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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史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冯其庸先生，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就在三天前，1月19日，冯先生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刚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表示：“我对这部抄本《红楼梦》真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
手抄《红楼梦》的出版
冯先生有深厚的小楷功底，这部《石头记》抄本前面部分有明显的晋唐书风，后来转成他较为熟练的文徵明小楷风格，再后来则变为书写较为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
《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其中一个版本因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故名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与其它版本相比较而言年代较早，文字最为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批语两千多条，版本价值最高，极为珍贵。
冯其庸因担心这个珍贵抄本可能会遗失，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因此他决定冒险照原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家人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到1968年6月抄毕，全书整整抄了七个月。
冯其庸曾坦言，之所以想偷偷抄一部保留下来，是因为“万一《红楼梦》被销毁了，我还能保留一部”。“本来最完整的《红楼梦》是八十回，己卯本只剩一半了，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八十回只少两回，而且这两回呢，已经很早就有人补进去了。所以我就私底下托人从图书馆借出来一部庚辰本的影印本。”冯其庸说，借来以后，天天夜里等大家睡了，总得10点以后，他才开始抄。每天限定要抄多少，一般抄到12点，有时候抄到凌晨1点。而他所用的纸，用的墨，用的笔都很讲究。“抄完了这部《红楼梦》，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合曹雪芹的时代和家庭遭遇来看，他的家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才会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
在冯其庸看来，实际上《红楼梦》既是小说，也不完全是小说，它跟一般的纯粹以故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一样，它有很多情节隐蔽在书中，结合他的家庭遭遇可以看出来。“曹雪芹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同时也为了让世人把它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小说来看，不要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盖自己。以前人说它是自传，胡适说《红楼梦》是自传，自传也不对，这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传记来写的。书里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比如太虚幻境，家庭哪来的太虚幻境？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话，他虚构的东西。”冯其庸认为，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
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的中国，在北方，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在南方，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一次正式合作。年过九旬的冯其庸，每每回忆起母亲因无米下锅在厨房暗自抹泪的情景时，都会难以自抑地哽咽片刻。
幼时的冯其庸，因为目睹家中贫困，曾要求停学，但家长没有同意。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他的一个姑妈为了保护女儿，与日本人拼命，最后被日本人乱刀砍死。他的三舅，被日本人吊在树上鞭打致死。冯其庸与母亲闻讯赶来，刚刚把亲人从树上放下，就听说鬼子又回来了，赶紧躲藏起来。他被母亲藏在草垛里，听见外面鬼子的说话声，紧接着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一次又一次。听上去鬼子好像走了，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继续用刺刀直刺。直到天黑，母亲来叫，冯其庸才从草垛中爬出来。
没成画家，却入了国学门
直到17岁，冯其庸才上了初中，在一个半工半读的“青城中学”。
當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各行各业举步维艰。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苏昆剧团，此时来到前洲镇演出，仅仅为挣口饭吃，因为有位乡绅愿意保证最基本的演出费用。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这成为他们的节日。剧团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冯其庸与一些演员渐渐熟络起来，如王传淞、周传瑛、张娴等，后来他们都成为昆曲名角，冯其庸与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2年，冯其庸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因为对纺织印染专业没有兴趣，所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语文课和图画课之中，乐此不疲。此前，冯其庸已经有了一定的书画临摹经验，现在又有了老师指导，进步飞快。一本《芥子园画谱》，不知道被他临摹了多少遍，头脑里，不是花鸟就是书法字体。有一次他与朋友去公园，偶遇大画家诸健秋。诸健秋看了冯其庸的扇面，决定让他作为自己的不拜师弟子。从此，冯其庸常常入室观诸先生作画，或听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诸健秋的一句话让冯先生受用终生，对于书画学习，“看就是学”。
这个时期，也是冯其庸痴迷诗词创作的季节。恰好，诸健秋和他的语文老师张潮象领导着一个诗社——湖山诗社，张先生便邀请他参与进来。
