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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几千万美元，到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额最高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由最初的5％左右上升到今天的60％以上，特别是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10个百分点以上。
市场准入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市场准入的设定，将直接决定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
一、从我国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的目标看，保证产业安全、有效把握产业的输入与输出、推进产业调整与转型是制定市场准入标准的主体内容
(一)产业安全对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民族产业的保护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产业规划中制定与产业安全相配套的市场准人体系，可以防止发达国家对中国产业的冲击，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推进中国民族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制定有效的市场准人体系，应重点解决国家主导型、先导型产业的战略性排序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许多公司和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盲目扩大战略性产业的范围，盲目将非战略性产业硬性提升为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为了向国家要投资、要政策，竭尽全力把规模搞大，将产业等级不高的产业划归到地方产业规划的战略性、前沿性产业序列之中，这对国家实施有效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序列安排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打乱了市场准入制定标准的尺度。
在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上，必须对战略性产业给予严格的划定。
1．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并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技术进步水平的产业
对这类产业不但可以而且必须要划为最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或国家安全性的产业。对这类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既要有与国际接轨的、严密的法律体系做基础，更要有效地利用WTO规则的特性，充分发挥区域经济联盟和国家自主产业规划的能动性，最大可能地避免欧美发达国家以WTO条款对中国的挤压。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性的产业，在市场准入上要做到内外有别。在国际市场上要能有效的抵御和防止超级大国及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或市场控制性的进入；在国内市场则应有效的对非公经济适度开放，引入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提高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效率和投资规模。具体讲：
电信行业已进入充分竞争的前期阶段，因此，国家在建设网络监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后，可以允许外资部分参股，并参与基础电信运营业的投资与建设，允许外资在指定的领域和范围经营增值业务。
金融业的准入门坎要以中国商业银行改造的进程和速度为前提，金融核心业务的控制权决不能放开，对外资在中国公司的信贷、融资、理财、托管等业务，要在制度上设置严格的门坎，要与中国的国情和法律保持充分的一致。
石油行业应逐步降低国内非公企业的进入门坎，既要强调控制，也要鼓励国内石油企业间的有效竞争。外国公司在中国开采原油和原油销售环节的门坎决不能降低。
民航应落实非公经济的进入，打破垄断与稳定国有航空公司的控制权并举。
铁路运输的国有绝对控制体系不变，但省内支线铁路主要是货物运输的经营权可适度放开，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
2．竞争性的产业
对竞争性产业应做到开放与管制并举。比如对国外公司进入商业流通业应尽可能地减少准入环节，但在进入门槛上，应依据中国的特点和商业布局的要求，对外国商业流通企业开店的场所、位置、规模给予严格限定。达到既有效地引进了外资，落实了开放政策，同时又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市场整体秩序的完整性。
在今后5—10年内，产业安全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的攻坚性问题，国家要在财力分配和投资规划体制上对具有产业安全性的战略型产业给予优先安排。要靠国家投资的统筹安排来削弱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削弱地方政府为了单纯寻求业绩而盲目降低门槛的行为。国家要成为落实战略型产业和安全型产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唯一制定者。
安全性产业的准入制度建立，必须做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步调一致。因此，要率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建立一套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盲目降低门槛的法律条例，应在地方长官的责任目标中对此有明确的考核。
(二)产业引入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再次进入资源紧缺型的社会，包括石油、矿石、粮食等物资均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输入；而对于高精尖的工业产品和现代技术等中国更需要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实现与国际发展同步，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与产业输入相关的准人政策。目前，由于越南和印度正在成为中国产业输入的竞争对手，因此产业输入的准入体制要和产业引入的优惠政策捆绑进行。新的产业优惠政策不仅是在税收、土地使用和投资等硬环境上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在市场管理体制、市场服务体制上给外部产业的进入创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好环境。在这一点上，沿海地区已跨越出很大一步，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税收优惠和盲目扩建开发区的传统手段上。因此“十一五”期间要实现中国有效的产业输入，各地政府应将相关的规划与本地的产业规划捆绑起来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已完成的“十一五”产业规划中，省、直辖市一级的规划调整方案应报国务院重新审核批准。
对传统产业的市场准入门坎，目前不是抬高和降低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切实有效的行业监管和调节，对进出口有一个通盘规划。从中国目前的国情看，下一步的准入政策应由重出口、轻进口向进出口并举转变。特别是在准入制度上，对引进国外一流技术产品、可转化技术、核心技术等，给予特殊的支持。应降低能源产品、原材料、不可再生资源进口的准入门坎。要通过关税与非关税手段，严格限制那些与中国产业规划、产品规划、环境规划、能源规划、技术产业规划不一致的产品和项目的进入。
(三)产业输出对策
