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多年，以政策探研为目标的经济学家大多对国企的存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去年提倡国企私有化的学者中，有不少在当年均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这次却表现得非常激进。应该有各自的原因，或许是专业思想的改变，或许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
　　即便是倡导宪政变革最积极的杨小凯教授，生前也不主张国企私营化改造“搞得太快太早”。在他看来，“私有化涉及到产权大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应该慎重，且应该掌握时机。但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是指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前20年的经济改革基本朝这一方向推进。从1995年起，国企改革思路是抓大放小，实施国退民进。可1998年后，国企改革战略发生变化，国有资本从纺织、家电、食品等100多个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的同时，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当年，这一策略仍被视为国退民进，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到产业上游，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央企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构成楚河汉界的对峙之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种格局之下。
　　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当今国企绝非当年的“刘阿斗”，应自信地拆除“护城河”，允许公平竞争。
　　第二是如何管理国有经济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基于这一共识，国务院对大型国企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进入19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但到今天，强大的央企及省级大型企业却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由国资委及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全民企业已蜕变为利益集团。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企的存废，不如认真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这方面的改革可以被分解为3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职权，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企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福利；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当下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