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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哲学；英法启蒙理性；德意志气派；康德
摘要：17至18世纪是西方的启蒙时代，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当时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一方面人类理性被英法启蒙思想家视为衡量一切的工具，并推崇到极致，沉重打击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封建迷信，也使得这种缺乏批判与反思的理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思想上的独断，成了英法启蒙思想家教化民众的武器。信仰的领域由此不断缩小，最终在法国启蒙思想界出现了完全排斥信仰的无神论。另一方面与英法启蒙思想界盛行的理性独断局面不同，17至18世纪的德国则陷入了一种被称作德意志气派的信仰迷狂，他们往往排斥理性甚至否定理性，企图在与上帝的神秘体验中消解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康德通过对理性进行分类和自我批判，规避了英法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独断和德国思想界對信仰的迷狂，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5-0109-06
Kant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eory and German Style
LI Bi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philosophy；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reason； German style； Kant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7th to 18th centuries wa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Wes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was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of that time. With the rise of human reason，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of Britain and France respected reason to such extent that reason was deemed to be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 everything. Although the rise of reason heavily hit the medieval Catholic feudal superstition， reason， which was not assessed through criticism and contemplatio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deological dogmatism and the tool that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used to educate people. The field of faith was thus constantly contracted，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birth of the atheism in French enlightenment that completely repelled faith. Different from the reason dogmatism brought about b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s，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Germany indulged in an socalled German style in which an ecstasy for faith rejected and even denied reason and attempted to resolve the contras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rough the mysterious contact with God. Kants r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selfcriticism not only avoided the reason dogmatism taking place in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circle， but also prevented the fascination from arising in German ideological circles. It achieved a harmony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on the basis of freedom.
信仰与理性是西方基督教哲学中一对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就如同思维与存在一样，在西方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英法启蒙理性的形成代表着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高峰，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天主教的迷信与专制，还高扬了理性精神，树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威。
理性的崛起代表着英法启蒙运动的基本方向，在英法启蒙主义者用理性批判中世纪封建迷信的过程中，理性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发展为思想专制。于是，如何避免从中世纪的信仰的专制到英法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专制，如何让理性精神从占据理论界核心地位的教化理性变成每一个具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敢于运用的普遍理性，从而让理性真正走下讲台而深入人心，就成为18世纪末康德启蒙思想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在信仰的领域中，从英国的自然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一直到富有战斗精神的法国无神论，理性不断挤占信仰的位置，造成了新的信仰危机。如何避免理性的独裁专制，如何在理性的基础上真正奠定信仰的地位，也成为18世纪末康德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和大多数“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一样，康德也捍卫着信仰的地盘，但是作为非典型的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康德不是诉诸于“心灵之光”对上帝的神秘体验，而是用自由的理性之光为信仰留下地盘。因此，他在继承英法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又对理性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既避免了理性的独断，又捍卫了信仰的地位。
一、康德对英法启蒙理性的继承与超越
