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动机与效果”增强改革模块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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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动机,效果,青苗法,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0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1—0041—04
  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和学情调查,学生普遍对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缺乏确当的理解,遑论关照现实。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有二:一是改革模块的文字表述相对抽象笼统,缺乏事件的细节,难以使学生对具体的改革措施有深刻的理解,进而难以产生历史现场感;二是对改革成败得失的评价缺乏相应的标准。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为突破这一困局提供了思路。笔者选择王安石变法,在北京景山学校高一年级做了一节市级研究课,课后教师们给予较高的评价。
  笔者采用的方法是:运用初中新课标“过程与方法”中新增的“动机与后果”的概念作为评价改革的标准,以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作重点突破,进而使学生对王安石理财及其他措施产生知识迁移,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目标。在此,笔者将这一研究课的大体思路做一梳理,期盼同行指正。
  一、核心概念:动机与后果
  哲学辩证法将“动机与效果”作为一对辩证概念。初中新课标借用了这一概念,用于加深历史的认识,但在表述上用的是“动机与后果”。根据一般意义理解,“后果”多指行为后的负面结果,比如“严重的后果”等。如果将“动机与后果”作为历史认识概念,历史评价就会倾向于强调行为的负面结果,这样做会失去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因此,笔者认为用“动机与效果”更符合历史辩证思维。为方便讨论,笔者把课标上的“后果”视为“效果”,既包含正面的结果,也包括负面的结果。
  目前,哲学界对“动机与效果”研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动机是推动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愿望和理想。动机是行为的直接原因。它驱使和诱发人们从事某种行为,规定行为的方向。效果是行为的结果,属于客观实际。
  第二,动机与效果统一于实践。动机通过实践这一环节达到效果。效果不仅证明动机的正确与否,而且通过实践不断扬弃动机中的主观成分,两者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
  第三,动机与效果不尽一致,这是两者关系的最明显特征。一般而言,好的动机会有好的效果,但也会出现不好的效果,“好心办坏事”即是。同样坏的动机一般会有坏的效果,但有时也会有好的效果。
  第四,对人的行为评判,不仅要看动机,还要看效果。
  根据以上概括,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之间辩证关系如下:第一,动机是驱动行为的愿望,具有主观性,但受到客观需要的制约;第二,效果是行为的结果,具有客观性;第三,动机与效果之间往往不尽一致,关键在实践环节。实践是科学评价行为动机与效果的基础。
  二、以动机与效果为视角理解
  王安石变法:以青苗法为例
  1,教材分析
  以岳麓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6课《宋王安石变法》为例。教材对王安石变法分别从“理财”“整顿军队与科举”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在对理财的叙述中,教材写到:“在这些措施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青苗法和募役法”。为何是“最大争议”,教材没有深入分析,这给学生的理解带来困难,需要教师补充。究其实际,从变法的制度沿革看,均输法、方田制,在历史上已有所试行,青苗法与募役法“颇见新意”,因而成为变法矛盾的焦点。青苗法自实施时起就争议不断,既影响了王安石其他变法措施的推行,也影响到历代评论者的评价。通过深入剖析青苗法,能够展现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进而能更好地理解教材中展现的观点分歧。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教材对青苗法的叙述有以下特征与不足:
  一是青苗法制度设计的内容和动机叙述比较清晰,认为青苗法可以救贫困、抑兼并、为政府增收。但是认为青苗法实施的效果是“苛政”的观点缺乏史料证据。这恰恰是学生理解改革的关键点。
  二是叙述中暗含着变法的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也再现了王安石、苏轼、韩琦等人的分歧,但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撑。
  三是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变法的全貌,但缺乏改革细节。这些细节正是帮助学生评价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
  鉴于此,笔者在备课时,着重精选史料,增加细节‘,深化学生的理解。在教学设计上,采取了“转换视角、重点突破、点面结合”的方式。“转换视角”指将“动机与后果”这一历史认识方法作为解读视角;“重点突破、点面结合”指以青苗法为个案为中心,深入分析青苗法在各地的实践,在实践中考察变法的动机与效果,进而引导学生产生同化性迁移,进而对王安石变法的全貌有贴近历史史实的理解。
  2,教学过程设计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出现动机与效果不尽一致的状况,关键是改革措施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差异造成的。因此,依托史料考察变法实践过程是重中之重。笔者在这一方面做了以下尝试: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依据教材的叙述,学生能够分析出北宋中期政府财政人不敷出的窘态,故无需增添新的史料。在青苗法方面,设计如下:
  问题1:什么是青苗法?王安石实施青苗法的动机是什么?
