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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扮演了知识中介的角色，其“中介性”不仅表现在对文化研究的译介和阐释，还体现在充分借鉴西方理论资源介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批评实践，从而极大地开拓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受文化研究尤其是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影响，海外华人学者在批判性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乃至中国中心主义中确立了学术身份。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不断跨学科的越界阐释倾向，使他们的批评实践呈现为一种鲜明的“游牧性”特征。与此同时，在现代性的解构政治的支配下，其批评实践也存在着理论预设、忽视诗学经验、悬置文学事实等问题。因此，探讨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理论特征、知识谱系、生产机制、理论局限及其背后的认识论根源，可以为总结和反思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后果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研究样本。
关键词：海外华人学者 文化研究 游牧性 社会主义现代性
海外华人学者，主要指20世纪以来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赴国外读书求学，后留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群体。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主要是在美国的学术机制中完成的，他们一方面紧跟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80年代美国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思潮;另一方面立足于美国的学院建制，如比较文学系或东亚系，而推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渗透，从而给此前占据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文学研究方法造成了冲击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逐渐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不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中介，其话语实践也构成中西方文化交锋，以及确立自我与他者关系最频繁也最直接的前沿领域。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生产的内在逻辑出发，对这一知识群体的代际划分、身份转换、文化政治、理论变异及其后果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总结和反思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局限、推动当代文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全球化知识迁移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转向
196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夏志清撰写并出版其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这本著作用欧美人文主义和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注重挖掘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叙事形式和审美价值，其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高度评价在海外学界引起反响，不仅开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也改变了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只研究古典而不关注现代的学术格局。
随着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的兴起，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受到理论的渗透。由于深入参与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华人学者也最敏感地意识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欧梵在国内的演讲中，就较早地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和现状[1]。而《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从语言的角度对西方理论话语在中文学术写作中的渗透现象进行反思[2]。20世纪90年代，王德威在中国台湾做的专题演讲《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也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勾勒[3]。在此基础上，王德威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4] 和《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5] 更加全面地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代际更迭、学科范式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不管是李欧梵还是王德威，他们都局限于从方法论转型的视角来看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而未能阐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解构政治对理论转向的影响。相比之下，刘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克、张隆溪教授》[6] 不仅揭示了解构主义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转向的影响，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理论转向包含着对夏志清的新批评文学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挑战[7]。
事实上，“理论转向”导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价值立场产生了重要改变，并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色。如果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代际划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代。其划分标准有年龄上的考量，但不完全跟年龄有关，而主要取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程度。理论转向之后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开创，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起点，他继承了欧美新批评的传统，以对作品的审美分析为主;第二是过渡，以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主，他们一方面受到夏氏兄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与此同时，其文学批评也开始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第三是成熟，以周蕾、刘禾、徐贲、张英进、唐小兵、张旭东、刘康、刘剑梅、王斑、顾明栋等学者为代表，此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前占据中心的作家、文类、作品、现象、运动等文本研究，皆受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城市研究、视觉文化等跨学科文化研究的冲击，这些学者也是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始终跟全球化的知识迁移和身份转换密不可分。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是身体的迁移，即知识分子出于各自的人生际遇而跨国移民，这是一种空间上的肉身迁移;二是知识的传播，知识分子的跨国迁移是一种社会流动，必然带来知识与文化上的传播。更进一步，跨国迁移是个体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切换，也会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所带来的异质性体验。异质性体验最初或许是一种新鲜的文化体验，但随着时间推移，知识个体在陌生的异域环境中也会产生孤独的、边缘化的感受。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过程恰好面临这样的文化异质性体验。如果说，肉身迁移带来精神重构的契机，那么，海外华人学者的精神重建方式则是通过学术来完成的。
这就涉及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转换问题。事实上，西方文化研究同样也是全球化知识迁移的产物。文化研究的跨文化传播，使其经历了从欧洲到美国的理论旅行和变异过程，这个过程还关系到东西方阅读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本质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解构性批判，那么，这一解构政治在美国学界的大规模传播和接受，则转变为后殖民理论思潮中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东方主义”话语霸权的激进批判。后殖民理论关涉到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族裔歧视和偏见时，如何通过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而重构自身的族裔主体性。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在揭示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区域研究、文化研究乃至后殖民研究，都跟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流動密切相关[8]。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关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西方知识分子在跨国迁移，以及不同文化图式下的身份转换。 海外华人学者也面临类似的学术身份转换问题。如果说，赛义德等来自第三世界的亚裔学者的后殖民批评通过批判“东方主义”以颠覆西方中心主义霸权，那么，来自第三世界的华人学者则在回应后殖民主义思潮，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学术身份。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欧美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开始受到审视和批判。如前所述，刘康揭示了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能够在海外取得强烈反响，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汉学界的东方主义心态有关[9]。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深受欧美新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其对文学的审美性追求本身也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批评。因此，夏志清能够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观点或多或少地迎合了东方主义的学术建制，以及西方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启发下，海外华人学者一方面看到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新批评文学研究方法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其对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传统的评价，开始摆脱新批评和现代主义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和审美判断，而对文学形式和语言进行历史语境和社会文本的整体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将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解构，转移到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批判性审视中，其理论实践也就在中西之间的复杂权力和话语张力之中不断游走。
