企业的使命，你会发现这与盈利并不矛盾，而且利润并非企业的终极目标，它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对企业更宽广的定义也要求企业担负更多，不仅是为股东创造财富，为顾客提供所需产品或服务，还包括如何更好地对待雇员，公正地对待他们。这也是达成公共之善的一个重要途径。
CBR：商业社会的人们面临许多道德风险和伦理困境，你曾评价商业改进局的广告标题“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利可图的”，这句话本身其实也显示了某种基于功利主义的认识倾向。对于美国企业的价值观以及商业伦理状况你作何评价?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道德诚信的评价体系混乱，你如何看待这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影响?
桑德尔：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以及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商业界都需要培育伦理环境，有很多企业并不能达到较高的伦理水准，这是事实，因为它们重于逐利。但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它们都很好地做到了善待顾客和员工，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善待环境和自己所立身的社区等。
那些做得不够的企业不只存在于转型期的社会，在高度发达的成熟市场也有很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避免滥用和操纵，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华尔街采取了很多措施，这类监管同样也适用于诸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作安全等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我并不认为仅靠政府监管就能解决问题，高的商业伦理标准也是必要的，这样除了政府所要求的以外，企业也会自发地去努力。在许多国家，会有产业协会制订行业内的伦理规范，监督企业执行，而企业也自愿地接受，并非法律强制。倘若企业违反了伦理准则，就会被协会拒之门外。这就意味着企业对协会承诺了会实施一定的伦理标准，这是一种非政府的行为。
对于新兴经济体，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除了政府监管以外，企业能否自觉地形成一个行业伦理准则方面的协会，这是制定和发展伦理规范的重要方式，从而推动诚信的、具有伦理高度的商业实践活动。
自我与组织的平衡
CBR：你曾谈到，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纳税人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投资银行、而银行仍为高管发放高薪感到愤怒，并不主要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所上缴的税款竟被用来奖励失败。可以说，以结果和利益为基础去衡量人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是目前商业组织绩效考核的主流方式，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员工产生“不公正感”。况且绩效主义的弊端在商业实践中早已不乏其例。关于这种矛盾，商业组织该如何平衡?
桑德尔：一家企业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来评估他们是有道理的，虽然这样和员工的道德水准未必有很大的联系。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人的品行和工作能力，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组织。如果一个人品德和能力都很差，或者都很好，这都容易处理，但两者有些冲突的时候就让人为难了。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有一些员工正直诚实，与人为善，但工作能力欠佳；或者反过来，工作能力出众，但性情和人际能力较差，如何对待他们?在真实生活中这很常见，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个棘手又难以回避的问题。认清这两类特征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较好的起点。
CBR：你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吗?
桑德尔：具体处理方法往往要视情境而定，比如看企业的特点，是更需要人际技巧呢，还是专业知识，有些相对与人打交道多的，就要侧重人际技能；而有些大多依赖技术的，则可以注重少些。
CBR：我想起马利克教授说过。好的公司文化可以允许有些知识型员工做个“独唱者”。
桑德尔：对，比如一个电脑编程人员，如果很有技术才能，并不一定要求他在性格方面多么受人欢迎，这不是要点。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一份工作的性质和一个人的脾性之间匹配程度如何。不过，在对领导力有一定要求的管理岗位，一般就要对人际技能有较高要求了，这个人要懂沟通、令人信任，这非常必要。
CBR：你对罗尔斯(John Rawls)所持的那种自由选择、无约束的自我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探究我们怎样才能既承认共同体的道德分量，同时又给人类自由留有余地。在现代商业组织里，也存在个体自由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商业组织对于个体来说，也许意味着压抑个性，也许意味着要将自我的价值观调校到组织的价值观上……平衡这两者的矛盾有哪些好的做法?
