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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拓跋鲜卑是由我国北部鲜卑演化而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入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拓跋鲜卑南入过程中，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大，并逐渐与中原汉族实现了融合。
【关键词】拓跋鲜卑；南迁；中原汉族；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移到呼伦贝尔大泽，并在西迁过程中与匈奴部落混合后，形成拓跋鲜卑。其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入中原汉地过程中建立了北魏民族政权，并逐渐适应中原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不断地超越原来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汉化的良性发展轨道。可以说拓跋鲜卑社会发展进程即是一部南迁的历史，同时也是拓跋鲜卑从原始社会开始向更高一级文明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拓跋鲜卑南迁的过程，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拓跋鲜卑两次由北向南的迁徙，为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在历史上我国北方地区活跃了较多的游牧民族，其不仅属于不同的族系和文化传统，而且具有各自的特点及发展经历，但这些游牧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兴起后不断由北向南进行迁徙。
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嘎仙洞一带，过着游猎生活，以射猎为业。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山地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充分地利用呼伦贝尔草原丰盛的水草繁殖牲畜和繁衍人口，而且从周邻地区吸收先进的文明因素，在生产工具、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鲜卑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当时杂居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部分匈奴人、高车人与拓跋鲜卑形成了一个部落结合体，这个阶段社会世袭制开始萌芽。为了能够建立都邑，拓跋鲜卑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开始向匈奴故地迁徙，迁居在匈奴故地后，处于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势力范围。在檀石槐死后，拓跋鲜卑才得以从东部鲜卑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后以拓跋鲜卑为首成立了部落，这为拓跋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公元261年，拓跋鲜卑与中原汉族政权正式建交，双方开始了贸易往来，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对拓跋鲜卑落后的社会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拓跋鲜卑内部开始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此推动了拓跋鲜卑走上了统一帝国的征途。
导致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与游牧民族自身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息息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原汉族农耕文明的吸引。拓跋鲜卑的南迁历史，与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脱不了关系。作为游牧民族，会随着季节和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大规模迁徙，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拓跋鲜卑自身畜牧业生产方式不仅落后，而且单一，无法有效地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是其获取财富的重要捷径。再加之游牧的马匹，为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当前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其生产和社会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汉族先进的农耕文明对拓跋鲜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原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对周边少数民族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长此以往，则使中原地区具有一种自然的凝聚力，由此架起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桥梁。当中原汉族地区政治出现真空时，北方游牧民族则会加快向中原迁徙的脚步。当其进入到中原后，受当时中原先进的封建社会文明所影响，必然会加快与汉民族的融合。
拓跋鲜卑在两次迁徙活动中，尽管还没有走出游牧文化的地域，没有改变其民族特征，但在迁徙过程中拓跋鲜卑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这为拓跋鲜卑南下与汉族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二、围绕都城问题展开迁徙，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
公元386年拓跋且即位，正式建立北魏国家，这就使定都问题被摆到了重要日程。拓跋鲜卑原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往往逐水草而居，无城郭。进据中原后，面臨着汉人聚居的新统治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逐水草游居的状态，需要通过定都来稳定初建的北魏王朝。通过多年的征战，北魏政权基本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有效控制，当时邺城无论是战略地位、交通还是农业生产都十分发达，而且在历朝对邺城的经营过程中，其基本上具备了建都的条件。当时拓跋硅也有定都邺城之意。但由于受制于当时慕容鲜卑、后燕残余政权、后秦政权及坞壁势力等的威胁，同时当时民族矛盾和文化隔阂也对定都大计最后的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于地利人和的考虑，拓跋硅后将都城定于平城。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候北魏处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时期，拓跋贵族作为主要社会统治力量，鲜卑的旧制旧俗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较为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这种社会环境如果定都中原的话并不利于北魏的发展。当时拓跋贵族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自尊，平城地区作为拓跋鲜卑崛起之地，无论是地方势力还是民族关系对于北魏的发展和稳定都十分有利。而且当时平城周围的民族文化气息也与初期北魏社会的游牧气息相适应，定都于此有利于增强北魏政权的凝聚力和扩张力。平城所在地其他势力不易侵入，有利于北魏巩固军事优势，为完成统一北方打下良好的基础。
