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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君出塞”的故事被大家所熟知,但“王昭君”不仅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在文人的笔下也渐渐演变成了典型的文学人物。有关王昭君的历史记载就不尽相同,例如东汉班固著写的《汉书》中卷二《元帝纪》一节中记载了少量关于昭君的事情。在南朝宋的史学家范晔所撰写的《后汉书》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有关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在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略微提到了昭君的故事。因此了解在史书中昭君的故事是如何被记载的,从史书中得到哪些信息,对于研究后世文人如何在作品中刻画昭君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文中,从《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以及《琴操》入手,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不同历史记载中对昭君记载的不同点及相同点。对于“王昭君”这一鲜活的历史人物,就必须得从历史资料的记录着手,分析昭君形象。
【关键词】昭君出塞;《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034-03
一、《汉书》中记载的昭君形象
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蔷为阏氏。”[1]
—— 《汉书·元帝纪》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昭君出塞的时间——公元前33年,从“来朝”即可看出当时汉朝实力强大。
其二,呼韩邪单于来朝的目的——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觐见,呼韩邪仍然没有忘记汉朝对匈奴的恩德,恢复朝觐庆贺之礼,愿意保护呼韩邪单于匈奴国内部安定和平,外无兵革之事。
其三,昭君的身份,以及出塞的原因。汉元帝为了保两国友好相处,将“待诏掖庭”的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王嫱”即为王昭君,王昭君,字嫱。昭君在后宫中的身份是“待诏掖庭”。“掖庭”在古汉语中的解释是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2]。可以得知,掖庭是婕妤以下的妃子居住的地方,而這里提到“待诏掖庭”,可以推断出昭君入宫后的身份在婕妤以下,是如清朝的常在、答应之类的身份。至于后宫佳丽三千多,而昭君是如何被汉元帝选中而出塞和亲这一点,无法从上述文本中推断出来。汉朝当时实力强大,而呼韩邪是来投靠汉朝的,汉元帝若是选择让一个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出塞和亲,也是对匈奴国的侮辱。为了彰显汉朝的强大,于情于理,汉元帝不会选择一个普通的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这么说来,昭君更可能是经娥、容华、美人这样的一个既不低微也不高贵的身份。
此外,在《汉书·匈奴传》中也有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3]。
—— 《汉书·匈奴传下》
从上述文本中可以得知:其一,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单于复入朝”,可以看出在竟宁之前,单于也曾来过汉朝。“礼赐如初,皆倍于黄龙时”,足以证明当时汉朝当时经济、军事实力都相当雄厚。
其二,昭君出塞的原因。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汉元帝赐婚,于是汉元帝才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
其三,昭君的名字及出身。王嫱,字昭君,“良家子”在古汉语大辞典中意为出身良家的子女。《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4]而在上述文字中也记载到“后宫良家子王嫱”,由此可见王昭君的出身并不低贱。
其四,昭君容貌出众。单于见到昭君后十分欢喜。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单于见到昭君的第一面就如此欢喜,说明昭君容貌靓丽出众,并且身份也不低微。
上述文字中关于昭君的记载相对于《汉书·元帝纪》来说,更加详细。
在《汉书·匈奴传下》中记载道呼韩邪主动求汉元帝赐婚,并且单于见到昭君后“欢喜”,表明昭君外貌出众。
而在《汉书·元帝纪》一章中,这些信息都没有记载。在这两段文本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班固在记载昭君出塞和亲一事时,并没有说明昭君是被动出塞还是主动出塞,而采用“以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样的文字,给读者一种昭君只是一个等待命运支配、等待出塞和亲的女人的形象。而这正是默认了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昭君作为一名女性,而汉元帝又是如此高贵的身份,昭君作为汉元帝后宫的一名妃子,是处于男强女弱的状态。在当时也正是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一名女子不畏强权,能摆脱陈旧的思想,在后宫不受皇帝宠幸,便主动请求离开后宫,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昭君作为女性有如此精神,在当时是不被承认的。
二、《后汉书》中记载的王昭君
前篇中论述了在《汉书》两卷中有关昭君出嫁呼韩邪时的历史相关事件的记载,在《后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如下: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依然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昭君的出身相关信息。元帝在位时期,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选入掖庭。此处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有一点不同,在《汉书》中記载昭君的身份为“待诏掖庭”,而此处为“选入掖庭”。
