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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这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工作虽然忙碌，一切安排都井然有序。与之交谈，乡音犹存，却妙语连珠。他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喜欢把知识系统地串起来讲授给他的学生和朋友们。这其中不乏政府工作人员、民营企业家，还有来自海外的公务员。
张占斌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新时期组，研究文革之后（1976年），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那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与经济有关，为他日后研究经济学，播下一颗种子。
“读书人知道外面的事情，却不知里面的细节。那些故事才是有意思的、激动人心的、有意义的。”张占斌的脸上露出一抹淡然的笑。
“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1992年，他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任职。后来又下海，自己创办企业。开始直接与经济问题打交道了。
“冯仑是我的好朋友，那会儿他也在海南，我还向他请教如何干企业，冯仑也是读书人出身，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我的经济学知识，有许多是干中学的。”张占斌说道。
追溯到 1988年8月23日，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办全省大特区。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海南岛成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当时大量的资金疯狂涌入，使海南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据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资料统计，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1990年-1993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123%、225%、62%，最高年投资额达93亿元。
海南岛的房地产热太过了。1993年6月，朱镕基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3条紧急措施，再加上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补充的3条意见，合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这也即著名的“十六条”，它对于扭转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宏观政策一来，资金抽走了很多。我的公司也没做起来。没过多久，海南岛进入萧条阶段。”张占斌回忆道。
这段经商经历是他认识市场、认识社会，更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当时没赚到钱，也不清楚怎么办企业，只觉得水很深。”
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角色。“每天一睁眼，就得跟钱打交道。”办企业需要积累很多知识，更要处理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等级制、激励制等，把这一套搞得行云流水，企业才能风生水起。“这个角色逼着你去思考、应对很多问题。”甚至还要去协调员工之间矛盾，有时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当然也会跟不同级别的官员打交道。当时的市场机制远没有现在这么健全，很多东西可能要靠“抢”。“稍微文质彬彬的人，怕只有看的份儿了。”有时候需要陪领导喝酒才能拿到项目。“里面的道道儿，我们也懂，但不太会做。”
当时觉得做企业有点“风高浪急”，不太适合自己就转行了。张占斌回到中央党校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王东京在2000年时曾问他：“在外面做得挺好，怎么又回来了？”他却笑道：“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非常尊重企业家，他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有更大的创造力，我每年也跟冯仑发信息，有事打个电话，但是他比我忙多了，遇到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还要处理很多问题。”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我觉得经济学研究更适合我。因为每个人基因、悟性、传承、爱好各不相同，并非谁都能成为冯仑、王石。”
“做人和做学问一样，也要扬长避短。把相对的优势做好，并长期坚持，就是不平常。”他总结道。
“学中干，干中学”
“在海南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读个博士学位。”后来张占斌读了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在中央党校所学的政治经济学中规中矩。他想了解西方经济学和新的经济学范式，又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从林毅夫，当了两年多的博士后。“两边学到的知识正好中和了。”
后来他被调至国家行政学院教书。期间曾参加中组部博士团到重庆挂职。2003年，还当了一年多副县长。“从那时，我越来越关注经济问题。虽然不是早期科班出身的，后期也慢慢在实践中补上一些内容。”
“最初是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经济领域研究的。经济体制是我的研究重点，体制是跟中国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连在一起的。”此外，他也很关注中国经济史，是受历史学专业的潜移默化。他会用长周期的眼光看待社会变迁，不会受短期的经济波动而影响。
在他看来，经济治理也需要用长周期的眼光来看待。比如，宏观调控，不能上午发了文件，下午就立竿见影。它的影响需要一个长周期和耐心等待的过程。同时，也要兼顾政策的搭配、协调。
说到改革，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尽管当时无数人抵制商鞅，后来人还是按照他的思想改革。“改革也要有力量，包括体制力量、政治力量和人的力量。”
有些改革单向很好，却难以推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方面面的配合跟不上，或是体制机制，抑或是人跟不上。
“理念不能飘在天上，更要扎根大地，结出累累硕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张占斌认为，未来的改革要围绕这五大理念落地。同时，需要具体的体制机制来支撑。比如，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创新向前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创新的人得到更好的激励和保护。而不是像社会上有些说法“干事多的人，毛病多”。再如，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容错机制，“允许你创新，但不允许你不干。”这些或许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创新意愿不足和创新能力不高等问题。