二、海外华人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
本文试图从“后殖民批评”“华语电影”“女性主义”和“再解读”四个方面来概括海外华人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必须明确的是，仅仅通过几个概念或议题是不可能完全概括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的。与此同时，由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总是不断游走于不同的学术空间，因此，也不能说某个学者的批评实践只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其研究领域其实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是，如果从海内外的学术反响来看，上述四个议题相对而言更具有代表性。某个学者的批评实践可能包括多个领域和议题，本文会尽可能地对其更为突出的层面进行概括和评价。
（一）作为学术论争事件的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理论对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影响是多个层面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后殖民批评本身，而牵涉到整个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的重构。相对而言，徐贲和刘禾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实践不仅有更突出的论述，而且有效地参与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过程中的学术论争。
20世纪90年代，徐贲积极参与的两次学术论争在国内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是关于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讨论，二是更为著名的、在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开展的“后学”论争。作为“后学”论争的重要参与者，徐贲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关于后殖民的论述，最突出的是对以张颐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反批评。对人民记忆和新写实小说的阐释，是“后学”论争的核心。在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中，新写实小说被赋予了一种先锋探索的功能，即通过小说的语言实践，充分调动第三世界的“人民记忆”以反抗第一世界的文化权力。但徐贲试图与张颐武争夺的正是这一点，这尤其表现于他在“激进”和“保守”两个层面对新写实小说完全相反的评价。首先，徐贲认为，张颐武对第一世界文化的激进批评，掩盖的恰恰是对本土政治权力批评的保守性。其次，与“先锋派文学”的政治激进性相比，“新写实小说”又是保守的。尽管“新写实小说”有意与官方的历史叙述保持距离，通过对老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刻画而挖掘被主流叙述所压抑的“人民记忆”，但其“非政治”姿态不过只是为了得到官方文化权力的接纳。
如果说，徐贲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主要目的是对第三世界文化批评进行反批评，其诗学话语不过是附属于文化政治的话语言说，那么刘禾关于鲁迅的“国民性话语”的批评以及引发的论争，则是真正地从文学和诗学层面进行批评实践。在国内，围绕着刘禾及其国民性话语批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也构成后殖民批评在中国旅行的更为重要的理论事件[10]。尽管刘禾似乎并未专门回应相关学术争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刘禾最早发表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以后殖民批评视角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中的阿Q形象，尤其聚焦在鲁迅对阿Q的国民劣根性塑造与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关系。她试图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下，“把支配我们思维的语言、知识、理论、学术和历史范畴，都统统纳入批评的视野”[11]，从而揭示“国民性”概念的西方知识来源。刘禾试图还原“国民性”概念如何在中西方的跨文化“合谋”中成为“神话”，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支配性话语。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对作为一个“神话”符号的鲁迅及其作品的重新反思，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对“国民性”话语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批判性解构。
（二）华语电影海外建构的内在逻辑
在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增多的海内外学术交流中，“华语电影”的概念最早是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后经由鲁晓鹏、叶月瑜等海外华人学者的系统阐述，以及海内外的学术运作而逐渐被学科化和理论化。华语电影的理论生产，离不开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所奠定的学术基础，李欧梵、周蕾、唐小兵、张英进、鲁晓鹏等海外华人学者都在这一领域有过相关研究和论述。
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倾向于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对中国电影的跨国文化生产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支配权力进行批判。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策略，就是围绕语言而进行的理论游戏，它将历史和文学视为一种由语言编码所构成的叙述，而批评的功能就在于解码，揭露叙述背后的“语言”操作过程。而从“语言”角度看，作为一种视觉形式的电影“语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由摄影剪辑、画面色彩等构成的电影视觉语言，二是指作用于听觉的台词配音（国语或地域方言）。从前者看，海外华人学者试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尤其是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电影中，挖掘其如何通过视觉语言的实验和探索，以颠覆过去社会主义电影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比如张英进用“弑父”运动来形容陈凯歌、田壮壮导演的电影语言革命——“诸如陈凯歌和田壮壮等导演在这场疯狂的‘弑父’运动中作为边缘化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被牵扯进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想要通过探索新的电影语言和新的叙述模式来质疑革命的神话以及挑战‘父亲的名字’;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通过将自身重新整合进主流的文化表现而进入一种象征性的秩序”。[12] 从后者看，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海外华人学者通过强调“语言”的异质性，试图以少数语言的“语言政治”来解构“中国性”。以张艺谋的《英雄》为例，尽管鲁晓鹏对张艺谋的电影策略（对中华文化的奇观化呈现以及迎合全球化消费意识形态）颇有微词，但是又肯定了电影语言所呈现的带着地域口音（台腔或港腔）的普通话对于统治性声音（纯正的国语）的消解意义。他说：“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被用于汉语电影，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口音的丰富多样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泛中文世界，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和國家实体难以涵盖的不同身份和位置的集合体。”[13] 而“中国性的崩溃”，也是“华语电影”概念后来在国内引起众多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女性主义与性别诗学的价值重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论争和人性反思中，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话语谱系。在性别秩序的想象性重构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的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重要的话语力量。相对而言，周蕾和刘剑梅对女性主义的探讨更为集中，在突出海外华人学者对女性身份意识的阐释方面也更具有代表性。
周蕾对东西方阅读政治的批判性思考，可以概括为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女性主义”。一方面，周蕾揭示了长期以来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女性化”的不平等位置。所谓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将中国被西方所“看见”的状况，对比为男性对女性的目光凝视，这本质上是西方漢学不自觉地在想象中将“中国”他者化。这一批评策略体现于周蕾对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以及宇文所安的东方主义执迷的批判;另一方面，周蕾以女性主义的权力视角颠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加诸通俗文学的压迫力量。她说：“鸳蝶派文学创造出阅读领域本身的社会斗争，无论情愿与否，这场斗争让此类型文学与其作者（皆为男性）归类于‘女性’位置之下，与大中国传统相对立。”[14] 周蕾把女性与通俗文学放在同等的位置，正如她将西方对中国的观看方式视为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无论是女性化还是通俗化，在周蕾的批评策略中，都是一种颠覆方式。
刘剑梅对女性主义和性别诗学的阐释，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是《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这是海外华人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完全以女性主义视角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身体与政治、革命、权力之复杂关系的著作。刘剑梅的性别批评，同样离不开后结构主义话语资源的支撑，其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不管是对霸权式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质疑，还是对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本质定性的突破，抑或是对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叙述的颠覆，都体现为对一切总体化、本质化的先验话语模式的批判立场。与此同时，刘剑梅试图挖掘女性身上的颠覆潜能，一方面，她十分重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的女性身体的“流动性”特征。她从丁玲的女性写作中，发现女性身体的“易变性”而导致的与国家民族话语之间的权力冲突;另一方面，刘剑梅追求一种流动的女性书写，她试图做不同文体之间的“游荡者”，因而将“液态书写”或“水上书写”视为女性书写最理想化的方式。跨学科、跨文体的跨界写作和表达，更符合刘剑梅所追求的“流动的女性书写”的风格和特征，其性别诗学建构，正是在对这种流动性书写的认同之中完成的。
（四）开启另一种“审美”视角的“再解读”
“再解读”来源于由唐小兵主编，1993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15]。这本书收录了唐小兵、刘再复、刘禾、黄子平、孟悦、林岗、戴锦华、马军骧等海内外不同学者的批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的具体观点和论说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是以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文本[16]。
唐小兵的“再解读”思路，一方面跟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强调文学审美性而导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红色经典文学受到冷落的际遇有关，他试图运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社会主义大众文艺进行重新解读，并挖掘这些作品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受其导师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唐小兵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试图揭示文学的审美经验如何参与到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主体构造过程中。由此，“再解读”对文学审美经验的挖掘，就极大地区别于夏志清的新批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研究传统将审美判断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17]。转变了“审美”视角之后的“再解读”试图悬置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由此，文学批评的重点就不再是对作品进行美学评价，而是从社会象征行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乃至大众文艺。
