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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视请示报告是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一贯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全党全军忠实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讲政治、讲规矩、守纪律，对核心坚决维护、自觉追随，千军万马行动如一人，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回望党史军史，这一政治优势在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下级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重大问题。1923年6月，党成立初期，中央即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8年10月，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种类、内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表示，不按时递交详细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敌后根据地彼此分割的现状，解决抗日根据地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1942年9月，针对王明不请示不报告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为了生存，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就导致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措施有时不能贯彻到底，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8年，在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凝聚全党力量，中央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多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9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规定，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初步确立。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到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战争年代，要贯彻请示报告制度，离不开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的安全顺畅，离不开全党全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发展和完善。1945年11月起，为应对国民党进攻，中央发出《整顿通信机要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做好各自为战、长期作战的准备，指示“各大战略区建立通信联络分局”“主要指挥员行动时必须携带电台”“各根据地在常驻高级机关附近，设立基地电台，成为该区域之联络中枢”。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适应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通信队伍进行调整与整顿，以保障中央对各地的战略指挥，适应将出现的各战役集团间各兵种间的协同作战、各战略区各战场间的配合作战、中央军委对各战区部队的直接指挥作战。中央直接指挥作战行动的指示、命令及紧急军事情报渐多。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频繁对下指挥，对解放军无线电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当敌军进攻陕甘宁时，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军。为保障对全党全军的顺畅指挥，中央军委建立起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的三个战略无线电通信网络。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为应对敌人长途奔袭，中央军委曾制定紧急疏散计划，组织九部机动电台跟随党中央，以保障疏散时中央的通信联络。可见，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电网络的不断完善，使得全党全军能够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络，贯彻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决战前，为了解全局，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执行中央指示的准备工作情况。但是，东北局却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六个月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这使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缺少了解，难以给出具体指示。
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严厉批评。林彪匆忙向中央送来综合报告并作检讨后，毛泽东复电林彪，指出：“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他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國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大决战前夜，毛泽东领导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上的完全统一，从而从容领导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针对辽沈战役的重大问题，在了解东北情况的基础上，他代表中央军委连续给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发出15封电报，纠正了林彪的一再犹豫不决，正确地指导了辽沈战役。
三大战役期间，中央直接联络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和总台20多个;电报量从每月90万字增至每月140万字;特急电报占比从35%增至75%，即刻译发的“4A”特急报急剧增加。毛泽东亲自审阅各野战军电报达千余份，亲自起草有关战略方针和重要决策的电报300余份。为了决战的胜利，他经常不顾疲劳、彻夜不眠地工作。对此，周恩来曾感慨道：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大战役的历史表明，全党全军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军的统一指挥，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和党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历史启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下级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重大问题。1923年6月，党成立初期，中央即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8年10月，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种类、内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表示，不按时递交详细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敌后根据地彼此分割的现状，解决抗日根据地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1942年9月，针对王明不请示不报告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战略决战前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为了生存，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就导致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措施有时不能贯彻到底，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8年，在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凝聚全党力量，中央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多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9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规定，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初步确立。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到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无线电技术为解放战争中贯彻请示报告制度提供支撑
在战争年代，要贯彻请示报告制度，离不开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的安全顺畅，离不开全党全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发展和完善。1945年11月起，为应对国民党进攻，中央发出《整顿通信机要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做好各自为战、长期作战的准备，指示“各大战略区建立通信联络分局”“主要指挥员行动时必须携带电台”“各根据地在常驻高级机关附近，设立基地电台，成为该区域之联络中枢”。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适应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通信队伍进行调整与整顿，以保障中央对各地的战略指挥，适应将出现的各战役集团间各兵种间的协同作战、各战略区各战场间的配合作战、中央军委对各战区部队的直接指挥作战。中央直接指挥作战行动的指示、命令及紧急军事情报渐多。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频繁对下指挥，对解放军无线电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当敌军进攻陕甘宁时，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军。为保障对全党全军的顺畅指挥，中央军委建立起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的三个战略无线电通信网络。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为应对敌人长途奔袭，中央军委曾制定紧急疏散计划，组织九部机动电台跟随党中央，以保障疏散时中央的通信联络。可见，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电网络的不断完善，使得全党全军能够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络，贯彻请示报告制度。
三大战役中全党全军积极贯彻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决战前，为了解全局，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执行中央指示的准备工作情况。但是，东北局却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六个月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这使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缺少了解，难以给出具体指示。
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严厉批评。林彪匆忙向中央送来综合报告并作检讨后，毛泽东复电林彪，指出：“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他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國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大决战前夜，毛泽东领导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上的完全统一，从而从容领导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针对辽沈战役的重大问题，在了解东北情况的基础上，他代表中央军委连续给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发出15封电报，纠正了林彪的一再犹豫不决，正确地指导了辽沈战役。
三大战役期间，中央直接联络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和总台20多个;电报量从每月90万字增至每月140万字;特急电报占比从35%增至75%，即刻译发的“4A”特急报急剧增加。毛泽东亲自审阅各野战军电报达千余份，亲自起草有关战略方针和重要决策的电报300余份。为了决战的胜利，他经常不顾疲劳、彻夜不眠地工作。对此，周恩来曾感慨道：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大战役的历史表明，全党全军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军的统一指挥，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和党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历史启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