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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咖啡馆的桌角，各自挂着黄铜名牌，镶嵌着曾经喜欢来这里的诸位的名字：贝克特、阿波利奈尔、毕加索、波德莱尔……吧台高脚凳那里的名字，则属于海明威。
100年前，还没被他第二任妻子带回美国的海明威，很喜欢来丁香园。他说这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
在海明威穷困时，住的屋子没热水，洗手间设施都不齐全。但他在巴黎的时光里，读了无数的书籍，全仗着伟大的西尔维娅·比奇，以及她开的莎士比亚书店。庞德和乔伊斯（那时他刚出完《尤利西斯》）也时不时去那里。
现在，从圣日耳曼大道往巴黎圣母院方向走，走到塞纳河边，左转，走几步，就能看见那绿色的莎士比亚书店。那是第二代，不复原址，但这地方，一如巴黎所有的旧书铺子似的，在漫长的时光里，供给着海明威、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萨特和波伏娃们，以及历史不会铭记的、生活在巴黎的人们。
在巴黎，你若吃不够便会极饿：糕饼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人行道上食客都露天吃喝。你鼻嗅目睹避不开食物。你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又不写美国人肯买的文章，只好跟家里解释说你在外头跟人吃午饭，最好的去处也就是卢森堡公园：从天文台广场一路到沃日拉尔街，一路上闻不到也看不见食物。你总可以去卢森堡博物馆，你空着肚子、饥肠辘辘时，那里的画看去更明晰清爽。我在饿肚子时，更能领会塞尚了，更懂得他如何描绘风景了。我先前还好奇，他画画时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不过想来大概他痴迷于画画，忘了吃饭吧。人在失眠或饥饿时，常有类似想入非非，却也发人深思。后来我想，大概塞尚感受到的是另一种饥饿吧。
从卢森堡公园出来后，走到奥戴翁路12号莎士比亚书店时，饥饿已经抑住，全副感官却灵敏起来。墙上的照片看去不一样了，书也仿佛变陌生了。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会说，“你吃得够吗？”
“当然。”
“你午饭吃什么？”
我的胃都要翻过来了，但我还是说：“我现在回家吃午饭。”
“他们会帮我留一顿的。”
“别吃冷食。吃点好的热食。”
“我有邮件吗？”
“我想没有，不过我再看看。”
她查看一下，找到了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看，打开她写字台上一个小橱门。
“这是我出门时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似乎里头有钱。“韦德考普。”西尔维娅说。
“那一定是《纵观》杂志来的。你见了韦德考普了吗？”
“没有。不过他和乔治来过这里。他会找你的。别着急。也许他想把钱预付给你。”
“这里有600法郎。他信里说之后还有。”
“我的作品只在德国有人买，太好笑了。我只能卖给韦德考普和《法兰克福报》。”
“是吗？不过你别着急。你可以卖短篇给福特呀。”她揶揄道。
“一页只挣30法郎。如果每个季度在《大西洋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5页长的短篇能卖150法郎，一年600法郎。”
“可是，海明威，别忧心小说现在可以挣多少钱。关键是，你能够写出来呀。”
“我知道。我能写出来。但没人会买的。自从我不干记者之后，根本没有进账。”
“会卖出去的。看，你这不是挣了一笔钱了吗？”
“西尔维娅。原谅我说这些。”
“原谅你什么呀？我们总是谈这些，什么都谈。你不知道作家们永远在诉苦吗？不过答应我，别再担心，还有，你得吃饱。”
“我答應你。”
“现在回家去，吃午饭吧。”
出到奥戴翁路上，我为自己的抱怨诉苦感到自惭形秽。我所做的都出于自我意愿，却又做得如此笨拙。我该买一大块面包来吃了，好过省一顿饭。我都能想象到褐色面包壳的诱人芳香，不过不就着点什么喝，空口吃面包，嘴便太干了。你这个混蛋的牢骚鬼！你这个龌龊的假圣徒殉道者！我骂自己。你自愿放弃当记者的。你信用清白，只要张嘴，西尔维娅还是会借给你钱。她已经借过许多次了。饥饿是健康的，你饿肚子时，画儿看起来都更美。吃东西也不错，你现在知道你该去哪儿吃了吗？
你该上利普餐馆！
