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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生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位江西永新籍的英雄豪杰，曾经两度主政新疆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疆工作、生活的时间更是超过30年，对当代新疆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功绩将永远被新疆各族人民所铭记。
倡导农村“五好”建设
以“好的条田、好的林带、好的道路、好的渠道、好的居民点”为内容的“五好连队”建设，始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当时，新疆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主要受干旱缺水、风沙侵害等方面的严重制约。根据新疆灌溉型农业的实际，兵团在选址建设国营农场时就非常注重全面规划、科学布局，在有关勘测设计部门和苏联援华专家迪托夫、乌斯洛夫的参与指导下，适当地借鉴了苏联中亚地区国营农场的经验，从林网、渠系、条田和居民点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划和配套建设。其中，条田规划设计主要是依据渠道布局和便于机械化耕作的要求进行的，一般是每块条田面积600—750亩。道路、林带随条田或渠道的边缘布置，每条林带栽树10行以上。场外渠系按地区性或流域性的总体规划设置，场内分为干、支、斗、垄四级固定渠道模式。一般干渠包团（场），支渠包营（连），斗渠包排（队），垄渠包班（组）。在农场下属的生产队中，每队设1个集中的居民点。每个国营农场建成后，兵团都要统一进行严格的验收审定。先进的农业技术、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科学的规划建设创造了兵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辉煌，使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兵团农场一度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为新疆广大农村树立了好榜样。
兵团的兴旺繁荣，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肯定，也不断地吸引着内地省区市的人员前来参观学习。特别是“五好连队”建设经验，更引起了王恩茂的高度关注。1961年7月，在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他专门组织500多名会议代表，顶烈日冒酷暑，现场观摩了兵团农七师、农八师的“五好连队”建设情况。他们所到之处，但见：道路平坦笔直；林带成网连片，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大块条田平整如镜，作物长势茁壮，一派丰收景象。这令王恩茂赞赏不已，以致于他在会议结束时所作的题为《要把新疆农村建设成美丽、繁荣、可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结讲话中，再次声称此次参观使代表们“看到了美丽的、繁荣的、可爱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看到了这个全民所有制大农业企业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发展前途”，进而认定“这是我们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前景，是我们建设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和方向。我们应向生产兵团国营农场这个榜样学习，向这个方向努力”。由此他号召各地应立即着手从条田、渠道、林网、道路、居民点等方面进行“人民公社的规划和建设”，力争用3—5年，最迟8年赶上目前兵团农场的水平。同时他还要求“兵团也应给以大力支持”，“要把帮助人民公社进行规划和建设作为自己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1964年5月4日，王恩茂在麦盖提县公社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自治区发展人民公社经济，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达到以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村庄为内容和标准的‘五好’要求。”农村“五好”建设的概念由此诞生。
自治区党委在认真总结兵团的经验后，提出了新疆农村建设“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的方针。兵团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帮助地方57个县（市）的87个乡（镇）规划建设了“五好新农村”。农村“五好”建设因此在全疆各地深入展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恩茂惨遭批斗，并被迫于1969年1月离开新疆，农村“五好”建设也受到严重影响。1981年10月，当王恩茂重返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他依然惦记、关心着这项前无古人的美好事业。次年2月16日，他在自治区绿化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特别要求“农村和兵团农场，要继续坚持建设‘五好’”。由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五好”建设再兴高潮。
作为兵团广大指战员和新疆地方各族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尊重科学、因地制宜的智慧结晶，农村“五好”建设对新疆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至1995年的17年间，全疆粮食作物亩产由107公斤增至305.5公斤，棉花亩产由25公斤增至83.9公斤，据测算分析，增产的效应中，“五好”建设所占份额达30%—50%，土地利用率高达85%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后来新疆进行现代化大农业综合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多事之秋的新疆接连发生了三件扰乱社会安定局面的大事：一是1980年11月上旬，因受到全国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风等的感染，喀什、阿克苏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垦区的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长时间聚集在阿克苏，强烈要求返沪定居；二是1981年1月13日至16日，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将该县一座清真寺失火当做宗教问题，乘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呼反动口号，游行示威，围攻机关，殴打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并扬言要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三是“高旭事件”，它直接催生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
所谓“高旭事件”，是指1980年8月2日晚，一支由新疆进藏运送部队物资回返的军用车队，从喀喇昆仑山途经204道班时，突然被公路中央横出的三道障碍所阻，车门玻璃被撞碎。此时，有几个手执器械的人冲上来，试图拦截车队，其中一个人跳上一辆军车来抢夺方向盘，使军车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在危急情况下，战士高旭为了保护车队，便鸣枪示警，不慎将维吾尔族青年道班工阿皮孜·阿不都拉误伤致死。
这样一起涉及军民关系的事件,却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肆意渲染和挑拨，而引发了数百名维吾尔族群众的集会游行。后在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时，100多名汉族群众围攻法庭，并将高旭从看押人员手中抢出，试图纵容其逃走。
在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的大量而又艰辛的努力下，“高旭事件”虽得以平息，但却轰动全疆，乃至牵动了党中央。