“再解读”对“重写文学史”的反叛，固然包含着为社会主义大众文艺辩护的意图，但它依然保留着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视角。唐小兵试图从社会主义大众文艺中发掘一种“基奠性话语”。在他看来，“基奠性话语”一直被视为某种终极意义以及人们信奉的宗旨，而不是解读的对象，因此，“再解读”就是对这种“历史元叙述”的颠覆和挑战。“解读的批判价值正在于其不懈地组合和重新组合，编码和重新编码已存的文本，并由此出发把历史的文本归还给历史，始终拒绝将任何表意过程镶嵌或钉死在某一基奠性意义框架或母体上。”[18] 对所谓“基奠性话语”的解构，遵循了文化研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模式，它拒绝承认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的本质和真理，而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基奠性话语”的形成过程。
三、理论的游牧性：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视角上的多变性和交叉性，要准确地概括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整体特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从整体理论面向看，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不断跨学科的越界阐释倾向，使其批评实践呈现为一种鲜明的“游牧性”[19] 特征。而这又体现为文化游牧和理论游牧两个层面。
从文化游牧层面看，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迁移、身份转换乃至经验离散，使海外华人学者处于一种文化“游牧”状态。他们游走在异质性文化经验乃至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文化政治之间，并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视野来生产和提供批判性的视角与观点。
从理论游牧层面看，海外华人学者自居于边缘化的位置，同时以游牧的姿态，大量猎取西方文化研究的资源，介入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审视。他们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追随和猎取，又表现在“理论”和“文本”两个层面。从理论层面看，这些学者与西方理论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当然，不同学者所擅长的理论各有不同。比如夏志清继承的是欧美的新批评传统，尽管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其文学批评并没有太多理论色彩。李欧梵与夏志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文学批评一开始延续的是新批评传统对作家、作品、流派等的分析，他后来转向文化研究，也只是将之视为一种理解视角，而不像后来者（比如周蕾）那样过分追求理论的艰深与晦涩。奠定王德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是福柯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他较早在中国台湾的出版社和报刊上翻译和介绍福柯的著作，同时，福柯思想也贯穿于其对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中。周蕾、刘剑梅、刘禾等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方法视角和价值立场都有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此外，如詹姆逊之于唐小兵，本雅明之于张旭东，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之于徐贲，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于刘康、王斑等，都显示出“理论”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复杂影响。从文本层面看，理论游牧也包含着对文学文本的猎取和征用。这一方面是批评对象的扩大，使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学领域，而是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不断越界，过去以文字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格局，被更多的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所丰富与拓展，如华语电影、摩登上海、城市文学等占据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批评权力的扩大，不再只是将评判作品的价值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功能（如夏志清），批评不再是文学的寄生品，而是具有自主独立性的话语实践。像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华语电影批评、再解读等对文学作品的阐释，都存在着征用文学文本符号以完成某种预设的文化理论的倾向。 海外华人学者的“游牧性”特征，跟西方理论的现代性扩张密切相关。西方语言转向和理论转向的核心，是对语言编码和虚构本质的批判性揭示。它以尼采对上帝之死的宣告为起点，后经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对美国学界的文学批评产生巨大的变革和影响。由此，语言被视为一种“编码—解码”的理论游戏。如雅克·德里达所说：“中心化了的结构概念其实是基于某物的一种游戏概念，它是建构于某种始源固定不变而又牢靠的确定性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本身则是摆脱了游戏的。从这种确定性出发，焦虑就可以得到控制，而这种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由被卷入游戏、被游戏捕捉及一开始就在游戏之中引发的。”[20] 德里达揭示了确定性的价值共同体结构跟“游戏”的矛盾关系。在德里达看来，稳固的价值基座背后所依持的中心化结构本身是“游戏”的产物，但其悖论是，中心化结构对确定性价值基础的需求使其必然排斥“游戏”。但是，如果缺少了“游戏”视角的审视，那么，确定性价值必然是缺少发展和演变活力的。理论游戏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以文本主义的视角，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物视为可供剖析和解读的文本。在语言学转向中，文学批评宣告了“作者已死”，颠覆了“作者意图”对文学作品阐释的垄断地位，使其失去文本阐释的支配权，并沦落为被解读的对象（文本）。当然，不管理论游戏的对象如何变化，它始终是将“总体性话语”视为最根本的颠覆和对话的对象，并努力捍卫特殊性和异质性事物的存在价值。
由此，反观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游牧性，可以说这一知识群体整体上继承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解构传统。不管是后殖民批评、华语电影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再解读”，无论其理论观点和立场存在何种差异，参与其中的海外华人学者却共享着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他们立足于海外的学术身份和异域视角，而将“中国性”“大中国中心主义”视为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和批判的“总体性话语”，意图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复杂化的阐释。正如周蕾指出：“后结构主义加深了我们对于（语言）意指作用中最为关键的自我指涉性的认知，使我们得以在重新思考种种知识生产实践的议题之际，针对潜藏于知识生产实践背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展开讨论。”[21] 在周蕾看来，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是允许对一切先验存在的“真实世界”去神圣化。而周蕾的性别诗学的理论激进性，既体现在以游离的“族裔观者”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和大中国中心主义传统进行双重的批判性解构，也体现于通过发掘张爱玲作品中的感官细节，以琐碎的经验性来对抗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线性叙事。鲁晓鹏、张英进试图批评国族电影的“中国性”，而重构更为多元化的电影研究格局。刘禾则把“鲁迅”及其作品对“国民性”的呈现视为20世纪中国国族主义的象征性符号进行批判。唐小兵对“基奠性话语”的审视，也包含了一种解构“先验性”的批评策略。在与胡缨关于女性主义的访谈中，唐小兵强调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亲缘关系，即后结构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啟发了女性主义有意识地站在对抗性的边缘立场，来颠覆一切先验的、本质的权力结构[22]。而这也正构成刘剑梅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
可以说，不断“游牧”的生存状态，使海外华人学者不满足于在特定的学术领域进行深耕，而是根据自身的学术旨趣，灵活地调整理论生产的领地。对批判传统的继承，使这一知识群体倾向于以断裂性的、非连续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但是，游牧性的理论扩张，也使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产生许多值得重新反思的问题和缺陷。
四、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其批评实践恰好是处在现代性的理论扩张过程之中的。理论的扩张和内爆，本身就内含着文化研究的理论生产逻辑，它建立在对非连续性、特殊性、差异性事物的关注旨趣之上，根源动力则是对追求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反思，并在批判性解构中不断地释放理论话语的能量。但是，理论的现代性扩张也导致理论的主观与专断。近年来，“强制阐释”构成了反思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要理论。“强制阐释”的理论指向之一，是对大量场外理论进入而导致的西方文论的膨胀进行反思。由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根本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支配和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理论预设、脱离文本、悬置文学经验等问题。因此，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审视，可以作为反思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后果的集中研究样本。