我快步走去利普餐馆。每路过一处吃东西的地方，我的胃都随眼鼻而动，令我越走越高兴。餐馆里人挺少，我坐在靠墙凳上，背后是镜子，眼前是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1升装的大杯啤酒，以及土豆色拉。
啤酒冰凉，喝来宜人。油酥土豆坚脆入味，橄榄油也喷香。我磨些黑胡椒在土豆上，用面包蘸濡了橄榄油。先来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悠悠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点了份油酥土豆，加了盘熏香肠。这香肠看去像法兰克福香肠对半劈的，覆着特制芥末酱。
我用面包将盘里的油和芥末酱蘸得干净，慢慢喝啤酒，到凉劲过去了，喝干这杯，再要了半杯，看酒倒入杯中，好像比上杯啤酒更凉。我喝了一半。
我不发愁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写的小说挺好，将来美国总有人肯发表的。我不干报纸行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小说会被发表。但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被退回。我之前的自信之源是爱德华·奥布里恩将《我的老头子》收进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将那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我笑了，又喝了点啤酒。我那篇小说先前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奥布里恩却打破一切陈规，将它收进集子里。我又笑了，侍者瞥我一眼。好笑之处是，他如此抬举我，最后还是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剩两篇中的一篇。那次，妻子哈德莉将我的手稿都放进手提箱，想带来洛桑山区给我个惊喜，让我得以在山区度假时写作，她将原稿、打字稿与复印稿全放进马尼拉纸文件夹里塞进箱子，然而手提箱在里昂车站被偷走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仅仅是因为林肯·斯蒂芬将它寄给了某编辑，之后被退稿了：我其他稿子被偷走时，它正在邮寄途中呢。我存下来的另一篇小说就是《在密歇根》，是斯泰因小姐来我家做客前写的，我从来没誊抄，因为斯泰因小姐说这篇不雅，我便放进某个抽屉了。 我们离开洛桑山区，下到意大利时，我将那篇赛马小说给奥布里恩看，他读了那个小说后，我发现，他远比我难过。除了死亡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我从没见过什么事让一个人如此难过。唯一的例外是哈德莉告诉我她丢了手提箱和其中的所有稿子时，她哭个不停，都说不清楚话了。我告诉她，再吓人的事也不至于说不出来，什么事都不要紧，别怕，我们会想出办法。她这才告诉了我。我确认她总不会把复印稿也一起带来，于是我雇了个人暂代我干报纸的活。我那会儿做记者还算赚钱，然后坐火车回巴黎。结果她确实把一切都丢了，现在这一切当然过去了，钦克也教导了我，永远不要提已经失去的东西，于是我告诉奥布里恩，不要难过。也许我丢掉了早期作品还是好事，我还对他讲了些用以鼓舞军队士气的话。我说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虽然当时只是说来哄哄他以免他难过，但我内心深知，我会这么做的。
坐在利普餐馆里，我开始想起遗失一切后，能重新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那是在科迪纳丹佩佐，我为了到莱茵兰和鲁尔去采访，不得不中断在那里的春季滑雪。我写了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不合时宜》，我最后省略掉了老头儿上吊的结尾。我这点省略出于我的新理论：但凡你心里有数，确认删掉的部分能增强小说的感染力，令余味不尽，那你尽可以删掉小说的任何部分。
好吧，我想，现在我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可是人们看不懂，毫无疑问。可以肯定，没人要我写的东西。不过，他们最后总会理解我的作品，就像他们理解绘画似的。只是需要时间和信心。
当你不得不削减食量时，就有必要作更好的自我调整，别老寻思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从中获益良多。其他人一天不弄明白这点，你就比他们高明。我现在负担不起规律的饮食，那就比他们高明多啦。如果他们缩小点跟我的差距，也不坏嘛。
