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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融合在其文化血液中，影响深远。传出去的是儒家文化，而传回来的则是“韩流”，朴槿惠的文化战略，有着怎样的韩国特色？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政治，又将韩国带向何方？
从汉方到“士大夫精神”：韩国完好保存了儒教的价值观？
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赠送三国时期蜀汉五虎上将之一、“常胜将军”赵云的画像，朴槿惠曾在《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一书中透露，自己从小学时便开始熟读《三国志》，“甚至怀疑自己的初恋对象会不会就是赵云”。
“20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父母都被枪杀，遭到曾经信任者的背叛，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三国故事在韩国影响很大。韩国有句话，叫“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说话”，“三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到韩国各地旅行时，人们会发现不少地方都建有关帝庙。韩国人说“没看过《三国志》就不算男人”，其实不只是男人，韩国男女老幼都喜欢《三国志》、《三国演义》。
选择一位女性总统，似乎与韩国人对文化的尊重不无关系。
儒家强调的是一个以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韩国一直是世界上教育投入占政府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的国策。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口中大学文化比例就占到了30%以上，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韩国申请了诸多文化遗产，诸如端午祭在中国引起广泛争议。当然，还有汉方。汉方是中医的别称，中医流传到韩国、日本之后，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逐渐具备国际影响力，日韩多称中医为汉方。
汉方申遗最早由韩国人以“韩医”的名义，对一本由韩国人编辑的汉方医学收集类的医书进行申遗，并获得成功。
我们气愤，但也不得不说，韩国对中华文化的继承有其独到的一面。
学者葛兆光教授指出：“大清替代大明，朝鲜一方和日本一方都出现了对中国的蔑视。在日本和朝鲜人的心中，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是分开的。历史上的中国是裁判，可是现实中他们对中国非常蔑视，认为清朝是蛮夷当政。”
2006年，韩国前驻华大使金夏中表示，韩国完好保存了儒教的价值观。今天，韩国仍盛行祭祀祖先，孝顺依然是韩国社会中受到高度尊敬的品德。韩国有很多乡校，一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二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地方。在韩国的各个单位和公司里，为了强调同事之间的团结和和谐，至今还引用着儒家的各种警句。
女性地位，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影响。
韩国社会仍保留了很多儒家传统，所以仍特别强调对父母、师长等的礼仪。男女关系上也保留着很多儒家传统，家长制的思考方式也仍留存在韩国社会中。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在女性中依然有很大市场。韩国女性较中国女性更加固守传统观念，更执着于柔顺、内敛的传统美德，并以此作为贤淑的标准。这是朝鲜民族的性格所致。
韩流与女性政治：
“韩流文化就是国家力量”
2013年2月，在就职典礼上，朴槿惠表示，要开创“第二个汉江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文化兴盛”的重要性。她表示，要促进“韩流”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促进文化产业出口和发展，对各个领域的创造活动提供政府支援。
朴槿惠认为，“韩流”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是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朴槿惠政府提出了“韩流文化就是国家力量”的口号。
随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文化技术中长期计划，明确指出要提高对应用在电影、广播、游戏、动画、演出、展览等文化产业内容上的技术的研发投资。计划目的就是提高文化技术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为实现“文化隆盛”的国策基调打下基础。
进入今年3月，这一计划得到落实，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宣布，将投入384亿韩元（约合2.26亿人民币）支持文化技术研究，将以音乐、电影等五大重点文化产业为中心。
4月4日，朴槿惠主持召开了文化繁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李敏镐以韩流文化“代表选手”身份出席了“韩流成功战略”的主题讨论，他也是唯一一名参会的艺人。
而在去年6月，朴槿惠曾率“史上最大”经贸代表团访问西安。韩国人对西安有着特殊的感情，古代韩国也就是当时的新罗与唐朝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新罗还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现在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韩国学生最多。而1300多年前，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也以新罗人为最多。
