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于近日全文播发。这份纲领性的文件认真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系统阐释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与政策举措，明确提出了“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并且尊重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事业所处的坐标，以及这个坐标之所以落位于此的约束函数，具体来说就是：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甚至专门强调文化事业的公共属性，因此，即使是在“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治理模式行之有年的今天，中国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以及文化机构法人结构，仍然都在为自身角色的含糊不清而无所适从。
　　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况，即使在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互联网领域亦不鲜见。比如，此前不久标杆性企业阿里巴巴自乱阵脚的股权纷争，究其源头，很容易追溯至本土互联网企业普遍用以规避政策，从而实现海外融资的“协议控制”，而这种基本类同于掩耳盗铃的模糊安排，清楚不过地反映出限制性的产业政策与扩张性的市场逻辑日益激烈的矛盾冲突。
　　中国文化产业的左支右绌恰与一体化、信息化、资本化所引致的全球文化生态环境快速变迁呈鲜明对照。而后者，既包括高度工业化后的发达国家主动寻求经济转型，纷纷选择文化产业为其主导产业之一，更包括高度发展后的文化产业加速呈现技术融合、功能融合、企业融合、市场融合等新兴特质。作为结果，一大批迅速崛起的行业巨头已几乎能够在世界任何一地进行运作，与此同时，由其提供的文化产品也已几乎覆盖全球。
　　经由量变到质变，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主权国家无论是否欢迎这种剧变，其实都已被裹挟进文化产业垄断寡头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业务架构中。对于他们来说，面对《泰坦尼克号》与《功夫熊猫》等跨国融资、制作、发行、消费的同质化产品，文化事业的产业属性与商业属性至少在实践中业已成为不证自明的突出标识。
　　身为全球性的大国，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不可能背离大势所趋而取得成功。因此，时下中国的文化体制创新应该具备双重任务，一是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促进文化产品与要素合理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手段，还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自生性与自主权；二是继续讲求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通过构建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文化产业自觉守望公共利益，逐步创新产业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