第一，跨文化的学术工业与“现代性”执迷。作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知识中介，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受到作为一种学术工业的文化研究知识生产机制的支配和影响。如前所述，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和身份转换，是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解构，转移到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审视。这种知识和身份转换使其在海内外学界都受到普遍的反响，而这进一步导致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性”问题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执迷。根据刘剑梅讲述，一个名为亚历山大·弗格斯的美国学者在一次会议上指责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对“文学现代性”的“恋物癖”倾向，她说：“弗格斯批评道，这些对‘五四’经典的扩展与超越研究，却仍是顺延‘恋物癖’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仰仗的仍然是一两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大概念，如‘翻译现代性’‘压抑现代性’‘延迟了的现代性’‘性别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半殖民地现代性’等，这些在现代性一词加上前缀与后缀的学术著作，好像在质疑现代性，又像在肯定现代性，读者进入不了文学自身的‘真问题’，因为全被‘现代性’这一概念所‘隔’。”[23] 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执迷，不管是李欧梵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被译介的现代性”还是周蕾的“被压抑的视觉性”，都包含着对“大中国中心主义”的解构，以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背后的“压抑性政体”的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策略，倾向于将20世纪国族政治对民众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视为一种暴力统治形式。当然，对压抑性政体的反思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空间的开拓具有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解构视角一定程度也悬置了一个事实，即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团结和凝聚民众，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跨文化的角度，在中国当下的本土语境中，过于强调“压抑”反而会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并导致一种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异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及其理论后果。文化研究的反思性批判逻辑，核心是后现代的理论游戏，目标是对总体性话语的批判，这就需要确定具体的“总体性话语”作为批判对象，如果没有，就要预设这样的对象或目标。可是，理论预设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理论吞噬文本、蚕食文本，让文本为自身的理论预设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当这种反思性批判逻辑与全球化的学术工业结合，就容易形成一种异化的知识生产机制，从而使学术研究不自觉地服从于预设好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和变异，不管是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还是徐贲的反批评，抑或是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无论他们的学术观点存在何种差异甚至对立，其本质都是需要预设好自身的批判对象，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性神话”，以建构自身批判的道德合法性。而诗学话语则成为海外华人学者在权宜性地调整其批判策略时需要征用的对象。比如徐贲的现代公民政治理念，使其积极地参与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论争和大众文化论争之中，并致力于建构一种积极的公共文化参与空间;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和“被译介的现代性”，使其在“再解读”“女性主义批评”乃至“国民性话语”等领域不断地延伸批评实践的领地。无论是徐贲还是刘禾的后殖民批评，都是服务于文化批评的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环节，他们通过征用相关诗学符号以完成自身的“理论游牧”过程，从而造成诗学本位的严重缺失，诗学似乎成了无关紧要的部分。比如在“后学论争”中，徐贲只看到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与新写实小说的保守性及其与政治的合谋，而看不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这与其后殖民批评只看重政治理念而不注重诗学本位是密切相关的。
再以刘禾为例。刘禾对国民性话语的批判从表面看是可以自洽的，但这种理论操作，必须建立在“事实”的绝对不可靠之上。而刘禾似乎用知识考古学的逻辑来悬置这个问题。她说：“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說，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24] 对事实的悬置以及知识的怀疑，使刘禾遭到陶东风的“话语拜物教”和“知识论虚无主义”的指责[25]。不过，对刘禾及其背后知识生产机制的揭示和反思，仍未得到进一步阐释。对刘禾后殖民批评的批判性反思，重点并不在于她对鲁迅的褒贬评价，或许也不在于她是否忽略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在自上而下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绎过程中，文学事实和文学经验如果不符合现在的理论预设，那么对它的悬置或者忽略居然会变得理所当然。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正是这种悬置文学和诗学经验的知识生产逻辑。
第三，“汉学主义”视角的批判性研究。海外华人学者自身也在不断反思中国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比如顾明栋提出“汉学主义”，试图以跨文化比较的批判性研究来反思西方汉学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在他看来，“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形式，正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缺乏原创力的根源。顾明栋试图以“汉学主义”作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替代性概念，他发现，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偏向的政治批评理论，而“汉学主义”则可以是一种“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理论”。顾明栋试图建构一种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汉学主义，使之“从一种解构主义的批判话语转变成建设性理论范式”[26]。但是，在具体阐释中，顾明栋又倾向于把“汉学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他说：“从本体论上来讲，汉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跟意识形态一样，它包括一系列思想、观点、信仰和价值观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它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普遍常识，一套由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所做的价值判断。”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不仅包括西方的本土学者，同时也包括在西方学院体制从事学术研究但出身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学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华人学者。在顾明栋看来，作为一种文化霸权的汉学主义，是指中国学者在形成对中国的认识时，不自觉地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化到自我的知识结构之中，“习惯性地用西方的观察、构想和评价来看待中国，以及相应地用西方价值观、西方的首肯或反对来判断和衡量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成就”[27]。因此，汉学主义批判的重点就不只是对西方汉学的理论观点和立场进行是非评判，而是试图揭示汉学主义背后的支配性知识论模式。
“汉学主义”试图从认识论根源来反思西方汉学存在的缺陷，这对于批判性地反思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具有启发性。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和弊端，比如诗学本位缺失、理论预设、忽视文学事实和经验等，根本原因或许是这一知识群体过于认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文化政治的价值追求。对多元文化政治的追求，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对“压抑性政体”的批判性认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过程中，这种解构政治，往往会强化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预设，将中国的一切都视为“压抑性”的，而无视现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经验。当支配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实践的知识生产机制被本质化，并成为一种政治和知识无意识，那么就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汉学主义”作为学术批判的帽子，而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统统置于其中，不加区别地进行审判。比如唐小兵和刘康就致力于发掘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活”的传统[28]。以本土化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现代性，有助于抛弃那种将社会主义现代性视为一种压抑性政体的认知偏见，以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挖掘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性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更新和转换。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关于“文论失语症”“理论过剩”“强制阐释”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力度在不断增强。但是，理论原创性的强烈焦虑也随之而来。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研究，既说明中国学者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正逐渐增强，同时或许也体现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竞争意识。海外华人学者既是特定时期西方文论的知识中介，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他们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为西方文论的理论后果承担必要的责任。当然，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研究，不应导向一种过分强调海外/本土的话语权力斗争，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陈旧思维模式。应立足于他们的知识迁移、身份转化、思想谱系及其参与的相关学术论争和批评实践，充分理解这一知识“游牧”群体的跨学科、跨文本、跨文化的批评实践特征，准确地分析其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和价值立场。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反思其批评实践存在的根本缺陷及其认识论根源，既要深入把握不同学者批评实践的特殊性，同时，也要从差异性中发现知识话语的内在逻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 李欧梵：《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与方法》，《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2] 李欧梵：《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载季进、余夏云 著：《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3]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1年，第3期。
[4]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5] 王德威：《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张清芳 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 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克、张隆溪教授》，《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9期。
[7] 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的论文还有：王斑：《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新课题》，周珞 译，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张英进：《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张英进：《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郑兴译，载《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等。
[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3.
