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公共外交中政府对外交政策的掌控和民间外交对处理重大国家利益问题的局限使两种主张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作用不再明显。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发展从冰冷向缓和过度的趋势下，新公共外交的作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新公共外交指引下，政府转变以往控制者的角色，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非政府行为体手中，完善国内公共外交在机制和法律建设方面的缺陷，双方共同为中日实现认同与关系发展发挥作用。
　　【关键词】：新公共外交 中日关系 认同 发展
　　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一种跌宕起伏的状态。而进入21世纪，双方总体上又呈现出冷淡—回暖—冰冷的趋势，概括来说，是一种政府仇视的冷和平下民众之间相互疏远的双边关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在中日關系官方层面不见好的情况下，非官方的交涉却没有停止不前。事实上中日双方的民间外交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二战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思想，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日民间外交取得卓越成效的结果。而本文认为民间外交只能充当中日关系的“催化剂”，是政府层面交涉的辅助和补充手段，真正要使中日关系回归到“温暖”的状态，就应该更多地发展是非官方层面外交，而官方起协调和规划的作用。
　　一、概念界定
　　首先，对新形势和新公共外交的特点进行概念界定。
　　（一）新形势的界定
　　1、国际社会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政府层面的国际组织以及各类非官方组织的发展使各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逐渐融为一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关系发展，更关乎地区与全球稳定与繁荣。在这里还需要提到的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余波影响下所取得巨大成就的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它不仅把整个世界以网络的形式连接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参与这一角度来讲，由于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或是媒介的应用，创新了政府政治管理的渠道和方式，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主体，也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公众的心愿真正能够得到倾听，也为政府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建言献策的渠道，可谓一举两得。
　　2、中日关系发展新动态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2018年10月底对中国进行访问。在双方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下来说，日本首相的到访也无疑是为双方关系缓和打破坚冰提供了可能。访谈期间，习近平表示在新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多边层面也有更加广泛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示借助《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四十周年的契机来访问中国，可以使“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这就表示双方关系向好发展是符合中日双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人民的共同愿望的，这也为中日关系的逐步改善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随着中美两国贸易战的加剧，日本担心由于中美双方互加关税，导致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减少也会波及到中国对日本零部件的需求。因此日本在中美贸易战中充当调和角色与美国进行磋商并向中国示好。
　　（二）新公共外交之“新”在哪里
　　公共外交是指某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了解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相比较传统公共外交来说，新公共外交新在哪些方面呢？1、新的职能分配。传统的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主体，而在新公共外交中，主体就变成政府规划与非政府行为体“身先士卒”的“双规”并行模式。2、新的传播媒介。新媒体革命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网络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公共外交也逐渐向“电子外交”发展演变。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是通过政府指定大众传媒所发布的信息来影响国外民众，而现在则是以计算机、手机等各种设备为工具的“网络高速公路”为主要途径，民众参与的门槛低、种类多。3、注重双向交流。传统的公共外交是一种偏向于单方面价值和文化输出，而国外民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形式，而新公共外交注重的是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双向交流，它的主要对象不仅包括国外民众，也包含国内民众，因此这就改变了以往公共外交中文化传播时“内外有别”的局面。
　　二、新公共外交的具体实施
　　新公共外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职能划分从政府主导向非政府行为体的转变，但这不代表政府将不在新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而只是扮演角色的转化。因此，本节从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两方面分析中国对日本新公共外交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官方层面
　　1、政府角色转变与机构改革
　　政府与相关的部门机构在新公共外交中扮演的是规划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相比较中国传统公共外交的发展来看，它尚属于起步阶段，虽在21世纪大力发展公共外交以来取得了显著地成绩，但有一些实质性就存在的结构和不规范问题，也是使“中国声音”难以被聆听或是被误解，从而导致政策无法取得预期成果的原因所在。从中国对日本的的公共外交来看，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针对政策，由于2012年以来中日之间矛盾不断的加深，中国政府对日本施行公共外交已经失去了兴趣，再加上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态度，这就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值普遍处于较低的状态。中国的公共外交所官方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应该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不分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政策推行。因此，作为公共外交实行的领导者，政府首先就要加强统筹，规范政府机构内部的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与制度。从官僚结构设置的角度来看，中国实施公共外交职能的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还不够不完善，存在职能划分不明确、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中国官方层面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和落实的机构主要有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统宣部和文化部等部门，这些机构在权力划分上实际上都属于同一层级，任务分配的不明确以及平等地位导致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相互监督，从而也就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考察。这就需要政府建立总体上统筹或是跨部门之间的机构来总体规划，明确各部门的角色定位与权力职责，将政策更好的落实到位。 　　其次，新公共外交还有一项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外交实施效果的考量。新公共外交的兴起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学者起初认为是由于对中东地区公共外交的缺失才导致恐怖分子的不满情绪，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没有考虑到公共外交的实施与国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与干涉的双方不一致性。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对外实行公共外交政策时，其余的经济、军事以及经济外交都要保持高度的基调一致，不能从公共外交角度对一国民众表示亲善，而又在军事上对该国进行打压。此外，一国公共外交的实施，对国外民众造成的影响未必就是对本国形象认知的改善，也有可能会导致了解的越多，认知越不好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就要注重对国外民众对公共外交态度和看法等信息的收集，注重对实施效果的考量。