今天的韩国人还习惯于用“长安大乱”来形容发生很大、很轰动的事情。由此可见，古代西安对韩国人的生活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从总理到总统，韩国女性的“户主运动”
近日，朴槿惠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女性能否发挥自己的潜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使女性能够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且参与到社会当中去，不仅仅是女性的课题，也是一项国家的课题，“所以我把建立一种能使女性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潜力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为此而努力。”
朴槿惠曾在自传《绝望锻炼了我》中提到一个“女人不得进入”的故事：“虽然现今社会已有许多女性比男性杰出，她们勇于开拓新领域，但这个世界仍有许多地方贴上了可见或隐性的‘女人不得进入’的标签。”
女性权利的争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尤其要提到韩明淑。
朴槿惠之前，最被人称道的是韩明淑——2006年担任韩国总理，并且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总理。她是韩国当代女性运动的领头人物，也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著名人物。
韩明淑长期从事妇女运动，积极维护妇女权益，努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1979年，韩明淑曾因政治问题入狱两年。丈夫写给狱中妻子一封信，叮嘱韩明淑冬天要注意身体，并激励她说，“你们是全人类的盐，你们是全人类的光。”韩明淑说，“我青年时代的经历，印证了韩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1985年，韩明淑生下儿子，为他取名朴韩吉。这个名字别有深意，朴是丈夫的姓，韩则是她自己的姓。由此，韩明淑也在韩国开创了让子女共同使用父母姓氏的先例。
韩明淑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她当年的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竟蔚然成风，1997年，170名女性界人士发起的“父母姓氏共用运动”，是一次象征着要取消户主制度的文化运动。在韩国，由于存在“户主制”（户主必须由男性担任），使得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财产分配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2005年，韩国国会通过《民法》修正案，宣布自2008年1月1日起废除户主制，女性得以摆脱终身无稳定户口，户籍关系归属父亲、丈夫或儿子的所谓“法律三从”的约束。
然而去年，韩明淑被以非法收受政治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再次入狱。
从韩明淑到朴槿惠，一条艰辛的道路，正在这个国家铺展开来。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不管怎样，她们在以自己的性别“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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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政治下的儒家韩国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
祭孔与传统县学和书院
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会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另外，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近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仍有300多座。
孔子海外后裔韩国人最多
最新统计显示，孔子后裔达300多万人，遍及全球各地。孔子后裔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超过300多万人，其中大陆有250万人。海外人数最多的是韩国，有10万人之多。
悲情与信仰：亚洲女性治国史
难以磨灭的信仰、悲情的代际延续，女性柔弱之躯支撑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南亚次大陆鳞次出现，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满怀伤痛的女人，成为一个家族、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她们的故事，是亚洲女性悲情政治的缩影。
贝·布托家族：
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历史已经并非第一代。作为巴基斯坦政坛的名门望族，布托家族经历过数次死亡。2007年12月26日，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女性贝·布托遭暗杀身亡。她死后，儿子比拉瓦尔发誓将继承母亲遗志，为穷人而战，“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巴基斯坦这个多难的国家，其命运在贝·布托身上展开的故事要比绝大多数小说和电影更具张力。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不是被监禁，就是浪迹天涯。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贝·布托在自传《东方的女儿》中写道。