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拓跋鲜卑从游居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转折点。定都平城后，拓跋硅开始着手营建宫室、宗宙，使平城基本具备了汉式国都的规模。而且当时北魏统治者为了发展京域地区，采取了强制移民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拓跋鲜卑聚族而居的单一格局，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随着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和拓跋鲜卑民文明历史的不断发展，平城已无法更好地与当前北魏社会的发展和鲜汉民族融合的趋势相适应，这种情况下，需要对都城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实现更全面的统治。因此在孝文帝时期，拓跋鲜卑又进行一次南迁。北魏统一北方后，其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展，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对北魏社会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拓跋鲜卑封建化、农业化和汉化具有不可逆转性。当时军事征服战争已结束，统治者更重视文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全面对中原封建文明进行接受，但当前平城地处偏北，周围的文化氛围对于拓跋鲜卑封建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阻碍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因此当时孝文帝以其巧妙的政治手段和强制的军事压力率领拓跋鲜卑迁都洛阳。 洛阳作为当时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中心区域，拓跋鲜卑迁都洛阳后，使拓跋鲜卑彻底割断了与原游牧地区的联系，完全纳入到中原汉族农业区域，处于华夏文化的包围中，有效地加快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当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统治上采用汉法，对北魏社会进行全面汉化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迁都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进行了改造，使其与汉人无异，鲜汉民族融合的大势已形成。定都洛阳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已具备了华夏之邦的恢宏气势，并发展成为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
迁都洛阳后的拓跋鲜卑开始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而且在南迁过程中，其他诸民族要素也逐渐瓦解，最终融入了汉民族共同体中。
三、拓跋南迁的历史也是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
民族作为历史性社会形态，在这个历史性社会形态发展演变过程中，民族融合作为典型特征及客观必然，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通过民族融合，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逐步趋同。在拓跋鲜卑和汉族的融合过程中，拓跋鲜卑原有的民族要素在不断瓦解，并开始向汉族的民族要素方向发展并优化，最终呈现出鲜明的汉化倾向，并与汉民族相混同。
民族迁徙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前提条件，拓跋鲜卑在不断的南迁活动中，打破了民族共同地域。无论是从大兴安岭地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还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迁入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迁居盛乐、定都平城，最后迁都洛阳，在连续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拓跋鲜卑从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并在南迁过程中不断与最初游牧地的联系割断，最终丧失了原有作为游牧民族的民族共同地域，长期居于汉民族的共同地域，成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南迁为鲜汉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
随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变迁，作为拓跋鲜卑生存发展基础的经济生活也开始了由游牧到定居农业的适应性转变，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最终让位给较高水平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拓跋鲜卑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而经济生活又是其它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共同经济生活的变化，民族共同语言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拓跋鲜卑其它各民族要素也纷纷走上了解体的历史末路。拓跋鲜卑的南迁为鲜汉民族的融合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地域條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历史全局具有不可低估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3，4（1）.
[2]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15.
[3]张元兴.近二十余年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交融史研究综述[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8（30）.
【关键词】拓跋鲜卑；南迁；中原汉族；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移到呼伦贝尔大泽，并在西迁过程中与匈奴部落混合后，形成拓跋鲜卑。其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入中原汉地过程中建立了北魏民族政权，并逐渐适应中原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不断地超越原来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汉化的良性发展轨道。可以说拓跋鲜卑社会发展进程即是一部南迁的历史，同时也是拓跋鲜卑从原始社会开始向更高一级文明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拓跋鲜卑南迁的过程，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拓跋鲜卑两次由北向南的迁徙，为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在历史上我国北方地区活跃了较多的游牧民族，其不仅属于不同的族系和文化传统，而且具有各自的特点及发展经历，但这些游牧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兴起后不断由北向南进行迁徙。
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嘎仙洞一带，过着游猎生活，以射猎为业。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山地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充分地利用呼伦贝尔草原丰盛的水草繁殖牲畜和繁衍人口，而且从周邻地区吸收先进的文明因素，在生产工具、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鲜卑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当时杂居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部分匈奴人、高车人与拓跋鲜卑形成了一个部落结合体，这个阶段社会世袭制开始萌芽。为了能够建立都邑，拓跋鲜卑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开始向匈奴故地迁徙，迁居在匈奴故地后，处于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势力范围。在檀石槐死后，拓跋鲜卑才得以从东部鲜卑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后以拓跋鲜卑为首成立了部落，这为拓跋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公元261年，拓跋鲜卑与中原汉族政权正式建交，双方开始了贸易往来，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对拓跋鲜卑落后的社会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拓跋鲜卑内部开始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此推动了拓跋鲜卑走上了统一帝国的征途。
导致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与游牧民族自身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息息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原汉族农耕文明的吸引。拓跋鲜卑的南迁历史，与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脱不了关系。作为游牧民族，会随着季节和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大规模迁徙，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拓跋鲜卑自身畜牧业生产方式不仅落后，而且单一，无法有效地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是其获取财富的重要捷径。再加之游牧的马匹，为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当前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其生产和社会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汉族先进的农耕文明对拓跋鲜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原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对周边少数民族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长此以往，则使中原地区具有一种自然的凝聚力，由此架起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桥梁。当中原汉族地区政治出现真空时，北方游牧民族则会加快向中原迁徙的脚步。当其进入到中原后，受当时中原先进的封建社会文明所影响，必然会加快与汉民族的融合。
