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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很多农民都希望他们那里创办有外向型企业，有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前来指导。然而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外专局已启动“和谐之光”引智工程，将引智专项资金向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
束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国告诉笔者：“村里最缺的就是人才和资金。希望有外国厂商到村里去建厂子。”
由著名“三农”专家郑有贵、李成贵主编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在论述农村改革的进程时指出，“进入新世纪，通过农业的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难度变大。受土地等资源的约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在恩格尔系数降至较低水平的条件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长也受到约束，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产品成本上升而降低收益。农民需要通过从非农行业就业才能实现较大增收。”
位于北京南300公里的束李庄和吕家庄两个村30年以来，一个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一个村继续实行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体制。在两种不同土地经营制度下，两个村庄面临一样的问题一一农民没有活干，需要通过非农行业就业。
实行承包制的束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国说，如果村里有个大的项目或厂房，给村里的农民们找点活儿干，那农民们就好过多了。
苑林博是束李庄村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后，承包地最多的一个。他购买了拖拉机，忙完了自己承包地里的活，就去给村里其他人播种，每亩地收取40元－50元钱。2008年秋季播种小麦的时候，苑林博很忙，他说：“我现在1天只睡3个小时”。苑林博的繁忙倒是解放了村里的其他劳动力。
使用了苑林博播科-机的苑佩林承包了4亩地，夏天种玉米，秋天种小麦，卖麦子的钱刚好与请机械耕地和买化肥的钱相抵，1年下来，也就是挣了一季玉米的收成。
苑佩林说地里的活都是用机械，不累，平时他会找些临时工来做。
因为生产队体制而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吕家庄村的农民也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6月4日，吕家庄村第五生产队的高士宁在麦子地里挣了1天的工分，折合15元钱。
由于农活多采用机械，第五生产队队长高全福说：“队里的活，主要就是用机器抽水灌溉”。因为活少，所以采取抓阄的形式，谁抓中了，谁就去灌溉。
这种抓阄分配农活的方式显示出了“分配到户”在激励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也显示出农活在农村中的减少，以至于到了通过抓阄来挣工分的地步，这和改革开放前期活多粮少形成了对比。令高全福高兴的是，和30年前相比，现在干的活少了，分的钱反而多了。
“生产队最不好管理的就是劳力不好安排。净是劳力，没活儿!”已经担任了5年生产队队长的高全福说，“100多口劳动力，总在地里坐着!”因为土地是“社员”们的，下地劳动就等于是他们去“上班”，所以“社员”要去队里干活挣工分，高全福找不到理由不让人家来。
人民公社时期，吕家庄和束李庄同隶属于河北省晋县马于公社。“社员”是对入社农民的称呼。30年来，吕家庄仍然沿用这一称呼。
第五生产队技术员高玉学说，用30个人就可以管理全队的500亩地了，用不着全队100多人去磨洋工!来生产队里干活的人数不是固定的，农民只是在找不到其他活的时候，才会来地里“混”点工分。
如此一来，第五生产队的“僧多粥少”现象，“潜伏”在生产队里“混”工分，造成了发展经济学中的“隐蔽性失业”问题。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在40年后，中国农村依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高士宁没有抓中阄，不能挣灌溉小麦的工分。他下午骑着摩托车半个小时来到辛集市的冷库，帮人家搬运鸭梨。做搬运工，一个半天就可以挣到40元。高士宁说：“如果想挣钱，就得付出点辛苦。”
2008年10月，第三生产队的李帅和其他“社员”拿着铁锹站在地里平地。李帅说“这个活不是必要的，可以省去。今年玉米收得早，所以就用了几天进行平地。往年，没有这个环节，收完玉米后，直接耕地。”在第三生产队玉米地的尽头是家庭承包制的束李庄村，从掰收玉米到耕地，平地到播种小麦，只需要1个星期就完成了。
李帅还告诉笔者：“应该把地里的活包给‘社员’，其余不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也分点钱，但是分少点，就像企事业单位‘内退’的人一样，光拿点基本工资。这样‘社员’们就可以花时间去干别的。”
事实上，吕家庄的生产队体制，已经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和生产队之间的契约不严格，“社员”可以选择去生产队干活，不去亦可。生产队的老“社员”是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前提下，才来到生产队干活的。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实行生产队体制的吕家庄，“隐蔽性失业”也体现出市场选择性的特征。
