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投资革命，也有风险
　　
　　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据说孙中山的革命党挺羡慕洪秀全的这种起义方式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编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
　　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万、2万、3万、4万、5万，而孙中山偶尔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一些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没有可能绝大多数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鄯分的分裂状态。
　　
　　造反要花多少钱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策动的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5000元(原本是5000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可以说，即使刘公的5000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这年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一些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4万，前后共计耗费了17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先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账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
　　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72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72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期间各地攒了点银子，也许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