桑德尔：组织往往都会面临在员工个人创造性和对群体忠诚之间的平衡难题，这方面也没有一定之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有些相通，具体情境和企业类型起决定作用。有些企业要求员工有很强的服从和忠诚，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另一些企业更重视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这以创意性企业居多。对后面一类企业而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群体共性和公司规范，成全个人创造性。这样就要求企业能够更好地定义自身，找到合适的规范。
刚才我们谈到的市场规范和非市场规范的问题，不仅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企业。每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文化，更好地描述自己。有些企业可能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新兴的创意型企业往往更加个人主义。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应对。
CBR：有时候，市场选择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自由。人们看似“选择”了某种做法或处境，但事实上往往是被外界裹挟或加上了标签的，并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也好，企业也好，该如何获取真正的自由?
桑德尔：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是自由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如果再仔细想想，究竟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的时候，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即时的、肤浅的快乐和更高层次的、深沉的快乐。要达到真正的快乐，需要我们再去思忖：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它?这样想得深一些，无论是作为个人消费者、作为雇员，还是作为企业领导者，都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目标，并找出其中的相关性。
此外，应将哲学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企业文化中。其实今天谈话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企业的目标定义，它不应过于狭窄，只是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还应包含规范、文化、伦理水准，而且不只是满足顾客短期的、浅层的快乐，而是要尽力提升顾客的品位，也正因此，我们能看出哲学和伦理是相关的，而且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有些价值在市场之外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你曾提到：“相较于高级快乐，我们不是更喜欢低级的吗?我们不是经常更喜欢躺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而不去读柏拉图或去剧院吗?”这让我想起行为学领域中有许多关于“想要”和“该要”(should&want)的实证研究，而现实商业社会中，许多商家运用媚俗的手法逐利，表面是投其所好、你情我愿，达成公正的交易，深层则是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弱点，制造劣质的泡沫剧、泛滥的网游、具有诱惑的垃圾食品。您认为这种基于“公平交易”的商品社会发展下去，会导致社会水准的每况愈下，让人类前景堪忧吗?
迈克尔·桑德尔(以下简称桑德尔)：在我的书《公正》中，我提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观点，就是快乐存在较高和较低的形式，有些快乐是比较肤浅的。比如看垃圾喜剧可能也会让人满足，获得即时的快感，不过这毕竟是表面的。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命中获取更高层次的快乐。密尔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快乐，一种是发展人类更高的才智和能力，这需要教育，以及完善性格、培养美德，他是在深化快乐的含义。密尔反对功利主义的论点，即最重要的是最大化快乐——或者GDP。所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都会努力提高富裕和繁荣程度，但同时也发现纯物质的东西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它源于超越物质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这些更高的价值要求我们挑战自我。
密尔有句话：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他想表达的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更高理想，他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是尚未达到更高层次的快乐；之所以这样好过饱食终日的猪，是因为猪根本不会得到更高的快乐。也就是说，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不注重修为和美德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命运。然而有时候，人们会更喜欢低层次、更容易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弱点，因为教育自己、完善性格、培养美德往往是高要求而充满挑战的。
不过，最优秀的企业往往并不只是满足这一点。其实企业面临两种选择：只去迎合人们的浅层快乐而谋利，或者将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定义为更高的层次，后者则意味着要教育顾客，长期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同时也对顾客有所要求——要求他们不满足于低层次的眼前之欢，追寻更有意义的东西。例如，有两种类型的媒体，一种是迎合人性的弱点，以花边丑闻谋杀之类为卖点，娱乐大众抢夺眼球的低俗小报；另一类严肃媒体则认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是教育读者、提升读者品位，从而追求更深思想和更高价值。前一类可能占了多数，在美国也是这样，它们取悦的是人性中低俗的一面；后者对这世界的贡献更大，也更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善。
CBR：那么就以媒体为例，长期看来，严肃媒体会不会被低俗媒体驱赶出市场呢?
桑德尔：这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基于逐利的市场经济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只管利润不顾其余，哪怕是迎合、利用人性弱点也在所不惜。不过我觉得，严肃媒体还是有希望去教育、提升读者，同时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引导人们获得更广博的视角、改变品位、追求深层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战略的支持，也需要企业具备使命感，真正投入，唯此才能对公众的利益做出贡献。
CBR：你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趋势，就是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丹·艾瑞里(Dan Ariely)教授也曾提到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区别。您认为，“市场导向”对非市场领域的侵蚀将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的趋势如何才能得以扭转?