1943年夏天，因为学费，冯其庸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
1945年抗战胜利，冯其庸一边在一所小学教书，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不到两个月，再次失学，就此失去当职业画家的机会。
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系统的国学训练。在无锡国专时期，冯其庸的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参与学生活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
1949年，作为中学教师的冯其庸被中共地下党派去迎接解放军渡江，然后参军。本来计划继续南下，后来为了巩固解放区，组织要他留下。于是，冯其庸在无锡女中担任教师，一直到1954年，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离休十年的冯其庸出任院长。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制定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也来自他的建议。冯其庸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仍在国学院施行：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人民大学每月给冯其庸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但他离职三年之后，将所得津贴悉数还给了国学院，并为学生设立奖学金，自己分文未取。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献给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008年，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冯其庸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大国学即新国学》，为国学院的理念正名。
人生就是一个书架
冯其庸儿时因抗战之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小学之后，冯其庸手里长期只有一部《三国演义》，于是一读再读，最先读故事，然后读诗词，最后连毛宗岗的评点也仔细读了。后来他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得益于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国专时期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讲课。
后来，冯其庸又找来《水浒传》，读到有的地方都能脱口而出的地步。也正是《三国》《水浒》这两本名著引发了冯其庸读书的兴趣，它觉得越读越有滋味。冯其庸说：“后来又读《西厢记》，因为词句漂亮，虽然是很深的文言，但是也喜欢读，几乎读得一部《西厢记》基本上能背”，“读书能使人聪明，启人智慧，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所以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冯先生将自己的家取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
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还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为需要参加的会议特别多，几乎白天都在开会，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后来他调到艺术研究院负责行政工作，天天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到家了才开始读书。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書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博学多才的文史大家
人人都知道冯其庸先生是蜚声中外的红学家，或许是因为他在红学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于掩盖了他在许多其他方面的造诣。殊不知，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
冯其庸在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他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崇，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冯其庸的画远追青藤、白阳，近受齐白石、刘海粟、朱屺瞻的影响。他曾与刘海粟、朱屺瞻、谢稚柳、唐云、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周怀民、许麟庐诸先生游，于书画潜心学习。但是蒙养不同，生活相殊，他的画表现出与前辈们不尽相同的艺术方式。在各种艺术方式之间，他更重“聊写胸中逸气”，表现出与同乡倪迂之间的暗合。
他的画还有“写”的特色，反映了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他早年临写各家各派，但最喜欢的是行书，尤其钟情于王羲之的《圣教序》。他不仅收集了《圣教序》的各种佳拓的影印本和明拓残本，而且反复临写右军（指王羲之）存世的各种书札，以右军书法建构了自己的书法基础。他的书法神清气朗，意远韵长，文气勃发，雅致四溢。他的书法风格，潇洒而不失法度，清秀而远离流俗，规矩而没有造作。这些书法品格都奠立了他的绘画基础。但是，在他的书法中有时又反映出画的谋篇布局和笔墨韵致，表现出中国书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创作中的相互作用，也体现出书画同源的道理。
冯其庸也是汉画像砖的研究者，是中国汉画学会首任会长。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冯先生成为至交，曾请他亲临剧场讲解历史背景与剧情设计。冯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精忠旗）笺证稿》就是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冯先生为人宽厚，但爱憎分明，富有兴情。他以“宽堂”为号，表达出对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画上，他的画率意而天真，寥寥数笔而能全其气韵神采，一切无不透露学养功底。