产业输出准入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到全国统一步调，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设限。近两年我国许多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屡屡受挫，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自己在海外市场打内战，相互降低输出门槛，降低输出条件，给国外提供了很多有机可乘的机会。另外，我国目前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在产业输出的准入政策上与国外的产业准入政策缺少协调性，制度的接轨和法律体系的接轨严重滞后。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对中国产业输出的总体规划做出科学、系统的安排。要做到不同产业不同对待，要与相关产业“走出去”的产业支持政策和产业准入政策的法律条款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法可依。此外，制定产业输出政策要与国际 政治和国家关系的变化为前提。在制定国家战略的同时，要清醒地对未来国际产业的分工有科学、客观和前瞻性的认识，要充分考虑到未来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亚洲地区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当中，中国产业输出准入政策的制定，要足以同第三国产业输入的准入门坎形成相互抗衡、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有效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产业输出的准人体系中建立一套公平、平等的竞争体系。
(四)产业调整与转型对策
市场准入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进中国产业的调整和转型。由于过去我国在市场准入制定上以引进海外投资和海外跨国公司为主要目标，因此，在细分的产业准入领域缺少严谨的规划，这也是今天我国诸多产业内部结构失调的原因之一。在“十一五”期间，在建立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产业的大战略下，产业准入要充分体现创新特色。按照国家科技大会的方针，要将消化引进吸收、技术与产业结合的集成体系、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等，在市场准人中有机的体现出来，三头并举，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此有效的推进中国创新型产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升级和转型，完成与国际接轨和国际化改造，实现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高。
二、从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制定严格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中国产业准入政策的制定受发达国家的制约日趋严重，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对中国的影响明显加大。
(一)美国的战略及中美关系
美国建国后，从华盛顿到今天的布什政府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美国要用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用全世界的能源为美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服务，用全世界廉价的劳动力转化为美国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让全世界的加工工业为美国提供廉价的现代工业原材料。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首先是资源输入型的战略，美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也是以资源输入为战略前提的，这就使美国每年的外贸逆差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对待美国的准入政策，中国必须要做到“以强克强，以优克优，以实克实，以灵活来抗衡美国强硬的准人法律体系”。所谓“以强对强”是指中国在未来的产业发展当中，必须以强硬的规划和强硬的外交战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以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资源型掠夺。所谓“以优克优”是中国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优势。中国庞大的市场是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替代的，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希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在产业准入政策制定上，要通过中国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迫使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准入政策，以及知识产权授权使用的范围。所谓“以实克实”是中国在确定市场准入政策的时候，要把产业基础做实，把规划做实，把环境配套做实，把战略目标做实，把投资与资金环境做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产业侵入和对中国产业秩序的破坏，并能够有效地引入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发展机制和产业发展手段。所谓“以灵活抗强硬”是指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调整本国市场经济新秩序建立的手段和对策。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非常完整又相对不易变动的国家。我们可以采取多种的准人手段，多种的准入门槛和更加灵活的对外合作方式，迫使美国降低和放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强硬政策。特别是我们要用中国公司有效的“走出去”战略，反克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限制，迫使美国在进入中国的同时，必须降低中国企业进入的门槛。在这方面我国有关部门已做出了诸多有效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日本的战略及中日竞争
日本是中国在亚洲今天和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关系不仅反映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多的反映在区域经济的分工上。中国和日本均属于资源短缺型国家，而日本在未来资源紧缺的情况将比中国更为严峻。因此无论在东南亚的竞争，还是在中亚和西亚的竞争，日本均会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对待日本，中国应制定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市场准入和开放政策，要因地制宜地利用中日文化接近、中日企业关系密切、中日交往便捷以及其他的非政治因素来强化日本与中国建立更为平等和公正的双向市场准入体系。
(三)欧洲的战略及大欧洲与中国经济的和谐互补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大欧洲的建立指日可待，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将改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为中国和欧洲建立更广泛的市场合作和政治合作奠定了更为广阔的基础。因此，中国应提前制定与未来欧洲大市场的全面发展合作规划，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要充分考虑欧洲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制度背景和法律背景。在大欧洲经济体系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上给予有效的制度性和法律性安排。同时，认真研究欧盟及未来大欧洲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状况，为中国企业在21世纪中后期全面进入欧洲市场奠定基础。