17到18世纪通常被称为启蒙的时代或者理性的时代，这两个称谓有时是可以相互替用的，但是前者范围较狭窄，而后者范围较宽泛。前者表示一段特殊的时期，与欧洲17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相关，“启蒙”是“照亮”、“使之明亮”的意思，如果表述与思想、精神有关的主题则有“开蔽”、“启发”的意思，启蒙就是摒除愚昧，使人明白事理，而达到这种目标的根本方法就是独立地运用理性。在这一点上“理性”与“启蒙”是一致的，但是在理性的时代里，它不仅有广义上的启蒙时代的含义，狭义上还特指17到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哲学思潮——理性主义（与其对立的的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注重演绎推理和理性直观，这与注重归纳推理的经验主义截然对立，但是两者都寻求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属于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定根基的认识论派别，只是获得知识的来源与方式有所不同。
康德不仅继承和超越了广义上的启蒙时代的理性，同时还从哲学史（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角度调和了狭义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1.微观上从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来考察康德对理性专制独裁的超越
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经验主义开始于培根的“新科学”与“新工具”，他率先突破中世纪经验哲学繁琐的概念游戏，通过归纳法找到了获得真正知识的新工具。他与理性主义的开创者笛卡尔一起开创了一个立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哲学新时代。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经过英国哲學家洛克的体系化建构，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潮。
洛克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感觉而形成的观念，并对知识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他否认人类知识有天赋观念和所谓的理智直观，对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等人进行了批判。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特点是相信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所形成的观念，所运用的根本方法是归纳法，如果将这种归纳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彻底怀疑论。经验主义毕竟只能得到或然性的知识而无法获得绝对必然性的知识，这与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寻求知识牢不可破的根基的出发点背道而驰，最终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根基完全解构。
这种解构集中表现在休谟的彻底怀疑主义思想中。休谟通过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从而否定了一切自然科学的客观必然性，只承认它们的主观必要性。“休谟认为，把因果关系看成是事物之间的产生作用和内在联系的传统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所谓因果关系不过是现象发生的规则性和我们的心理决定”。〔1〕正是休谟打破了康德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
康德深受理性主义的代表莱布尼茨的影响，莱布尼茨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与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开创于与培根几乎同时代的笛卡尔，经过斯宾诺莎的发展，在德意志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这里得到体系化的建构，同时也彻底陷入了独断论的深渊。理性主义者强调理性的直观和天赋的观念知识，认为这种“清楚明白的”天赋知识保证了知识的客观必然性，他们在天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但是这种理性主义的第一原则即“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却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理性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外部世界给我们的头脑留下印象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身上已经有的东西的展开。因此严格地说，不存在知识，因为知识暗含着被认识者和认识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唯心主义传统在莱布尼茨那里发现自己所处的死胡同”〔2〕。
如果没有休谟怀疑主义的影响，康德有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忠实的莱布尼茨体系的平庸布道者。休谟虽然打破了康德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启发了康德要对理性本身的适用范围、能力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由莱布尼茨、沃尔夫所开创的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康德，使得他始终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只不过他开始在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启发下，用理性的自我批判对理性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别开，并通过对自由的推崇使得自然知识领域与道德信仰领域并行不悖，并且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协调。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适用范围不同。理论理性适用于自然现象领域，人类通过理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自然界形成的科学知识由此就具有了客观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自然界没有上帝的启示与神秘主义的舞台。而实践理性在康德的语义中具有自由的含义。在康德看来，道德与信仰都必须建立在自由（实践理性）的基础上。
虽然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它同样无法证明人类道德和信仰的维度。康德也有同样的困惑。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批判了所有自古以来证明上帝的方式（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目的论证明），并怀疑人类是否有证否上帝存在的能力，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能用知识论上的理性（也就是理论理性）来证明和证否。“人们相信上帝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人们证明上帝的存在却并不同样必要”〔3〕。