桑德尔：我确实觉得在市场社会，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我们观察到这一点，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类似情况也在出现。我认为，要认真考虑非市场规范和非市场价值的重要性，也就是超越物质价值的部分。富裕和繁荣是有意义的，但可悲之处在于市场规范往往在侵蚀非市场的领域。比如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很高，而某个富人提出要捐一大笔钱，条件是让他本不具备入学资格的儿子来读书，这样做公平吗?再比如，一家医院的名医门诊需要排队挂号，而有人买断了挂号的指标来拍卖，出价最高的人才有机会就诊，这样公平吗?
在很多市场化的社会中，比如我所了解的美国，教育领域是存在类似问题的。这非常具有破坏性，如果入学资格可以买卖，那么教育的价值就被侵蚀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价值；医院拍卖就诊名额造成的结果是：就医的机会更少地取决于谁真正需要就医，更多地依赖财力。这些做法都侵蚀了学校和医院的根本目标——提供教育和医疗。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生活和家庭价值，这也是很重要的。
CBR：丹·艾瑞里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岳母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全家其乐融融，如果你餐后说要为这顿晚餐付给她400块钱，那就糟了。这就是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混淆。
桑德尔：对。有一些非常伤害家庭价值的做法，例如为了工作和家人分居异地，或者只投身工作而顾不上家人，这些行为都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结构。我在《公正》这本书里还提到过一个例子：有很多到印度花钱雇人代孕的富人，他们有种种理由辩解这么做是公正的——代孕的母亲们用自己的服务换钱。但从深层看，由于这样做把孩子和妇女的孕育看成了商品，从而贬低了他们。有学者提出，根据功利来评价所有的事物，就贬低了那些更适合用更高的规范来加以评价的事物和社会行为。在我看来，代孕合同这个例子里，家庭价值已经成了国际贸易的对象，无疑是一种贬低。
刚才谈到的三个方面：教育、医疗和家庭，对一个好生活和好社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应遵循非市场的规范和价值。商品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它们，这是危险的。商业界需要培育伦理环境
CBR：即便在市场导向的专属领域，例如商业领域，也混杂了其他价值维度而充满争议。例如弗里德曼(Mllton Friedman)声称“企业只需要对股东负责，这是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但同时，关于“企业在赚钱之余，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论调也非常盛行。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桑德尔：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说法。一家企业，除了使得股东价值最大化之外，也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承担社会责任，最优秀的企业都会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自身使命。它们会自问：怎样才能通过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公共福利做出更大贡献。企业要界定“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且通 过满足这种需求而获取利润。谋利并没有错，但利润只是企业目标的一种。
CBR：我想起彼得·圣吉先生说过，利润对企业的作用就像氧气，我们不能离开氧气，但也不可能只追求氧气。
桑德尔：我很同意这话，企业盈利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善。如果这样去考虑企业的使命，你会发现这与盈利并不矛盾，而且利润并非企业的终极目标，它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对企业更宽广的定义也要求企业担负更多，不仅是为股东创造财富，为顾客提供所需产品或服务，还包括如何更好地对待雇员，公正地对待他们。这也是达成公共之善的一个重要途径。
CBR：商业社会的人们面临许多道德风险和伦理困境，你曾评价商业改进局的广告标题“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利可图的”，这句话本身其实也显示了某种基于功利主义的认识倾向。对于美国企业的价值观以及商业伦理状况你作何评价?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道德诚信的评价体系混乱，你如何看待这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影响?