其二,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上述文本仅用了一句话一笔带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汉朝实力强,而匈奴国需要依附于汉朝。此处出现了“宫女”一词, “宫女”是“皇宫里侍奉他人的女子”的意思,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对“宫女”一词还未有研究,宫女在宫中是身份最为低贱的一种,若将普通宫女许配给单于,有失汉朝大国的身份地位。所以,“宫女”并不是宫廷里侍奉他人的女子,而应为“宫中女子”的意思。
其三,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这一点在《汉书》中是没有记载的。而上述文本记载,昭君入宫多年,不得见御,内心积怨已深,好不容易等到了此次机会,一个是继续深居在后宫里,日日见不到皇帝,一个是在匈奴国的皇宫里做皇妃,她便毅然决然主动请求前去和亲。上述文本记载昭君“积悲怨”,范晔所处的时代离竟宁相隔甚久,范晔是如何得知昭君内心积悲怨,这一点明显是范晔加入了主观情感,范晔仕途不顺,后入狱,不难推断出此处是范晔借昭君之事抒发内心怨愤之情。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一事为虚构。首先,《后汉书》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具有真实性。其次,按文本中所记载,昭君入宫多年,深居在后宫中,不得见御,而如今有机会去做皇妃享受荣华富贵,相比在后宫中做个地位不高的妃子,每日独守空房,她主动选择出塞和亲是合乎情理的。
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信息颇为丰富,且记载了很多在《汉书》中没有出现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昭君在《后汉书》中是主动出塞,其原因是入宫多年却不得宠,内心积怨,并且对于昭君出塞的事件记载很细致,“敕以宫女五人赐之”,而在《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仅是“以王嫱赐单于为阏氏”。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与汉元帝所在时代已相隔甚远,他不需顾忌汉元帝,所以更有可能真实地将史实如实记载。范晔在任职宣城太守期间无甚大事,在政治方面没什么天赋和想法,所以无所作为,但又想有一番作为,希望能够效仿太史公以文史名于世,同时也能够以文传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不甘心。可以推断出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注入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匈奴国的皇妃地位高贵,与后宫一名终日不得见御的普通妃子的地位相比甚是悬殊,同样都是深居宫中,而在汉宫中昭君却见不到皇帝,相比之下,昭君主动选择出塞是合情合理的。而范晔在记载此事时加大了情感描写,极有可能是范晔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
三、《资治通鉴》
在前篇论述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昭君出塞的相关记载,在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昭君出塞的记录。涉及昭君的记载有四处,但与昭君出塞事件相关的记载只有以下一处,故此处只引用这一处。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3]。”
——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上述记载与班固所记载的几乎相同。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博览群书,据施丁在《司马光史论的特点》中的统计,司马光引班固之论15处,全都出自《汉书》,引范晔之论只有3处,论述西汉史,司马光借鉴班固的言论较多,而论述东汉史,司马光则借鉴袁宏、范晔较多。而为何司马光在论述西汉史的时候借鉴班固之论较多,关于这一点,研究之人也微乎其微。班固、范晔在撰写史书的时候,都对昭君出塞一事稍有提及,但通读史书的司马光却选择引用班固之论,这就表明了司马光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上的态度。
司马光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伦理观的影响,严格遵守封建礼法制度,这样说来,他认同班固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他认为昭君区区一位地位并不高贵的女子,不足以被记载在史书中,无论是她被动出塞,还是主动请求出塞,都不重要。在父权制的社会,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在司马光看来,若是对王昭君出塞事件加以笔墨,不符合他从小接受的封建礼法思想。史书多记载帝王大事,而王昭君只是后宫中极其普通的一位妃子,岂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其二,司马光默认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昭君主动请求前去出塞和亲,认为昭君是在宫中多年不得见御,导致内心积怨,于是主动报名和亲。而在封建伦理道德深厚的司马光看来,昭君作为一名女性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听从夫君的命令,既然已经深居宫中,就应该做好她作为一名妃嫔的本分,以夫君为中心。她不具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更不可能会主动请求汉元帝出塞和亲。
参考文献:
[1]李大龙.西汉藩属制度(奉职贡)的形成与实践[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1):1-9.
[2]郭瑾.方岳詩集箋注[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5.