(四)中国的国家战略
市场准入对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使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21世纪是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向大国转变的时期，是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时期，是由世界的制造中心向世界的经济大国转变的时期，是由防御型国家向安全型国家全面转型的时期。因此，要求国家的产业环境和产业基础必须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相配套，这就要求在市场准入对策制定时要把国家战略作为市场准入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法律前提。
三、建立市场准入体系的配套政策
(一)市场准入制度要与中国的就业政策相对应
市场准入政策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多的大背景，准入既要强调竞争性和科学性，但同时又要充分保证中国的就业安全和充分有效的就业数量。
(二)市场准入制度必须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相配套，并对东、西部地区实施有差别市场准入的政策
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要依据WTO的要求，实现公平、公正和合理。因此，在制定准入政策时，对外资进入的领域必须实施东、西、中部合理搭配，防止外资仅把东南沿海作为投资发展的重点。要求外资必须按照准入的公平性，对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进行有效的投资，准入政策在这方面应有详细的条例和法律条款。
(三)市场准入与技术引进要配套实施
在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中要强调技术优先的原则，要通过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手段，使进入中国的国外产业逐步实现由产品引入型向技术引入型转变，不断提高技术引进和高技术产品的引进在整个产业引进当中的比例。
四、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与准入制度的调整
为获得更为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国也要调整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准入的不规范性，使中国尽可能早地成为被发达国家所接受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按照WTO的有关规则调整现行政策，健全各种法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建立完整、系统的法律监督和监管体系，为国外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加宽松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强化立法工作，避免亡羊补牢
这几年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我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开放在前，立法滞后。
目前，我国至少要加快以下方面的法律制定：技术贸易法；重大项目规模、投资布局的本土相关部门及居民认定权法；进口产品等级认定及准入级别法；出口产品防倾销法；国外在华投资机构资本监管法。
六、建立独立的市场准入监管机构
对配额和贸易许可的审批应逐步由独立的监管机构予以监督，以此保证市场活动的公正和公平。要强化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将部分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给协会、商会，真正发挥其参与市场协调、监管的职能，并实现与国外市场准入管理的一致性。
(执笔人：史炜、张志强、邓然，课题组成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隋学东、张晓红)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
市场准入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市场准入的设定，将直接决定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
一、从我国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的目标看，保证产业安全、有效把握产业的输入与输出、推进产业调整与转型是制定市场准入标准的主体内容
(一)产业安全对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民族产业的保护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产业规划中制定与产业安全相配套的市场准人体系，可以防止发达国家对中国产业的冲击，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推进中国民族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制定有效的市场准人体系，应重点解决国家主导型、先导型产业的战略性排序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许多公司和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盲目扩大战略性产业的范围，盲目将非战略性产业硬性提升为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为了向国家要投资、要政策，竭尽全力把规模搞大，将产业等级不高的产业划归到地方产业规划的战略性、前沿性产业序列之中，这对国家实施有效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序列安排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打乱了市场准入制定标准的尺度。
在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上，必须对战略性产业给予严格的划定。
1．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并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技术进步水平的产业
对这类产业不但可以而且必须要划为最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或国家安全性的产业。对这类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既要有与国际接轨的、严密的法律体系做基础，更要有效地利用WTO规则的特性，充分发挥区域经济联盟和国家自主产业规划的能动性，最大可能地避免欧美发达国家以WTO条款对中国的挤压。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性的产业，在市场准入上要做到内外有别。在国际市场上要能有效的抵御和防止超级大国及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或市场控制性的进入；在国内市场则应有效的对非公经济适度开放，引入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提高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效率和投资规模。具体讲：
电信行业已进入充分竞争的前期阶段，因此，国家在建设网络监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后，可以允许外资部分参股，并参与基础电信运营业的投资与建设，允许外资在指定的领域和范围经营增值业务。
金融业的准入门坎要以中国商业银行改造的进程和速度为前提，金融核心业务的控制权决不能放开，对外资在中国公司的信贷、融资、理财、托管等业务，要在制度上设置严格的门坎，要与中国的国情和法律保持充分的一致。
