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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当代意义。本文主要探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特色、理论的局限性、及其当代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范例。针对现代人这种文化困境，法兰克福学派超越传统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开始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众所周知，法兰克福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作为欧洲法西斯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见证了德国纳粹如何使用大众文化工具来奴化人民接受其法西斯文化和社会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实践，体现了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批判精神。从总体上说，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有否定的、消极的批判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但并不全面，它的片面性在于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简单地分为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值得再商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评，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遭到文化发展的事实的否定。
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即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而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则主要是由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所造成的。由此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具体考察，不难看出这一理论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一）批判的激进性和彻底否定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是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为激进与严厉的一种。除本雅明以外，他们几乎自始至终地贯彻了彻底的激进否定立场和坚决拒斥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大众文化的产生与扩张湮灭了文化艺术追求崇高、反抗现实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不仅堕落为一种庸俗的、平面化的商品性文化消费，而且成为一种维护不合理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极权统治具有共谋性关系。
（二）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意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固然属于明确的文化研究取向，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批判的理论传统而言，的确进入于文化领域，并将批判直接指向了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现实，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断然出离于、超然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旨趣：一方面，它严厉指责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倾向，批判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与共谋；另一方面，它痛斥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指责其成为极权社会不合理统治的帮凶。而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切入文化层面进行理论反思，正是欲使文化批判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实践力量，使大众、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唤醒他们的反抗和批判精神与阶级意识。
在严格的意义上，大众文化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批判，毋宁说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的政治经济批判。而这是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卢卡奇以来，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特点和理论寻求。与此同时，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式的大众文化批判的主要差异和分歧所在。后者主要是从生命哲学、人本学、文化学以及美学等角度进行的一种非政治意义的批判，如德国生命哲学家尼采、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以及英国文化批判者立维斯、豪哥特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三）批判的内在差异性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上体现巨大的分歧，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视大众文化为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的具体表现：大众文化是启蒙理性为自身树立的耻辱柱，因而对现代性表示了完全的、彻底的怀疑。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大众文化则意味着另外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缺陷，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交往理性的缺失，因而哈贝马斯并不一般地否定现代性。而更为主要的分歧在于本雅明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之间。本雅明同样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并表示了对传统的现代艺术中“灵韵”丧失的感伤与怀念。然而，本雅明并不一般地否定大众文化，而是相反地承认甚至主张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和历史意义。在本雅明看来，一切艺术作品原则上都是可以复制的，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必然性，艺术形式必然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缺乏灵韵的平民化的大众文化与艺术（如电影艺术、照相）的产生与发达正是技术发展的文化结果。本雅明不认为大众文化只具有消极作用，因为大众文化如电影同样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眼界，从而引起人们的感知方式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机械复制艺术能够并且应该承担改造社会的革命功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则由于看到艺术被经济集团和政治力量所操控而沦为大众消费的庸俗化商品，彻底地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丧失了信心，并且给予了毫不容情的激烈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当代意义。但如果我们站在新世纪的理论高度，回首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乃至艺术的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敌对关系为各种商业关系逐渐代替的今天，把这些问题放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若干理论缺陷：
（一）法兰克福学派准确地认识到了真正的艺术应当追求理想和崇高，应当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这是艺术的真正精神之所在。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大众文化的商品低俗化和消费主义倾向给予了坚决的、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真正做到从历史的现实发展上、从艺术本身的动态变化中准确地揭示和分析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过多地停留于对经典艺术的怀恋和伤感，表达了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济世情怀。文化本身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技术手段在艺术发展中的应用是历史的必然，这将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走向。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人们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大众文化都是挥之不去的社会存在。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理论的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没有看到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大众本身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西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看得更加准确。依据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对传媒理论的研究，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一方面，“冲突、矛盾、甚至是误解也就经常在主导与职业意义之间及各自的符号代码之间有规律地发生”，另一方面，大众又“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原因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导致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文化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倾向，还要受市场与宏观环境变量，包括人口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法环境、技术环境等的影响。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市场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另外，认识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固然重要，但认识消费者是如何使用文化商品以及使用方式则更为重要。
（三）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简单地分为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这种简单的二分模式认为它不同于“真艺术”理想模式，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遭到艺术发展的事实的否定。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中。
20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背反和自我冲突的境遇：繁荣与危机并存。20世纪人类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焦虑和危机，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范例。针对现代人这种文化困境，法兰克福学派超越传统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开始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性的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现代性的积极的、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潜力和内涵。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现代性危机，纠正那些使我们偏离航向的负面因素。我们要把现代性的追求内化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中，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参考文献：