乌拉太也夫是一位1947年7月参加革命，195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之下，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而成长起来的一位维吾尔族军队干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在新疆30多年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既凝聚着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心血，更离不开汉族干部群众的奉献，各民族只有团结和睦，新疆才能繁荣发展。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撰写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随后，当两位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时，他便将《建议》稿和盘托出。
该《建议》稿在新华社内参发表后，立即引起邓小平的关注和重视。邓小平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都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乌拉太也夫有功。”
新疆工作特别是新疆民族团结工作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81年7月6日，当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了新疆工作后，即作出重要而又明确的指示，形成《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并由党中央下发。《纪要》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首度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两个离不开”的思想由此正式诞生。
为了推动新疆工作尤其是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面貌一新，党中央于同年10月将具有丰富新疆工作经验且在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王恩茂从吉林省调回，再度主持新疆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82年3月，在自治区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委一班人提出：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集中解决了一批影响民族团结大局的现实问题，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继之，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要求自5月中旬起，集中而又全面地在各民族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并把民族政策教育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同时还提出了在全疆范围内普遍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的要求。
这一独创性的做法立即为党中央所高度重视和肯定。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中央办公厅于8月4日以中办发[1982]22号文件，向全国全文转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民族自治区、州（盟）、县（旗）均应仿照新疆的正确做法，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一段时间集中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同时还强调指出，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各级党委，都要把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抓紧抓好民族政策教育工作，来不断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发展。
在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的鼓舞和引导下，自治区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11月10日至15日，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召开，它不仅是新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各民族大团结的盛会，也是新疆和平解放33年来召开的第一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更是在全国率先召开的省级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来自全疆10多个民族、各条战线和社会各界的506名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出席大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派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李贵和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出席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大会上作题为《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全面开创我区民族团结的新局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述了自治区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总结了增强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并特别对“两个离不开”的思想作了深入而又全面的阐述，将它确立为全疆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他明确指出：要增强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宣传和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充分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把民族团结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民族之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身体力行，争做民族团结的带头人。会议期间，有48人在大会上发言，183个先进集体和322名先进个人光荣地受到表彰。
为了响应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关于“人人都有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得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政策，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好事”的号召，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倡议，建议将每年5月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根据这一倡议，自治区党委决定从1983年起，每年5月在全疆开展以集中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为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以进一步提高各族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增强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乔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盛赞此次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举”，并对自治区党委所作的每年5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决定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大会报告中关于“两个离不开”思想的深刻阐述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党委于1983年4月28日发出《关于在全区开展1983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民族团结教育月中，要集中进行一次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要集中突出、丰富多彩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要广泛开展各民族之间的联谊活动，要继续开展学雷锋、学先进的活动，并要结合宣传教育，认真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当日，自治区暨乌鲁木齐市联合召开了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动员大会，自治区的首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由此拉开帷幕。