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应该说是沪产电视剧的第一个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家春秋》《孽债》《十六岁花季》《上海一家人》《上海的早晨》……用现在的话说，都是现象级的作品，播放时几乎万人空巷。那几首主题歌，在当时也是人人传唱，至今仍有余响，足见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
　　这些作品红了，首先是戏红了，然后红了演员、导演……而在这些风华的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她或是编剧，或是编辑，或是策划，却不为观众所知，那就是黄海芹。
　　黄海芹家学渊源，是著名戏剧大师黄佐临和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金韵之（丹尼）的二女儿，著名导演黄蜀芹的妹妹。黄家子女、孙辈，很多都走上了艺术之路，然而除了对艺术的挚爱，对生活的淡泊，在人群中，都是那种微笑的平静的姿态，家世在黄家，绝无一丝炫耀的意义，只是成为做人的朴实教养。
　　黄海芹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永远挂着淡然的笑。1959年她考上上戏戏文系，毕业后参军去了福州军区的部队当创作员，一去就是18个春秋，再回沪已经是不惑之年了。那一代人的坎坷遭遇是普遍的，而黄海芹对这一切又格外的宽容：“我就是一直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这几乎是黄海芹的一句口头禅。是的，宽容、乐观，这是她人生的底色。再多的艰难，在她口中都是“都付笑谈中”的语调娓娓道来。
　　1987年上海电视台重拍的《家春秋》，是黄海芹进电视台第一部编剧的作品，因为用了《红楼梦》里黛玉和宝钗的演员陈晓旭和张莉来扮演梅表姐和鸣凤，使这部戏未播先红，引起了巨大关注，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广告盈利的电视剧作品，在当时电视剧完全由国家拨款的体制下，这无疑是开创了历史先河。而从艺术特色上看，黄海芹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大胆修改，赋予了瑞珏、觉新这些人物新的特质，也使观众耳目一新。
　　《孽债》1995年在上海电视台以沪语播出时，创下了42.62%的超高收视率，还开创了黄金档电视剧每日播出两集的先河。这是个有争议的题材，当时从拍出来到播放的曲折一言难尽，后来作者叶辛回忆起当年，他最先把版权给了云南电视台，而云南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拍，于是拿回了上海。
　　叶辛写道：“第二天我就给黄蜀芹的妹妹黄海芹打了电话，她那时是上海台管文学剧本的主任，在看到《孽债》小说的当月，她就问我是否让上海台拍这个剧，我说已经口头答应云南台了，她表示十分遗憾。这会儿我给她电话，希望她看看我的本子，她说第二天中午到作协办公室来取……黄海芹慢摇漫游走进作协办公室，我把剧本原稿给她，她当场从兜里掏出一万块钱来，并且作了说明：现在上海市电视剧本的行情是一集1500元，台里作了研究，考虑到你有《蹉跎岁月》《家教》，决定给你最高的，每集2000元。原计划20集，总共四万，现在给一万，开拍时给到一半，完成拍摄时付清。黄海芹眯眯含笑地抱着本子说，我回去就安排打印。我说你还没看本子呢。她说小说我看了，打印出来上下几集一起看，可以快些……还真是快，《孽债》当年就投拍，年终时就拍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于1995年1月9日开始首播。”
　　我之所以把叶辛的原文放在这里，是觉得他把黄海芹老师写活了，一个懂剧本、有魄力、走路“慢摇漫游”说话又“眯眯含笑”的黃老师跃然纸上。看到小说的当月就立刻约稿，是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小说是金矿。知道给了云南台，虽然口头约定，却是君子一约，不纠缠。得知剧本回来了，第二天中午来的时候，就已经揣上了给编剧的稿费，而且按照当时的最高价格，是做事的决断和魄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视剧创作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商业大潮尚未卷来，却已经无法掩饰影视剧的商业属性;而国有电视台对政策的敏感和谨慎，都会使创作变成一个左右为难的过程，“戴着纸镣铐跳舞”，中间有多少无奈，无法言说。影视剧因为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也因为播放时观众面比较广，剧本常常九死一生。黄海芹是一个懂创作的人，她知道什么是好剧本，什么是人物，什么是戏剧，同时她也必须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坚韧不拔地把这样有争议的剧本推上电视剧屏幕。这就是黄海芹为什么一直被行内人深深敬重的原因。她有艺术的良知，良知使她无私欲、无惧怕，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作品就不怕千辛万苦往上推。《孽债》《十六岁花季》有缘与观众见面，和她的坚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黄海芹说过，她18岁考上戏文专业的时候，父亲对她说，你练练气功。她一直不明白，练气功干什么？到50多岁时，她才忽然泪流满面，明白了父亲的深意：艺术这条不归路太难走了，不学点气功，根本坚持不下来。