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曾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当然还想写文章，还想作画，甚至还想再上帕米尔去拍摄我想拍摄的镜头，西部的朋友也都在等着我。如果山川有神，大漠有灵，它们也会等待我、欢迎我，我们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冯先生心中时时萦绕着山川大漠，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曾为冯先生题写联句“胸怀宇宙，御风游遨”。我想这正是先生一生的行为，一生的追求吧。
摘自东方网
手抄《红楼梦》的出版
冯先生有深厚的小楷功底，这部《石头记》抄本前面部分有明显的晋唐书风，后来转成他较为熟练的文徵明小楷风格，再后来则变为书写较为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
《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其中一个版本因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故名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与其它版本相比较而言年代较早，文字最为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批语两千多条，版本价值最高，极为珍贵。
冯其庸因担心这个珍贵抄本可能会遗失，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因此他决定冒险照原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家人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到1968年6月抄毕，全书整整抄了七个月。
冯其庸曾坦言，之所以想偷偷抄一部保留下来，是因为“万一《红楼梦》被销毁了，我还能保留一部”。“本来最完整的《红楼梦》是八十回，己卯本只剩一半了，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八十回只少两回，而且这两回呢，已经很早就有人补进去了。所以我就私底下托人从图书馆借出来一部庚辰本的影印本。”冯其庸说，借来以后，天天夜里等大家睡了，总得10点以后，他才开始抄。每天限定要抄多少，一般抄到12点，有时候抄到凌晨1点。而他所用的纸，用的墨，用的笔都很讲究。“抄完了这部《红楼梦》，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合曹雪芹的时代和家庭遭遇来看，他的家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才会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
在冯其庸看来，实际上《红楼梦》既是小说，也不完全是小说，它跟一般的纯粹以故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一样，它有很多情节隐蔽在书中，结合他的家庭遭遇可以看出来。“曹雪芹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同时也为了让世人把它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小说来看，不要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盖自己。以前人说它是自传，胡适说《红楼梦》是自传，自传也不对，这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传记来写的。书里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比如太虚幻境，家庭哪来的太虚幻境？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话，他虚构的东西。”冯其庸认为，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
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的中国，在北方，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在南方，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一次正式合作。年过九旬的冯其庸，每每回忆起母亲因无米下锅在厨房暗自抹泪的情景时，都会难以自抑地哽咽片刻。
幼时的冯其庸，因为目睹家中贫困，曾要求停学，但家长没有同意。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他的一个姑妈为了保护女儿，与日本人拼命，最后被日本人乱刀砍死。他的三舅，被日本人吊在树上鞭打致死。冯其庸与母亲闻讯赶来，刚刚把亲人从树上放下，就听说鬼子又回来了，赶紧躲藏起来。他被母亲藏在草垛里，听见外面鬼子的说话声，紧接着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一次又一次。听上去鬼子好像走了，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继续用刺刀直刺。直到天黑，母亲来叫，冯其庸才从草垛中爬出来。
没成画家，却入了国学门
直到17岁，冯其庸才上了初中，在一个半工半读的“青城中学”。
當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各行各业举步维艰。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苏昆剧团，此时来到前洲镇演出，仅仅为挣口饭吃，因为有位乡绅愿意保证最基本的演出费用。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这成为他们的节日。剧团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冯其庸与一些演员渐渐熟络起来，如王传淞、周传瑛、张娴等，后来他们都成为昆曲名角，冯其庸与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2年，冯其庸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因为对纺织印染专业没有兴趣，所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语文课和图画课之中，乐此不疲。此前，冯其庸已经有了一定的书画临摹经验，现在又有了老师指导，进步飞快。一本《芥子园画谱》，不知道被他临摹了多少遍，头脑里，不是花鸟就是书法字体。有一次他与朋友去公园，偶遇大画家诸健秋。诸健秋看了冯其庸的扇面，决定让他作为自己的不拜师弟子。从此，冯其庸常常入室观诸先生作画，或听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诸健秋的一句话让冯先生受用终生，对于书画学习，“看就是学”。
这个时期，也是冯其庸痴迷诗词创作的季节。恰好，诸健秋和他的语文老师张潮象领导着一个诗社——湖山诗社，张先生便邀请他参与进来。
1943年夏天，因为学费，冯其庸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
1945年抗战胜利，冯其庸一边在一所小学教书，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不到两个月，再次失学，就此失去当职业画家的机会。