吕家庄利用集体经营的优势，在专家的帮助下，办起了企业。
晋州帽业就是一家由吕家庄办的集体企业演变而来的一家公司。吕家庄第二生产队的高年侬1996年初中毕业以后，就来到这里做裁缝。高年侬是厂子里资格最老的裁缝之一。
“队里的活就是加着班干，”高年侬说，虽然厂长和生产队队长平级，但是生产队没有多少收入，厂长实际上比生产队队长权利大。
高士宁的妻子李晓是吕家庄的一家私人帽厂的职工。在吕家庄，像李晓这样的妇女大多选择在帽厂就业。帽厂没有订单的时候，李晓就在家里休息。
作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束李庄村，村委会没有资金开办像吕家庄那样的厂子。但李永国并不对此感到遗憾。他说办厂子得个人办才行，个人办厂容易发挥积极性，厂子才能盈利。
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情况下，如何给农村提供专家和资金支持，在农村建厂，并用现代化企业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河北省为大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2006年做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要求“加大引进国外智力成果的推广力度，邀请外国农业企业和专家到河北省举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农业科技论坛、实用技术咨询等活动，传播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组织农业部门的公务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及农民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赴国外培训，转变思想观念，了解世界农业领域最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发展趋势，学习掌握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与国外农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国家外专局启动“和谐之光”引智工程，支持各地各部门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将引智专项资金向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社会救助、农村扶贫、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管理以及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等领域倾斜。
笔者在束李庄和吕家庄村调研时了解到，“社员”们也希望创办一些外向型企业，有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前来指导，让他们过上小康水平的好日子。
束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国告诉笔者：“村里最缺的就是人才和资金。希望有外国厂商到村里去建厂子。”
由著名“三农”专家郑有贵、李成贵主编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在论述农村改革的进程时指出，“进入新世纪，通过农业的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难度变大。受土地等资源的约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在恩格尔系数降至较低水平的条件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长也受到约束，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产品成本上升而降低收益。农民需要通过从非农行业就业才能实现较大增收。”
位于北京南300公里的束李庄和吕家庄两个村30年以来，一个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一个村继续实行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体制。在两种不同土地经营制度下，两个村庄面临一样的问题一一农民没有活干，需要通过非农行业就业。
实行承包制的束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国说，如果村里有个大的项目或厂房，给村里的农民们找点活儿干，那农民们就好过多了。
苑林博是束李庄村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后，承包地最多的一个。他购买了拖拉机，忙完了自己承包地里的活，就去给村里其他人播种，每亩地收取40元－50元钱。2008年秋季播种小麦的时候，苑林博很忙，他说：“我现在1天只睡3个小时”。苑林博的繁忙倒是解放了村里的其他劳动力。
使用了苑林博播科-机的苑佩林承包了4亩地，夏天种玉米，秋天种小麦，卖麦子的钱刚好与请机械耕地和买化肥的钱相抵，1年下来，也就是挣了一季玉米的收成。
苑佩林说地里的活都是用机械，不累，平时他会找些临时工来做。
因为生产队体制而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吕家庄村的农民也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6月4日，吕家庄村第五生产队的高士宁在麦子地里挣了1天的工分，折合15元钱。
由于农活多采用机械，第五生产队队长高全福说：“队里的活，主要就是用机器抽水灌溉”。因为活少，所以采取抓阄的形式，谁抓中了，谁就去灌溉。