  材料1:青苗钱于夏、秋两季发放。夏料钱于春中散发,秋料钱于五月散发。(《宋史·食货志》四上)
  “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付息两千……秋再放十千,付息两千。岁令出息四千也”。(《宋史·食货志》四上)
  材料2:“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宋会要辑稿·食货四》)
  青苗法,可使“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上五事札子·临川先生文集·卷41》)
  设计意图:设计这两则材料是为了凸显动机。材料1旨在补充教材对于青苗法的叙述,同时清楚地显示政府放贷,利息为20%,这在民间高利贷利息动辄为100%,甚至200%的北宋,是利于农民经营的。阅读材料2,学生可大致理解青苗法实施的动机。最起码可以看出,这一政策意在救济贫困,政府也能在一定程度增加收入。   问题2:青苗法实施的效果如何?
  材料1:熙宁六年(1073年)政府收入292万贯。元丰六年(1083年)发放的青苗钱是1003多万贯,收回1396万多贯,收取利息近400万贯。(《宋史纪事本末》卷37)
  材料2:熙宁、元丰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安焘传》卷328)
  设计意图:以上材料体现了政府收入明显增加,这是青苗法施行后的正面影响,也是符合改革者初衷的。
  问题3:这样有效的改革却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
  设计意图:阅读教材王安石、苏轼、韩琦观点的材料,形成反差,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启发思考。
  问题4:考察变法在各地的实践情况。
  材料1:有些地方以多放青苗钱多收息为功,故强行摊派。如王广廉在河北规定: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五等户给一千。民众意见很大。(参见《宋史·食货志上四》)
  材料2:“陕西青苗钱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虽兼并之家乘其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致如此之重”。(司马光《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
  在儇散和收纳青苗钱时,官吏从中作弊勒索贫户。结果青苗钱“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材料3:青苗法规定,借贷时必须富贫相保,有偿还能力者才给放贷。“赤贫户无恒产,急于借贷而不可得”。(《宋史·陈舜俞传》)
  材料4:“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宋史·食货上四》)
  设计意图:通过展现青苗法在陕西、河北、畿县等地推行的状况,我们发现青苗法设计的动机与实际的效果不尽一致。制度设计政府借贷,还息20%的动机是多重的:政府增收、救济贫民、抑制兼并。但实际的效果却是:利息过高、官吏摊派、借款难度大、催款手段狠。这种制度设计与客观效果不尽一致恰恰是学生理解改革复杂性的关键。通过细化实践过程,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复杂性,既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学科原则,又训练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问题5:青苗法的动机与效果关系如何?
  设计意图:以动机与效果为思考的路径,凸显两者的不一致。
  笔者设计如下图表,增加对比的效果:
  问题6:讨论:为什么良好的动机却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设计意图:使学生最终理解,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常有差距,实践是动机与效果不尽一致的关键。依托前述史料,学生大致可以总结出三个路径:一是变法措施本身;二是执行政策官员素质;三是地方的差异性等。
  问题7:探究:参考以下资料,谈谈你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设计意图:展示针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引发学生的思考,为什么评价如此迥异?这里不要求学生的结论多么符合所谓的主流,而是力图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材料1:臣所忧,乃在十年外,非今日也。……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强令抑配,恐令担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贷数家之负。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亦。(司马光)
  材料2:今陛下始立新法(青苗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年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苏轼)
  材料3:“安石之学……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乱生于安石。”(宋高宗赵构)
  材料4:“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朱熹)
  材料5:“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词可为戒。”(明太祖朱元璋)
  材料6:“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
  三、教学反思
  1.教学实效的问卷调查
  为增强教学实效性的反思,笔者在课后围绕教学中的关键环节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显示:
  第一,“你知道青苗法的主要动机吗?”
  5%的学生回答“不知道”。
  第二,“青苗法的目的达到了吗?”
  回答“没有达到”的同学占23.7%,回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占76.3%。
  第三,“如果你认为青苗法没有实现动机与效果的一致,请写出主要原因。”
  58.8%的同学回答涉及地方官员执行中的偏差(如腐败、贪利、坑害百姓等)。8.8%的同学回答涉及制度设计方面,如过于理想化等。11.3%的同学回答涉及地方的复杂性等。问卷显示:学生较好地理解了变法在执行中的偏差,显示了变法的复杂性;同时学生也理解实践是动机与效果不尽一致的关键。
  第四,“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理解中,请按照由重要到次要的顺序,排列以下要素:A.教师引导;B,史实材料;C,积极思考;D,课堂氛围。”
  58%的同学将“史实材料”放在第一位。“积极思考”“教师引导”“课堂氛围”分别居第二、三、四位。这充分说明:史料的选择在学生形成历史认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化解改革或变法抽象性为具体性的关键。
  2.“动机与效果”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这组概念对于分析改革或变法具有较好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说它“科学”是因为哲学理论界已经将“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成熟的理论。笔者和课题组教师不仅分析了王安石变法,还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变革,教学实践证明“动机与效果”对于改革模块教学也是“可行”的。运用两者的辩证理论,教师精选材料展现历史细节是该模块教学产生实效性的关键。
  3.不足
  由于教学设计主要依托史料层层推进,因此学生的阅读量较大,对一节课而言,学生负担较重。尤其是文言文,加重了学生阅读的负担。这个困境不仅体现在这一节课,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探究式学习模式中,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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