在康德看来，人只有用实践理性为自己进行道德自律的立法，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为了这种自律意义上的自由，必须在主观必要的意义上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保证严格按照意志自律的道德实践主体能够在主观上有一个达到至善的希望。所谓至善也就是德福一致，是一种主观必要意义上的希望。它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必然，而是自由意义上的应该。有了至善的理念，才有上帝存在的道德意义。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保证道德的人在来世获得幸福。这也是康德所认为的对上帝的唯一可能的道德证明。“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上帝的认识。恰恰相反，在康德看来，对上帝的认识是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传统上道德是以神学为基础的，而康德颠倒了这个顺序，而力图证明：宗教的基本信念需要我们的道德理性的支持”〔4〕。康德对理性进行的分类与批判，为知识与道德信仰划清了界限。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尝试。他通过理性的分类使得理性的界限得以明确，既避免了彻底的经验主义所导致的怀疑论，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弊端；也使得人的道德和信仰有了自己的根基，使得对于上帝的信仰成为了一种主观的道德必要而非客观的必然知识。 从哲学史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进行调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以法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都进行了扬弃。他深受休谟彻底怀疑主义的启发，立足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根基，从理性的自我批判的维度对哲学史在18世纪之前所陷入的困境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决。这种微观上或者纯哲学逻辑进程的扬弃，是对哲学史上两种认识论方法（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狭义理性主义）的扬弃。从广义的时代背景来看，也就是从当时宏观的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来看，康德的这种调和与扬弃无疑从根本上避免了人类从信仰独裁的时代走入理性独裁的时代。
2.从宏观的时代背景来看康德对理性专制独裁的超越
18世纪被称作法国的世纪，因为萌发于英国的启蒙运动，最终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法国涌现出了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战斗的无神论等以理性著称的思想家及哲学流派。在以理性为一切评判标准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甚至爆发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的愚昧与保守，中世纪以来信仰至上、权威至上的思想氛围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教义、非理性的迷信与愚昧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依然萦绕在大众的身边。而用启蒙的理性之光驱除这些愚昧，则是他们的共同任务。于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将人的理性当作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严格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这种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5〕。
與此同时，他们将愚昧、迷信当作社会一切罪恶和弊病的根源，并自觉地将以理性的知识启迪大众视为己任。这一思潮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百科全书派，他们试图将社会的方方面面用科学的构架加以展现，并阐释这些科学知识的起源和相互关系。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这一思潮对于驱除蒙昧、打击宗教迷信无疑十分奏效，其提倡的平等与自由也成为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高涨，启蒙思想家以理性衡量一切这一方式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实际上就是康德的理论理性，他们将这种理论理性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并把这种主要运用于自然知识领域的理性扩展到了社会领域。于是，人成为了理性的工具，可以根据理性像设计一台机器那样设计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尊严和自由必然荡然无存。人类成了理性控制的机器，启蒙运动面临严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理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展现在一定的时空中并被人类所利用。而法国启蒙者视理性为绝对的权威，以抽象的理性作为绝对标准，自觉地充当了理性知识的化身，所以他们教给人民群众的不是理性的能力，而是他们认为的理性的绝对知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普通民众沦为被教育的对象，在破除中世纪的愚昧迷信的同时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新的对理性的迷信，理性的抽象权威由此代替了旧的中世纪迷信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这本质上只是以一种专制取代了另一种专制，理性也因而演变成了不经自我批判的独断，可以照亮他者却无法照亮自己。
康德就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他继承了启蒙思想以理性为核心的精神，也以驱除蒙昧为己任，但他更强调的是大众的理性而不是精英的理性，即这种理性不是作为绝对知识和权威的精英理性、说教理性，而是自我启蒙、自我思维的大众理性或者个体理性。“启蒙就是由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下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受监护状态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无需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他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要敢于认识，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6〕。康德强调，启蒙理性是大众运用理性的普遍原则的能力和勇气，而不是现成的所谓理性的绝对知识。在康德看来，不敢运用理性或者不想运用理性的人是不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成熟的人或者完整的人是勇于运用理性进行思想的人。“我所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而是就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为是对一般形而上学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批判和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界限加以规定”〔7〕。可见，康德的这种启蒙精神无疑是对整个启蒙运动的继承和总结，他对理性的自我分析与批判既捍卫了理性的尊严，也避免了理性的狂妄，避免了人摆脱了一种专制权威后又走进另一种专制权威的思想樊篱。
二、康德对于德意志气派的反叛与超越
所谓德意志气派，是指德意志中世纪晚期由艾克哈特开创、经过马丁路德发扬光大后在黑格尔的辩证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思想传统。
德意志气派强调信仰的无限自由。在德意志思想中，对上帝的信仰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直接体验实现的。这种强调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自由实际上让一切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同时架空了天主教会的圣礼制度，从而实现了在上帝与圣经面前的人人平等。“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成为路德所开创的近代德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丰盈的精神自由与贫瘠的实践自由，绚丽的思想成就与灰暗的现实生活，理论上的深邃激越与行动上的庸俗怯懦，个体的伟大与整体的渺小，这一系列尖锐的矛盾都在近代德国文化中奇妙地融为一体”〔8〕。