到这时，我已经结账出门。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着田园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在角落坐下，肩负着黄昏灯光，在笔记本上写作。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写着，等它凉了，喝半杯放回桌上。我写完停笔时，却还不想离开河边：我能看见鳟鱼游于水湾，涟漪轻拍桥下木桩加固的桥墩。我写的是战后返乡的故事，但故事里没有提到战争。
不过到明天早晨，河就会出现在小说里。我要将这条河、乡村与发生的一切都写进小说。以后每天都可以这么写作，来日方长。其他事无关紧要。我必须做的，也就是保持沉静清晰的头脑。
……
那些日子里没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书店里头借书。寒风凛冽的街上，这地方温暖惬意，冬天生起大火炉，有桌子，有一架架书，新书列在橱窗里，墙上张挂作者的照片：在世的，逝世的，都有。照片看去都像仍在世似的。西尔维娅的活泼脸孔棱角鲜明如雕塑，褐色的眼睛灵动如小动物，快乐得像个小姑娘。她波浪形的褐色头发从她好看的额头向后梳，在浓密处齐耳剪平，正好到她穿的棕色天鹅绒外套领子。她有双美腿，为人和善、愉悦又有好奇心，爱开玩笑还好打听。我認识的人里，没人比她对我更好了。
我第一次去书店时很羞怯，因为我带的钱不够租书。她告诉我，我可以等有钱了再交押金，还给了我一张借书卡，告诉我想拿多少书都随意。
她没理由信赖我。她并不认得我，且我给她的地址——勒姆瓦纳主教街74号——属于再穷不过的街区了。然而她愉快、热情又好客，她背后齐墙高、伸到大楼内院里屋的书架上满架的书，就是图书馆的宝藏。
我从屠格涅夫借起，拿了两卷《猎人笔记》，以及一本D.H.劳伦斯的作品，我记得是《儿子与情人》吧，西尔维娅告诉我，可以多拿些书。我选了康斯坦特·加内特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与其他》。
“你借这么多的话，近期就来不了啦。”西尔维娅说。
“我会回来付钱的。”我说，“我公寓里还有点钱。”
“我不是这意思。”她说，“钱等你方便了随时付。”
“乔伊斯何时来？”我问。
“如果他来，经常是黄昏时分吧。”她说，“你见过他么？”
“我们见过他跟他全家人在米肖酒店吃饭。”我说，“但盯着人家吃饭不礼貌，米肖又挺贵。”
“你在家吃饭么？”
“现在差不多是。”我说，“我们有个好厨子。”
“你住的那区没餐厅对吧？”
“没有啊。你怎么知道？”
“拉尔博在那里住过。”她答道，“除了没餐厅这事，他还挺喜欢那里的。”
“价廉物美的馆子，最近的得在先贤祠了。”
“那一带我不熟。我们也在家开伙。你和你太太一定得来。”
“得先看我是不是付得起书钱吧。”我说，“但真的谢谢你。”
“读书别太赶啦。”她说。
我在勒姆瓦纳主教街的家是一间两室公寓，没热水，没洗手间，只有一个防腐便桶，对蹲惯了密歇根户外厕所的我而言，也没什么不便。周遭风景不错，地板上有张软垫弹簧的好床，墙上有我们喜欢的画儿，所以此处也算惬意快活。我带书回家，告诉妻子：我找到了莎士比亚书店这等好地方。
“但是塔蒂，你今天下午就得过去把钱付了。”她说。
“我当然会去。”我说，“我们一起去。然后顺着河岸散步。”
“我们一直走到塞纳路吧，看所有那些画廊和商店橱窗。”
“当然，我们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在哪家没熟人的新咖啡馆，停下喝一杯。”
“我们可以喝两杯。”
“然后我们可以找哪里吃饭。”
“不，别忘了我们还得付书店钱呢。”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吃一顿好的，从窗外那个合作商店买点博纳红酒喝——你看窗外就看得见酒价了。回头我们就读书，然后……”
“而且我们只爱彼此，永不变心。”
“永不变心。”
“这样过个下午和晚上多美好啊。现在我们得吃午饭啦。”
“我饿得很。”我说，“我在咖啡馆靠奶油咖啡支撑一上午呢。”
“写得怎样，塔蒂？”
“我想还好。但愿吧。午饭吃什么？”
“小萝卜，香喷喷的牛肝配土豆泥，莴苣沙拉，苹果派。”
“我们可以读到世上所有的书，我们出去旅行时，还可以带上读。”
“我们这样没坑到谁吗？”
“当然没问题！”
“她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
“当然有！”
“哎呀！”她说，“你找到这么个地方，我们真走运！”
