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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君出塞”的故事被大家所熟知，但“王昭君”不仅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在文人的笔下也渐渐演变成了典型的文学人物。有关王昭君的历史记载就不尽相同，例如东汉班固著写的《汉书》中卷二《元帝纪》一节中记载了少量关于昭君的事情。在南朝宋的史学家范晔所撰写的《后汉书》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有关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在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略微提到了昭君的故事。因此了解在史书中昭君的故事是如何被记载的，从史书中得到哪些信息，对于研究后世文人如何在作品中刻画昭君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文中，从《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以及《琴操》入手，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不同历史记载中对昭君记载的不同点及相同点。对于“王昭君”这一鲜活的历史人物，就必须得从历史资料的记录着手，分析昭君形象。
【关键词】昭君出塞;《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034-03
一、《汉书》中记载的昭君形象
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蔷为阏氏。”[1]
—— 《汉书·元帝纪》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昭君出塞的时间——公元前33年，从“来朝”即可看出当时汉朝实力强大。
其二，呼韩邪单于来朝的目的——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觐见，呼韩邪仍然没有忘记汉朝对匈奴的恩德，恢复朝觐庆贺之礼，愿意保护呼韩邪单于匈奴国内部安定和平，外无兵革之事。
其三，昭君的身份，以及出塞的原因。汉元帝为了保两国友好相处，将“待诏掖庭”的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王嫱”即为王昭君，王昭君，字嫱。昭君在后宫中的身份是“待诏掖庭”。“掖庭”在古汉语中的解释是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2]。可以得知，掖庭是婕妤以下的妃子居住的地方，而這里提到“待诏掖庭”，可以推断出昭君入宫后的身份在婕妤以下，是如清朝的常在、答应之类的身份。至于后宫佳丽三千多，而昭君是如何被汉元帝选中而出塞和亲这一点，无法从上述文本中推断出来。汉朝当时实力强大，而呼韩邪是来投靠汉朝的，汉元帝若是选择让一个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出塞和亲，也是对匈奴国的侮辱。为了彰显汉朝的强大，于情于理，汉元帝不会选择一个普通的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这么说来，昭君更可能是经娥、容华、美人这样的一个既不低微也不高贵的身份。
此外，在《汉书·匈奴传》中也有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3]。
—— 《汉书·匈奴传下》
从上述文本中可以得知：其一，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单于复入朝”，可以看出在竟宁之前，单于也曾来过汉朝。“礼赐如初，皆倍于黄龙时”，足以证明当时汉朝当时经济、军事实力都相当雄厚。
其二，昭君出塞的原因。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汉元帝赐婚，于是汉元帝才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
其三，昭君的名字及出身。王嫱，字昭君，“良家子”在古汉语大辞典中意为出身良家的子女。《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4]而在上述文字中也记载到“后宫良家子王嫱”，由此可见王昭君的出身并不低贱。
其四，昭君容貌出众。单于见到昭君后十分欢喜。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单于见到昭君的第一面就如此欢喜，说明昭君容貌靓丽出众，并且身份也不低微。
上述文字中关于昭君的记载相对于《汉书·元帝纪》来说，更加详细。
在《汉书·匈奴传下》中记载道呼韩邪主动求汉元帝赐婚，并且单于见到昭君后“欢喜”，表明昭君外貌出众。
而在《汉书·元帝纪》一章中，这些信息都没有记载。在这两段文本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班固在记载昭君出塞和亲一事时，并没有说明昭君是被动出塞还是主动出塞，而采用“以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样的文字，给读者一种昭君只是一个等待命运支配、等待出塞和亲的女人的形象。而这正是默认了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昭君作为一名女性，而汉元帝又是如此高贵的身份，昭君作为汉元帝后宫的一名妃子，是处于男强女弱的状态。在当时也正是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一名女子不畏强权，能摆脱陈旧的思想，在后宫不受皇帝宠幸，便主动请求离开后宫，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昭君作为女性有如此精神，在当时是不被承认的。
二、《后汉书》中记载的王昭君
前篇中论述了在《汉书》两卷中有关昭君出嫁呼韩邪时的历史相关事件的记载，在《后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如下：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依然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昭君的出身相关信息。元帝在位时期，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选入掖庭。此处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有一点不同，在《汉书》中記载昭君的身份为“待诏掖庭”，而此处为“选入掖庭”。