贝·布托1953年生于卡拉奇，她的父亲阿里·布托是该国的首位民选总理，却被反对派推翻处以绞刑，她的两个兄弟也惨遭暗杀。而她自己也曾9次被软禁或入狱，并多次被迫流亡国外。她在狱中的时间加起来近6年。
1988年35岁的贝·布托回到巴基斯坦，借助布托家族巨大的政治声望，当选总理。她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据说，老布托被绞死前一天晚上，亲自交代贝·布托一定要带领巴人民党继续走下去。他对贝·布托说：“你要像个男人一样做事！”他还要求女儿终身不嫁。
在《东方的女儿》中文版序言最后，贝·布托写道：“我梦想有一个世界，那里充满和平与和谐，没有恐惧，没有对种族、肤色和信仰的歧视。我梦想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广大人民将构建出比昨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印度：甘地家族的悲情时刻
索尼娅·甘地1946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小旅馆的老板。18岁那年，一心想成为教师或英文翻译的索尼娅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英语。不久，一位身世显赫的印度男青年闯进她的生活——后来成为索尼娅的丈夫、并任印总理的拉吉夫·甘地。
拉吉夫·甘地外祖父尼赫鲁乃印度开国总理，母亲是不久后出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尼赫鲁家族对于印度和国大党的意义就如同肯尼迪家族对美国和民主党的意义一样。
1968年2月25日，索尼娅和拉吉夫·甘地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的宅邸举行婚礼。婚后，索尼娅一度强烈反对老公从政。然而，在她婆婆遭枪杀之后，拉吉夫想拒绝政坛都不可能了，他成了印度的新总理。但是，拉吉夫依然未能逃脱母亲的厄运。1991年，他在印度南部参加人民院选举竞选活动时，被恐怖分子杀害。
国大党人把希望寄托在了索尼娅·甘地身上。1997年，当国大党处于危难之时，索尼娅作为国大党的“灵魂”与“偶像”，开始参与政治。她于1997年加入国大党，并在第二年出面支持印度国大党参加竞选活动。1998年3月14日，索尼娅开始担任印度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4月6日当选为党主席。2004年5月13日，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瓦杰帕伊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了组阁的权利。索尼娅·甘地却令人意外地宣布，她将不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
昂山素季：
一个女人的悲情史诗
贝·布托绝非独自一人。正如2009年，昂山素季生日之际，朴槿惠曾为她留言说，“虽然这个生日您一个人过，但您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缅甸民主转型近3年，作为国父昂山将军女儿和衣钵传承者的昂山素季，面目却越来越模糊。如今缅甸人爱抛出一个问题：她是民主的代理人、棋子还是希望？ 1947年，昂山素季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昂山将军被刺客暗杀身亡。
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日本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坚定的非暴力理念，这样的经历固然令人羡慕，但1988年，在西方生活了28年、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响应者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很多缅甸人来说，她的面庞和眼睛很容易让人想起遇刺的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将军。
1988年之前，昂山素季的生活轨迹近乎平静，在英国结婚、生子，避免与缅甸流亡人士接触。1988年之后，很快，她树立起有别于父亲的鲜明个人形象，一方面，她美丽、平和，全力付出；另一方面，她内心强大、极有毅力。这让她和一众为了巩固和扩大家族利益而参政、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的“孤儿寡母”们划清了界限。
1999年，丈夫阿里斯在伦敦去世，军政府催促她回英国料理后事，但昂山素季明白，一旦离开，便再难回祖国，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为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受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印度国父甘地的启发，昂山倡导非暴力反抗，她全国行走，号召群众，要求缅甸当局进行民主改革，举行大选，不过她的和平反抗，却遭到当局镇压。对缅甸人民而言，昂山素季是他们脱离高压军事统治的希望。
对于在崇尚流血牺牲和不妥协斗争的氛围中长大的人而言，要么觉得昂山素季名大于实，要么觉得她懦弱、不敢反抗，而没有意识到：人在面对威胁时，本能地会选择暴力抵抗，但在非暴力运动中，人们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这需要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勇气，宽恕敌人需要更宽广和自由的心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持续超过20年。人们对她最大的担心是，她在政治中表现得太像一个圣徒，忽视了现实的领导力。而昂山素季微笑着回答：“只要我是自由的，我就会尽可能多做些事情。”
延伸阅读
默克尔vs朴槿惠——
穿裙子的亚洲女权
像男人一样去战斗，还是回归女性？