“我们总是走运！”我说着，跟个傻瓜似的，都没敲敲木头避忌讳。那公寓里，到处有可敲的木头。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流动的盛宴》 作者：[美]厄尼斯特·海明威 译者：张佳玮）
100年前，还没被他第二任妻子带回美国的海明威，很喜欢来丁香园。他说这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
在海明威穷困时，住的屋子没热水，洗手间设施都不齐全。但他在巴黎的时光里，读了无数的书籍，全仗着伟大的西尔维娅·比奇，以及她开的莎士比亚书店。庞德和乔伊斯（那时他刚出完《尤利西斯》）也时不时去那里。
现在，从圣日耳曼大道往巴黎圣母院方向走，走到塞纳河边，左转，走几步，就能看见那绿色的莎士比亚书店。那是第二代，不复原址，但这地方，一如巴黎所有的旧书铺子似的，在漫长的时光里，供给着海明威、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萨特和波伏娃们，以及历史不会铭记的、生活在巴黎的人们。
在巴黎，你若吃不够便会极饿：糕饼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人行道上食客都露天吃喝。你鼻嗅目睹避不开食物。你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又不写美国人肯买的文章，只好跟家里解释说你在外头跟人吃午饭，最好的去处也就是卢森堡公园：从天文台广场一路到沃日拉尔街，一路上闻不到也看不见食物。你总可以去卢森堡博物馆，你空着肚子、饥肠辘辘时，那里的画看去更明晰清爽。我在饿肚子时，更能领会塞尚了，更懂得他如何描绘风景了。我先前还好奇，他画画时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不过想来大概他痴迷于画画，忘了吃饭吧。人在失眠或饥饿时，常有类似想入非非，却也发人深思。后来我想，大概塞尚感受到的是另一种饥饿吧。
从卢森堡公园出来后，走到奥戴翁路12号莎士比亚书店时，饥饿已经抑住，全副感官却灵敏起来。墙上的照片看去不一样了，书也仿佛变陌生了。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会说，“你吃得够吗？”
“当然。”
“你午饭吃什么？”
我的胃都要翻过来了，但我还是说：“我现在回家吃午饭。”
“他们会帮我留一顿的。”
“别吃冷食。吃点好的热食。”
“我有邮件吗？”
“我想没有，不过我再看看。”
她查看一下，找到了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看，打开她写字台上一个小橱门。
“这是我出门时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似乎里头有钱。“韦德考普。”西尔维娅说。
“那一定是《纵观》杂志来的。你见了韦德考普了吗？”
“没有。不过他和乔治来过这里。他会找你的。别着急。也许他想把钱预付给你。”
“这里有600法郎。他信里说之后还有。”
“我的作品只在德国有人买，太好笑了。我只能卖给韦德考普和《法兰克福报》。”
“是吗？不过你别着急。你可以卖短篇给福特呀。”她揶揄道。
“一页只挣30法郎。如果每个季度在《大西洋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5页长的短篇能卖150法郎，一年600法郎。”
“可是，海明威，别忧心小说现在可以挣多少钱。关键是，你能够写出来呀。”
“我知道。我能写出来。但没人会买的。自从我不干记者之后，根本没有进账。”
“会卖出去的。看，你这不是挣了一笔钱了吗？”
“西尔维娅。原谅我说这些。”
“原谅你什么呀？我们总是谈这些，什么都谈。你不知道作家们永远在诉苦吗？不过答应我，别再担心，还有，你得吃饱。”
“我答應你。”
“现在回家去，吃午饭吧。”
出到奥戴翁路上，我为自己的抱怨诉苦感到自惭形秽。我所做的都出于自我意愿，却又做得如此笨拙。我该买一大块面包来吃了，好过省一顿饭。我都能想象到褐色面包壳的诱人芳香，不过不就着点什么喝，空口吃面包，嘴便太干了。你这个混蛋的牢骚鬼！你这个龌龊的假圣徒殉道者！我骂自己。你自愿放弃当记者的。你信用清白，只要张嘴，西尔维娅还是会借给你钱。她已经借过许多次了。饥饿是健康的，你饿肚子时，画儿看起来都更美。吃东西也不错，你现在知道你该去哪儿吃了吗？
你该上利普餐馆！
我快步走去利普餐馆。每路过一处吃东西的地方，我的胃都随眼鼻而动，令我越走越高兴。餐馆里人挺少，我坐在靠墙凳上，背后是镜子，眼前是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1升装的大杯啤酒，以及土豆色拉。