德意志气派这种强调信仰至上的思想传统与启蒙时代的理性思想迥然不同，却和英法的启蒙理性一起打破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只是英法等国主要运用理性的武器来对抗天主教的愚昧迷信，而德意志民族通过强调绝对的个体自由来架空天主教会。
德意志思想最典型的形态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这种因信称义的方式在上帝和圣经的旗帜下实现了每个个体的自由。同时也使得中世纪无限自卑和胆怯的每个个体在与上帝的神秘体验与交流后变得无限崇高与自傲。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们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9〕。 德意志民族始终对信仰保持着一种虔诚的忠贞，这跟中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初德意志所面临的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有重要关系。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使得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渴望统一，而对统一的热烈追求在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对信仰即上帝的绝对虔诚，这是他们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重要思想寄托。与英法启蒙思想家用人所具有的理性把上帝拉回人间并最终还原为人不同，德意志思想家企图把人引向上帝的神秘高度，企图使人在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中达到与上帝的合一。无论是德意志气派还是英法启蒙思想，都肯定了人的伟大地位，都是人真正觉醒时代的必然产物。但也都带有一种狂妄，这种狂妄是人走出中世纪的自卑与胆怯后日益自信的突出体现，只是走向了极端。“因此我是我自己之原因，这乃是按照我那永恒存在着的存在而言，而不是按照我那永恒存在着的成为而言。而倘若没有了我，那也就会没有了上帝：上帝之为上帝，我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倘若没有了我，那上帝也许就不成其为上帝了”〔10〕。这种极端正是康德所要扬弃的。
和大多数的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一样，康德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但他并没有像德意志神秘主义思想家那样用对上帝的信仰排斥理性，而是通过理性分类的方式，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和谐共处。
康德承认理论理性可以为自然界立法，但认为其不能为物自体立法，只有纯粹的实践理性（自由）才具有为自己立法的崇高地位。这无疑是继承了英法启蒙者强调理性至上的方面，但它是建立在理性分类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康德也提出了三个客观上（知识论上）无法保证为真但是主观上必须视之为真的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自由意志。这三个悬设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悬设：自由意志，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根基，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只是为了保证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能够在不断的道德实践中走向真正的道德而悬设的。这个过程是无限的，正是在这一无限的道德实践中，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才有主观上为真的价值，这一点与德意志神秘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康德的信仰维度源于一种积极进取的无限道德实践过程，这种道德实践过程相对于德意志思想传统中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来说更具有一种崇高感。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思想固然把人无限提升到了不可言说的上帝的高度，但是这种高度除了像马丁路德那样的圣人之外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每个人都是在冥思苦想中探索着那所谓的上帝之光——因为人是具有有限性的，不可能真正抛开理性在静默中实现与上帝的神秘同一。康德所强调的道德实践与其说是捍卫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不如说是捍卫了人的自由。因为人作为感性动物与理性动物的结合体，一方面像感性动物那样希望得到幸福，因而不可能像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那样贬低一切感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人也需要借助崇高的理性来超越感性的自己，这就需要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为避免各执一端的弊端，康德提出了至善的理念，以调和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并使道德的人在来世获得与他的道德相配的幸福。
康德认为实现至善的方法是自由意志，人因为有了自由意志才有了尊严，而这种自由意志是通过自我立法不断实现的。这就完全克服了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弊端，在康德那里，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变成了崇高的道德实践，所谓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只是人为了实现自由所做的必要悬设，都是服务于不断进行道德实践的自由个体。在此意义上，康德也许并未完全超越德意志神秘主义的思想传统，但他实现了德意志思想传统中追求的对上帝的真正虔诚。这种对上帝的真正虔诚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
三、结语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是一个非典型的德意志思想家，他扬弃了传统的德意志神秘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批判总结英法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分类并实现了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规避了英法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独断和德国思想界对信仰的迷狂，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他对于英法启蒙理性和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双重扬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局限，因而具有普世的价值。
参考文献：〔1〕
周晓亮，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47.
〔2〕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M〕.陈泽民，等，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1000.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7.
〔4〕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M〕.何光沪，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3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5.
