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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的盐是彩色的，这里曾发生过中国最早的“经济战”——西夏帝国凭借盐财富的积累而崛起，也因禁盐令而衰亡。
煤炭在贺兰山中深埋了几百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迎来大开发，这些珍贵的“太西乌金”远销海外，被誉为世界“煤中之王”。
贺兰石只在海拔2600米左右的悬崖上现身，用它制作的贺兰砚堪称极品，与端砚、歙砚并称“中国砚三绝”，即“一端二歙三贺兰”。
贺兰山外表是荒凉的，从山下远远望上去，遍山皆是裸露的岩石，植被覆盖率极低，再加上周边沙化的草场，宛若一片“火星世界”。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荒凉之下，却埋藏着丰富的宝藏。20多亿年前的地质运动，加上火山不断地喷发，让有机物在贺兰山中广泛沉积，最终形成了丰富的矿藏资源：比如那能主宰帝国时代的彩色的盐，比如那价值千金的“太西乌金”，再比如那手工艺品制作的极品材料贺兰石……
色彩缤纷的“盐色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经济战”
贺兰山的味道是什么？贺兰山的颜色是什么？那些遍布在贺兰山西侧的盐场，会告诉你：贺兰山的味道是咸的，颜色是彩色的。
贺兰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产盐区之一，在贺兰山西边的沙漠中，分布着大大小小58个盐场。这些盐场里，吉兰泰盐场、通湖盐场的盐如雪一般洁白，称为“白盐”;察汗布鲁克的盐颜色微青，被称为“青盐”;和屯盐场和昭化盐场的盐颜色微红，叫做“红盐”;梧桐海盐场产的盐则颜色发黑，被称为“黑盐”。这些色泽不同的盐，构成了中国西北地区最具特色的“盐色博物馆”。
贺兰山盐场的开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贺兰盐第一次名震天下，是在西夏帝国统治时期。西夏尚未立国时，党项贵族李氏一族就掌控着贺兰山盐场的巨大经济利益：党项人控制的地方地广人稀，他们收获的盐根本就吃不完，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盐却被朝廷所控制，将贺兰山所产的盐运过去卖，往往能够获得丰厚的利益。这种贩卖私盐的活动大大刺激了贺兰山地区的经济发展，盐场规模也迅速得到了扩大，每年党项王族还会从部队里抽调数千名畦夫（垦畦制盐的成年男子）前往制盐，从中获利丰富，为立国奠定了基础。
看到靠卖盐日渐强大的党项，宋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下令推行反倾销政策，严禁“青白盐”入塞。禁盐令一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项，但也导致关中地区发生“盐灾”，百姓无盐可吃，社会产生动荡，双方在边境的摩擦也日渐增多。1038年，双方终于爆发了战争——李元昊在这一年宣布西夏建国，脱离宋廷控制，宋廷极为愤怒，派出大军应对，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寨展开了四次决战。最终，掌握经济命脉资源的西夏大获全胜。
战败的宋廷不得不选择议和。议和条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西夏要求宋廷开放盐禁，“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于宋。对于这项条件，当时的宋臣如欧阳修、包拯、韩琦等，均认为贩盐是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盐禁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这场谈判旷日持久，直到1044年才达成协议——宋朝和西夏恢复贸易往来，但对盐仍基本上采取了禁绝的政策，只在个别的地方设官“榷场”，定量“买白盐”。随后，由于两国关系不稳定，宋朝以盐的开禁为武器，对西夏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查的“经济战”——关系缓和时就开禁，紧张时就严禁。在这种政策下，西夏的财政受到重创，逐渐走向衰落。
元朝时，统治者经济头脑匮乏，贺兰盐被商人炒入一个“行销全国”的时代，以至于西北乃至中原其他产盐地区的盐业大受冲击，各地官员纷纷上书禁止贺兰盐进入当地，眼见各地盐业经济面临崩溃，朝廷才如梦初醒，贺兰盐再次被粗鲁地禁封——这一禁就是几百年，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贺兰盐才再次进入中原，得以合法地行销关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轻工业部部长和盐务局局长分别收到了来自吉兰泰盐场的扩建报告，内容是将贺兰山吉兰泰盐场扩建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大型湖盐场，很快，这两份报告被汇总上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了这个报告。如今，贺兰山下的吉兰泰盐场、察汗布鲁克、雅布赖、和屯等8个盐场被合并为阿拉善盐场，是目前中国湖盐行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生产能力最大的企业。