啤酒冰凉，喝来宜人。油酥土豆坚脆入味，橄榄油也喷香。我磨些黑胡椒在土豆上，用面包蘸濡了橄榄油。先来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悠悠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点了份油酥土豆，加了盘熏香肠。这香肠看去像法兰克福香肠对半劈的，覆着特制芥末酱。
我用面包将盘里的油和芥末酱蘸得干净，慢慢喝啤酒，到凉劲过去了，喝干这杯，再要了半杯，看酒倒入杯中，好像比上杯啤酒更凉。我喝了一半。
我不发愁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写的小说挺好，将来美国总有人肯发表的。我不干报纸行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小说会被发表。但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被退回。我之前的自信之源是爱德华·奥布里恩将《我的老头子》收进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将那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我笑了，又喝了点啤酒。我那篇小说先前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奥布里恩却打破一切陈规，将它收进集子里。我又笑了，侍者瞥我一眼。好笑之处是，他如此抬举我，最后还是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剩两篇中的一篇。那次，妻子哈德莉将我的手稿都放进手提箱，想带来洛桑山区给我个惊喜，让我得以在山区度假时写作，她将原稿、打字稿与复印稿全放进马尼拉纸文件夹里塞进箱子，然而手提箱在里昂车站被偷走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仅仅是因为林肯·斯蒂芬将它寄给了某编辑，之后被退稿了：我其他稿子被偷走时，它正在邮寄途中呢。我存下来的另一篇小说就是《在密歇根》，是斯泰因小姐来我家做客前写的，我从来没誊抄，因为斯泰因小姐说这篇不雅，我便放进某个抽屉了。 我们离开洛桑山区，下到意大利时，我将那篇赛马小说给奥布里恩看，他读了那个小说后，我发现，他远比我难过。除了死亡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我从没见过什么事让一个人如此难过。唯一的例外是哈德莉告诉我她丢了手提箱和其中的所有稿子时，她哭个不停，都说不清楚话了。我告诉她，再吓人的事也不至于说不出来，什么事都不要紧，别怕，我们会想出办法。她这才告诉了我。我确认她总不会把复印稿也一起带来，于是我雇了个人暂代我干报纸的活。我那会儿做记者还算赚钱，然后坐火车回巴黎。结果她确实把一切都丢了，现在这一切当然过去了，钦克也教导了我，永远不要提已经失去的东西，于是我告诉奥布里恩，不要难过。也许我丢掉了早期作品还是好事，我还对他讲了些用以鼓舞军队士气的话。我说我要重新开始写小说，虽然当时只是说来哄哄他以免他难过，但我内心深知，我会这么做的。
坐在利普餐馆里，我开始想起遗失一切后，能重新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那是在科迪纳丹佩佐，我为了到莱茵兰和鲁尔去采访，不得不中断在那里的春季滑雪。我写了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不合时宜》，我最后省略掉了老头儿上吊的结尾。我这点省略出于我的新理论：但凡你心里有数，确认删掉的部分能增强小说的感染力，令余味不尽，那你尽可以删掉小说的任何部分。
好吧，我想，现在我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可是人们看不懂，毫无疑问。可以肯定，没人要我写的东西。不过，他们最后总会理解我的作品，就像他们理解绘画似的。只是需要时间和信心。
当你不得不削减食量时，就有必要作更好的自我调整，别老寻思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从中获益良多。其他人一天不弄明白这点，你就比他们高明。我现在负担不起规律的饮食，那就比他们高明多啦。如果他们缩小点跟我的差距，也不坏嘛。