无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默克尔，欧美的女性领导人的崛起之路比较“和平”，有着明晰、可预期的上升途径。不少人起步并非职业政客，而是记者、律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然而接下来，她们往往没有显赫的身家，从底层干起，通过议员、部长等职位一步步迈入权力核心，最后依靠所在党派从大选中脱颖而出。
在30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时代，充斥着核武器、对抗、冷战这样的政治议题，开始竞选的时候，撒切尔的公关策略团队便要求她去掉过于女性的装饰，在政治着装上，以“成为男人”为风气，则意味着要否定女性在政治上可以有属于这个性别的表现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被时尚界称“只有一件套装”，也难怪偶尔的低胸会掀起轩然大波。
相对来说，亚洲女政要们则更倾向于“女性特质服务国家”。比如泰国前总理英拉的打扮艳丽妩媚，多用印花、绸缎来营造华丽感，朴槿惠则常穿韩服，很少要通过向男性看齐的款式或沉闷的颜色来强调威严或者干练，这是全球许多女政要都没有办法跨过的着装陷阱。
无论是从衣着打扮上，还是从政治手腕上，朴槿惠们引领的女政要风格才真正回到了女性这个身份。这种女性特质在男性主导的政坛上，真正形成了一股对抗力。
被家族绑架：亚洲女政要上位后的“伪女权”
依靠家族势力，或者强大的政治集团上台，是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典型道路。如果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戚干政——中国王朝更替中的典型现象，无论是吕后，还是武则天、慈禧，她们的位置决定了攫取高位的可能性，就这一点而言，与后来的“孤儿寡母”政治有着明显的向通性。
巴基斯坦妇女权力活动家卡米拉·哈亚特说：“在南亚，家庭政治是一种很强大的遗产，这里的家庭背景比性别更优越，可是这种女性领导并不能转化成这个国家的女性权力的普遍提高，在这些国家，女性的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水平仍然很低。”
索尼亚·甘地从印度的甘地·尼赫鲁王朝那里得到了权力，而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则是被暗杀的总理的女儿。在孟加拉两次竞争都是在两个女人间进行的：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创建人穆基巴尔·雷曼的女儿谢克·哈西纳·瓦杰德，另一个则是被暗杀的总统齐奥尔·雷曼的夫人卡莉达·齐亚。
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尽管有女性执掌国家大权的悠久历史，但女性议员的比率在亚洲是最低的两个国家，分别只有2%和4.9%，而印度的情况也不妙，只有8.3%。
与默克尔等类似的上升途径，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并不适合，没有女性特质，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作为后盾，她们很难走出第一步——正常的工作、晋升、竞选。这也是为什么亚洲会出现这么多女性领袖，而在普遍的女性参政层面却不尽如人意。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亚太地区女性政治欣欣向荣的景象与该地区的男女平等的问题并不能等量齐观。
从汉方到“士大夫精神”：韩国完好保存了儒教的价值观？
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赠送三国时期蜀汉五虎上将之一、“常胜将军”赵云的画像，朴槿惠曾在《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一书中透露，自己从小学时便开始熟读《三国志》，“甚至怀疑自己的初恋对象会不会就是赵云”。
“20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父母都被枪杀，遭到曾经信任者的背叛，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三国故事在韩国影响很大。韩国有句话，叫“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说话”，“三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到韩国各地旅行时，人们会发现不少地方都建有关帝庙。韩国人说“没看过《三国志》就不算男人”，其实不只是男人，韩国男女老幼都喜欢《三国志》、《三国演义》。
选择一位女性总统，似乎与韩国人对文化的尊重不无关系。
儒家强调的是一个以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韩国一直是世界上教育投入占政府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的国策。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口中大学文化比例就占到了30%以上，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韩国申请了诸多文化遗产，诸如端午祭在中国引起广泛争议。当然，还有汉方。汉方是中医的别称，中医流传到韩国、日本之后，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逐渐具备国际影响力，日韩多称中医为汉方。
汉方申遗最早由韩国人以“韩医”的名义，对一本由韩国人编辑的汉方医学收集类的医书进行申遗，并获得成功。
我们气愤，但也不得不说，韩国对中华文化的继承有其独到的一面。
学者葛兆光教授指出：“大清替代大明，朝鲜一方和日本一方都出现了对中国的蔑视。在日本和朝鲜人的心中，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是分开的。历史上的中国是裁判，可是现实中他们对中国非常蔑视，认为清朝是蛮夷当政。”
2006年，韩国前驻华大使金夏中表示，韩国完好保存了儒教的价值观。今天，韩国仍盛行祭祀祖先，孝顺依然是韩国社会中受到高度尊敬的品德。韩国有很多乡校，一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二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地方。在韩国的各个单位和公司里，为了强调同事之间的团结和和谐，至今还引用着儒家的各种警句。