〔6〕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8〕赵林.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0〕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0.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要：17至18世纪是西方的启蒙时代，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当时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一方面人类理性被英法启蒙思想家视为衡量一切的工具，并推崇到极致，沉重打击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封建迷信，也使得这种缺乏批判与反思的理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思想上的独断，成了英法启蒙思想家教化民众的武器。信仰的领域由此不断缩小，最终在法国启蒙思想界出现了完全排斥信仰的无神论。另一方面与英法启蒙思想界盛行的理性独断局面不同，17至18世纪的德国则陷入了一种被称作德意志气派的信仰迷狂，他们往往排斥理性甚至否定理性，企图在与上帝的神秘体验中消解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康德通过对理性进行分类和自我批判，规避了英法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独断和德国思想界對信仰的迷狂，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5-0109-06
Kant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eory and German Style
LI Bi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philosophy；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reason； German style； Kant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7th to 18th centuries wa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Wes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was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of that time. With the rise of human reason，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of Britain and France respected reason to such extent that reason was deemed to be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 everything. Although the rise of reason heavily hit the medieval Catholic feudal superstition， reason， which was not assessed through criticism and contemplatio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deological dogmatism and the tool that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used to educate people. The field of faith was thus constantly contracted，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birth of the atheism in French enlightenment that completely repelled faith. Different from the reason dogmatism brought about b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s，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Germany indulged in an socalled German style in which an ecstasy for faith rejected and even denied reason and attempted to resolve the contras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rough the mysterious contact with God. Kants r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selfcriticism not only avoided the reason dogmatism taking place in British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circle， but also prevented the fascination from arising in German ideological circles. It achieved a harmony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on the basis of freedom.
信仰与理性是西方基督教哲学中一对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就如同思维与存在一样，在西方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英法启蒙理性的形成代表着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高峰，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天主教的迷信与专制，还高扬了理性精神，树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威。
理性的崛起代表着英法启蒙运动的基本方向，在英法启蒙主义者用理性批判中世纪封建迷信的过程中，理性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发展为思想专制。于是，如何避免从中世纪的信仰的专制到英法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专制，如何让理性精神从占据理论界核心地位的教化理性变成每一个具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敢于运用的普遍理性，从而让理性真正走下讲台而深入人心，就成为18世纪末康德启蒙思想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在信仰的领域中，从英国的自然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一直到富有战斗精神的法国无神论，理性不断挤占信仰的位置，造成了新的信仰危机。如何避免理性的独裁专制，如何在理性的基础上真正奠定信仰的地位，也成为18世纪末康德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和大多数“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一样，康德也捍卫着信仰的地盘，但是作为非典型的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康德不是诉诸于“心灵之光”对上帝的神秘体验，而是用自由的理性之光为信仰留下地盘。因此，他在继承英法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又对理性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既避免了理性的独断，又捍卫了信仰的地位。
一、康德对英法启蒙理性的继承与超越