其二，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上述文本仅用了一句话一笔带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汉朝实力强，而匈奴国需要依附于汉朝。此处出现了“宫女”一词， “宫女”是“皇宫里侍奉他人的女子”的意思，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对“宫女”一词还未有研究，宫女在宫中是身份最为低贱的一种，若将普通宫女许配给单于，有失汉朝大国的身份地位。所以，“宫女”并不是宫廷里侍奉他人的女子，而应为“宫中女子”的意思。
其三，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这一点在《汉书》中是没有记载的。而上述文本记载，昭君入宫多年，不得见御，内心积怨已深，好不容易等到了此次机会，一个是继续深居在后宫里，日日见不到皇帝，一个是在匈奴国的皇宫里做皇妃，她便毅然决然主动请求前去和亲。上述文本记载昭君“积悲怨”，范晔所处的时代离竟宁相隔甚久，范晔是如何得知昭君内心积悲怨，这一点明显是范晔加入了主观情感，范晔仕途不顺，后入狱，不难推断出此处是范晔借昭君之事抒发内心怨愤之情。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一事为虚构。首先，《后汉书》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具有真实性。其次，按文本中所记载，昭君入宫多年，深居在后宫中，不得见御，而如今有机会去做皇妃享受荣华富贵，相比在后宫中做个地位不高的妃子，每日独守空房，她主动选择出塞和亲是合乎情理的。
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信息颇为丰富，且记载了很多在《汉书》中没有出现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昭君在《后汉书》中是主动出塞，其原因是入宫多年却不得宠，内心积怨，并且对于昭君出塞的事件记载很细致，“敕以宫女五人赐之”，而在《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仅是“以王嫱赐单于为阏氏”。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与汉元帝所在时代已相隔甚远，他不需顾忌汉元帝，所以更有可能真实地将史实如实记载。范晔在任职宣城太守期间无甚大事，在政治方面没什么天赋和想法，所以无所作为，但又想有一番作为，希望能够效仿太史公以文史名于世，同时也能够以文传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不甘心。可以推断出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注入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匈奴国的皇妃地位高贵，与后宫一名终日不得见御的普通妃子的地位相比甚是悬殊，同样都是深居宫中，而在汉宫中昭君却见不到皇帝，相比之下，昭君主动选择出塞是合情合理的。而范晔在记载此事时加大了情感描写，极有可能是范晔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
三、《资治通鉴》
在前篇论述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昭君出塞的相关记载，在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昭君出塞的记录。涉及昭君的记载有四处，但与昭君出塞事件相关的记载只有以下一处，故此处只引用这一处。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3]。”
——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上述记载与班固所记载的几乎相同。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博览群书，据施丁在《司马光史论的特点》中的统计，司马光引班固之论15处，全都出自《汉书》，引范晔之论只有3处，论述西汉史，司马光借鉴班固的言论较多，而论述东汉史，司马光则借鉴袁宏、范晔较多。而为何司马光在论述西汉史的时候借鉴班固之论较多，关于这一点，研究之人也微乎其微。班固、范晔在撰写史书的时候，都对昭君出塞一事稍有提及，但通读史书的司马光却选择引用班固之论，这就表明了司马光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上的态度。
司马光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伦理观的影响，严格遵守封建礼法制度，这样说来，他认同班固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他认为昭君区区一位地位并不高贵的女子，不足以被记载在史书中，无论是她被动出塞，还是主动请求出塞，都不重要。在父权制的社会，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在司马光看来，若是对王昭君出塞事件加以笔墨，不符合他从小接受的封建礼法思想。史书多记载帝王大事，而王昭君只是后宫中极其普通的一位妃子，岂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其二，司马光默认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昭君主动请求前去出塞和亲，认为昭君是在宫中多年不得见御，导致内心积怨，于是主动报名和亲。而在封建伦理道德深厚的司马光看来，昭君作为一名女性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听从夫君的命令，既然已经深居宫中，就应该做好她作为一名妃嫔的本分，以夫君为中心。她不具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更不可能会主动请求汉元帝出塞和亲。
参考文献：
[1]李大龙.西汉藩属制度（奉职贡）的形成与实践[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1）：1-9.