从此，一年一度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作为自治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被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且年年抓5月、5月促全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地“更上一层楼”。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于1987年在给自治区第二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的贺电中这样评价道：“你们在处理民族关系、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增进民族团结方面，有不少创造，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动荡，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致使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1990年2月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顾委主任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作题为《抓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是确保新疆稳定的关键》的讲话，他说：“要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互相离不开、亲密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行动准则。”由此使“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6个多月后，江泽民到新疆考察，在针对稳定工作、民族团结和宗教工作等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从而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发展、完善为“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并使之成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情系新疆魂归西域
王恩茂富有浓厚的新疆情结，从他给子女的取名中可略见一斑。
1949年10月，正当王震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两军驻扎于甘肃酒泉，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挺进新疆时，骆岚与其他指战员的家属一道，带着4岁的北离、两岁的北会和尚不足两月的北新（老大王北来留在山西河津县二军子弟学校幼儿园），自西安启程，坐着大卡车，经过长途颠簸来到酒泉，与已是人民解放军第二军政委的丈夫王恩茂相会了。
当王恩茂见到骆岚母子四人时，只管高兴地连声说：“好！好！”而对他们一路上的艰辛却很少问及，以致骆岚心有怨气，便喋喋不休地向丈夫倾诉起来：“别的首长都能想到老婆、孩子路上会有困难，派警卫员到西安去接他们，你就想不到。特别是我才出月子不久啊！”
不料，王恩茂却近乎质问似的说：“首长的孩子、家属都派人去接，一般同志的家属怎么办？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可以锻炼人嘛！工作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经过一番委婉、耐心的批评和开导，骆岚就再也没有什么怨言了。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恩茂先是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军政委兼喀什军区（1951年10月改称南疆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喀什区党委（1952年2月改称南疆区党委）书记等职；1952年7月以后，他相继担当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等重任。与此同时，他也是8个孩子的父亲了。在这些孩子中，王北长、王北建、王北难和王北成四人出生于新疆，因而他们的起名都与新疆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天，在商量着该给进疆后所生的头一个孩子取什么名字时，王恩茂提议说：“我们的这个孩子起名叫北长吧！以后再生的就叫北建，意思就是我们要长期建设新疆，你说好不好？”妻子十分赞同地点头说道：“很好，很有意义！”
1981年，当组织上需要王恩茂再返新疆主持大局时，他毫无怨言，很快就离开了经济发达的吉林省。10月27日，在返疆后首次主持召开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王恩茂敞开心扉、饱含真情地发表讲话说：“中央决定我回新疆工作，从我内心说是很高兴的。为什么？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我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我曾在新疆二十年，同新疆各族干部、各族人民共同工作，共同斗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确确实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第二条，我热爱新疆——我们祖国的边疆，愿意为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真是地大物博……第三条，我认为新疆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反霸的前哨，愿意为保卫祖国边疆而奋斗……”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此后有一天，当他去南疆调研路过轮台古城时，下车来到一堵形迹已经十分模糊的残垣断壁前，凝视良久，思绪万千，尔后无限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汉代的张骞、班超，离乡背井，建功西域，后来就从这条路上回到长安。而今我们是往前走，不回头，要一辈子扎根新疆。将来我死后，就埋在天山脚下。”有人看到，当时他的脸上泛着一种无比坚定的光芒。
1985年10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要求，坚决请求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对新当选的宋汉良、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与会代表发自肺腑地说：“我今年已满72岁了。我早就向中央谈过应当退下来。这次退下来了，是很适当的。我一直表示，退下来后也不离开新疆，因为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
“言必信，行必果”。尽管王恩茂于1986年4月又被提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却一直居住在乌鲁木齐，始终不渝地关心、关怀着新疆的各项事业，并挤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深入全疆各地检查、调研，积极努力地为自治区党委新一届领导班子建言献策，在促进自治区地方与石油部门的协同发展，活跃横向经济联合等方面贡献了余热。直至2001年4月病逝，他最终选择了将其骨灰安放在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从而了却了其“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的夙愿。○
