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宏的尿疾貌似个体受挫，其实放大来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征，只是它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缓急轻重的程度不同，而已。
　　
　　道哥与黑皮、小军在轻轨列车上用可乐拉环行骗的桥段，我们太熟悉不过了。在电影里，这情境发生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可还在我念大学时的1990年代初，同质的骗局已然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十几年不息，竟成星火燎原之势。
　　同样是三个人，两人坐在破旧中巴车的后部。其中一人装土老冒，在座椅下“意外”拣到几匝厚厚的美金，美金啊，那时那地，见过的人并不多。身边的同伙好奇而贪婪地与之搭讪，故意大声称羡，把气氛烘托起来，然后愿以1元低价的比值购买其手中美钞。同伙中另一人坐在中巴车前排，衣冠楚楚，这时他出场了，称要以3元买下。在这一唱一和中，乘客中有贪小便宜者便上当了，掏出真钱，换回假币返家。
　　这是1992年寒假的一天，贵阳到我家乡的中巴车上的一幕，我的亲身经历，14年后在宁浩的电影中重现，何其生动。稍有不同的是，电影里的道哥取出现金，轻轨中人们立马躲了起来——可见14年来类似的骗局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普通中国人避之惟恐不及。
　　我们都在逼仄的情境中挣扎。
　　只是电影更狠，狠到让三宝去北京“领奖”，在天安门前踟蹰，付出1000多元的成本，背景音乐是童声“我爱北京天安门”。在短短的98分钟时间里，导演宁浩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我们身边多种逼仄、急促、委琐、让人窒息的生存细节，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在节奏感极强的故事里得以呈现。
　　房地产商冯董的手下秦秘书嘲笑谢厂长：老谢，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搞得有声有色的嘛！要我说啊，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秦以刻薄的方式说出了一个社会真实，国有企业的生存境遇，职工们的尴尬处境，房地产商的狼子野心。以至于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要为此搞一个展览，希望卖出天价以改善职工的窘境。
　　保卫科长包世宏让谢厂长请专业保安公司。“光保险金就是好几万，省点钱给职工们发工资，不是更好么？”厂长的话让包世宏感动，舍身保护翡翠就被视同维护职工利益。可是随后，这个包世宏心目中的好厂长，在私利面前，与房地产商冯董搭成了协议，出卖了包世宏舍命维护的公众利益。
　　我们看到了并不陌生的拆迁场面，现实生活里有着比电影更恐怖更惊心动魄的真实：1999年5月，刘涌获得位于沈阳故宫附近的中街，为迅速占住这块地盘，刘涌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拆迁，指使打手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毁药房，砍伤多名员工。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
　　不良房地产商与黑恶势力合谋，在城市的拆迁中狂揽巨额财富，城市贫民及原土地所有者，无疑成了这场合谋的最大受害者。惟一不足的是，影片中既得利益集团里少了官员的影子，为了顺利通过审查，类似的处理是可以原谅的。但现实比电影残酷：媒体披露，1999年4月，马向东将中街价值3.5亿元的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天知道，无偿的背后有着多少现实的利益。
　　这只是我们熟知的一个个案。
　　影片《疯狂的石头》的另一个名字叫《贼中贼》，但谁是真正的贼？值得玩味。包世宏以电影中惟一正面的、公众利益的守护神这样一个形象出现，他的悲剧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对手其实并不是香港大盗麦克，也不是道哥等本地土贼，而是他心目中的好厂长。当他心目中的好厂长以让他瞠目结舌的方式出卖了职工利益时，包世宏内心仍然恪守的道德底线瞬间崩溃了。
　　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偏被我解读得如此沉重，但如此沉重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在电影里被处理得轻松愉悦，让人发笑，算是中国电影人“偶有一得”。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万象丛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欲理还乱。《疯狂的石头》以一个让人惊喜的故事，把我们生活中所熟悉或者忽视的民间生态和社会心理，巧妙地加以铺排呈现：小军在床上和道哥女朋友谈心，“肥水也没流了外人田啊？” 你没想到他跟她也有一腿；大盗麦克用绳子从梁上悬下来偷翡翠，绳子不够长，不由感叹 “奸商！”；麦克疲惫不堪地从罗汉寺脱身，给秦秘书打电话：我的招牌是讲诚信，跟你老板说，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秦秘书求冯董再给他一次机会，结果撕破脸皮，他威胁冯称掌握其黑底，却被冯射杀……
　　有评论者认为，外国人或许理解不了这种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我倒宁愿认为，是他们理解不了中国人生活的逼仄的现实处境。包世宏的尿疾貌似个体受挫，其实放大来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征，只是它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缓急轻重的程度不同，而已。
　　包世宏畅快而享受地屙出了一泡尿，谁保证其尿疾能得到彻底解决？我们都在逼仄的情境中挣扎，如果现实处境不得以改善，我们就像影片结尾那个饿了好几天的黑皮，他崩溃了，砸了玻璃偷了面包就跑，身后是店小二骑摩托车在高架桥上的狂追：“60码了哈！”
　　小人物们在挣扎中自我戏谑。
　　那何尝不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