石油行业应逐步降低国内非公企业的进入门坎，既要强调控制，也要鼓励国内石油企业间的有效竞争。外国公司在中国开采原油和原油销售环节的门坎决不能降低。
民航应落实非公经济的进入，打破垄断与稳定国有航空公司的控制权并举。
铁路运输的国有绝对控制体系不变，但省内支线铁路主要是货物运输的经营权可适度放开，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
2．竞争性的产业
对竞争性产业应做到开放与管制并举。比如对国外公司进入商业流通业应尽可能地减少准入环节，但在进入门槛上，应依据中国的特点和商业布局的要求，对外国商业流通企业开店的场所、位置、规模给予严格限定。达到既有效地引进了外资，落实了开放政策，同时又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市场整体秩序的完整性。
在今后5—10年内，产业安全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的攻坚性问题，国家要在财力分配和投资规划体制上对具有产业安全性的战略型产业给予优先安排。要靠国家投资的统筹安排来削弱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削弱地方政府为了单纯寻求业绩而盲目降低门槛的行为。国家要成为落实战略型产业和安全型产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唯一制定者。
安全性产业的准入制度建立，必须做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步调一致。因此，要率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建立一套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盲目降低门槛的法律条例，应在地方长官的责任目标中对此有明确的考核。
(二)产业引入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再次进入资源紧缺型的社会，包括石油、矿石、粮食等物资均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输入；而对于高精尖的工业产品和现代技术等中国更需要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实现与国际发展同步，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与产业输入相关的准人政策。目前，由于越南和印度正在成为中国产业输入的竞争对手，因此产业输入的准入体制要和产业引入的优惠政策捆绑进行。新的产业优惠政策不仅是在税收、土地使用和投资等硬环境上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在市场管理体制、市场服务体制上给外部产业的进入创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好环境。在这一点上，沿海地区已跨越出很大一步，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税收优惠和盲目扩建开发区的传统手段上。因此“十一五”期间要实现中国有效的产业输入，各地政府应将相关的规划与本地的产业规划捆绑起来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已完成的“十一五”产业规划中，省、直辖市一级的规划调整方案应报国务院重新审核批准。
对传统产业的市场准入门坎，目前不是抬高和降低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切实有效的行业监管和调节，对进出口有一个通盘规划。从中国目前的国情看，下一步的准入政策应由重出口、轻进口向进出口并举转变。特别是在准入制度上，对引进国外一流技术产品、可转化技术、核心技术等，给予特殊的支持。应降低能源产品、原材料、不可再生资源进口的准入门坎。要通过关税与非关税手段，严格限制那些与中国产业规划、产品规划、环境规划、能源规划、技术产业规划不一致的产品和项目的进入。
(三)产业输出对策
产业输出准入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到全国统一步调，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设限。近两年我国许多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屡屡受挫，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自己在海外市场打内战，相互降低输出门槛，降低输出条件，给国外提供了很多有机可乘的机会。另外，我国目前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在产业输出的准入政策上与国外的产业准入政策缺少协调性，制度的接轨和法律体系的接轨严重滞后。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对中国产业输出的总体规划做出科学、系统的安排。要做到不同产业不同对待，要与相关产业“走出去”的产业支持政策和产业准入政策的法律条款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法可依。此外，制定产业输出政策要与国际 政治和国家关系的变化为前提。在制定国家战略的同时，要清醒地对未来国际产业的分工有科学、客观和前瞻性的认识，要充分考虑到未来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亚洲地区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当中，中国产业输出准入政策的制定，要足以同第三国产业输入的准入门坎形成相互抗衡、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有效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产业输出的准人体系中建立一套公平、平等的竞争体系。
(四)产业调整与转型对策
市场准入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进中国产业的调整和转型。由于过去我国在市场准入制定上以引进海外投资和海外跨国公司为主要目标，因此，在细分的产业准入领域缺少严谨的规划，这也是今天我国诸多产业内部结构失调的原因之一。在“十一五”期间，在建立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产业的大战略下，产业准入要充分体现创新特色。按照国家科技大会的方针，要将消化引进吸收、技术与产业结合的集成体系、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等，在市场准人中有机的体现出来，三头并举，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此有效的推进中国创新型产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升级和转型，完成与国际接轨和国际化改造，实现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高。
二、从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制定严格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中国产业准入政策的制定受发达国家的制约日趋严重，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对中国的影响明显加大。
(一)美国的战略及中美关系