题图 王震（右二）等在新疆合影
责任编辑 梅 宏
倡导农村“五好”建设
以“好的条田、好的林带、好的道路、好的渠道、好的居民点”为内容的“五好连队”建设，始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当时，新疆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主要受干旱缺水、风沙侵害等方面的严重制约。根据新疆灌溉型农业的实际，兵团在选址建设国营农场时就非常注重全面规划、科学布局，在有关勘测设计部门和苏联援华专家迪托夫、乌斯洛夫的参与指导下，适当地借鉴了苏联中亚地区国营农场的经验，从林网、渠系、条田和居民点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划和配套建设。其中，条田规划设计主要是依据渠道布局和便于机械化耕作的要求进行的，一般是每块条田面积600—750亩。道路、林带随条田或渠道的边缘布置，每条林带栽树10行以上。场外渠系按地区性或流域性的总体规划设置，场内分为干、支、斗、垄四级固定渠道模式。一般干渠包团（场），支渠包营（连），斗渠包排（队），垄渠包班（组）。在农场下属的生产队中，每队设1个集中的居民点。每个国营农场建成后，兵团都要统一进行严格的验收审定。先进的农业技术、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科学的规划建设创造了兵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辉煌，使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兵团农场一度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为新疆广大农村树立了好榜样。
兵团的兴旺繁荣，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肯定，也不断地吸引着内地省区市的人员前来参观学习。特别是“五好连队”建设经验，更引起了王恩茂的高度关注。1961年7月，在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他专门组织500多名会议代表，顶烈日冒酷暑，现场观摩了兵团农七师、农八师的“五好连队”建设情况。他们所到之处，但见：道路平坦笔直；林带成网连片，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大块条田平整如镜，作物长势茁壮，一派丰收景象。这令王恩茂赞赏不已，以致于他在会议结束时所作的题为《要把新疆农村建设成美丽、繁荣、可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结讲话中，再次声称此次参观使代表们“看到了美丽的、繁荣的、可爱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看到了这个全民所有制大农业企业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发展前途”，进而认定“这是我们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前景，是我们建设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和方向。我们应向生产兵团国营农场这个榜样学习，向这个方向努力”。由此他号召各地应立即着手从条田、渠道、林网、道路、居民点等方面进行“人民公社的规划和建设”，力争用3—5年，最迟8年赶上目前兵团农场的水平。同时他还要求“兵团也应给以大力支持”，“要把帮助人民公社进行规划和建设作为自己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1964年5月4日，王恩茂在麦盖提县公社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自治区发展人民公社经济，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达到以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村庄为内容和标准的‘五好’要求。”农村“五好”建设的概念由此诞生。
自治区党委在认真总结兵团的经验后，提出了新疆农村建设“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的方针。兵团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帮助地方57个县（市）的87个乡（镇）规划建设了“五好新农村”。农村“五好”建设因此在全疆各地深入展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恩茂惨遭批斗，并被迫于1969年1月离开新疆，农村“五好”建设也受到严重影响。1981年10月，当王恩茂重返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他依然惦记、关心着这项前无古人的美好事业。次年2月16日，他在自治区绿化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特别要求“农村和兵团农场，要继续坚持建设‘五好’”。由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五好”建设再兴高潮。
作为兵团广大指战员和新疆地方各族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尊重科学、因地制宜的智慧结晶，农村“五好”建设对新疆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至1995年的17年间，全疆粮食作物亩产由107公斤增至305.5公斤，棉花亩产由25公斤增至83.9公斤，据测算分析，增产的效应中，“五好”建设所占份额达30%—50%，土地利用率高达85%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后来新疆进行现代化大农业综合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多事之秋的新疆接连发生了三件扰乱社会安定局面的大事：一是1980年11月上旬，因受到全国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风等的感染，喀什、阿克苏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垦区的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长时间聚集在阿克苏，强烈要求返沪定居；二是1981年1月13日至16日，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将该县一座清真寺失火当做宗教问题，乘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呼反动口号，游行示威，围攻机关，殴打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并扬言要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三是“高旭事件”，它直接催生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
所谓“高旭事件”，是指1980年8月2日晚，一支由新疆进藏运送部队物资回返的军用车队，从喀喇昆仑山途经204道班时，突然被公路中央横出的三道障碍所阻，车门玻璃被撞碎。此时，有几个手执器械的人冲上来，试图拦截车队，其中一个人跳上一辆军车来抢夺方向盘，使军车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在危急情况下，战士高旭为了保护车队，便鸣枪示警，不慎将维吾尔族青年道班工阿皮孜·阿不都拉误伤致死。
这样一起涉及军民关系的事件,却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肆意渲染和挑拨，而引发了数百名维吾尔族群众的集会游行。后在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时，100多名汉族群众围攻法庭，并将高旭从看押人员手中抢出，试图纵容其逃走。
在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的大量而又艰辛的努力下，“高旭事件”虽得以平息，但却轰动全疆，乃至牵动了党中央。