[3]王前程,杨剑兵.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J].语文学刊,2017,37(03):66-73.
[4]刘明哲.《岳麓书院藏秦简(肆)》集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8.
[5]李岭.乌禅幕相关史事还原——与林梅村先生商榷[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2):87-90.
作者简介:
许晶,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关键词】昭君出塞;《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034-03
一、《汉书》中记载的昭君形象
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蔷为阏氏。”[1]
—— 《汉书·元帝纪》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昭君出塞的时间——公元前33年,从“来朝”即可看出当时汉朝实力强大。
其二,呼韩邪单于来朝的目的——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觐见,呼韩邪仍然没有忘记汉朝对匈奴的恩德,恢复朝觐庆贺之礼,愿意保护呼韩邪单于匈奴国内部安定和平,外无兵革之事。
其三,昭君的身份,以及出塞的原因。汉元帝为了保两国友好相处,将“待诏掖庭”的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王嫱”即为王昭君,王昭君,字嫱。昭君在后宫中的身份是“待诏掖庭”。“掖庭”在古汉语中的解释是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2]。可以得知,掖庭是婕妤以下的妃子居住的地方,而這里提到“待诏掖庭”,可以推断出昭君入宫后的身份在婕妤以下,是如清朝的常在、答应之类的身份。至于后宫佳丽三千多,而昭君是如何被汉元帝选中而出塞和亲这一点,无法从上述文本中推断出来。汉朝当时实力强大,而呼韩邪是来投靠汉朝的,汉元帝若是选择让一个在宫中服役的宫女出塞和亲,也是对匈奴国的侮辱。为了彰显汉朝的强大,于情于理,汉元帝不会选择一个普通的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这么说来,昭君更可能是经娥、容华、美人这样的一个既不低微也不高贵的身份。
此外,在《汉书·匈奴传》中也有关于昭君的记载,如下: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3]。
—— 《汉书·匈奴传下》
从上述文本中可以得知:其一,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单于复入朝”,可以看出在竟宁之前,单于也曾来过汉朝。“礼赐如初,皆倍于黄龙时”,足以证明当时汉朝当时经济、军事实力都相当雄厚。
其二,昭君出塞的原因。呼韩邪单于主动请求汉元帝赐婚,于是汉元帝才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
其三,昭君的名字及出身。王嫱,字昭君,“良家子”在古汉语大辞典中意为出身良家的子女。《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4]而在上述文字中也记载到“后宫良家子王嫱”,由此可见王昭君的出身并不低贱。
其四,昭君容貌出众。单于见到昭君后十分欢喜。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单于见到昭君的第一面就如此欢喜,说明昭君容貌靓丽出众,并且身份也不低微。
上述文字中关于昭君的记载相对于《汉书·元帝纪》来说,更加详细。
在《汉书·匈奴传下》中记载道呼韩邪主动求汉元帝赐婚,并且单于见到昭君后“欢喜”,表明昭君外貌出众。
而在《汉书·元帝纪》一章中,这些信息都没有记载。在这两段文本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班固在记载昭君出塞和亲一事时,并没有说明昭君是被动出塞还是主动出塞,而采用“以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样的文字,给读者一种昭君只是一个等待命运支配、等待出塞和亲的女人的形象。而这正是默认了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昭君作为一名女性,而汉元帝又是如此高贵的身份,昭君作为汉元帝后宫的一名妃子,是处于男强女弱的状态。在当时也正是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一名女子不畏强权,能摆脱陈旧的思想,在后宫不受皇帝宠幸,便主动请求离开后宫,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昭君作为女性有如此精神,在当时是不被承认的。
二、《后汉书》中记载的王昭君
前篇中论述了在《汉书》两卷中有关昭君出嫁呼韩邪时的历史相关事件的记载,在《后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如下: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依然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昭君的出身相关信息。元帝在位时期,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选入掖庭。此处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有一点不同,在《汉书》中記载昭君的身份为“待诏掖庭”,而此处为“选入掖庭”。
其二,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上述文本仅用了一句话一笔带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汉朝实力强,而匈奴国需要依附于汉朝。此处出现了“宫女”一词, “宫女”是“皇宫里侍奉他人的女子”的意思,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对“宫女”一词还未有研究,宫女在宫中是身份最为低贱的一种,若将普通宫女许配给单于,有失汉朝大国的身份地位。所以,“宫女”并不是宫廷里侍奉他人的女子,而应为“宫中女子”的意思。