女性地位，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影响。
韩国社会仍保留了很多儒家传统，所以仍特别强调对父母、师长等的礼仪。男女关系上也保留着很多儒家传统，家长制的思考方式也仍留存在韩国社会中。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在女性中依然有很大市场。韩国女性较中国女性更加固守传统观念，更执着于柔顺、内敛的传统美德，并以此作为贤淑的标准。这是朝鲜民族的性格所致。
韩流与女性政治：
“韩流文化就是国家力量”
2013年2月，在就职典礼上，朴槿惠表示，要开创“第二个汉江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文化兴盛”的重要性。她表示，要促进“韩流”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促进文化产业出口和发展，对各个领域的创造活动提供政府支援。
朴槿惠认为，“韩流”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是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朴槿惠政府提出了“韩流文化就是国家力量”的口号。
随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文化技术中长期计划，明确指出要提高对应用在电影、广播、游戏、动画、演出、展览等文化产业内容上的技术的研发投资。计划目的就是提高文化技术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为实现“文化隆盛”的国策基调打下基础。
进入今年3月，这一计划得到落实，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宣布，将投入384亿韩元（约合2.26亿人民币）支持文化技术研究，将以音乐、电影等五大重点文化产业为中心。
4月4日，朴槿惠主持召开了文化繁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李敏镐以韩流文化“代表选手”身份出席了“韩流成功战略”的主题讨论，他也是唯一一名参会的艺人。
而在去年6月，朴槿惠曾率“史上最大”经贸代表团访问西安。韩国人对西安有着特殊的感情，古代韩国也就是当时的新罗与唐朝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新罗还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现在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韩国学生最多。而1300多年前，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也以新罗人为最多。
今天的韩国人还习惯于用“长安大乱”来形容发生很大、很轰动的事情。由此可见，古代西安对韩国人的生活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从总理到总统，韩国女性的“户主运动”
近日，朴槿惠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女性能否发挥自己的潜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使女性能够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且参与到社会当中去，不仅仅是女性的课题，也是一项国家的课题，“所以我把建立一种能使女性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潜力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为此而努力。”
朴槿惠曾在自传《绝望锻炼了我》中提到一个“女人不得进入”的故事：“虽然现今社会已有许多女性比男性杰出，她们勇于开拓新领域，但这个世界仍有许多地方贴上了可见或隐性的‘女人不得进入’的标签。”
女性权利的争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尤其要提到韩明淑。
朴槿惠之前，最被人称道的是韩明淑——2006年担任韩国总理，并且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总理。她是韩国当代女性运动的领头人物，也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著名人物。
韩明淑长期从事妇女运动，积极维护妇女权益，努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1979年，韩明淑曾因政治问题入狱两年。丈夫写给狱中妻子一封信，叮嘱韩明淑冬天要注意身体，并激励她说，“你们是全人类的盐，你们是全人类的光。”韩明淑说，“我青年时代的经历，印证了韩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1985年，韩明淑生下儿子，为他取名朴韩吉。这个名字别有深意，朴是丈夫的姓，韩则是她自己的姓。由此，韩明淑也在韩国开创了让子女共同使用父母姓氏的先例。
韩明淑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她当年的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竟蔚然成风，1997年，170名女性界人士发起的“父母姓氏共用运动”，是一次象征着要取消户主制度的文化运动。在韩国，由于存在“户主制”（户主必须由男性担任），使得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财产分配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2005年，韩国国会通过《民法》修正案，宣布自2008年1月1日起废除户主制，女性得以摆脱终身无稳定户口，户籍关系归属父亲、丈夫或儿子的所谓“法律三从”的约束。