乌拉太也夫是一位1947年7月参加革命，195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之下，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而成长起来的一位维吾尔族军队干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在新疆30多年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既凝聚着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心血，更离不开汉族干部群众的奉献，各民族只有团结和睦，新疆才能繁荣发展。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撰写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随后，当两位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时，他便将《建议》稿和盘托出。
该《建议》稿在新华社内参发表后，立即引起邓小平的关注和重视。邓小平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都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乌拉太也夫有功。”
新疆工作特别是新疆民族团结工作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81年7月6日，当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了新疆工作后，即作出重要而又明确的指示，形成《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并由党中央下发。《纪要》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首度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两个离不开”的思想由此正式诞生。
为了推动新疆工作尤其是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面貌一新，党中央于同年10月将具有丰富新疆工作经验且在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王恩茂从吉林省调回，再度主持新疆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82年3月，在自治区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委一班人提出：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集中解决了一批影响民族团结大局的现实问题，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继之，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要求自5月中旬起，集中而又全面地在各民族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并把民族政策教育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同时还提出了在全疆范围内普遍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的要求。
这一独创性的做法立即为党中央所高度重视和肯定。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中央办公厅于8月4日以中办发[1982]22号文件，向全国全文转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民族自治区、州（盟）、县（旗）均应仿照新疆的正确做法，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一段时间集中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同时还强调指出，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各级党委，都要把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抓紧抓好民族政策教育工作，来不断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发展。
在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的鼓舞和引导下，自治区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11月10日至15日，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召开，它不仅是新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各民族大团结的盛会，也是新疆和平解放33年来召开的第一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更是在全国率先召开的省级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来自全疆10多个民族、各条战线和社会各界的506名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出席大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派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李贵和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出席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大会上作题为《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全面开创我区民族团结的新局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述了自治区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总结了增强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并特别对“两个离不开”的思想作了深入而又全面的阐述，将它确立为全疆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他明确指出：要增强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宣传和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充分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把民族团结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民族之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身体力行，争做民族团结的带头人。会议期间，有48人在大会上发言，183个先进集体和322名先进个人光荣地受到表彰。
为了响应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关于“人人都有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得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政策，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好事”的号召，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倡议，建议将每年5月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根据这一倡议，自治区党委决定从1983年起，每年5月在全疆开展以集中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为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以进一步提高各族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增强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乔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盛赞此次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举”，并对自治区党委所作的每年5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决定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大会报告中关于“两个离不开”思想的深刻阐述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党委于1983年4月28日发出《关于在全区开展1983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民族团结教育月中，要集中进行一次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要集中突出、丰富多彩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要广泛开展各民族之间的联谊活动，要继续开展学雷锋、学先进的活动，并要结合宣传教育，认真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当日，自治区暨乌鲁木齐市联合召开了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动员大会，自治区的首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由此拉开帷幕。