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医疗耗材限用”这个选题后，我本以为核心是还原限耗事件本身对医生、患者的影响。当我梳理背后的种种政策时，却愈发觉得，更值得思考的是其中蕴含的经济学命题：政府对市场的强势管制会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率吗？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看来，至少在医疗领域，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管制中对耗占比的压缩，不过是曾经药品加价率管制、药品价格零差价、压缩药占比等管制的又一次延伸。在他的研究中，这些管制并未起到降低医疗费用的作用，反而因为干涉了市场本身的效率和增加了权力的寻租空间，导致医疗费用更高。
　　制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管制的直接原因，是为解决广受诟病的“以药养医”。而“以药养医”的根源，在朱恒鹏看来是因为“医疗服务费用”的价格管制。这一政策，使医院不仅不能通过医疗服务收费实现收益，甚至无法收回成本。医院便通过高价卖药来获取本应在医疗服务费用中获取的收益。
　　但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政府的做法不是解除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反而是叠加更多的管制。一个由管制造成的结果，变成了强化管制的理由。
　　比如“药品购销加价率”管制：政府要求公立医院的药品零售价相对于药品采购价的加价率不能高于15%。在朱恒鹏的调研中，该政策让公立医院丧失采购低价药的利益动机。此前，医院可以通过采購低价药，卖高价格弥补医疗服务费被管制的收益缺口。加价率被管制以后，对医院合法的利益最大化选项中，只剩下了采购高价药，这样15%的合法加成收益才更多。
　　此外，该政策还导致医院、医生的灰色收入泛滥。由于公立医院的强势地位，医院和药品供应商联合抬高采购价，比如把过去50元的采购价提到至173元，医院以加价15%的199元零售价销售。其中采购环节虚增的123元采购成本，最终又以回扣、返点的方式绕道返回医院和医生。
　　这种管制的效果是此后历次管制的缩影：医生本可以在市场上合法获得的医疗服务收入，被挤压至辅助用药、检查费乃至返点、回扣等充满争议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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