美国建国后，从华盛顿到今天的布什政府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美国要用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用全世界的能源为美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服务，用全世界廉价的劳动力转化为美国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让全世界的加工工业为美国提供廉价的现代工业原材料。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首先是资源输入型的战略，美国的市场准入政策，也是以资源输入为战略前提的，这就使美国每年的外贸逆差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对待美国的准入政策，中国必须要做到“以强克强，以优克优，以实克实，以灵活来抗衡美国强硬的准人法律体系”。所谓“以强对强”是指中国在未来的产业发展当中，必须以强硬的规划和强硬的外交战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以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资源型掠夺。所谓“以优克优”是中国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优势。中国庞大的市场是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替代的，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希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在产业准入政策制定上，要通过中国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迫使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准入政策，以及知识产权授权使用的范围。所谓“以实克实”是中国在确定市场准入政策的时候，要把产业基础做实，把规划做实，把环境配套做实，把战略目标做实，把投资与资金环境做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产业侵入和对中国产业秩序的破坏，并能够有效地引入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发展机制和产业发展手段。所谓“以灵活抗强硬”是指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调整本国市场经济新秩序建立的手段和对策。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非常完整又相对不易变动的国家。我们可以采取多种的准人手段，多种的准入门槛和更加灵活的对外合作方式，迫使美国降低和放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强硬政策。特别是我们要用中国公司有效的“走出去”战略，反克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限制，迫使美国在进入中国的同时，必须降低中国企业进入的门槛。在这方面我国有关部门已做出了诸多有效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日本的战略及中日竞争
日本是中国在亚洲今天和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关系不仅反映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多的反映在区域经济的分工上。中国和日本均属于资源短缺型国家，而日本在未来资源紧缺的情况将比中国更为严峻。因此无论在东南亚的竞争，还是在中亚和西亚的竞争，日本均会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对待日本，中国应制定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市场准入和开放政策，要因地制宜地利用中日文化接近、中日企业关系密切、中日交往便捷以及其他的非政治因素来强化日本与中国建立更为平等和公正的双向市场准入体系。
(三)欧洲的战略及大欧洲与中国经济的和谐互补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大欧洲的建立指日可待，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将改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为中国和欧洲建立更广泛的市场合作和政治合作奠定了更为广阔的基础。因此，中国应提前制定与未来欧洲大市场的全面发展合作规划，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要充分考虑欧洲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制度背景和法律背景。在大欧洲经济体系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上给予有效的制度性和法律性安排。同时，认真研究欧盟及未来大欧洲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状况，为中国企业在21世纪中后期全面进入欧洲市场奠定基础。
(四)中国的国家战略
市场准入对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使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21世纪是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向大国转变的时期，是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时期，是由世界的制造中心向世界的经济大国转变的时期，是由防御型国家向安全型国家全面转型的时期。因此，要求国家的产业环境和产业基础必须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相配套，这就要求在市场准入对策制定时要把国家战略作为市场准入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法律前提。
三、建立市场准入体系的配套政策
(一)市场准入制度要与中国的就业政策相对应
市场准入政策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多的大背景，准入既要强调竞争性和科学性，但同时又要充分保证中国的就业安全和充分有效的就业数量。
(二)市场准入制度必须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相配套，并对东、西部地区实施有差别市场准入的政策
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要依据WTO的要求，实现公平、公正和合理。因此，在制定准入政策时，对外资进入的领域必须实施东、西、中部合理搭配，防止外资仅把东南沿海作为投资发展的重点。要求外资必须按照准入的公平性，对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进行有效的投资，准入政策在这方面应有详细的条例和法律条款。
(三)市场准入与技术引进要配套实施
在市场准入政策的制定中要强调技术优先的原则，要通过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手段，使进入中国的国外产业逐步实现由产品引入型向技术引入型转变，不断提高技术引进和高技术产品的引进在整个产业引进当中的比例。
四、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与准入制度的调整
为获得更为公平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国也要调整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准入的不规范性，使中国尽可能早地成为被发达国家所接受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按照WTO的有关规则调整现行政策，健全各种法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建立完整、系统的法律监督和监管体系，为国外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加宽松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强化立法工作，避免亡羊补牢
这几年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我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开放在前，立法滞后。
目前，我国至少要加快以下方面的法律制定：技术贸易法；重大项目规模、投资布局的本土相关部门及居民认定权法；进口产品等级认定及准入级别法；出口产品防倾销法；国外在华投资机构资本监管法。
六、建立独立的市场准入监管机构
对配额和贸易许可的审批应逐步由独立的监管机构予以监督，以此保证市场活动的公正和公平。要强化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将部分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给协会、商会，真正发挥其参与市场协调、监管的职能，并实现与国外市场准入管理的一致性。
(执笔人：史炜、张志强、邓然，课题组成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隋学东、张晓红)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