其三,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这一点在《汉书》中是没有记载的。而上述文本记载,昭君入宫多年,不得见御,内心积怨已深,好不容易等到了此次机会,一个是继续深居在后宫里,日日见不到皇帝,一个是在匈奴国的皇宫里做皇妃,她便毅然决然主动请求前去和亲。上述文本记载昭君“积悲怨”,范晔所处的时代离竟宁相隔甚久,范晔是如何得知昭君内心积悲怨,这一点明显是范晔加入了主观情感,范晔仕途不顺,后入狱,不难推断出此处是范晔借昭君之事抒发内心怨愤之情。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一事为虚构。首先,《后汉书》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具有真实性。其次,按文本中所记载,昭君入宫多年,深居在后宫中,不得见御,而如今有机会去做皇妃享受荣华富贵,相比在后宫中做个地位不高的妃子,每日独守空房,她主动选择出塞和亲是合乎情理的。
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比,《后汉书》中关于王昭君的信息颇为丰富,且记载了很多在《汉书》中没有出现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昭君在《后汉书》中是主动出塞,其原因是入宫多年却不得宠,内心积怨,并且对于昭君出塞的事件记载很细致,“敕以宫女五人赐之”,而在《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仅是“以王嫱赐单于为阏氏”。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与汉元帝所在时代已相隔甚远,他不需顾忌汉元帝,所以更有可能真实地将史实如实记载。范晔在任职宣城太守期间无甚大事,在政治方面没什么天赋和想法,所以无所作为,但又想有一番作为,希望能够效仿太史公以文史名于世,同时也能够以文传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不甘心。可以推断出范晔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注入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匈奴国的皇妃地位高贵,与后宫一名终日不得见御的普通妃子的地位相比甚是悬殊,同样都是深居宫中,而在汉宫中昭君却见不到皇帝,相比之下,昭君主动选择出塞是合情合理的。而范晔在记载此事时加大了情感描写,极有可能是范晔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
三、《资治通鉴》
在前篇论述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昭君出塞的相关记载,在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昭君出塞的记录。涉及昭君的记载有四处,但与昭君出塞事件相关的记载只有以下一处,故此处只引用这一处。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3]。”
——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上述记载与班固所记载的几乎相同。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博览群书,据施丁在《司马光史论的特点》中的统计,司马光引班固之论15处,全都出自《汉书》,引范晔之论只有3处,论述西汉史,司马光借鉴班固的言论较多,而论述东汉史,司马光则借鉴袁宏、范晔较多。而为何司马光在论述西汉史的时候借鉴班固之论较多,关于这一点,研究之人也微乎其微。班固、范晔在撰写史书的时候,都对昭君出塞一事稍有提及,但通读史书的司马光却选择引用班固之论,这就表明了司马光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上的态度。
司马光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伦理观的影响,严格遵守封建礼法制度,这样说来,他认同班固的观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他认为昭君区区一位地位并不高贵的女子,不足以被记载在史书中,无论是她被动出塞,还是主动请求出塞,都不重要。在父权制的社会,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在司马光看来,若是对王昭君出塞事件加以笔墨,不符合他从小接受的封建礼法思想。史书多记载帝王大事,而王昭君只是后宫中极其普通的一位妃子,岂能和帝王相提并论。其二,司马光默认昭君是被动出塞的。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昭君主动请求前去出塞和亲,认为昭君是在宫中多年不得见御,导致内心积怨,于是主动报名和亲。而在封建伦理道德深厚的司马光看来,昭君作为一名女性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听从夫君的命令,既然已经深居宫中,就应该做好她作为一名妃嫔的本分,以夫君为中心。她不具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更不可能会主动请求汉元帝出塞和亲。
参考文献:
[1]李大龙.西汉藩属制度(奉职贡)的形成与实践[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1):1-9.
[2]郭瑾.方岳詩集箋注[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5.
[3]王前程,杨剑兵.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J].语文学刊,2017,37(03):66-73.
[4]刘明哲.《岳麓书院藏秦简(肆)》集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8.
[5]李岭.乌禅幕相关史事还原——与林梅村先生商榷[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2):87-90.
作者简介:
许晶,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