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系统的国学训练。在无锡国专时期，冯其庸的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参与学生活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
1949年，作为中学教师的冯其庸被中共地下党派去迎接解放军渡江，然后参军。本来计划继续南下，后来为了巩固解放区，组织要他留下。于是，冯其庸在无锡女中担任教师，一直到1954年，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离休十年的冯其庸出任院长。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制定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也来自他的建议。冯其庸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仍在国学院施行：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人民大学每月给冯其庸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但他离职三年之后，将所得津贴悉数还给了国学院，并为学生设立奖学金，自己分文未取。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献给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008年，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冯其庸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大国学即新国学》，为国学院的理念正名。
人生就是一个书架
冯其庸儿时因抗战之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小学之后，冯其庸手里长期只有一部《三国演义》，于是一读再读，最先读故事，然后读诗词，最后连毛宗岗的评点也仔细读了。后来他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得益于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国专时期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讲课。
后来，冯其庸又找来《水浒传》，读到有的地方都能脱口而出的地步。也正是《三国》《水浒》这两本名著引发了冯其庸读书的兴趣，它觉得越读越有滋味。冯其庸说：“后来又读《西厢记》，因为词句漂亮，虽然是很深的文言，但是也喜欢读，几乎读得一部《西厢记》基本上能背”，“读书能使人聪明，启人智慧，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所以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冯先生将自己的家取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
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还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为需要参加的会议特别多，几乎白天都在开会，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后来他调到艺术研究院负责行政工作，天天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到家了才开始读书。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書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博学多才的文史大家
人人都知道冯其庸先生是蜚声中外的红学家，或许是因为他在红学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于掩盖了他在许多其他方面的造诣。殊不知，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
冯其庸在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他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崇，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冯其庸的画远追青藤、白阳，近受齐白石、刘海粟、朱屺瞻的影响。他曾与刘海粟、朱屺瞻、谢稚柳、唐云、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周怀民、许麟庐诸先生游，于书画潜心学习。但是蒙养不同，生活相殊，他的画表现出与前辈们不尽相同的艺术方式。在各种艺术方式之间，他更重“聊写胸中逸气”，表现出与同乡倪迂之间的暗合。
他的画还有“写”的特色，反映了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他早年临写各家各派，但最喜欢的是行书，尤其钟情于王羲之的《圣教序》。他不仅收集了《圣教序》的各种佳拓的影印本和明拓残本，而且反复临写右军（指王羲之）存世的各种书札，以右军书法建构了自己的书法基础。他的书法神清气朗，意远韵长，文气勃发，雅致四溢。他的书法风格，潇洒而不失法度，清秀而远离流俗，规矩而没有造作。这些书法品格都奠立了他的绘画基础。但是，在他的书法中有时又反映出画的谋篇布局和笔墨韵致，表现出中国书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创作中的相互作用，也体现出书画同源的道理。
冯其庸也是汉画像砖的研究者，是中国汉画学会首任会长。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冯先生成为至交，曾请他亲临剧场讲解历史背景与剧情设计。冯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精忠旗）笺证稿》就是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冯先生为人宽厚，但爱憎分明，富有兴情。他以“宽堂”为号，表达出对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画上，他的画率意而天真，寥寥数笔而能全其气韵神采，一切无不透露学养功底。
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曾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当然还想写文章，还想作画，甚至还想再上帕米尔去拍摄我想拍摄的镜头，西部的朋友也都在等着我。如果山川有神，大漠有灵，它们也会等待我、欢迎我，我们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冯先生心中时时萦绕着山川大漠，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曾为冯先生题写联句“胸怀宇宙，御风游遨”。我想这正是先生一生的行为，一生的追求吧。
摘自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