[9] 参见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可、张隆溪教授》，载汪晖 主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0] 对此论争事件的详细梳理，可参见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11] 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载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12] 张英进 著，胡静 译：《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06页。
[13] 鲁晓鹏：《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4] 周蕾 著，蔡青松 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81页。
[15] 著作中的两篇文章，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评〈春蚕〉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于1992年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总第11期。
[16] 对“再解读”在国内的传播及其反响，可参考郑焕钊、李石：《作为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再解读”思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7] 夏志清 著，劉绍铭等 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18]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19]“游牧”原指北方草原民族游走不定的放牧生活方式，但是在西方现代性思想领域，“游牧的”（nomadic）是一个带有浓厚知识启蒙意味的概念，它象征着自由思想对一切精神禁锢的反抗。
[20] [法] 雅克·德里达 著，张宁 译：《书写与差异》（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3页。
[21] 周蕾 著，陈衍秀 译：《世界标靶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02页。
[22] 胡缨、唐小兵：《“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关于后结构主义的“策略”理论》，载《读书》，1988年，第3期。
[23] [24] 刘剑梅 著：《狂欢的女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9页，第153页。
[25] 参见陶东风：《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26] [27] 顾明栋 著，张强、段国重、冯涛等 译：《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7页，第161页。
[28] 可参见唐小兵 著：《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刘康 著，李辉、杨建刚 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关键词：海外华人学者 文化研究 游牧性 社会主义现代性
海外华人学者，主要指20世纪以来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赴国外读书求学，后留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群体。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主要是在美国的学术机制中完成的，他们一方面紧跟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80年代美国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思潮;另一方面立足于美国的学院建制，如比较文学系或东亚系，而推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渗透，从而给此前占据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文学研究方法造成了冲击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逐渐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不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中介，其话语实践也构成中西方文化交锋，以及确立自我与他者关系最频繁也最直接的前沿领域。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生产的内在逻辑出发，对这一知识群体的代际划分、身份转换、文化政治、理论变异及其后果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总结和反思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局限、推动当代文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全球化知识迁移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转向
196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夏志清撰写并出版其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这本著作用欧美人文主义和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注重挖掘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叙事形式和审美价值，其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高度评价在海外学界引起反响，不仅开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也改变了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只研究古典而不关注现代的学术格局。
随着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的兴起，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受到理论的渗透。由于深入参与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华人学者也最敏感地意识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欧梵在国内的演讲中，就较早地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和现状[1]。而《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从语言的角度对西方理论话语在中文学术写作中的渗透现象进行反思[2]。20世纪90年代，王德威在中国台湾做的专题演讲《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也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勾勒[3]。在此基础上，王德威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4] 和《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5] 更加全面地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代际更迭、学科范式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不管是李欧梵还是王德威，他们都局限于从方法论转型的视角来看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而未能阐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解构政治对理论转向的影响。相比之下，刘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克、张隆溪教授》[6] 不仅揭示了解构主义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转向的影响，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理论转向包含着对夏志清的新批评文学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挑战[7]。
事实上，“理论转向”导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价值立场产生了重要改变，并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色。如果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代际划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代。其划分标准有年龄上的考量，但不完全跟年龄有关，而主要取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程度。理论转向之后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开创，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起点，他继承了欧美新批评的传统，以对作品的审美分析为主;第二是过渡，以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主，他们一方面受到夏氏兄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与此同时，其文学批评也开始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第三是成熟，以周蕾、刘禾、徐贲、张英进、唐小兵、张旭东、刘康、刘剑梅、王斑、顾明栋等学者为代表，此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前占据中心的作家、文类、作品、现象、运动等文本研究，皆受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城市研究、视觉文化等跨学科文化研究的冲击，这些学者也是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始终跟全球化的知识迁移和身份转换密不可分。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是身体的迁移，即知识分子出于各自的人生际遇而跨国移民，这是一种空间上的肉身迁移;二是知识的传播，知识分子的跨国迁移是一种社会流动，必然带来知识与文化上的传播。更进一步，跨国迁移是个体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切换，也会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所带来的异质性体验。异质性体验最初或许是一种新鲜的文化体验，但随着时间推移，知识个体在陌生的异域环境中也会产生孤独的、边缘化的感受。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过程恰好面临这样的文化异质性体验。如果说，肉身迁移带来精神重构的契机，那么，海外华人学者的精神重建方式则是通过学术来完成的。
这就涉及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转换问题。事实上，西方文化研究同样也是全球化知识迁移的产物。文化研究的跨文化传播，使其经历了从欧洲到美国的理论旅行和变异过程，这个过程还关系到东西方阅读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本质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解构性批判，那么，这一解构政治在美国学界的大规模传播和接受，则转变为后殖民理论思潮中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东方主义”话语霸权的激进批判。后殖民理论关涉到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族裔歧视和偏见时，如何通过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而重构自身的族裔主体性。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在揭示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区域研究、文化研究乃至后殖民研究，都跟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流動密切相关[8]。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关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西方知识分子在跨国迁移，以及不同文化图式下的身份转换。 海外华人学者也面临类似的学术身份转换问题。如果说，赛义德等来自第三世界的亚裔学者的后殖民批评通过批判“东方主义”以颠覆西方中心主义霸权，那么，来自第三世界的华人学者则在回应后殖民主义思潮，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学术身份。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欧美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开始受到审视和批判。如前所述，刘康揭示了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能够在海外取得强烈反响，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汉学界的东方主义心态有关[9]。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深受欧美新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其对文学的审美性追求本身也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批评。因此，夏志清能够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观点或多或少地迎合了东方主义的学术建制，以及西方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启发下，海外华人学者一方面看到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新批评文学研究方法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其对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传统的评价，开始摆脱新批评和现代主义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和审美判断，而对文学形式和语言进行历史语境和社会文本的整体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将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解构，转移到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批判性审视中，其理论实践也就在中西之间的复杂权力和话语张力之中不断游走。