拓跋鲜卑在两次迁徙活动中，尽管还没有走出游牧文化的地域，没有改变其民族特征，但在迁徙过程中拓跋鲜卑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这为拓跋鲜卑南下与汉族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二、围绕都城问题展开迁徙，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
公元386年拓跋且即位，正式建立北魏国家，这就使定都问题被摆到了重要日程。拓跋鲜卑原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往往逐水草而居，无城郭。进据中原后，面臨着汉人聚居的新统治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逐水草游居的状态，需要通过定都来稳定初建的北魏王朝。通过多年的征战，北魏政权基本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有效控制，当时邺城无论是战略地位、交通还是农业生产都十分发达，而且在历朝对邺城的经营过程中，其基本上具备了建都的条件。当时拓跋硅也有定都邺城之意。但由于受制于当时慕容鲜卑、后燕残余政权、后秦政权及坞壁势力等的威胁，同时当时民族矛盾和文化隔阂也对定都大计最后的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于地利人和的考虑，拓跋硅后将都城定于平城。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候北魏处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时期，拓跋贵族作为主要社会统治力量，鲜卑的旧制旧俗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较为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这种社会环境如果定都中原的话并不利于北魏的发展。当时拓跋贵族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自尊，平城地区作为拓跋鲜卑崛起之地，无论是地方势力还是民族关系对于北魏的发展和稳定都十分有利。而且当时平城周围的民族文化气息也与初期北魏社会的游牧气息相适应，定都于此有利于增强北魏政权的凝聚力和扩张力。平城所在地其他势力不易侵入，有利于北魏巩固军事优势，为完成统一北方打下良好的基础。
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拓跋鲜卑从游居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转折点。定都平城后，拓跋硅开始着手营建宫室、宗宙，使平城基本具备了汉式国都的规模。而且当时北魏统治者为了发展京域地区，采取了强制移民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拓跋鲜卑聚族而居的单一格局，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随着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和拓跋鲜卑民文明历史的不断发展，平城已无法更好地与当前北魏社会的发展和鲜汉民族融合的趋势相适应，这种情况下，需要对都城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实现更全面的统治。因此在孝文帝时期，拓跋鲜卑又进行一次南迁。北魏统一北方后，其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展，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对北魏社会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拓跋鲜卑封建化、农业化和汉化具有不可逆转性。当时军事征服战争已结束，统治者更重视文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全面对中原封建文明进行接受，但当前平城地处偏北，周围的文化氛围对于拓跋鲜卑封建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阻碍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因此当时孝文帝以其巧妙的政治手段和强制的军事压力率领拓跋鲜卑迁都洛阳。 洛阳作为当时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中心区域，拓跋鲜卑迁都洛阳后，使拓跋鲜卑彻底割断了与原游牧地区的联系，完全纳入到中原汉族农业区域，处于华夏文化的包围中，有效地加快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当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统治上采用汉法，对北魏社会进行全面汉化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迁都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进行了改造，使其与汉人无异，鲜汉民族融合的大势已形成。定都洛阳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已具备了华夏之邦的恢宏气势，并发展成为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
迁都洛阳后的拓跋鲜卑开始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而且在南迁过程中，其他诸民族要素也逐渐瓦解，最终融入了汉民族共同体中。
三、拓跋南迁的历史也是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
民族作为历史性社会形态，在这个历史性社会形态发展演变过程中，民族融合作为典型特征及客观必然，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通过民族融合，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逐步趋同。在拓跋鲜卑和汉族的融合过程中，拓跋鲜卑原有的民族要素在不断瓦解，并开始向汉族的民族要素方向发展并优化，最终呈现出鲜明的汉化倾向，并与汉民族相混同。
民族迁徙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前提条件，拓跋鲜卑在不断的南迁活动中，打破了民族共同地域。无论是从大兴安岭地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还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迁入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迁居盛乐、定都平城，最后迁都洛阳，在连续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拓跋鲜卑从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并在南迁过程中不断与最初游牧地的联系割断，最终丧失了原有作为游牧民族的民族共同地域，长期居于汉民族的共同地域，成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南迁为鲜汉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
随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变迁，作为拓跋鲜卑生存发展基础的经济生活也开始了由游牧到定居农业的适应性转变，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最终让位给较高水平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拓跋鲜卑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而经济生活又是其它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共同经济生活的变化，民族共同语言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拓跋鲜卑其它各民族要素也纷纷走上了解体的历史末路。拓跋鲜卑的南迁为鲜汉民族的融合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地域條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历史全局具有不可低估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3，4（1）.
[2]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15.
[3]张元兴.近二十余年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交融史研究综述[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