17到18世纪通常被称为启蒙的时代或者理性的时代，这两个称谓有时是可以相互替用的，但是前者范围较狭窄，而后者范围较宽泛。前者表示一段特殊的时期，与欧洲17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相关，“启蒙”是“照亮”、“使之明亮”的意思，如果表述与思想、精神有关的主题则有“开蔽”、“启发”的意思，启蒙就是摒除愚昧，使人明白事理，而达到这种目标的根本方法就是独立地运用理性。在这一点上“理性”与“启蒙”是一致的，但是在理性的时代里，它不仅有广义上的启蒙时代的含义，狭义上还特指17到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哲学思潮——理性主义（与其对立的的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注重演绎推理和理性直观，这与注重归纳推理的经验主义截然对立，但是两者都寻求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属于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定根基的认识论派别，只是获得知识的来源与方式有所不同。
康德不仅继承和超越了广义上的启蒙时代的理性，同时还从哲学史（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角度调和了狭义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1.微观上从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来考察康德对理性专制独裁的超越
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经验主义开始于培根的“新科学”与“新工具”，他率先突破中世纪经验哲学繁琐的概念游戏，通过归纳法找到了获得真正知识的新工具。他与理性主义的开创者笛卡尔一起开创了一个立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哲学新时代。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经过英国哲學家洛克的体系化建构，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潮。
洛克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感觉而形成的观念，并对知识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他否认人类知识有天赋观念和所谓的理智直观，对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等人进行了批判。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特点是相信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所形成的观念，所运用的根本方法是归纳法，如果将这种归纳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彻底怀疑论。经验主义毕竟只能得到或然性的知识而无法获得绝对必然性的知识，这与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寻求知识牢不可破的根基的出发点背道而驰，最终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根基完全解构。
这种解构集中表现在休谟的彻底怀疑主义思想中。休谟通过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从而否定了一切自然科学的客观必然性，只承认它们的主观必要性。“休谟认为，把因果关系看成是事物之间的产生作用和内在联系的传统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所谓因果关系不过是现象发生的规则性和我们的心理决定”。〔1〕正是休谟打破了康德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
康德深受理性主义的代表莱布尼茨的影响，莱布尼茨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与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开创于与培根几乎同时代的笛卡尔，经过斯宾诺莎的发展，在德意志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这里得到体系化的建构，同时也彻底陷入了独断论的深渊。理性主义者强调理性的直观和天赋的观念知识，认为这种“清楚明白的”天赋知识保证了知识的客观必然性，他们在天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但是这种理性主义的第一原则即“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却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理性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外部世界给我们的头脑留下印象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身上已经有的东西的展开。因此严格地说，不存在知识，因为知识暗含着被认识者和认识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唯心主义传统在莱布尼茨那里发现自己所处的死胡同”〔2〕。
如果没有休谟怀疑主义的影响，康德有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忠实的莱布尼茨体系的平庸布道者。休谟虽然打破了康德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启发了康德要对理性本身的适用范围、能力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由莱布尼茨、沃尔夫所开创的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康德，使得他始终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只不过他开始在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启发下，用理性的自我批判对理性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别开，并通过对自由的推崇使得自然知识领域与道德信仰领域并行不悖，并且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协调。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适用范围不同。理论理性适用于自然现象领域，人类通过理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自然界形成的科学知识由此就具有了客观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自然界没有上帝的启示与神秘主义的舞台。而实践理性在康德的语义中具有自由的含义。在康德看来，道德与信仰都必须建立在自由（实践理性）的基础上。
虽然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它同样无法证明人类道德和信仰的维度。康德也有同样的困惑。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批判了所有自古以来证明上帝的方式（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目的论证明），并怀疑人类是否有证否上帝存在的能力，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能用知识论上的理性（也就是理论理性）来证明和证否。“人们相信上帝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人们证明上帝的存在却并不同样必要”〔3〕。