二、海外华人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
本文试图从“后殖民批评”“华语电影”“女性主义”和“再解读”四个方面来概括海外华人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必须明确的是，仅仅通过几个概念或议题是不可能完全概括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的。与此同时，由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总是不断游走于不同的学术空间，因此，也不能说某个学者的批评实践只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其研究领域其实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是，如果从海内外的学术反响来看，上述四个议题相对而言更具有代表性。某个学者的批评实践可能包括多个领域和议题，本文会尽可能地对其更为突出的层面进行概括和评价。
（一）作为学术论争事件的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理论对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影响是多个层面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后殖民批评本身，而牵涉到整个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的重构。相对而言，徐贲和刘禾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实践不仅有更突出的论述，而且有效地参与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过程中的学术论争。
20世纪90年代，徐贲积极参与的两次学术论争在国内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是关于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讨论，二是更为著名的、在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开展的“后学”论争。作为“后学”论争的重要参与者，徐贲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关于后殖民的论述，最突出的是对以张颐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反批评。对人民记忆和新写实小说的阐释，是“后学”论争的核心。在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中，新写实小说被赋予了一种先锋探索的功能，即通过小说的语言实践，充分调动第三世界的“人民记忆”以反抗第一世界的文化权力。但徐贲试图与张颐武争夺的正是这一点，这尤其表现于他在“激进”和“保守”两个层面对新写实小说完全相反的评价。首先，徐贲认为，张颐武对第一世界文化的激进批评，掩盖的恰恰是对本土政治权力批评的保守性。其次，与“先锋派文学”的政治激进性相比，“新写实小说”又是保守的。尽管“新写实小说”有意与官方的历史叙述保持距离，通过对老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刻画而挖掘被主流叙述所压抑的“人民记忆”，但其“非政治”姿态不过只是为了得到官方文化权力的接纳。
如果说，徐贲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主要目的是对第三世界文化批评进行反批评，其诗学话语不过是附属于文化政治的话语言说，那么刘禾关于鲁迅的“国民性话语”的批评以及引发的论争，则是真正地从文学和诗学层面进行批评实践。在国内，围绕着刘禾及其国民性话语批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也构成后殖民批评在中国旅行的更为重要的理论事件[10]。尽管刘禾似乎并未专门回应相关学术争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刘禾最早发表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以后殖民批评视角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中的阿Q形象，尤其聚焦在鲁迅对阿Q的国民劣根性塑造与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关系。她试图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下，“把支配我们思维的语言、知识、理论、学术和历史范畴，都统统纳入批评的视野”[11]，从而揭示“国民性”概念的西方知识来源。刘禾试图还原“国民性”概念如何在中西方的跨文化“合谋”中成为“神话”，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支配性话语。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对作为一个“神话”符号的鲁迅及其作品的重新反思，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对“国民性”话语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批判性解构。
（二）华语电影海外建构的内在逻辑
在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增多的海内外学术交流中，“华语电影”的概念最早是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后经由鲁晓鹏、叶月瑜等海外华人学者的系统阐述，以及海内外的学术运作而逐渐被学科化和理论化。华语电影的理论生产，离不开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所奠定的学术基础，李欧梵、周蕾、唐小兵、张英进、鲁晓鹏等海外华人学者都在这一领域有过相关研究和论述。
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倾向于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对中国电影的跨国文化生产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支配权力进行批判。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策略，就是围绕语言而进行的理论游戏，它将历史和文学视为一种由语言编码所构成的叙述，而批评的功能就在于解码，揭露叙述背后的“语言”操作过程。而从“语言”角度看，作为一种视觉形式的电影“语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由摄影剪辑、画面色彩等构成的电影视觉语言，二是指作用于听觉的台词配音（国语或地域方言）。从前者看，海外华人学者试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尤其是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电影中，挖掘其如何通过视觉语言的实验和探索，以颠覆过去社会主义电影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比如张英进用“弑父”运动来形容陈凯歌、田壮壮导演的电影语言革命——“诸如陈凯歌和田壮壮等导演在这场疯狂的‘弑父’运动中作为边缘化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被牵扯进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想要通过探索新的电影语言和新的叙述模式来质疑革命的神话以及挑战‘父亲的名字’;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通过将自身重新整合进主流的文化表现而进入一种象征性的秩序”。[12] 从后者看，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海外华人学者通过强调“语言”的异质性，试图以少数语言的“语言政治”来解构“中国性”。以张艺谋的《英雄》为例，尽管鲁晓鹏对张艺谋的电影策略（对中华文化的奇观化呈现以及迎合全球化消费意识形态）颇有微词，但是又肯定了电影语言所呈现的带着地域口音（台腔或港腔）的普通话对于统治性声音（纯正的国语）的消解意义。他说：“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被用于汉语电影，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口音的丰富多样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泛中文世界，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和國家实体难以涵盖的不同身份和位置的集合体。”[13] 而“中国性的崩溃”，也是“华语电影”概念后来在国内引起众多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女性主义与性别诗学的价值重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论争和人性反思中，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话语谱系。在性别秩序的想象性重构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的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重要的话语力量。相对而言，周蕾和刘剑梅对女性主义的探讨更为集中，在突出海外华人学者对女性身份意识的阐释方面也更具有代表性。
周蕾对东西方阅读政治的批判性思考，可以概括为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女性主义”。一方面，周蕾揭示了长期以来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女性化”的不平等位置。所谓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将中国被西方所“看见”的状况，对比为男性对女性的目光凝视，这本质上是西方漢学不自觉地在想象中将“中国”他者化。这一批评策略体现于周蕾对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以及宇文所安的东方主义执迷的批判;另一方面，周蕾以女性主义的权力视角颠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加诸通俗文学的压迫力量。她说：“鸳蝶派文学创造出阅读领域本身的社会斗争，无论情愿与否，这场斗争让此类型文学与其作者（皆为男性）归类于‘女性’位置之下，与大中国传统相对立。”[14] 周蕾把女性与通俗文学放在同等的位置，正如她将西方对中国的观看方式视为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无论是女性化还是通俗化，在周蕾的批评策略中，都是一种颠覆方式。
刘剑梅对女性主义和性别诗学的阐释，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是《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这是海外华人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完全以女性主义视角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身体与政治、革命、权力之复杂关系的著作。刘剑梅的性别批评，同样离不开后结构主义话语资源的支撑，其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不管是对霸权式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质疑，还是对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本质定性的突破，抑或是对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叙述的颠覆，都体现为对一切总体化、本质化的先验话语模式的批判立场。与此同时，刘剑梅试图挖掘女性身上的颠覆潜能，一方面，她十分重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的女性身体的“流动性”特征。她从丁玲的女性写作中，发现女性身体的“易变性”而导致的与国家民族话语之间的权力冲突;另一方面，刘剑梅追求一种流动的女性书写，她试图做不同文体之间的“游荡者”，因而将“液态书写”或“水上书写”视为女性书写最理想化的方式。跨学科、跨文体的跨界写作和表达，更符合刘剑梅所追求的“流动的女性书写”的风格和特征，其性别诗学建构，正是在对这种流动性书写的认同之中完成的。
（四）开启另一种“审美”视角的“再解读”
“再解读”来源于由唐小兵主编，1993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15]。这本书收录了唐小兵、刘再复、刘禾、黄子平、孟悦、林岗、戴锦华、马军骧等海内外不同学者的批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的具体观点和论说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是以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文本[16]。
唐小兵的“再解读”思路，一方面跟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强调文学审美性而导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红色经典文学受到冷落的际遇有关，他试图运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社会主义大众文艺进行重新解读，并挖掘这些作品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受其导师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唐小兵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试图揭示文学的审美经验如何参与到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主体构造过程中。由此，“再解读”对文学审美经验的挖掘，就极大地区别于夏志清的新批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研究传统将审美判断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17]。转变了“审美”视角之后的“再解读”试图悬置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由此，文学批评的重点就不再是对作品进行美学评价，而是从社会象征行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乃至大众文艺。