[2]郭瑾.方岳詩集箋注[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5.
[3]王前程，杨剑兵.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J].语文学刊，2017，37（03）：66-73.
[4]刘明哲.《岳麓书院藏秦简（肆）》集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8.
[5]李岭.乌禅幕相关史事还原——与林梅村先生商榷[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2）：87-90.
作者简介：
许晶，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关键词】昭君出塞;《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034-03
一、《汉书》中记载的昭君形象
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蔷为阏氏。”[1]
—— 《汉书·元帝纪》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昭君出塞的时间——公元前33年，从“来朝”即可看出当时汉朝实力强大。
其二，呼韩邪单于来朝的目的——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觐见，呼韩邪仍然没有忘记汉朝对匈奴的恩德，恢复朝觐庆贺之礼，愿意保护呼韩邪单于匈奴国内部安定和平，外无兵革之事。
其三，昭君的身份，以及出塞的原因。汉元帝为了保两国友好相处，将“待诏掖庭”的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王嫱”即为王昭君，王昭君，字嫱。昭君在后宫中的身份是“待诏掖庭”。“掖庭”在古汉语中的解释是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2]。可以得知，掖庭是婕妤以下的妃子居住的地方，而這里提到“待诏掖庭”，可以推断出昭君入宫后的身份在婕妤以下，是如清朝的常在、答应之类的身份。至于后宫佳丽三千多，而昭君是如何被汉元帝选中而出塞和亲这一点，无法从上述文本中推断出来。汉朝当时实力强大，而呼韩邪是来投靠汉朝的，汉元帝若是选择让一个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出塞和亲，也是对匈奴国的侮辱。为了彰显汉朝的强大，于情于理，汉元帝不会选择一个普通的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这么说来，昭君更可能是经娥、容华、美人这样的一个既不低微也不高贵的身份。
此外，在《汉书·匈奴传》中也有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3]。
—— 《汉书·匈奴传下》
从上述文本中可以得知：其一，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单于复入朝”，可以看出在竟宁之前，单于也曾来过汉朝。“礼赐如初，皆倍于黄龙时”，足以证明当时汉朝当时经济、军事实力都相当雄厚。
其二，昭君出塞的原因。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汉元帝赐婚，于是汉元帝才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
其三，昭君的名字及出身。王嫱，字昭君，“良家子”在古汉语大辞典中意为出身良家的子女。《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4]而在上述文字中也记载到“后宫良家子王嫱”，由此可见王昭君的出身并不低贱。
其四，昭君容貌出众。单于见到昭君后十分欢喜。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单于见到昭君的第一面就如此欢喜，说明昭君容貌靓丽出众，并且身份也不低微。
上述文字中关于昭君的记载相对于《汉书·元帝纪》来说，更加详细。
在《汉书·匈奴传下》中记载道呼韩邪主动求汉元帝赐婚，并且单于见到昭君后“欢喜”，表明昭君外貌出众。
而在《汉书·元帝纪》一章中，这些信息都没有记载。在这两段文本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班固在记载昭君出塞和亲一事时，并没有说明昭君是被动出塞还是主动出塞，而采用“以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样的文字，给读者一种昭君只是一个等待命运支配、等待出塞和亲的女人的形象。而这正是默认了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昭君作为一名女性，而汉元帝又是如此高贵的身份，昭君作为汉元帝后宫的一名妃子，是处于男强女弱的状态。在当时也正是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一名女子不畏强权，能摆脱陈旧的思想，在后宫不受皇帝宠幸，便主动请求离开后宫，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昭君作为女性有如此精神，在当时是不被承认的。
二、《后汉书》中记载的王昭君
前篇中论述了在《汉书》两卷中有关昭君出嫁呼韩邪时的历史相关事件的记载，在《后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如下：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依然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昭君的出身相关信息。元帝在位时期，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选入掖庭。此处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有一点不同，在《汉书》中記载昭君的身份为“待诏掖庭”，而此处为“选入掖庭”。
其二，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上述文本仅用了一句话一笔带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汉朝实力强，而匈奴国需要依附于汉朝。此处出现了“宫女”一词， “宫女”是“皇宫里侍奉他人的女子”的意思，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对“宫女”一词还未有研究，宫女在宫中是身份最为低贱的一种，若将普通宫女许配给单于，有失汉朝大国的身份地位。所以，“宫女”并不是宫廷里侍奉他人的女子，而应为“宫中女子”的意思。
