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我写了下雨天妈妈给我送伞的故事：有一天，下大雨，我忘了带伞。放学时，我正发愁，突然看到大风中给我送伞的妈妈在校门口等我。凄风冷雨中，我的心中泛起一股暖流。那篇作文得了高分。但那个故事是我编造的———我臆想出了一个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行为与做法。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学时代乃至中学时代，不知不觉受到这样一种灌输：自己说话做事以及作文，必须先确保意识是正确的，是充满爱意和善意的———至于其内容真实与否，并不重要。
　　前不久，我儿子中学期末考试，作文题目也是《我的妈妈》。我去开家长会，看到了儿子的试卷。儿子寫的竟然也是我去给他送伞———见我冒着大雨给他送伞，他激动得差点哭了———更有意思的是，儿子在作文右边的空白处给我留了言说，那是瞎说的，让我别信。我笑了，仿佛回到少年时代。
　　曾与一个小学校长闲聊，她说，在她的学校里，一写关于慈母的作文，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写下雨天妈妈去给自己送伞，真是搞笑。其实，这里面有不搞笑的成分———为什么孩子们的想象力那么贫乏？为什么孩子们习惯于将胡编乱造等同于想象？所有的问题归于一点：我们习惯于把孩子教育成“做正确的自己”，而不是“做真实的自己”。
　　是的，我们的教育，是从“做正确的自己”开始的———这就是我们人之初的启蒙。这个启蒙有好处，就是会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启蒙有个坏处，就是让我们把真实的自己弄丢了。而且，等长大后，我们甚至把那个正确的自己当成了真实的自己。“正确”是我们脸上必戴的面具，这面具戴久了，就长在我们的脸上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单位里，说着该说的话，做着该做的事。几年前，我看到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子，在几家人聚会的酒席上，不说话，大家让她敬酒，她也不敬，挺实诚的。前两天，我看到她也开始端起酒杯，说着老早在心里想好的祝酒词———亲戚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或许他觉得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懂事了。但我明白，对那女孩子而言，虚伪的成人比赛的发令枪已经打响了。
　　与真实自我的背离，是人格分裂的开始。而自我的分裂，是会让人疯狂的。人与自我的分裂越严重，内心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到最后，假装的文雅会变成癫狂的另一种形式。癫狂与文明，就这样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并存。
　　为什么会分裂？因为世界是按照真实的逻辑运行的。我们的身体与心灵，以及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真实的接触，而不是你想象的正确的接触。我们自以为的那个正确的自己，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正确的别人，也是不存在的。真实的世界，纷杂且坚硬，按照自然规律运行，没有所谓的正确和错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规律是冷酷的，它在高处剔除着一切虚伪的正确和我们内在与外在的不真实。善恶并存，甚至罪性大于善意的人类天性，藤一样缠绕在现实之树上。它无解，悖论，亘古如斯。它不倾向于具体的某个人，在本质上视每个人为尘埃。所以，当我看到不知真相的人们，与这个真实世界的隔阂———仿佛看到一个不穿衣服的孩子在冰天雪地奔跑。
　　有学者评价王小波说，他的智慧来源，无非是尊重一个人所应该尊重的基本常识。一语中的，而这正是许多人所付之阙如的。香港知名主持人梁继璋曾给即将成人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生福祸无常，谁也不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还是早一点说好……我是你父亲，我不跟你说，没有人会跟你说”。“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意，在你一生中，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除了我和你妈妈”。他还说：“没有人是不可以代替的，没有东西是必须的。”我知道，这“还是早一点说好”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人性和现实的社会，而不是正确的虚饰。
　　我足够老旧的时候才知道，回归常识，是最受用的自我教育。因为，人的最大智慧就是对常识的尊重、了解以及实践。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世界是怎样的”可能是我们想象的它应有的样子，“它就是这样的”却是一种实相，它不会以你的主观意志而变化。真相或许是见血的，甚至是连皮带肉的那种，但我们也要尊重它———虽然我们看到的和能了解的自己和世界，不到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