再如协同，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协调机制？比如，如何打破各部委之间的壁垒；如何让政府部门上百个信息系统，互相兼容，数据平台相互协调；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让城乡之间更协调，这些都需要靠改革。 “光讲绿色好，放污水的人也知道绿色重要，但是他觉得赚钱更重要。”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惩罚机制。“谁敢排放就重罚！”河长制、湖长制、碳排放等制度都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绿色问题。
开放也到了新的起点，我们还要面对更高的开放水平。当然也需要体制机制作支撑。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需要体制机制、人才作支撑。
在谈到“共享”时，他表示，如何让城乡人民有获得感，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中产群体成长起来，如何通过精准扶贫建立长效机制，解决低收入阶层向中收入阶层跃升，诸如此类，都需要改革。
“站在新起点上，进入新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随着社会进步，每一代人对社会需求的不同。随着科技进步，产业革命的到来，对很多事物产生了颠覆性破坏。对于支付宝、共享单车、区块链等新事物，我们还不清楚它们到底能释放出多大的能量。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企业的生产方式。譬如，不少商业银行网点的客户都是老年人，他们正面临新的挑战。共享单车很方便，但也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
“無论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是企业的创新，最终要落在如何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上。”张占斌总结道。
记者手记：
我“陪”委员去报到
2月27日一早，我到国家行政学院去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那天比往日略寒，雾气很大。
“抱歉，一直在开会。我只能简单和你说说。一会儿就要到驻地报到。”好不容易等到张占斌主任，他的忙碌不免让我有些沮丧。
我见他收拾行李箱，提议能否同他一起到驻地。他欣然答应了，让我悬着的心平稳了许多。
“这是我们杂志！”趁着他在收拾，我赶紧递了一本《经济》杂志过去。
“我看过你们杂志，办得很好！”他简练地说了一句，将杂志放入行李箱内。
大约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北京会议中心。在去往报名处的路上，看到不少委员佩戴胸牌，有的胳膊下夹着文件袋，谈笑风生地走着。我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心想两会的前奏竟来得这样快。
我们很快就走到报名处。当时我还没有大会颁发的记者证，只能目送他进去报到。
可是，采访只进行了一半，该怎么办呢？
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赶紧给张主任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中午能够再约一次采访。
我在马路边上徘徊，看着几个委员陆续报到后，就少有人进出了。我又走到对面的会议厅，看见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委员。心里暗喜，一会儿采访有地儿了。
没多久张主任回复了我的信息，我又约他在这里采访。采访速战速决，因为我知道下午1点半，他们还要去人民大会堂培训。采访结束后，便与他道别了。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这是《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的话。回想那天的情形，我觉得就像一场奇妙的旅行。面对未知的事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只要努力尝试，总会收获不一样的精彩。
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这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工作虽然忙碌，一切安排都井然有序。与之交谈，乡音犹存，却妙语连珠。他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喜欢把知识系统地串起来讲授给他的学生和朋友们。这其中不乏政府工作人员、民营企业家，还有来自海外的公务员。
张占斌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新时期组，研究文革之后（1976年），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那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与经济有关，为他日后研究经济学，播下一颗种子。
“读书人知道外面的事情，却不知里面的细节。那些故事才是有意思的、激动人心的、有意义的。”张占斌的脸上露出一抹淡然的笑。
“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1992年，他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任职。后来又下海，自己创办企业。开始直接与经济问题打交道了。
“冯仑是我的好朋友，那会儿他也在海南，我还向他请教如何干企业，冯仑也是读书人出身，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我的经济学知识，有许多是干中学的。”张占斌说道。
追溯到 1988年8月23日，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办全省大特区。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海南岛成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当时大量的资金疯狂涌入，使海南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据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资料统计，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1990年-1993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123%、225%、62%，最高年投资额达93亿元。
海南岛的房地产热太过了。1993年6月，朱镕基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3条紧急措施，再加上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补充的3条意见，合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这也即著名的“十六条”，它对于扭转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宏观政策一来，资金抽走了很多。我的公司也没做起来。没过多久，海南岛进入萧条阶段。”张占斌回忆道。
这段经商经历是他认识市场、认识社会，更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当时没赚到钱，也不清楚怎么办企业，只觉得水很深。”
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角色。“每天一睁眼，就得跟钱打交道。”办企业需要积累很多知识，更要处理多方面的人际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等级制、激励制等，把这一套搞得行云流水，企业才能风生水起。“这个角色逼着你去思考、应对很多问题。”甚至还要去协调员工之间矛盾，有时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当然也会跟不同级别的官员打交道。当时的市场机制远没有现在这么健全，很多东西可能要靠“抢”。“稍微文质彬彬的人，怕只有看的份儿了。”有时候需要陪领导喝酒才能拿到项目。“里面的道道儿，我们也懂，但不太会做。”
