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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大体上保持着稳定前进的发展态势，少有的关系波折来自于双方对人权问题的意见分歧，因此人权问题成为塑造中欧关系发展脉络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在欧盟各国实施的文化政策受到中欧总体发展态势的影响，因此人权问题也成为塑造冷战后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关键因素。从微观上看，人权问题将冷战后的中国欧盟文化政策分为波折起伏的三个阶段。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又总体呈现出不断发展与成熟的前进态势。面对当前中欧共同面临的双边关系新局面，中国需要从问题根源、政策工具、实施内容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自身的欧盟文化政策，以此增进欧盟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牢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中国；欧盟；文化政策；人权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52-06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991年12月，欧共体各成员国在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欧盟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钞开始流通，货币的统一大大加深了欧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到2007年，欧盟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随着欧盟在冷战后成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力量之一，中国外交战略对欧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其中，文化政策是中国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
一、影响因素：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
对欧盟文化政策是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所谓对外文化政策，是指由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构建的，用以应对跨国家文化条约、习惯和交换项目的外交活动。2003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主要政策目标和措施，以及未来五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走向。其中，文化方面的对欧政策要以开放的姿态，巩固和深化中欧双边在多个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文化交流、教育、科技等关键领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此，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自然也受到中欧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总体走势的影响。最终，双边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意见分歧合力生成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或顺畅或波折的发展脉络。
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源自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利益融合，也源自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冷战之后，基于实现复兴的相似愿望，中欧在经济与政治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欧在经贸关系上渴望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欧盟则拥有先进的技术经验和雄厚的资本。另一方面，中欧都倡导合作与对话的外交理念，都抱有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并且对全球问题拥有同样的担忧。这种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成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推动力。在经贸上，截止2011年，欧盟已经连续7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则以4282.87亿欧元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3.3%，仅比美国少0.5个百分点。在政治上，中欧双方互动频繁，高层往来密切。1998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10月，在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2003年，中欧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实现三级跳。中欧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势必为双方深入推进文化交流扩展空间，夯实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根基。
共同利益的存在无法掩盖中欧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意见分歧的事实。经济上，欧盟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日趋严重。2010年11月9日，欧盟出台外贸新战略《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市场开拓策略，并指责中国的工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欧盟还抱怨中国大量储备美元而忽视欧元。实际上，欧元区虽然有统一货币，但没有统一的债券，各成员国的债卷利息不一、风险不一、流通性也不太好。除此之外，中欧双方在价值观等观念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10年，根据美国马歇尔基金所做的一项跨大西洋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公众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足够的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国际合作，但却有 63% 的欧洲公众认为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差异主要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西藏问题上，中欧面临着尤为严重的人权问题分歧，欧盟质疑西藏的人权现状，污蔑西藏“始终被剥夺宗教和文化权利”①。即使在军事领域，价值观的差异仍然决定了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现状，人权是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这一困扰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重要因素。②意见分歧的存在势必会给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或大或小的阻碍，这也会为深受政治、经济局势左右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欧盟的总体关系呈现出小波折中不断前进的螺旋递增格局，中国与德、法、英的双边关系发展过程证明了这一走势的存在。因为这三个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主导着欧盟对华政策的方向。由图1映照中欧关系，它在1999年之后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这要归功于经贸、政治等共同利益的推动效应。仅仅在2004年中国与法国，2008年左右与德、法、英三国出现了明显倒退。其中，后一处关系伤痕波及了中国与整个欧盟的关系发展态势，它的发生根源于中欧双方在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人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先后会见达赖。所以，经济领域的意见分歧没有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巨大阻碍，震荡并决定中欧关系发展走势的关键因子是人权问题。只要人权问题分歧凸显，中欧关系便会脱离稳定前进的一般轨道。由于中国的对欧盟文化政策与中欧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所以，人权问题分歧也勾勒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态势。 由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欧双边对人权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很长时间内，欧盟将中国视为压制人权的国家，中国则认为欧盟打着人权旗号敌视中国。即便在当前，中欧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人权观念差异。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欧之间的人权差异集中在三个方面，人权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人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③又有中国学者将这些差异细分为：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欧盟人权观则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人权观主张丰富多彩的相对主义，欧盟则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中国主张权利与义务统一于“个人”，欧盟将二者割裂；中国主张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问题，欧盟人权观则带有反对公共权力的性质；中国仍十分重视从道德而非制度角度看待人权问题，欧盟则有将制度置于道德至上的传统。在实践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藏独、疆独、对华军售等多个敏感问题上。