到这时，我已经结账出门。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着田园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在角落坐下，肩负着黄昏灯光，在笔记本上写作。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写着，等它凉了，喝半杯放回桌上。我写完停笔时，却还不想离开河边：我能看见鳟鱼游于水湾，涟漪轻拍桥下木桩加固的桥墩。我写的是战后返乡的故事，但故事里没有提到战争。
不过到明天早晨，河就会出现在小说里。我要将这条河、乡村与发生的一切都写进小说。以后每天都可以这么写作，来日方长。其他事无关紧要。我必须做的，也就是保持沉静清晰的头脑。
……
那些日子里没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书店里头借书。寒风凛冽的街上，这地方温暖惬意，冬天生起大火炉，有桌子，有一架架书，新书列在橱窗里，墙上张挂作者的照片：在世的，逝世的，都有。照片看去都像仍在世似的。西尔维娅的活泼脸孔棱角鲜明如雕塑，褐色的眼睛灵动如小动物，快乐得像个小姑娘。她波浪形的褐色头发从她好看的额头向后梳，在浓密处齐耳剪平，正好到她穿的棕色天鹅绒外套领子。她有双美腿，为人和善、愉悦又有好奇心，爱开玩笑还好打听。我認识的人里，没人比她对我更好了。
我第一次去书店时很羞怯，因为我带的钱不够租书。她告诉我，我可以等有钱了再交押金，还给了我一张借书卡，告诉我想拿多少书都随意。
她没理由信赖我。她并不认得我，且我给她的地址——勒姆瓦纳主教街74号——属于再穷不过的街区了。然而她愉快、热情又好客，她背后齐墙高、伸到大楼内院里屋的书架上满架的书，就是图书馆的宝藏。
我从屠格涅夫借起，拿了两卷《猎人笔记》，以及一本D.H.劳伦斯的作品，我记得是《儿子与情人》吧，西尔维娅告诉我，可以多拿些书。我选了康斯坦特·加内特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与其他》。
“你借这么多的话，近期就来不了啦。”西尔维娅说。
“我会回来付钱的。”我说，“我公寓里还有点钱。”
“我不是这意思。”她说，“钱等你方便了随时付。”
“乔伊斯何时来？”我问。
“如果他来，经常是黄昏时分吧。”她说，“你见过他么？”
“我们见过他跟他全家人在米肖酒店吃饭。”我说，“但盯着人家吃饭不礼貌，米肖又挺贵。”
“你在家吃饭么？”
“现在差不多是。”我说，“我们有个好厨子。”
“你住的那区没餐厅对吧？”
“没有啊。你怎么知道？”
“拉尔博在那里住过。”她答道，“除了没餐厅这事，他还挺喜欢那里的。”
“价廉物美的馆子，最近的得在先贤祠了。”
“那一带我不熟。我们也在家开伙。你和你太太一定得来。”
“得先看我是不是付得起书钱吧。”我说，“但真的谢谢你。”
“读书别太赶啦。”她说。
我在勒姆瓦纳主教街的家是一间两室公寓，没热水，没洗手间，只有一个防腐便桶，对蹲惯了密歇根户外厕所的我而言，也没什么不便。周遭风景不错，地板上有张软垫弹簧的好床，墙上有我们喜欢的画儿，所以此处也算惬意快活。我带书回家，告诉妻子：我找到了莎士比亚书店这等好地方。
“但是塔蒂，你今天下午就得过去把钱付了。”她说。
“我当然会去。”我说，“我们一起去。然后顺着河岸散步。”
“我们一直走到塞纳路吧，看所有那些画廊和商店橱窗。”
“当然，我们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在哪家没熟人的新咖啡馆，停下喝一杯。”
“我们可以喝两杯。”
“然后我们可以找哪里吃饭。”
“不，别忘了我们还得付书店钱呢。”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吃一顿好的，从窗外那个合作商店买点博纳红酒喝——你看窗外就看得见酒价了。回头我们就读书，然后……”
“而且我们只爱彼此，永不变心。”
“永不变心。”
“这样过个下午和晚上多美好啊。现在我们得吃午饭啦。”
“我饿得很。”我说，“我在咖啡馆靠奶油咖啡支撑一上午呢。”
“写得怎样，塔蒂？”
“我想还好。但愿吧。午饭吃什么？”
“小萝卜，香喷喷的牛肝配土豆泥，莴苣沙拉，苹果派。”
“我们可以读到世上所有的书，我们出去旅行时，还可以带上读。”
“我们这样没坑到谁吗？”
“当然没问题！”
“她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
“当然有！”
“哎呀！”她说，“你找到这么个地方，我们真走运！”
“我们总是走运！”我说着，跟个傻瓜似的，都没敲敲木头避忌讳。那公寓里，到处有可敲的木头。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流动的盛宴》 作者：[美]厄尼斯特·海明威 译者：张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