桑德尔：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以及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商业界都需要培育伦理环境，有很多企业并不能达到较高的伦理水准，这是事实，因为它们重于逐利。但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它们都很好地做到了善待顾客和员工，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善待环境和自己所立身的社区等。
那些做得不够的企业不只存在于转型期的社会，在高度发达的成熟市场也有很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避免滥用和操纵，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华尔街采取了很多措施，这类监管同样也适用于诸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作安全等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我并不认为仅靠政府监管就能解决问题，高的商业伦理标准也是必要的，这样除了政府所要求的以外，企业也会自发地去努力。在许多国家，会有产业协会制订行业内的伦理规范，监督企业执行，而企业也自愿地接受，并非法律强制。倘若企业违反了伦理准则，就会被协会拒之门外。这就意味着企业对协会承诺了会实施一定的伦理标准，这是一种非政府的行为。
对于新兴经济体，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除了政府监管以外，企业能否自觉地形成一个行业伦理准则方面的协会，这是制定和发展伦理规范的重要方式，从而推动诚信的、具有伦理高度的商业实践活动。
自我与组织的平衡
CBR：你曾谈到，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纳税人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投资银行、而银行仍为高管发放高薪感到愤怒，并不主要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所上缴的税款竟被用来奖励失败。可以说，以结果和利益为基础去衡量人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是目前商业组织绩效考核的主流方式，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员工产生“不公正感”。况且绩效主义的弊端在商业实践中早已不乏其例。关于这种矛盾，商业组织该如何平衡?
桑德尔：一家企业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来评估他们是有道理的，虽然这样和员工的道德水准未必有很大的联系。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人的品行和工作能力，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组织。如果一个人品德和能力都很差，或者都很好，这都容易处理，但两者有些冲突的时候就让人为难了。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有一些员工正直诚实，与人为善，但工作能力欠佳；或者反过来，工作能力出众，但性情和人际能力较差，如何对待他们?在真实生活中这很常见，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个棘手又难以回避的问题。认清这两类特征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较好的起点。
CBR：你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吗?
桑德尔：具体处理方法往往要视情境而定，比如看企业的特点，是更需要人际技巧呢，还是专业知识，有些相对与人打交道多的，就要侧重人际技能；而有些大多依赖技术的，则可以注重少些。
CBR：我想起马利克教授说过。好的公司文化可以允许有些知识型员工做个“独唱者”。
桑德尔：对，比如一个电脑编程人员，如果很有技术才能，并不一定要求他在性格方面多么受人欢迎，这不是要点。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一份工作的性质和一个人的脾性之间匹配程度如何。不过，在对领导力有一定要求的管理岗位，一般就要对人际技能有较高要求了，这个人要懂沟通、令人信任，这非常必要。
CBR：你对罗尔斯(John Rawls)所持的那种自由选择、无约束的自我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探究我们怎样才能既承认共同体的道德分量，同时又给人类自由留有余地。在现代商业组织里，也存在个体自由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商业组织对于个体来说，也许意味着压抑个性，也许意味着要将自我的价值观调校到组织的价值观上……平衡这两者的矛盾有哪些好的做法?
桑德尔：组织往往都会面临在员工个人创造性和对群体忠诚之间的平衡难题，这方面也没有一定之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有些相通，具体情境和企业类型起决定作用。有些企业要求员工有很强的服从和忠诚，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另一些企业更重视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这以创意性企业居多。对后面一类企业而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群体共性和公司规范，成全个人创造性。这样就要求企业能够更好地定义自身，找到合适的规范。
刚才我们谈到的市场规范和非市场规范的问题，不仅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企业。每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文化，更好地描述自己。有些企业可能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新兴的创意型企业往往更加个人主义。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应对。
CBR：有时候，市场选择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自由。人们看似“选择”了某种做法或处境，但事实上往往是被外界裹挟或加上了标签的，并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也好，企业也好，该如何获取真正的自由?
桑德尔：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是自由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如果再仔细想想，究竟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的时候，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即时的、肤浅的快乐和更高层次的、深沉的快乐。要达到真正的快乐，需要我们再去思忖：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它?这样想得深一些，无论是作为个人消费者、作为雇员，还是作为企业领导者，都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目标，并找出其中的相关性。
此外，应将哲学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企业文化中。其实今天谈话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企业的目标定义，它不应过于狭窄，只是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还应包含规范、文化、伦理水准，而且不只是满足顾客短期的、浅层的快乐，而是要尽力提升顾客的品位，也正因此，我们能看出哲学和伦理是相关的，而且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