然而去年，韩明淑被以非法收受政治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再次入狱。
从韩明淑到朴槿惠，一条艰辛的道路，正在这个国家铺展开来。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不管怎样，她们在以自己的性别“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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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政治下的儒家韩国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
祭孔与传统县学和书院
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会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另外，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近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仍有300多座。
孔子海外后裔韩国人最多
最新统计显示，孔子后裔达300多万人，遍及全球各地。孔子后裔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超过300多万人，其中大陆有250万人。海外人数最多的是韩国，有10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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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家族：
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历史已经并非第一代。作为巴基斯坦政坛的名门望族，布托家族经历过数次死亡。2007年12月26日，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女性贝·布托遭暗杀身亡。她死后，儿子比拉瓦尔发誓将继承母亲遗志，为穷人而战，“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巴基斯坦这个多难的国家，其命运在贝·布托身上展开的故事要比绝大多数小说和电影更具张力。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不是被监禁，就是浪迹天涯。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贝·布托在自传《东方的女儿》中写道。
贝·布托1953年生于卡拉奇，她的父亲阿里·布托是该国的首位民选总理，却被反对派推翻处以绞刑，她的两个兄弟也惨遭暗杀。而她自己也曾9次被软禁或入狱，并多次被迫流亡国外。她在狱中的时间加起来近6年。
1988年35岁的贝·布托回到巴基斯坦，借助布托家族巨大的政治声望，当选总理。她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据说，老布托被绞死前一天晚上，亲自交代贝·布托一定要带领巴人民党继续走下去。他对贝·布托说：“你要像个男人一样做事！”他还要求女儿终身不嫁。
在《东方的女儿》中文版序言最后，贝·布托写道：“我梦想有一个世界，那里充满和平与和谐，没有恐惧，没有对种族、肤色和信仰的歧视。我梦想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广大人民将构建出比昨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印度：甘地家族的悲情时刻
索尼娅·甘地1946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小旅馆的老板。18岁那年，一心想成为教师或英文翻译的索尼娅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英语。不久，一位身世显赫的印度男青年闯进她的生活——后来成为索尼娅的丈夫、并任印总理的拉吉夫·甘地。
拉吉夫·甘地外祖父尼赫鲁乃印度开国总理，母亲是不久后出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尼赫鲁家族对于印度和国大党的意义就如同肯尼迪家族对美国和民主党的意义一样。
1968年2月25日，索尼娅和拉吉夫·甘地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的宅邸举行婚礼。婚后，索尼娅一度强烈反对老公从政。然而，在她婆婆遭枪杀之后，拉吉夫想拒绝政坛都不可能了，他成了印度的新总理。但是，拉吉夫依然未能逃脱母亲的厄运。1991年，他在印度南部参加人民院选举竞选活动时，被恐怖分子杀害。
国大党人把希望寄托在了索尼娅·甘地身上。1997年，当国大党处于危难之时，索尼娅作为国大党的“灵魂”与“偶像”，开始参与政治。她于1997年加入国大党，并在第二年出面支持印度国大党参加竞选活动。1998年3月14日，索尼娅开始担任印度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4月6日当选为党主席。2004年5月13日，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瓦杰帕伊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了组阁的权利。索尼娅·甘地却令人意外地宣布，她将不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
昂山素季：
一个女人的悲情史诗
贝·布托绝非独自一人。正如2009年，昂山素季生日之际，朴槿惠曾为她留言说，“虽然这个生日您一个人过，但您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缅甸民主转型近3年，作为国父昂山将军女儿和衣钵传承者的昂山素季，面目却越来越模糊。如今缅甸人爱抛出一个问题：她是民主的代理人、棋子还是希望？ 1947年，昂山素季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昂山将军被刺客暗杀身亡。