这种抓阄分配农活的方式显示出了“分配到户”在激励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也显示出农活在农村中的减少，以至于到了通过抓阄来挣工分的地步，这和改革开放前期活多粮少形成了对比。令高全福高兴的是，和30年前相比，现在干的活少了，分的钱反而多了。
“生产队最不好管理的就是劳力不好安排。净是劳力，没活儿!”已经担任了5年生产队队长的高全福说，“100多口劳动力，总在地里坐着!”因为土地是“社员”们的，下地劳动就等于是他们去“上班”，所以“社员”要去队里干活挣工分，高全福找不到理由不让人家来。
人民公社时期，吕家庄和束李庄同隶属于河北省晋县马于公社。“社员”是对入社农民的称呼。30年来，吕家庄仍然沿用这一称呼。
第五生产队技术员高玉学说，用30个人就可以管理全队的500亩地了，用不着全队100多人去磨洋工!来生产队里干活的人数不是固定的，农民只是在找不到其他活的时候，才会来地里“混”点工分。
如此一来，第五生产队的“僧多粥少”现象，“潜伏”在生产队里“混”工分，造成了发展经济学中的“隐蔽性失业”问题。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在40年后，中国农村依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高士宁没有抓中阄，不能挣灌溉小麦的工分。他下午骑着摩托车半个小时来到辛集市的冷库，帮人家搬运鸭梨。做搬运工，一个半天就可以挣到40元。高士宁说：“如果想挣钱，就得付出点辛苦。”
2008年10月，第三生产队的李帅和其他“社员”拿着铁锹站在地里平地。李帅说“这个活不是必要的，可以省去。今年玉米收得早，所以就用了几天进行平地。往年，没有这个环节，收完玉米后，直接耕地。”在第三生产队玉米地的尽头是家庭承包制的束李庄村，从掰收玉米到耕地，平地到播种小麦，只需要1个星期就完成了。
李帅还告诉笔者：“应该把地里的活包给‘社员’，其余不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也分点钱，但是分少点，就像企事业单位‘内退’的人一样，光拿点基本工资。这样‘社员’们就可以花时间去干别的。”
事实上，吕家庄的生产队体制，已经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和生产队之间的契约不严格，“社员”可以选择去生产队干活，不去亦可。生产队的老“社员”是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前提下，才来到生产队干活的。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实行生产队体制的吕家庄，“隐蔽性失业”也体现出市场选择性的特征。
吕家庄利用集体经营的优势，在专家的帮助下，办起了企业。
晋州帽业就是一家由吕家庄办的集体企业演变而来的一家公司。吕家庄第二生产队的高年侬1996年初中毕业以后，就来到这里做裁缝。高年侬是厂子里资格最老的裁缝之一。
“队里的活就是加着班干，”高年侬说，虽然厂长和生产队队长平级，但是生产队没有多少收入，厂长实际上比生产队队长权利大。
高士宁的妻子李晓是吕家庄的一家私人帽厂的职工。在吕家庄，像李晓这样的妇女大多选择在帽厂就业。帽厂没有订单的时候，李晓就在家里休息。
作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束李庄村，村委会没有资金开办像吕家庄那样的厂子。但李永国并不对此感到遗憾。他说办厂子得个人办才行，个人办厂容易发挥积极性，厂子才能盈利。
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情况下，如何给农村提供专家和资金支持，在农村建厂，并用现代化企业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河北省为大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2006年做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要求“加大引进国外智力成果的推广力度，邀请外国农业企业和专家到河北省举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农业科技论坛、实用技术咨询等活动，传播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组织农业部门的公务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及农民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赴国外培训，转变思想观念，了解世界农业领域最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发展趋势，学习掌握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与国外农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国家外专局启动“和谐之光”引智工程，支持各地各部门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将引智专项资金向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社会救助、农村扶贫、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管理以及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等领域倾斜。
笔者在束李庄和吕家庄村调研时了解到，“社员”们也希望创办一些外向型企业，有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前来指导，让他们过上小康水平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