从此，一年一度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作为自治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被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且年年抓5月、5月促全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地“更上一层楼”。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于1987年在给自治区第二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的贺电中这样评价道：“你们在处理民族关系、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增进民族团结方面，有不少创造，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动荡，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致使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1990年2月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顾委主任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作题为《抓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是确保新疆稳定的关键》的讲话，他说：“要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互相离不开、亲密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行动准则。”由此使“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6个多月后，江泽民到新疆考察，在针对稳定工作、民族团结和宗教工作等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从而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发展、完善为“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并使之成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情系新疆魂归西域
王恩茂富有浓厚的新疆情结，从他给子女的取名中可略见一斑。
1949年10月，正当王震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两军驻扎于甘肃酒泉，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挺进新疆时，骆岚与其他指战员的家属一道，带着4岁的北离、两岁的北会和尚不足两月的北新（老大王北来留在山西河津县二军子弟学校幼儿园），自西安启程，坐着大卡车，经过长途颠簸来到酒泉，与已是人民解放军第二军政委的丈夫王恩茂相会了。
当王恩茂见到骆岚母子四人时，只管高兴地连声说：“好！好！”而对他们一路上的艰辛却很少问及，以致骆岚心有怨气，便喋喋不休地向丈夫倾诉起来：“别的首长都能想到老婆、孩子路上会有困难，派警卫员到西安去接他们，你就想不到。特别是我才出月子不久啊！”
不料，王恩茂却近乎质问似的说：“首长的孩子、家属都派人去接，一般同志的家属怎么办？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可以锻炼人嘛！工作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经过一番委婉、耐心的批评和开导，骆岚就再也没有什么怨言了。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恩茂先是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军政委兼喀什军区（1951年10月改称南疆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喀什区党委（1952年2月改称南疆区党委）书记等职；1952年7月以后，他相继担当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等重任。与此同时，他也是8个孩子的父亲了。在这些孩子中，王北长、王北建、王北难和王北成四人出生于新疆，因而他们的起名都与新疆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天，在商量着该给进疆后所生的头一个孩子取什么名字时，王恩茂提议说：“我们的这个孩子起名叫北长吧！以后再生的就叫北建，意思就是我们要长期建设新疆，你说好不好？”妻子十分赞同地点头说道：“很好，很有意义！”
1981年，当组织上需要王恩茂再返新疆主持大局时，他毫无怨言，很快就离开了经济发达的吉林省。10月27日，在返疆后首次主持召开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王恩茂敞开心扉、饱含真情地发表讲话说：“中央决定我回新疆工作，从我内心说是很高兴的。为什么？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我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我曾在新疆二十年，同新疆各族干部、各族人民共同工作，共同斗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确确实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第二条，我热爱新疆——我们祖国的边疆，愿意为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真是地大物博……第三条，我认为新疆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反霸的前哨，愿意为保卫祖国边疆而奋斗……”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此后有一天，当他去南疆调研路过轮台古城时，下车来到一堵形迹已经十分模糊的残垣断壁前，凝视良久，思绪万千，尔后无限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汉代的张骞、班超，离乡背井，建功西域，后来就从这条路上回到长安。而今我们是往前走，不回头，要一辈子扎根新疆。将来我死后，就埋在天山脚下。”有人看到，当时他的脸上泛着一种无比坚定的光芒。
1985年10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要求，坚决请求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对新当选的宋汉良、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与会代表发自肺腑地说：“我今年已满72岁了。我早就向中央谈过应当退下来。这次退下来了，是很适当的。我一直表示，退下来后也不离开新疆，因为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
“言必信，行必果”。尽管王恩茂于1986年4月又被提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却一直居住在乌鲁木齐，始终不渝地关心、关怀着新疆的各项事业，并挤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深入全疆各地检查、调研，积极努力地为自治区党委新一届领导班子建言献策，在促进自治区地方与石油部门的协同发展，活跃横向经济联合等方面贡献了余热。直至2001年4月病逝，他最终选择了将其骨灰安放在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从而了却了其“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身”的夙愿。○
题图 王震（右二）等在新疆合影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