　　2、国家软实力的建构与传播
　　国家软实力从本质上讲就是文化实力，是强调除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外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软实力的内涵非常丰富，这种影响主要是对外建构，包含一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教育、法制、国民素质以及传统文化等内容。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将其定义为“国家所拥有的文化力量，这包括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本国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合法性的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公共外交的实施就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种途径。针对当前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政策来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学院的建立，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十分有限，甚至很多日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推出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品牌项目。因此，就可以通过孔子学院为途径来建构对日的中华文化影响力。除此之外，通过这种途径也可以培养新一代熟悉中华文化的日本精英，树立高端品牌，励志成为培养精英的奖学金项目，通过有效推广，赢取较高的世界知名度，逐渐形成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对中国友好的社会精英阶层团体。
　　（二）非政府行为体
　　新公共外交确切的来说就是非政府行为体发挥作用的时代，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要将更多政策制定和执行权下放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手中。而非政府行为体也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职责权限，在国家公共外交的实施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1、发展智库与专家学者交流
　　赵可金教授在“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提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两轮驱动，两个轮子其中之一就是智库规模与数量的不断扩大，与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协会不断涌现。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包括察哈尔学会、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在内的诸多机构，在过去这些年里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智库被看做整个公共外交体系的智力和信息中枢，被赋予了国家形象和政策、公共事务、舆论传播等多方面重要的使命。日本在智库建设方面已经领先中国很多并且也很有规模和体系，就中国目前国内的智库建设来看，还没有建成规范的体系，缺乏统一的指导与管理，因此使其在为国家外交做贡献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中国要将智库建设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国智库积极走出去，打造属于自己的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将其建成一种智库联系网，在这个大的网络体系当中，适时地将日本智库学者纳入进来并与其进行积极交流，尽力做到从更高的国际视角来讨论国家大事。再次，除重视国家智库的建设性作用之外，也不能忽视民间智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角色，由于其具有形式多样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可以使中日在文化、体育、影视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从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地促进效果。
　　2、网络与新媒体渠道的应用
　　新公共外交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拥有网络与新媒体这个新的传播媒介。以往公共外交所采用的电视、广播、报纸和文艺汇演成本高、收效慢，而通过网络形式传播就显得更加灵活，对于实施效果的收集也更加迅速和直观。近些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网络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构建高速宽带移动信息基础设施。这就要求我们抓住全球网络迅速发展的重大时机，使网络服务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借助网络高速发展所出现的新媒体技术也为中国新公共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日本已经发展为高度网络化的国家，更多的人选择通过新媒体途径来获取国际信息，再加上许多国际政要也倾向于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软件上表达政治态度，中国也应该跟上这种国际潮流，为外交部和驻日大使馆开通相关账号，将其打造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新的平台。
　　3、企业外交
　　中日两国虽在政治领域一直有摩擦，但不管是建交前还是建交后，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从没有中断过，维系两国关系的首要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两国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且彼此交融，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由单纯货物贸易往来发展成为货物贸易、相互投资、技术合作、产业合作并举的全方位合作格局。”两国的民间经济交往在民国时期发展规模日益空前，但之后也受到战争因素影响，导致到现在这一概念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两国跨国企业间的不断深化合作。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众多企业，作为当代最为活跃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之一，是影响母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和当代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体;同时跨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受制于母国的国际形象及声誉，因此，企业公共外交对国家软硬实力的提升和企业自身发展均具有深刻意义。首先，跨国企业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在日本当地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参与到公益活动之中，尤其是在日本自然災害多发的地区，以此来赢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其次，配合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打造属于中国的强大企业，在与日本接触过程中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商业价值观等理念进行传递，在彼此达成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情况下，争取未来两国能在绿色发展、区域一体化上实现更多的深度合作，以此来带动政治关系的改善。
　　结论
　　在国际社会的日趋一体化驱使下，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事关地区和全球利益。在新的形势下官方态度强硬导致交流缺失，以及民间外交的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事宜局限日益凸显，中日关系的改善应该在官方与非官方双方指引下而逐渐明朗化。将新公共外交放在中国特色外交的理念框架之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推动中日关系的重建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为两国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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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门洪华.《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J]，《日本学刊》，2016年6期.
　　【3】刘常喜、刘皓源.《公共外交视域下中日关系的重塑》，《党政领导思考》，2017年.
　　【4】 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松（1995—），男，汉族，河北省承德市人，学生，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