[1]衣俊卿.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哈贝马斯，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霍克海默，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刘兰芝（1983—），女，广西德保人，硕士，讲师，现供职于百色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众所周知，法兰克福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作为欧洲法西斯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见证了德国纳粹如何使用大众文化工具来奴化人民接受其法西斯文化和社会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实践，体现了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批判精神。从总体上说，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有否定的、消极的批判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但并不全面，它的片面性在于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简单地分为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值得再商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评，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遭到文化发展的事实的否定。
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即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而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则主要是由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所造成的。由此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具体考察，不难看出这一理论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一）批判的激进性和彻底否定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是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为激进与严厉的一种。除本雅明以外，他们几乎自始至终地贯彻了彻底的激进否定立场和坚决拒斥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大众文化的产生与扩张湮灭了文化艺术追求崇高、反抗现实的自由超越精神，使之不仅堕落为一种庸俗的、平面化的商品性文化消费，而且成为一种维护不合理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极权统治具有共谋性关系。
（二）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意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固然属于明确的文化研究取向，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批判的理论传统而言，的确进入于文化领域，并将批判直接指向了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现实，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断然出离于、超然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旨趣：一方面，它严厉指责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倾向，批判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与共谋；另一方面，它痛斥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指责其成为极权社会不合理统治的帮凶。而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切入文化层面进行理论反思，正是欲使文化批判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实践力量，使大众、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唤醒他们的反抗和批判精神与阶级意识。
在严格的意义上，大众文化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批判，毋宁说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的政治经济批判。而这是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卢卡奇以来，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特点和理论寻求。与此同时，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式的大众文化批判的主要差异和分歧所在。后者主要是从生命哲学、人本学、文化学以及美学等角度进行的一种非政治意义的批判，如德国生命哲学家尼采、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以及英国文化批判者立维斯、豪哥特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三）批判的内在差异性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上体现巨大的分歧，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视大众文化为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的具体表现：大众文化是启蒙理性为自身树立的耻辱柱，因而对现代性表示了完全的、彻底的怀疑。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大众文化则意味着另外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缺陷，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交往理性的缺失，因而哈贝马斯并不一般地否定现代性。而更为主要的分歧在于本雅明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之间。本雅明同样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并表示了对传统的现代艺术中“灵韵”丧失的感伤与怀念。然而，本雅明并不一般地否定大众文化，而是相反地承认甚至主张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和历史意义。在本雅明看来，一切艺术作品原则上都是可以复制的，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必然性，艺术形式必然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缺乏灵韵的平民化的大众文化与艺术（如电影艺术、照相）的产生与发达正是技术发展的文化结果。本雅明不认为大众文化只具有消极作用，因为大众文化如电影同样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眼界，从而引起人们的感知方式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机械复制艺术能够并且应该承担改造社会的革命功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则由于看到艺术被经济集团和政治力量所操控而沦为大众消费的庸俗化商品，彻底地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丧失了信心，并且给予了毫不容情的激烈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当代意义。但如果我们站在新世纪的理论高度，回首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乃至艺术的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敌对关系为各种商业关系逐渐代替的今天，把这些问题放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若干理论缺陷：
（一）法兰克福学派准确地认识到了真正的艺术应当追求理想和崇高，应当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这是艺术的真正精神之所在。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大众文化的商品低俗化和消费主义倾向给予了坚决的、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真正做到从历史的现实发展上、从艺术本身的动态变化中准确地揭示和分析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过多地停留于对经典艺术的怀恋和伤感，表达了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济世情怀。文化本身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技术手段在艺术发展中的应用是历史的必然，这将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走向。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人们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大众文化都是挥之不去的社会存在。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理论的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没有看到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大众本身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西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看得更加准确。依据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对传媒理论的研究，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一方面，“冲突、矛盾、甚至是误解也就经常在主导与职业意义之间及各自的符号代码之间有规律地发生”，另一方面，大众又“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原因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导致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文化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倾向，还要受市场与宏观环境变量，包括人口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法环境、技术环境等的影响。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市场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另外，认识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固然重要，但认识消费者是如何使用文化商品以及使用方式则更为重要。
（三）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简单地分为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这种简单的二分模式认为它不同于“真艺术”理想模式，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遭到艺术发展的事实的否定。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中。
20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背反和自我冲突的境遇：繁荣与危机并存。20世纪人类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焦虑和危机，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范例。针对现代人这种文化困境，法兰克福学派超越传统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开始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性的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现代性的积极的、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潜力和内涵。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现代性危机，纠正那些使我们偏离航向的负面因素。我们要把现代性的追求内化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中，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参考文献：
[1]衣俊卿.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哈贝马斯，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霍克海默，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刘兰芝（1983—），女，广西德保人，硕士，讲师，现供职于百色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