煤中之王
“太西乌金”千金求
贺兰山煤矿的发现，和传奇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关。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在贺兰山地区发现一种黑色的可以燃烧的石头，当地人告诉他，这种石头叫做“石炭”，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取暖材料。
马可·波罗曾想过带一些石炭回威尼斯，可惜后来不了了之，而他的发现也并没有引起元朝统治者的重视，这些黑色的石头，继续在深山之中隐居数百年，直到清朝道光年间，嗅觉敏感的商人们才来到这里建起私营煤矿，但这些小规模的煤矿根本不成气候，更大的宝物还未现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量的煤炭来发展工业。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先后派出数支勘探队深入贺兰山地区普查找煤，发现贺兰山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田有9层煤，矿区面积40余平方公里，贮量竟然高达15亿吨。当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欢腾一片。
随后，那汝箕沟的“太西乌金”（因位于我国“煤都”太原以西而得名）也出土了——这种煤型，以其“低灰、低硫、低磷”和“高发热量、高比电阻、高机械强度、高精煤回收率、高块煤回收率、高化学活性”的“三低六高”特性，被誉为世界“煤中之王”。同时，这种煤型在世界上仅在贺兰山地区和越南境内有储量，其中贺兰山地区储量达6.55亿吨，是该型煤储量最大的矿区。
就这样，贺兰山被列为中国新开发的10个煤炭矿区之一，为了开采这些煤，国家特别在贺兰山下的石嘴山建市，调来众多人力支援建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兴建的最早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那是一个热血激荡的时代，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被抽调到贺兰山，他们在“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山中，挥舞着镐头，硬生生将一座座煤矿开采出来。曾在贺兰山煤炭公司工作过的马旭，至今还记得那段艰苦的岁月：“山中的风沙大，经常刮得人睁不开眼，连吃的饭菜里面都是沙，冬天的时候还要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挖冻土，经常一镐头下去，就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贺兰山的原煤产量已经突破了220万吨——千百年来一直依靠农牧业、盐业出名的“塞上江南”，摇身一变成了“塞上煤城”。到了2007年，贺兰山所产的煤炭更是远销海外，创下了每吨1750元的世界价格记录。
宁夏“蓝宝”
一端二歙三贺兰
除了盐和煤外，贺兰山粗粝险峻的山岩中，还存在着一种经过数亿年地质变迁才诞生的精灵：贺兰石。
贺兰石形成于13亿年前，由地壳变动、泥沙沉积而成，其质地均匀细密，主要呈天然深紫和豆绿两色，而且由于石头中含有“硬质合金”，摸上去刚柔相宜，又被视作一种十分难得的雕刻材料，经能工巧匠的雕琢之后，其天生的玉带、云纹、眉子、石眼等形状，可谓美妙多姿，自古便深受广大文人雅士的喜爱，于是它又被誉为“吉祥石”、“碧紫石”和“蓝宝”。
在宁夏地区，贺兰石时常被用来制作石雕、笔架、镇纸、屏风等工艺品，但最多的还是被制成砚台——用贺兰石制成的贺兰砚，有发墨、存墨、护毫、耐用的特点，加盖后砚内余墨几天都不干不臭，素有“存墨过三天”的说法。
但由于贺兰石只产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悬崖上，受限于条件，一直未能大规模开采。材料难得，雕刻艺匠更难得，清末时，宁夏的制砚艺人只有三四家，后来，有人专程前往江南拜制砚大师为师，贺兰砚的制砚方法才突飞猛进，既有北方粗犷豪放的风格，又兼具江南细腻灵巧的神韵。
民国时，书法家于右任曾大赞贺兰砚，使其名扬天下，与端砚、歙砚齐名，被称为“一端二歙三贺兰”。县志记载，当时银川城内的制砚店达到了100余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阎万庆、阎万年兄弟，他们制作的砚台，被称为“闫家砚”，随便一方就能卖到几十个现大洋，若是要加刻人物、山水、花鸟，还得另外算钱。
闫家砚如今的传人，叫闫森林，已经62岁。他从21岁起就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贺兰石雕刻技艺，成天埋首于石头中，雕刻时刀凿翻飞下石屑四溅，稍不注意飞入眼睛，轻则视盲几日，重则视网膜脱落，所以干活时得戴防护眼镜。雕一方贺兰砚，少则1个多月，多则半年，几十年下来，他手都磨出了茧，腰累得直不起来。由于其出色的技艺，许多人找闫森林拜师，但他仅收了几个徒弟，直到现在，整个宁夏地区会制作闫家砚的也仅有十几人——但就是这个小众群体，雕刻出的《九龙套砚》已被国家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宝收藏，而贺兰石雕《牧归》，则在1997年被宁夏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回归的香港特区……
