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和医生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多年来一直服务于基层,服务于普通大众,为广大贫困市民提供医疗服务,获得了市民的认可,被誉为“草根医生”、“家庭医生”;服务在基层,虽然少了繁华和热闹,但能够真诚服务于有需要的人,因而他也真正收获了一颗仁心,一个仁者常乐的胸怀。2006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授予李深和医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
　　
　　【李深和医生,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创会会长、香港医学会会董、京港医学交流会议筹备委员会联席主席,香港西医工会会董、公共屋邨执业西医协会会董、广华医院管治委员会委员、医院管理局九龙地区谘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并荣获北京大学优秀校友称号。】
　　
　　内地求学,养成服务人民之仁心
　　
　　毋庸置疑,香港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城市,人们的生活生存也往往带上浓厚的商业色彩,李深和医生却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服务在基层,为普通市民解除病痛,不为名利和虚名,这显得极为难能可贵。显然,若内心没有一份信念的支撑,很难达至,而支撑李深和医生的,则是他早年受之于内地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李深和医生生于香港,中学也在香港完成,1954年,他北上内地求学,考进当时内地最权威的医学高校——北京医学院(后改名北京医科大学,现已与北京大学合并)。“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受家庭的影响,尤其是父亲让我学医,再加上自己也喜欢行医帮助人,所以就选择医学院。”从他选择学医的初衷,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名孝子,亦饱含仁爱之心。
　　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聚集了众多顶级的医学教授,这让李深和医生可以很好地接受医学教育,学习到丰富的医学理论和技能;更难得的是,内地的求学经历,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以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他成为了一个 “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先”、“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的医者。他感慨地说:“这段时间的经历对我的工作、学习、思想上的影响,可以说是终生受用,那个时候培养人才,更重视培养人的人格,如何做人,不仅仅是技术技能方面。”1960年,经过六年的学习和劳动实践,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北医附属第四临床教学医院,即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工作和深造。
　　1973年,由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恢复,对外政策开始有所变化。同时,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央政府提倡与香港地区可以“自由来往”,周恩来总理也同意来内地求学和工作的香港学生,可以返回香港。而此时,李深和医生的父亲由于年事已高,身体开始转危,作为独子的他不得不离开学习工作十几年的内地,申请回到香港。
　　本来,正规医学院毕业,且有十几年的临床行医经验,回到香港后的李深和医生,应该是社会急需的人才。然而,当时的港英政府所实行的人才界定和行医管理制度让他不得不面临无法行医的尴尬。“凡是不属于英联邦的文凭在香港一律不予承认,政府不颁发行医执照,没有港英政府颁发的行医执照,就不能行医。”他回忆说,“那时的香港,人口开始膨胀,明显出现了缺医少药的现象,急需大量的医生。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但当时的港英政府不让我们这些内地毕业的医生合法行医,不管从法理角度,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还是从市民需要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
　　正是“哪里有不合理,哪里就有争取”,据李深和先生回忆,一些无法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医生们,积极组织起来通过立法局、社会舆论和媒体来影响港英政府,争取合法行医的权利,甚至还出现过一些游行活动。最后,立法局终于立法,确定可以用考试的形式来取得行医资格。“这种考试也是不公平的,从英联邦的学校毕业的学生行医不用考试,而我们这些来自内地已有十几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却要参加考试,并且考完试及格后,还要实习一段时间。”他回忆说,“不过,总归是有这个行医的途径了,我就是以考试的形式来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
　　服务基层,
　　深受信赖的“平民大夫”
　　
　　1977年,李深和医生通过第一届香港医务委员会医生执照考试,获准注册行医,1979年拿到执照,顺利进入到医院工作。此时的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外来人口增多,大量市民聚居在公共屋邨,人口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医疗问题,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为此,香港政府推出公共屋邨医疗政策,将一些屋邨单位拨作医务所,廉价出租给医生,鼓励医生去基层行医,服务贫苦大众,一个诊所覆盖差不多七千到一万人。他说:“那时香港只有香港大学一个高校有医科,而在里面念医的多数非富即贵,从心里头未必看得起草根阶层,也不一定愿意到基层服务。而我们则愿意到公共屋邨中去,为真正有需要的贫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而不仅仅为富人服务。”
　　到基层公共屋邨去行医,李深和医生辗转到过几个地方,但无一例外都在基层,都是为“草根阶层”行医治病,三十余年而无怨无悔。他感慨地说:“作为医生,就一定要有一颗仁心,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救死扶伤。在中环,我有个医生朋友是开诊所的,他请我去,并保证收入是在公共屋邨的三四倍。但是,我还是愿意在基层接触老百姓,和他们一起生活,大家相处融洽,我就感觉非常满足,非常开心。”
　　行医四十余年,三十余年都服务在基层,和普通市民打成一片,李深和医生收获种种欢乐和满足,尤其是市民的信任和信赖,在他看来,尤为珍贵,是任何物质所无法取代的。他略显自豪地说:“也许一些权威专家不一定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但我这个‘平民大夫’却得到我的病人的充分信任,我的建议和开出的药剂,患者都会听取,并安心服用。”
　　三十余年和市民“打成一片”,留给李深和医生美好回忆的事件非常多,其中,有两件让他记忆尤为深刻。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张结婚请柬,上面写道:“您是第一个带我来这个世界的人。”原来,新郎当年是由李深和医生接生的。“他结婚的时候,还记得我,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若不提醒,可能连我自己都记不得他是哪位了。”每当谈及此事,李深和先生总是感觉很温暖。
　　如果平安地迎接生命,让李深和医生心满意足,那么平静地送走一个绝症患者,同样也是功德圆满之事。当年一位肝癌患者进来就诊,劈头就问李深和医生,“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只有半年寿命了?”原来,该患者已经到了癌症晚期,被确诊为只有半年寿命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人以前很穷,后来事业成功了,有一大笔财产,他的家人希望他能将遗嘱等事宜办好,但他不相信自己会死,拒绝安排遗产等事宜。”李深和医生回忆说,“结果,他的家人让他找到我,我就问他是否信任我,他说信任。于是,我就翻看他的病历,告诉他命不久矣,随后将病情跟他分析了一下。这样他才相信了,回去后就准备遗嘱事宜。”
　　
　　回馈社会,奉献之心永不止步
　　
　　在服务“草根”之时,李深和医生还不忘时刻回馈社会,因为回馈社会在他的心中早已经成为一种义务,他说:“国家和社会培养一名医生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困难重重,因此,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我义不容辞。”
　　1995年,在李深和医生等人的呼吁和倡导下,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宣告成立。协会的会员都是在非英联邦医学院校毕业后,来到香港通过考试领到政府颁发行医执照的医生,协会成立之日,他被推选为会长,并一直担任至今。在香港,协会时常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内地的公益事业也进行相关的支持。
　　另外,作为京港医学交流会议筹备委员会联席主席,李深和医生与各位成员同心协力,经过一年来的筹备,于2008年11月8日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多个地区及美国、法国、英国、泰国的学者共650人出席大会。使得京港医学交流突破了地域界限,视野更加开阔,议题更加丰富,更具深远影响。
　　“基层行医卅年,繁华不改奉献心”,李深和医生的一颗奉献之心,服务之心,仁者之心,无不让人感怀。如今,李深和医生已年逾古稀,但依旧精神矍铄,仁心饱满。他表示,自己还不想退休,想带着仁心,带着爱心,继续为患者服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仁心仁术的长者,一定会收获更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