在康德看来，人只有用实践理性为自己进行道德自律的立法，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为了这种自律意义上的自由，必须在主观必要的意义上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保证严格按照意志自律的道德实践主体能够在主观上有一个达到至善的希望。所谓至善也就是德福一致，是一种主观必要意义上的希望。它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必然，而是自由意义上的应该。有了至善的理念，才有上帝存在的道德意义。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保证道德的人在来世获得幸福。这也是康德所认为的对上帝的唯一可能的道德证明。“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上帝的认识。恰恰相反，在康德看来，对上帝的认识是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在传统上道德是以神学为基础的，而康德颠倒了这个顺序，而力图证明：宗教的基本信念需要我们的道德理性的支持”〔4〕。康德对理性进行的分类与批判，为知识与道德信仰划清了界限。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尝试。他通过理性的分类使得理性的界限得以明确，既避免了彻底的经验主义所导致的怀疑论，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弊端；也使得人的道德和信仰有了自己的根基，使得对于上帝的信仰成为了一种主观的道德必要而非客观的必然知识。 从哲学史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进行调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以法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都进行了扬弃。他深受休谟彻底怀疑主义的启发，立足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根基，从理性的自我批判的维度对哲学史在18世纪之前所陷入的困境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决。这种微观上或者纯哲学逻辑进程的扬弃，是对哲学史上两种认识论方法（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狭义理性主义）的扬弃。从广义的时代背景来看，也就是从当时宏观的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来看，康德的这种调和与扬弃无疑从根本上避免了人类从信仰独裁的时代走入理性独裁的时代。
2.从宏观的时代背景来看康德对理性专制独裁的超越
18世纪被称作法国的世纪，因为萌发于英国的启蒙运动，最终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法国涌现出了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战斗的无神论等以理性著称的思想家及哲学流派。在以理性为一切评判标准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甚至爆发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的愚昧与保守，中世纪以来信仰至上、权威至上的思想氛围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教义、非理性的迷信与愚昧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依然萦绕在大众的身边。而用启蒙的理性之光驱除这些愚昧，则是他们的共同任务。于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将人的理性当作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严格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这种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5〕。
與此同时，他们将愚昧、迷信当作社会一切罪恶和弊病的根源，并自觉地将以理性的知识启迪大众视为己任。这一思潮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百科全书派，他们试图将社会的方方面面用科学的构架加以展现，并阐释这些科学知识的起源和相互关系。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这一思潮对于驱除蒙昧、打击宗教迷信无疑十分奏效，其提倡的平等与自由也成为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高涨，启蒙思想家以理性衡量一切这一方式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实际上就是康德的理论理性，他们将这种理论理性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并把这种主要运用于自然知识领域的理性扩展到了社会领域。于是，人成为了理性的工具，可以根据理性像设计一台机器那样设计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尊严和自由必然荡然无存。人类成了理性控制的机器，启蒙运动面临严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理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展现在一定的时空中并被人类所利用。而法国启蒙者视理性为绝对的权威，以抽象的理性作为绝对标准，自觉地充当了理性知识的化身，所以他们教给人民群众的不是理性的能力，而是他们认为的理性的绝对知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普通民众沦为被教育的对象，在破除中世纪的愚昧迷信的同时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新的对理性的迷信，理性的抽象权威由此代替了旧的中世纪迷信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这本质上只是以一种专制取代了另一种专制，理性也因而演变成了不经自我批判的独断，可以照亮他者却无法照亮自己。
康德就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他继承了启蒙思想以理性为核心的精神，也以驱除蒙昧为己任，但他更强调的是大众的理性而不是精英的理性，即这种理性不是作为绝对知识和权威的精英理性、说教理性，而是自我启蒙、自我思维的大众理性或者个体理性。“启蒙就是由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下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受监护状态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无需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他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要敢于认识，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6〕。康德强调，启蒙理性是大众运用理性的普遍原则的能力和勇气，而不是现成的所谓理性的绝对知识。在康德看来，不敢运用理性或者不想运用理性的人是不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成熟的人或者完整的人是勇于运用理性进行思想的人。“我所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而是就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为是对一般形而上学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批判和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界限加以规定”〔7〕。可见，康德的这种启蒙精神无疑是对整个启蒙运动的继承和总结，他对理性的自我分析与批判既捍卫了理性的尊严，也避免了理性的狂妄，避免了人摆脱了一种专制权威后又走进另一种专制权威的思想樊篱。
二、康德对于德意志气派的反叛与超越
所谓德意志气派，是指德意志中世纪晚期由艾克哈特开创、经过马丁路德发扬光大后在黑格尔的辩证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思想传统。
德意志气派强调信仰的无限自由。在德意志思想中，对上帝的信仰是通过个人对上帝的直接体验实现的。这种强调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自由实际上让一切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同时架空了天主教会的圣礼制度，从而实现了在上帝与圣经面前的人人平等。“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成为路德所开创的近代德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丰盈的精神自由与贫瘠的实践自由，绚丽的思想成就与灰暗的现实生活，理论上的深邃激越与行动上的庸俗怯懦，个体的伟大与整体的渺小，这一系列尖锐的矛盾都在近代德国文化中奇妙地融为一体”〔8〕。