其三，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这一点在《汉书》中是没有记载的。而上述文本记载，昭君入宫多年，不得见御，内心积怨已深，好不容易等到了此次机会，一个是继续深居在后宫里，日日见不到皇帝，一个是在匈奴国的皇宫里做皇妃，她便毅然决然主动请求前去和亲。上述文本记载昭君“积悲怨”，范晔所处的时代离竟宁相隔甚久，范晔是如何得知昭君内心积悲怨，这一点明显是范晔加入了主观情感，范晔仕途不顺，后入狱，不难推断出此处是范晔借昭君之事抒发内心怨愤之情。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一事为虚构。首先，《后汉书》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具有真实性。其次，按文本中所记载，昭君入宫多年，深居在后宫中，不得见御，而如今有机会去做皇妃享受荣华富贵，相比在后宫中做个地位不高的妃子，每日独守空房，她主动选择出塞和亲是合乎情理的。
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信息颇为丰富，且记载了很多在《汉书》中没有出现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昭君在《后汉书》中是主动出塞，其原因是入宫多年却不得宠，内心积怨，并且对于昭君出塞的事件记载很细致，“敕以宫女五人赐之”，而在《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仅是“以王嫱赐单于为阏氏”。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与汉元帝所在时代已相隔甚远，他不需顾忌汉元帝，所以更有可能真实地将史实如实记载。范晔在任职宣城太守期间无甚大事，在政治方面没什么天赋和想法，所以无所作为，但又想有一番作为，希望能够效仿太史公以文史名于世，同时也能够以文传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不甘心。可以推断出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注入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匈奴国的皇妃地位高贵，与后宫一名终日不得见御的普通妃子的地位相比甚是悬殊，同样都是深居宫中，而在汉宫中昭君却见不到皇帝，相比之下，昭君主动选择出塞是合情合理的。而范晔在记载此事时加大了情感描写，极有可能是范晔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
三、《资治通鉴》
在前篇论述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昭君出塞的相关记载，在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昭君出塞的记录。涉及昭君的记载有四处，但与昭君出塞事件相关的记载只有以下一处，故此处只引用这一处。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3]。”
——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上述记载与班固所记载的几乎相同。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博览群书，据施丁在《司马光史论的特点》中的统计，司马光引班固之论15处，全都出自《汉书》，引范晔之论只有3处，论述西汉史，司马光借鉴班固的言论较多，而论述东汉史，司马光则借鉴袁宏、范晔较多。而为何司马光在论述西汉史的时候借鉴班固之论较多，关于这一点，研究之人也微乎其微。班固、范晔在撰写史书的时候，都对昭君出塞一事稍有提及，但通读史书的司马光却选择引用班固之论，这就表明了司马光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上的态度。
司马光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伦理观的影响，严格遵守封建礼法制度，这样说来，他认同班固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他认为昭君区区一位地位并不高贵的女子，不足以被记载在史书中，无论是她被动出塞，还是主动请求出塞，都不重要。在父权制的社会，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在司马光看来，若是对王昭君出塞事件加以笔墨，不符合他从小接受的封建礼法思想。史书多记载帝王大事，而王昭君只是后宫中极其普通的一位妃子，岂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其二，司马光默认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昭君主动请求前去出塞和亲，认为昭君是在宫中多年不得见御，导致内心积怨，于是主动报名和亲。而在封建伦理道德深厚的司马光看来，昭君作为一名女性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听从夫君的命令，既然已经深居宫中，就应该做好她作为一名妃嫔的本分，以夫君为中心。她不具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更不可能会主动请求汉元帝出塞和亲。
参考文献：
[1]李大龙.西汉藩属制度（奉职贡）的形成与实践[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1）：1-9.
[2]郭瑾.方岳詩集箋注[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5.
[3]王前程，杨剑兵.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J].语文学刊，2017，37（03）：66-73.
[4]刘明哲.《岳麓书院藏秦简（肆）》集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8.
[5]李岭.乌禅幕相关史事还原——与林梅村先生商榷[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2）：87-90.
作者简介：
许晶，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