煤炭在贺兰山中深埋了几百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迎来大开发，这些珍贵的“太西乌金”远销海外，被誉为世界“煤中之王”。
贺兰石只在海拔2600米左右的悬崖上现身，用它制作的贺兰砚堪称极品，与端砚、歙砚并称“中国砚三绝”，即“一端二歙三贺兰”。
贺兰山外表是荒凉的，从山下远远望上去，遍山皆是裸露的岩石，植被覆盖率极低，再加上周边沙化的草场，宛若一片“火星世界”。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荒凉之下，却埋藏着丰富的宝藏。20多亿年前的地质运动，加上火山不断地喷发，让有机物在贺兰山中广泛沉积，最终形成了丰富的矿藏资源：比如那能主宰帝国时代的彩色的盐，比如那价值千金的“太西乌金”，再比如那手工艺品制作的极品材料贺兰石……
色彩缤纷的“盐色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经济战”
贺兰山的味道是什么？贺兰山的颜色是什么？那些遍布在贺兰山西侧的盐场，会告诉你：贺兰山的味道是咸的，颜色是彩色的。
贺兰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产盐区之一，在贺兰山西边的沙漠中，分布着大大小小58个盐场。这些盐场里，吉兰泰盐场、通湖盐场的盐如雪一般洁白，称为“白盐”;察汗布鲁克的盐颜色微青，被称为“青盐”;和屯盐场和昭化盐场的盐颜色微红，叫做“红盐”;梧桐海盐场产的盐则颜色发黑，被称为“黑盐”。这些色泽不同的盐，构成了中国西北地区最具特色的“盐色博物馆”。
贺兰山盐场的开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贺兰盐第一次名震天下，是在西夏帝国统治时期。西夏尚未立国时，党项贵族李氏一族就掌控着贺兰山盐场的巨大经济利益：党项人控制的地方地广人稀，他们收获的盐根本就吃不完，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盐却被朝廷所控制，将贺兰山所产的盐运过去卖，往往能够获得丰厚的利益。这种贩卖私盐的活动大大刺激了贺兰山地区的经济发展，盐场规模也迅速得到了扩大，每年党项王族还会从部队里抽调数千名畦夫（垦畦制盐的成年男子）前往制盐，从中获利丰富，为立国奠定了基础。
看到靠卖盐日渐强大的党项，宋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下令推行反倾销政策，严禁“青白盐”入塞。禁盐令一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项，但也导致关中地区发生“盐灾”，百姓无盐可吃，社会产生动荡，双方在边境的摩擦也日渐增多。1038年，双方终于爆发了战争——李元昊在这一年宣布西夏建国，脱离宋廷控制，宋廷极为愤怒，派出大军应对，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寨展开了四次决战。最终，掌握经济命脉资源的西夏大获全胜。
战败的宋廷不得不选择议和。议和条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西夏要求宋廷开放盐禁，“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于宋。对于这项条件，当时的宋臣如欧阳修、包拯、韩琦等，均认为贩盐是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盐禁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这场谈判旷日持久，直到1044年才达成协议——宋朝和西夏恢复贸易往来，但对盐仍基本上采取了禁绝的政策，只在个别的地方设官“榷场”，定量“买白盐”。随后，由于两国关系不稳定，宋朝以盐的开禁为武器，对西夏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查的“经济战”——关系缓和时就开禁，紧张时就严禁。在这种政策下，西夏的财政受到重创，逐渐走向衰落。
元朝时，统治者经济头脑匮乏，贺兰盐被商人炒入一个“行销全国”的时代，以至于西北乃至中原其他产盐地区的盐业大受冲击，各地官员纷纷上书禁止贺兰盐进入当地，眼见各地盐业经济面临崩溃，朝廷才如梦初醒，贺兰盐再次被粗鲁地禁封——这一禁就是几百年，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贺兰盐才再次进入中原，得以合法地行销关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轻工业部部长和盐务局局长分别收到了来自吉兰泰盐场的扩建报告，内容是将贺兰山吉兰泰盐场扩建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大型湖盐场，很快，这两份报告被汇总上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了这个报告。如今，贺兰山下的吉兰泰盐场、察汗布鲁克、雅布赖、和屯等8个盐场被合并为阿拉善盐场，是目前中国湖盐行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生产能力最大的企业。
煤中之王
“太西乌金”千金求