“再解读”对“重写文学史”的反叛，固然包含着为社会主义大众文艺辩护的意图，但它依然保留着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视角。唐小兵试图从社会主义大众文艺中发掘一种“基奠性话语”。在他看来，“基奠性话语”一直被视为某种终极意义以及人们信奉的宗旨，而不是解读的对象，因此，“再解读”就是对这种“历史元叙述”的颠覆和挑战。“解读的批判价值正在于其不懈地组合和重新组合，编码和重新编码已存的文本，并由此出发把历史的文本归还给历史，始终拒绝将任何表意过程镶嵌或钉死在某一基奠性意义框架或母体上。”[18] 对所谓“基奠性话语”的解构，遵循了文化研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模式，它拒绝承认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的本质和真理，而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基奠性话语”的形成过程。
三、理论的游牧性：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视角上的多变性和交叉性，要准确地概括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整体特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从整体理论面向看，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不断跨学科的越界阐释倾向，使其批评实践呈现为一种鲜明的“游牧性”[19] 特征。而这又体现为文化游牧和理论游牧两个层面。
从文化游牧层面看，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迁移、身份转换乃至经验离散，使海外华人学者处于一种文化“游牧”状态。他们游走在异质性文化经验乃至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文化政治之间，并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视野来生产和提供批判性的视角与观点。
从理论游牧层面看，海外华人学者自居于边缘化的位置，同时以游牧的姿态，大量猎取西方文化研究的资源，介入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审视。他们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追随和猎取，又表现在“理论”和“文本”两个层面。从理论层面看，这些学者与西方理论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当然，不同学者所擅长的理论各有不同。比如夏志清继承的是欧美的新批评传统，尽管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其文学批评并没有太多理论色彩。李欧梵与夏志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文学批评一开始延续的是新批评传统对作家、作品、流派等的分析，他后来转向文化研究，也只是将之视为一种理解视角，而不像后来者（比如周蕾）那样过分追求理论的艰深与晦涩。奠定王德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是福柯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他较早在中国台湾的出版社和报刊上翻译和介绍福柯的著作，同时，福柯思想也贯穿于其对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中。周蕾、刘剑梅、刘禾等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方法视角和价值立场都有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此外，如詹姆逊之于唐小兵，本雅明之于张旭东，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之于徐贲，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于刘康、王斑等，都显示出“理论”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复杂影响。从文本层面看，理论游牧也包含着对文学文本的猎取和征用。这一方面是批评对象的扩大，使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学领域，而是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不断越界，过去以文字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格局，被更多的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所丰富与拓展，如华语电影、摩登上海、城市文学等占据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批评权力的扩大，不再只是将评判作品的价值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功能（如夏志清），批评不再是文学的寄生品，而是具有自主独立性的话语实践。像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华语电影批评、再解读等对文学作品的阐释，都存在着征用文学文本符号以完成某种预设的文化理论的倾向。 海外华人学者的“游牧性”特征，跟西方理论的现代性扩张密切相关。西方语言转向和理论转向的核心，是对语言编码和虚构本质的批判性揭示。它以尼采对上帝之死的宣告为起点，后经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对美国学界的文学批评产生巨大的变革和影响。由此，语言被视为一种“编码—解码”的理论游戏。如雅克·德里达所说：“中心化了的结构概念其实是基于某物的一种游戏概念，它是建构于某种始源固定不变而又牢靠的确定性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本身则是摆脱了游戏的。从这种确定性出发，焦虑就可以得到控制，而这种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由被卷入游戏、被游戏捕捉及一开始就在游戏之中引发的。”[20] 德里达揭示了确定性的价值共同体结构跟“游戏”的矛盾关系。在德里达看来，稳固的价值基座背后所依持的中心化结构本身是“游戏”的产物，但其悖论是，中心化结构对确定性价值基础的需求使其必然排斥“游戏”。但是，如果缺少了“游戏”视角的审视，那么，确定性价值必然是缺少发展和演变活力的。理论游戏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以文本主义的视角，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物视为可供剖析和解读的文本。在语言学转向中，文学批评宣告了“作者已死”，颠覆了“作者意图”对文学作品阐释的垄断地位，使其失去文本阐释的支配权，并沦落为被解读的对象（文本）。当然，不管理论游戏的对象如何变化，它始终是将“总体性话语”视为最根本的颠覆和对话的对象，并努力捍卫特殊性和异质性事物的存在价值。
由此，反观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游牧性，可以说这一知识群体整体上继承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解构传统。不管是后殖民批评、华语电影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再解读”，无论其理论观点和立场存在何种差异，参与其中的海外华人学者却共享着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他们立足于海外的学术身份和异域视角，而将“中国性”“大中国中心主义”视为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和批判的“总体性话语”，意图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复杂化的阐释。正如周蕾指出：“后结构主义加深了我们对于（语言）意指作用中最为关键的自我指涉性的认知，使我们得以在重新思考种种知识生产实践的议题之际，针对潜藏于知识生产实践背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展开讨论。”[21] 在周蕾看来，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是允许对一切先验存在的“真实世界”去神圣化。而周蕾的性别诗学的理论激进性，既体现在以游离的“族裔观者”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和大中国中心主义传统进行双重的批判性解构，也体现于通过发掘张爱玲作品中的感官细节，以琐碎的经验性来对抗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线性叙事。鲁晓鹏、张英进试图批评国族电影的“中国性”，而重构更为多元化的电影研究格局。刘禾则把“鲁迅”及其作品对“国民性”的呈现视为20世纪中国国族主义的象征性符号进行批判。唐小兵对“基奠性话语”的审视，也包含了一种解构“先验性”的批评策略。在与胡缨关于女性主义的访谈中，唐小兵强调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亲缘关系，即后结构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啟发了女性主义有意识地站在对抗性的边缘立场，来颠覆一切先验的、本质的权力结构[22]。而这也正构成刘剑梅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
可以说，不断“游牧”的生存状态，使海外华人学者不满足于在特定的学术领域进行深耕，而是根据自身的学术旨趣，灵活地调整理论生产的领地。对批判传统的继承，使这一知识群体倾向于以断裂性的、非连续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但是，游牧性的理论扩张，也使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产生许多值得重新反思的问题和缺陷。
四、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其批评实践恰好是处在现代性的理论扩张过程之中的。理论的扩张和内爆，本身就内含着文化研究的理论生产逻辑，它建立在对非连续性、特殊性、差异性事物的关注旨趣之上，根源动力则是对追求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反思，并在批判性解构中不断地释放理论话语的能量。但是，理论的现代性扩张也导致理论的主观与专断。近年来，“强制阐释”构成了反思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要理论。“强制阐释”的理论指向之一，是对大量场外理论进入而导致的西方文论的膨胀进行反思。由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根本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支配和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理论预设、脱离文本、悬置文学经验等问题。因此，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审视，可以作为反思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后果的集中研究样本。
第一，跨文化的学术工业与“现代性”执迷。作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知识中介，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受到作为一种学术工业的文化研究知识生产机制的支配和影响。如前所述，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和身份转换，是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解构，转移到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审视。这种知识和身份转换使其在海内外学界都受到普遍的反响，而这进一步导致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性”问题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执迷。根据刘剑梅讲述，一个名为亚历山大·弗格斯的美国学者在一次会议上指责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对“文学现代性”的“恋物癖”倾向，她说：“弗格斯批评道，这些对‘五四’经典的扩展与超越研究，却仍是顺延‘恋物癖’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仰仗的仍然是一两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大概念，如‘翻译现代性’‘压抑现代性’‘延迟了的现代性’‘性别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半殖民地现代性’等，这些在现代性一词加上前缀与后缀的学术著作，好像在质疑现代性，又像在肯定现代性，读者进入不了文学自身的‘真问题’，因为全被‘现代性’这一概念所‘隔’。”[23] 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执迷，不管是李欧梵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被译介的现代性”还是周蕾的“被压抑的视觉性”，都包含着对“大中国中心主义”的解构，以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背后的“压抑性政体”的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策略，倾向于将20世纪国族政治对民众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视为一种暴力统治形式。当然，对压抑性政体的反思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空间的开拓具有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解构视角一定程度也悬置了一个事实，即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团结和凝聚民众，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跨文化的角度，在中国当下的本土语境中，过于强调“压抑”反而会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并导致一种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异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及其理论后果。文化研究的反思性批判逻辑，核心是后现代的理论游戏，目标是对总体性话语的批判，这就需要确定具体的“总体性话语”作为批判对象，如果没有，就要预设这样的对象或目标。可是，理论预设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理论吞噬文本、蚕食文本，让文本为自身的理论预设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当这种反思性批判逻辑与全球化的学术工业结合，就容易形成一种异化的知识生产机制，从而使学术研究不自觉地服从于预设好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和变异，不管是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还是徐贲的反批评，抑或是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无论他们的学术观点存在何种差异甚至对立，其本质都是需要预设好自身的批判对象，将其视为一种“总体性神话”，以建构自身批判的道德合法性。而诗学话语则成为海外华人学者在权宜性地调整其批判策略时需要征用的对象。比如徐贲的现代公民政治理念，使其积极地参与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论争和大众文化论争之中，并致力于建构一种积极的公共文化参与空间;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和“被译介的现代性”，使其在“再解读”“女性主义批评”乃至“国民性话语”等领域不断地延伸批评实践的领地。无论是徐贲还是刘禾的后殖民批评，都是服务于文化批评的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环节，他们通过征用相关诗学符号以完成自身的“理论游牧”过程，从而造成诗学本位的严重缺失，诗学似乎成了无关紧要的部分。比如在“后学论争”中，徐贲只看到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与新写实小说的保守性及其与政治的合谋，而看不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这与其后殖民批评只看重政治理念而不注重诗学本位是密切相关的。