当时觉得做企业有点“风高浪急”，不太适合自己就转行了。张占斌回到中央党校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王东京在2000年时曾问他：“在外面做得挺好，怎么又回来了？”他却笑道：“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非常尊重企业家，他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有更大的创造力，我每年也跟冯仑发信息，有事打个电话，但是他比我忙多了，遇到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还要处理很多问题。”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我觉得经济学研究更适合我。因为每个人基因、悟性、传承、爱好各不相同，并非谁都能成为冯仑、王石。”
“做人和做学问一样，也要扬长避短。把相对的优势做好，并长期坚持，就是不平常。”他总结道。
“学中干，干中学”
“在海南的时候，觉得自己需要读个博士学位。”后来张占斌读了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在中央党校所学的政治经济学中规中矩。他想了解西方经济学和新的经济学范式，又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从林毅夫，当了两年多的博士后。“两边学到的知识正好中和了。”
后来他被调至国家行政学院教书。期间曾参加中组部博士团到重庆挂职。2003年，还当了一年多副县长。“从那时，我越来越关注经济问题。虽然不是早期科班出身的，后期也慢慢在实践中补上一些内容。”
“最初是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经济领域研究的。经济体制是我的研究重点，体制是跟中国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连在一起的。”此外，他也很关注中国经济史，是受历史学专业的潜移默化。他会用长周期的眼光看待社会变迁，不会受短期的经济波动而影响。
在他看来，经济治理也需要用长周期的眼光来看待。比如，宏观调控，不能上午发了文件，下午就立竿见影。它的影响需要一个长周期和耐心等待的过程。同时，也要兼顾政策的搭配、协调。
说到改革，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尽管当时无数人抵制商鞅，后来人还是按照他的思想改革。“改革也要有力量，包括体制力量、政治力量和人的力量。”
有些改革单向很好，却难以推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方面面的配合跟不上，或是体制机制，抑或是人跟不上。
“理念不能飘在天上，更要扎根大地，结出累累硕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张占斌认为，未来的改革要围绕这五大理念落地。同时，需要具体的体制机制来支撑。比如，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创新向前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创新的人得到更好的激励和保护。而不是像社会上有些说法“干事多的人，毛病多”。再如，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容错机制，“允许你创新，但不允许你不干。”这些或许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创新意愿不足和创新能力不高等问题。
再如协同，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协调机制？比如，如何打破各部委之间的壁垒；如何让政府部门上百个信息系统，互相兼容，数据平台相互协调；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让城乡之间更协调，这些都需要靠改革。 “光讲绿色好，放污水的人也知道绿色重要，但是他觉得赚钱更重要。”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惩罚机制。“谁敢排放就重罚！”河长制、湖长制、碳排放等制度都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绿色问题。
开放也到了新的起点，我们还要面对更高的开放水平。当然也需要体制机制作支撑。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需要体制机制、人才作支撑。
在谈到“共享”时，他表示，如何让城乡人民有获得感，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中产群体成长起来，如何通过精准扶贫建立长效机制，解决低收入阶层向中收入阶层跃升，诸如此类，都需要改革。
“站在新起点上，进入新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随着社会进步，每一代人对社会需求的不同。随着科技进步，产业革命的到来，对很多事物产生了颠覆性破坏。对于支付宝、共享单车、区块链等新事物，我们还不清楚它们到底能释放出多大的能量。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企业的生产方式。譬如，不少商业银行网点的客户都是老年人，他们正面临新的挑战。共享单车很方便，但也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
“無论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是企业的创新，最终要落在如何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上。”张占斌总结道。
记者手记：
我“陪”委员去报到
2月27日一早，我到国家行政学院去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那天比往日略寒，雾气很大。
“抱歉，一直在开会。我只能简单和你说说。一会儿就要到驻地报到。”好不容易等到张占斌主任，他的忙碌不免让我有些沮丧。
我见他收拾行李箱，提议能否同他一起到驻地。他欣然答应了，让我悬着的心平稳了许多。
“这是我们杂志！”趁着他在收拾，我赶紧递了一本《经济》杂志过去。
“我看过你们杂志，办得很好！”他简练地说了一句，将杂志放入行李箱内。
大约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北京会议中心。在去往报名处的路上，看到不少委员佩戴胸牌，有的胳膊下夹着文件袋，谈笑风生地走着。我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心想两会的前奏竟来得这样快。
我们很快就走到报名处。当时我还没有大会颁发的记者证，只能目送他进去报到。
可是，采访只进行了一半，该怎么办呢？
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赶紧给张主任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中午能够再约一次采访。
我在马路边上徘徊，看着几个委员陆续报到后，就少有人进出了。我又走到对面的会议厅，看见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委员。心里暗喜，一会儿采访有地儿了。
没多久张主任回复了我的信息，我又约他在这里采访。采访速战速决，因为我知道下午1点半，他们还要去人民大会堂培训。采访结束后，便与他道别了。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这是《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的话。回想那天的情形，我觉得就像一场奇妙的旅行。面对未知的事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只要努力尝试，总会收获不一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