贺兰山煤矿的发现，和传奇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关。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在贺兰山地区发现一种黑色的可以燃烧的石头，当地人告诉他，这种石头叫做“石炭”，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取暖材料。
马可·波罗曾想过带一些石炭回威尼斯，可惜后来不了了之，而他的发现也并没有引起元朝统治者的重视，这些黑色的石头，继续在深山之中隐居数百年，直到清朝道光年间，嗅觉敏感的商人们才来到这里建起私营煤矿，但这些小规模的煤矿根本不成气候，更大的宝物还未现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量的煤炭来发展工业。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先后派出数支勘探队深入贺兰山地区普查找煤，发现贺兰山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田有9层煤，矿区面积40余平方公里，贮量竟然高达15亿吨。当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欢腾一片。
随后，那汝箕沟的“太西乌金”（因位于我国“煤都”太原以西而得名）也出土了——这种煤型，以其“低灰、低硫、低磷”和“高发热量、高比电阻、高机械强度、高精煤回收率、高块煤回收率、高化学活性”的“三低六高”特性，被誉为世界“煤中之王”。同时，这种煤型在世界上仅在贺兰山地区和越南境内有储量，其中贺兰山地区储量达6.55亿吨，是该型煤储量最大的矿区。
就这样，贺兰山被列为中国新开发的10个煤炭矿区之一，为了开采这些煤，国家特别在贺兰山下的石嘴山建市，调来众多人力支援建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兴建的最早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那是一个热血激荡的时代，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被抽调到贺兰山，他们在“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山中，挥舞着镐头，硬生生将一座座煤矿开采出来。曾在贺兰山煤炭公司工作过的马旭，至今还记得那段艰苦的岁月：“山中的风沙大，经常刮得人睁不开眼，连吃的饭菜里面都是沙，冬天的时候还要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挖冻土，经常一镐头下去，就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贺兰山的原煤产量已经突破了220万吨——千百年来一直依靠农牧业、盐业出名的“塞上江南”，摇身一变成了“塞上煤城”。到了2007年，贺兰山所产的煤炭更是远销海外，创下了每吨1750元的世界价格记录。
宁夏“蓝宝”
一端二歙三贺兰
除了盐和煤外，贺兰山粗粝险峻的山岩中，还存在着一种经过数亿年地质变迁才诞生的精灵：贺兰石。
贺兰石形成于13亿年前，由地壳变动、泥沙沉积而成，其质地均匀细密，主要呈天然深紫和豆绿两色，而且由于石头中含有“硬质合金”，摸上去刚柔相宜，又被视作一种十分难得的雕刻材料，经能工巧匠的雕琢之后，其天生的玉带、云纹、眉子、石眼等形状，可谓美妙多姿，自古便深受广大文人雅士的喜爱，于是它又被誉为“吉祥石”、“碧紫石”和“蓝宝”。
在宁夏地区，贺兰石时常被用来制作石雕、笔架、镇纸、屏风等工艺品，但最多的还是被制成砚台——用贺兰石制成的贺兰砚，有发墨、存墨、护毫、耐用的特点，加盖后砚内余墨几天都不干不臭，素有“存墨过三天”的说法。
但由于贺兰石只产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悬崖上，受限于条件，一直未能大规模开采。材料难得，雕刻艺匠更难得，清末时，宁夏的制砚艺人只有三四家，后来，有人专程前往江南拜制砚大师为师，贺兰砚的制砚方法才突飞猛进，既有北方粗犷豪放的风格，又兼具江南细腻灵巧的神韵。
民国时，书法家于右任曾大赞贺兰砚，使其名扬天下，与端砚、歙砚齐名，被称为“一端二歙三贺兰”。县志记载，当时银川城内的制砚店达到了100余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阎万庆、阎万年兄弟，他们制作的砚台，被称为“闫家砚”，随便一方就能卖到几十个现大洋，若是要加刻人物、山水、花鸟，还得另外算钱。
闫家砚如今的传人，叫闫森林，已经62岁。他从21岁起就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贺兰石雕刻技艺，成天埋首于石头中，雕刻时刀凿翻飞下石屑四溅，稍不注意飞入眼睛，轻则视盲几日，重则视网膜脱落，所以干活时得戴防护眼镜。雕一方贺兰砚，少则1个多月，多则半年，几十年下来，他手都磨出了茧，腰累得直不起来。由于其出色的技艺，许多人找闫森林拜师，但他仅收了几个徒弟，直到现在，整个宁夏地区会制作闫家砚的也仅有十几人——但就是这个小众群体，雕刻出的《九龙套砚》已被国家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宝收藏，而贺兰石雕《牧归》，则在1997年被宁夏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回归的香港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