　　听黄老师说往事，很容易想起那首古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贰
　　接下来也说说我跟黄海芹老师的故事。
　　我1996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到上海大学教书，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是教书的材料，十分苦恼。这时忽然有人找到我，说黄海芹老师听说我到了上海，想调我去永乐公司文学部。当时真的很感动，素昧平生，何以至此。
　　我随即调去了永乐，黄老师几乎是把我带在身边，言传身教。那时我只是个小编辑，对名编剧的剧本有时会畏手畏脚，不敢提意见。她就鼓励我，有她当我的“黑后台”，尽管照实说意见，勇敢地说。这样，从她对剧本的态度中，我明白了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艺术的良知，是编辑工作的基础。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永乐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了九江抗洪前线，我们坐冲锋舟在只剩下电线杆的湖面上采访，到抗洪部队的军营里采访，到灾民的帐篷里采访，是很辛苦的。那时黄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走之前大家一直嘱咐我要照顾她，但到了现场，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我晕船晕车，她塞给我一瓶风油精，我饿了，她偷偷递过来一块饼干。采访中她一直饱含着热情，去了解每一个细枝末节。而且她对灾难中的人们充满了悲悯，我永远记得她的眼睛，那么同情、那么温暖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倾听他们的诉说。从这里，我明白了创作中采访下生活的重要性，更明白了创作的最高价值，是在于悲天悯人。
　　很快，我跟汪启楠、邢佳三个新人一起写出了一个单行本《太阳升起》，黄老师看了以后给我们提意见，五分钟就说完了，简短、清楚、修改方向明确，同时给我们剧本以无比的信任。从此，我明白了真正的好意见是成就剧本的。
　　不久，在完成本职的编辑工作之外，黄老师又找到机会，让我们三人一起写了电影剧本《胖墩夏令营》，这是一部儿童喜剧片，这就是我走上编剧之路的起点。创作中她一直鼓励我们，告诉我们，哪里她看了笑了，哪里觉得不太够，哪里又缺了点戏……她提意见非常注意维护我们的创作自尊，所以我们写得更来劲了。
　　黄老师主管的文学部，一直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开会、讨论剧本、出去采访，都是开心地畅所欲言，办公室里经常传来笑声。有一次汪启楠来上班，双肩包里竟然背来了他养的小狗，我们正在观赏小狗时，黄老师推门进来找我们，吓得汪启楠把狗狗一下藏进背包。黄老师若无其事地说完事就关门走了，我们以为她没发现，高兴了半天。
　　一直到前不久，我去她家里看她，这已经过去20多年了，黄老师忽然兴致勃勃地说：当时汪启楠带狗来上班……我大吃一惊：您知道啊？黄老师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在她身边工作的几年，我真正懂得了写作的快乐，如何在艰难的写作中真正体会到创作的幸福。
　　后来永乐合并到上影厂，黄老师退休了。我因为生孩子休产假，甚至没能与她道别。再往后更是我自己家事和工作都最繁忙的二十年，我也没有去看望她。跟她五十岁悟到父亲的话一样，人过四十，我在德艺双馨的领奖会上看到了她，跟她拥抱的瞬间，过往岁月一一闪过，我感慨万千，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句：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长出了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回报。
　　黄老师可以说是引导我创作道路的人，然而，我却很惭愧，没有任何对她的报答。从她温暖的微笑里知道，她并不在意，而是一直在关注我，为我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开心。我想，我心中的情感，今日成一小文，也是一份绿叶对根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