再以刘禾为例。刘禾对国民性话语的批判从表面看是可以自洽的，但这种理论操作，必须建立在“事实”的绝对不可靠之上。而刘禾似乎用知识考古学的逻辑来悬置这个问题。她说：“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說，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24] 对事实的悬置以及知识的怀疑，使刘禾遭到陶东风的“话语拜物教”和“知识论虚无主义”的指责[25]。不过，对刘禾及其背后知识生产机制的揭示和反思，仍未得到进一步阐释。对刘禾后殖民批评的批判性反思，重点并不在于她对鲁迅的褒贬评价，或许也不在于她是否忽略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在自上而下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绎过程中，文学事实和文学经验如果不符合现在的理论预设，那么对它的悬置或者忽略居然会变得理所当然。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正是这种悬置文学和诗学经验的知识生产逻辑。
第三，“汉学主义”视角的批判性研究。海外华人学者自身也在不断反思中国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比如顾明栋提出“汉学主义”，试图以跨文化比较的批判性研究来反思西方汉学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在他看来，“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形式，正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缺乏原创力的根源。顾明栋试图以“汉学主义”作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替代性概念，他发现，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偏向的政治批评理论，而“汉学主义”则可以是一种“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理论”。顾明栋试图建构一种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汉学主义，使之“从一种解构主义的批判话语转变成建设性理论范式”[26]。但是，在具体阐释中，顾明栋又倾向于把“汉学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他说：“从本体论上来讲，汉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跟意识形态一样，它包括一系列思想、观点、信仰和价值观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它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普遍常识，一套由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所做的价值判断。”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不仅包括西方的本土学者，同时也包括在西方学院体制从事学术研究但出身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学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华人学者。在顾明栋看来，作为一种文化霸权的汉学主义，是指中国学者在形成对中国的认识时，不自觉地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化到自我的知识结构之中，“习惯性地用西方的观察、构想和评价来看待中国，以及相应地用西方价值观、西方的首肯或反对来判断和衡量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成就”[27]。因此，汉学主义批判的重点就不只是对西方汉学的理论观点和立场进行是非评判，而是试图揭示汉学主义背后的支配性知识论模式。
“汉学主义”试图从认识论根源来反思西方汉学存在的缺陷，这对于批判性地反思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具有启发性。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和弊端，比如诗学本位缺失、理论预设、忽视文学事实和经验等，根本原因或许是这一知识群体过于认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文化政治的价值追求。对多元文化政治的追求，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对“压抑性政体”的批判性认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过程中，这种解构政治，往往会强化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预设，将中国的一切都视为“压抑性”的，而无视现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经验。当支配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实践的知识生产机制被本质化，并成为一种政治和知识无意识，那么就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汉学主义”作为学术批判的帽子，而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统统置于其中，不加区别地进行审判。比如唐小兵和刘康就致力于发掘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活”的传统[28]。以本土化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现代性，有助于抛弃那种将社会主义现代性视为一种压抑性政体的认知偏见，以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挖掘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性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更新和转换。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关于“文论失语症”“理论过剩”“强制阐释”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力度在不断增强。但是，理论原创性的强烈焦虑也随之而来。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研究，既说明中国学者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正逐渐增强，同时或许也体现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竞争意识。海外华人学者既是特定时期西方文论的知识中介，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他们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为西方文论的理论后果承担必要的责任。当然，对海外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研究，不应导向一种过分强调海外/本土的话语权力斗争，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陈旧思维模式。应立足于他们的知识迁移、身份转化、思想谱系及其参与的相关学术论争和批评实践，充分理解这一知识“游牧”群体的跨学科、跨文本、跨文化的批评实践特征，准确地分析其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和价值立场。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反思其批评实践存在的根本缺陷及其认识论根源，既要深入把握不同学者批评实践的特殊性，同时，也要从差异性中发现知识话语的内在逻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 李欧梵：《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与方法》，《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2] 李欧梵：《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载季进、余夏云 著：《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3]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1年，第3期。
[4]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5] 王德威：《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张清芳 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 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克、张隆溪教授》，《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9期。
[7] 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的论文还有：王斑：《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新课题》，周珞 译，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张英进：《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张英进：《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郑兴译，载《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等。
[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3.
[9] 参见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可、张隆溪教授》，载汪晖 主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0] 对此论争事件的详细梳理，可参见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11] 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载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12] 张英进 著，胡静 译：《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06页。
[13] 鲁晓鹏：《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4] 周蕾 著，蔡青松 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81页。
[15] 著作中的两篇文章，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评〈春蚕〉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于1992年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总第11期。
[16] 对“再解读”在国内的传播及其反响，可参考郑焕钊、李石：《作为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再解读”思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7] 夏志清 著，劉绍铭等 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18]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19]“游牧”原指北方草原民族游走不定的放牧生活方式，但是在西方现代性思想领域，“游牧的”（nomadic）是一个带有浓厚知识启蒙意味的概念，它象征着自由思想对一切精神禁锢的反抗。
[20] [法] 雅克·德里达 著，张宁 译：《书写与差异》（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3页。
[21] 周蕾 著，陈衍秀 译：《世界标靶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02页。
[22] 胡缨、唐小兵：《“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关于后结构主义的“策略”理论》，载《读书》，1988年，第3期。
[23] [24] 刘剑梅 著：《狂欢的女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9页，第153页。
[25] 参见陶东风：《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26] [27] 顾明栋 著，张强、段国重、冯涛等 译：《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7页，第161页。
[28] 可参见唐小兵 著：《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刘康 著，李辉、杨建刚 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