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日本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坚定的非暴力理念，这样的经历固然令人羡慕，但1988年，在西方生活了28年、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响应者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很多缅甸人来说，她的面庞和眼睛很容易让人想起遇刺的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将军。
1988年之前，昂山素季的生活轨迹近乎平静，在英国结婚、生子，避免与缅甸流亡人士接触。1988年之后，很快，她树立起有别于父亲的鲜明个人形象，一方面，她美丽、平和，全力付出；另一方面，她内心强大、极有毅力。这让她和一众为了巩固和扩大家族利益而参政、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的“孤儿寡母”们划清了界限。
1999年，丈夫阿里斯在伦敦去世，军政府催促她回英国料理后事，但昂山素季明白，一旦离开，便再难回祖国，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为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受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印度国父甘地的启发，昂山倡导非暴力反抗，她全国行走，号召群众，要求缅甸当局进行民主改革，举行大选，不过她的和平反抗，却遭到当局镇压。对缅甸人民而言，昂山素季是他们脱离高压军事统治的希望。
对于在崇尚流血牺牲和不妥协斗争的氛围中长大的人而言，要么觉得昂山素季名大于实，要么觉得她懦弱、不敢反抗，而没有意识到：人在面对威胁时，本能地会选择暴力抵抗，但在非暴力运动中，人们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这需要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勇气，宽恕敌人需要更宽广和自由的心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持续超过20年。人们对她最大的担心是，她在政治中表现得太像一个圣徒，忽视了现实的领导力。而昂山素季微笑着回答：“只要我是自由的，我就会尽可能多做些事情。”
延伸阅读
默克尔vs朴槿惠——
穿裙子的亚洲女权
像男人一样去战斗，还是回归女性？
无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默克尔，欧美的女性领导人的崛起之路比较“和平”，有着明晰、可预期的上升途径。不少人起步并非职业政客，而是记者、律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然而接下来，她们往往没有显赫的身家，从底层干起，通过议员、部长等职位一步步迈入权力核心，最后依靠所在党派从大选中脱颖而出。
在30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时代，充斥着核武器、对抗、冷战这样的政治议题，开始竞选的时候，撒切尔的公关策略团队便要求她去掉过于女性的装饰，在政治着装上，以“成为男人”为风气，则意味着要否定女性在政治上可以有属于这个性别的表现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被时尚界称“只有一件套装”，也难怪偶尔的低胸会掀起轩然大波。
相对来说，亚洲女政要们则更倾向于“女性特质服务国家”。比如泰国前总理英拉的打扮艳丽妩媚，多用印花、绸缎来营造华丽感，朴槿惠则常穿韩服，很少要通过向男性看齐的款式或沉闷的颜色来强调威严或者干练，这是全球许多女政要都没有办法跨过的着装陷阱。
无论是从衣着打扮上，还是从政治手腕上，朴槿惠们引领的女政要风格才真正回到了女性这个身份。这种女性特质在男性主导的政坛上，真正形成了一股对抗力。
被家族绑架：亚洲女政要上位后的“伪女权”
依靠家族势力，或者强大的政治集团上台，是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典型道路。如果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戚干政——中国王朝更替中的典型现象，无论是吕后，还是武则天、慈禧，她们的位置决定了攫取高位的可能性，就这一点而言，与后来的“孤儿寡母”政治有着明显的向通性。
巴基斯坦妇女权力活动家卡米拉·哈亚特说：“在南亚，家庭政治是一种很强大的遗产，这里的家庭背景比性别更优越，可是这种女性领导并不能转化成这个国家的女性权力的普遍提高，在这些国家，女性的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水平仍然很低。”
索尼亚·甘地从印度的甘地·尼赫鲁王朝那里得到了权力，而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则是被暗杀的总理的女儿。在孟加拉两次竞争都是在两个女人间进行的：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创建人穆基巴尔·雷曼的女儿谢克·哈西纳·瓦杰德，另一个则是被暗杀的总统齐奥尔·雷曼的夫人卡莉达·齐亚。
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尽管有女性执掌国家大权的悠久历史，但女性议员的比率在亚洲是最低的两个国家，分别只有2%和4.9%，而印度的情况也不妙，只有8.3%。
与默克尔等类似的上升途径，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并不适合，没有女性特质，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作为后盾，她们很难走出第一步——正常的工作、晋升、竞选。这也是为什么亚洲会出现这么多女性领袖，而在普遍的女性参政层面却不尽如人意。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亚太地区女性政治欣欣向荣的景象与该地区的男女平等的问题并不能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