德意志气派这种强调信仰至上的思想传统与启蒙时代的理性思想迥然不同，却和英法的启蒙理性一起打破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只是英法等国主要运用理性的武器来对抗天主教的愚昧迷信，而德意志民族通过强调绝对的个体自由来架空天主教会。
德意志思想最典型的形态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这种因信称义的方式在上帝和圣经的旗帜下实现了每个个体的自由。同时也使得中世纪无限自卑和胆怯的每个个体在与上帝的神秘体验与交流后变得无限崇高与自傲。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们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9〕。 德意志民族始终对信仰保持着一种虔诚的忠贞，这跟中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初德意志所面临的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有重要关系。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使得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渴望统一，而对统一的热烈追求在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对信仰即上帝的绝对虔诚，这是他们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重要思想寄托。与英法启蒙思想家用人所具有的理性把上帝拉回人间并最终还原为人不同，德意志思想家企图把人引向上帝的神秘高度，企图使人在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中达到与上帝的合一。无论是德意志气派还是英法启蒙思想，都肯定了人的伟大地位，都是人真正觉醒时代的必然产物。但也都带有一种狂妄，这种狂妄是人走出中世纪的自卑与胆怯后日益自信的突出体现，只是走向了极端。“因此我是我自己之原因，这乃是按照我那永恒存在着的存在而言，而不是按照我那永恒存在着的成为而言。而倘若没有了我，那也就会没有了上帝：上帝之为上帝，我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倘若没有了我，那上帝也许就不成其为上帝了”〔10〕。这种极端正是康德所要扬弃的。
和大多数的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一样，康德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但他并没有像德意志神秘主义思想家那样用对上帝的信仰排斥理性，而是通过理性分类的方式，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和谐共处。
康德承认理论理性可以为自然界立法，但认为其不能为物自体立法，只有纯粹的实践理性（自由）才具有为自己立法的崇高地位。这无疑是继承了英法启蒙者强调理性至上的方面，但它是建立在理性分类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康德也提出了三个客观上（知识论上）无法保证为真但是主观上必须视之为真的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自由意志。这三个悬设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悬设：自由意志，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根基，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只是为了保证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能够在不断的道德实践中走向真正的道德而悬设的。这个过程是无限的，正是在这一无限的道德实践中，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才有主观上为真的价值，这一点与德意志神秘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康德的信仰维度源于一种积极进取的无限道德实践过程，这种道德实践过程相对于德意志思想传统中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来说更具有一种崇高感。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思想固然把人无限提升到了不可言说的上帝的高度，但是这种高度除了像马丁路德那样的圣人之外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每个人都是在冥思苦想中探索着那所谓的上帝之光——因为人是具有有限性的，不可能真正抛开理性在静默中实现与上帝的神秘同一。康德所强调的道德实践与其说是捍卫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不如说是捍卫了人的自由。因为人作为感性动物与理性动物的结合体，一方面像感性动物那样希望得到幸福，因而不可能像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那样贬低一切感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人也需要借助崇高的理性来超越感性的自己，这就需要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为避免各执一端的弊端，康德提出了至善的理念，以调和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并使道德的人在来世获得与他的道德相配的幸福。
康德认为实现至善的方法是自由意志，人因为有了自由意志才有了尊严，而这种自由意志是通过自我立法不断实现的。这就完全克服了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弊端，在康德那里，德意志气派的神秘主义变成了崇高的道德实践，所谓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只是人为了实现自由所做的必要悬设，都是服务于不断进行道德实践的自由个体。在此意义上，康德也许并未完全超越德意志神秘主义的思想传统，但他实现了德意志思想传统中追求的对上帝的真正虔诚。这种对上帝的真正虔诚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
三、结语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是一个非典型的德意志思想家，他扬弃了传统的德意志神秘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批判总结英法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分类并实现了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规避了英法启蒙思想中理性的独断和德国思想界对信仰的迷狂，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他对于英法启蒙理性和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双重扬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局限，因而具有普世的价值。
参考文献：〔1〕
周晓亮，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47.
〔2〕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M〕.陈泽民，等，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1000.
〔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7.
〔4〕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M〕.何光沪，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3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5.
〔6〕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7〕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8〕赵林.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0〕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0.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