综上所述，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因果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人权问题影响着中欧关系的宏观走向是否稳定，中欧关系的整体态势又塑造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宏观走向。基于广泛的经济合作、有效的政治对话，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将长期处在持续发展的健康过程中，其政策波动将始终控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与同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相比，中欧关系的波动破坏性较小。与此同时，在有限震荡的过程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则决定着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波动频率和幅度。最终，在中欧人权问题分歧时隐时现的变换背景下，中国持续调整着自己的欧盟文化政策，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政策特点和色彩。
二、发展脉络：波折与前进的动态并存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波折中持续向前发展。如上文所述，作为中国与欧盟关系中最活跃的观念性因素之一，人权问题成为理清与划分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发展阶段的核心坐标。具体来看，面对人权问题为中欧关系塑造的不同背景，中国在冷战后对欧实施的文化政策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三个关键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相异的态势。
第一阶段从1991-1997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激烈对抗，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发展缓慢。1989年，欧盟在马德里会议上公布了针对中国的8项措施，包括在适当的国际论坛上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态度在冷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得到延续。面对人权问题带来的阻力，中欧文化合作与交流也随即降至低谷。欧盟减少了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合作项目，延长中国留学生签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中欧关系因人权对立立场的松动而逐渐好转，但文化内容依然没有受到重视。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正式宣布同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但文化政策却并未提及。同样，中国将经济贸易和政治合作放在发展中欧关系的首位，忽视了文化政策。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包括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加强国际事务的磋商与合作。④文化政策没有在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改善的影响下实现发展，其战略边缘性十分明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政策少有的亮点，且都集中在教育领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政府与欧盟教育合作的第一个重要项目，于1994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一所专门培育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根据协议，它享有完全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开设全英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和高层经理培训等课程。1996年5月，中国外经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官方合作协议和文件，开启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此提升中国学者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和理解。该项目为期四年，欧委会提供总额为975万欧元的活动经费。这两个项目折射出了当时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中国尝试制定了针对欧盟的文化政策，推动中欧文化合作，接受欧盟的资金投入与先进经验；但不难发现，这些合作的领域单一，中国在项目运作中更多地受到欧盟的资金、技术或经验的支配，独立性有限，“单一被动”色彩突出。
第二阶段为1997-2005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展开对话与合作，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迅速发展。1997年3月，法、德、意、西、希等国决定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联署人权提案。自此之后，中欧在人权问题上进入对话时代，每年举行两次人权对话和司法研究会。在这一阶段，欧盟委员会陆续发表了三个对华政策的友好文件：《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1998年） 、《欧盟对中国战略》 （2001年） 、《成熟的伙伴关系》 （2003年）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由“单一被动”发展到“多元主动”的新阶段。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政策领域分布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变被动接受欧盟的文化支援为主动塑造中国形象。在文化交流领域，中国积极地向欧盟各国推销中国文化。2000年10月，中国政府在巴黎开展了名为“中国文化季”的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又在法国举办了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年”，涉及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多个领域共300多项活动。2001年9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三届柏林“亚太周”。2002年4月，中德签署了《关于中德互设文化中心的会谈纪要》。
在教育领域，除原有的合作项目外，中国又推动或参与了多个中欧教育合作项目。中欧青年经理培训项目始于1998年，旨在培训熟悉中国国情和语言文化的欧洲经理人和企业家，共有162名欧洲青年经理人来华接受了培训。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则起步于2000年，试图通过培训来提高在华中欧合资企业员工的素质。④与旧项目相比，这两个新项目既体现了欧盟了解中国市场的迫切心情，也反应了中国在双边关系政策制定中的地位提升，政策目标由“让中国了解欧洲”向“要欧洲了解中国”转变。在科技领域，中国科技部和外交部于1999年10月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亚欧科技合作”大会。此次会议通过《部长公报》和《主席声明》，确立了亚欧科技合作的原则。⑤同一年，中国—欧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布鲁塞尔签署。从此，欧盟具有重要影响的示范框架计划和我国的“863”计划等彼此向对方开放。在这一阶段，中国多个科研单位参与了欧盟组织的多项科研计划，中国政府旨在与欧盟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等共同利益的累积、文化政策的升级为下一阶段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再次经历多次分歧，但中欧关系迅速实现恢复，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基本未受影响，趋于更加成熟与稳定。2005年6月，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进程再次停滞。欧盟多次提出希望中方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释放有关在押人员，暗示以此作为解禁的先决条件。2008年，虽然欧盟反对抵制奥运，但在部分成员国依然出现了阻碍圣火传递的不和谐声音。同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奇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名义会见了达赖。为此，温家宝总理取消了原定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中欧首脑会晤，中欧关系出现倒退。但这一寒流持续时间不长，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绕道法国，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中欧对话和峰会重新启动。摩擦的快速弥合说明中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更稳、更实、更快，广泛的共同利益弥补了意见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受此影响，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也没出现严重波动。与第一阶段相比，在同样的人权分歧恶化的背景下，此时的中国没有再次实施消极的对欧文化政策，而是更加灵活、成熟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
为消除欧盟的对华误解，中国在文化交流和教育领域推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中国在若干国家建设了开展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以增进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欧洲地区成为孔子学院密集程度最高、分布范围最广的区域。2007年3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欧盟提供100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名额，用于资助欧盟国家大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同年11月，中国宣布启动新的中欧语言交流“欧盟窗口”项目，以进一步支持欧盟国家的汉语教学。在科技领域，“欧盟—中国科技周”活动于2010年6月15日在上海开幕，中国政府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公共健康、基础和前瞻性研究、大科学工程、中小企业合作等六大方面加强欧盟的合作。总体上看，不论在文化交流、教育还是科技领域，这一阶段的中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更为深入与多样的文化畅想与政策。其文化政策触角更长，最终目标是促进中欧加深政治互信，丰富经济合作，探讨人权问题，缓解意见分歧。
梳理3个发展阶段，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伴随着人权问题经历了波折与发展。从阶段视角来看，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演变是一波三折的：从最初的无视冷漠、被动接受，发展到积极合作、主导推动，然后又呈现出克服矛盾、深入调整的魄力。从整体视角上看，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又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健康走势。1997年之后，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对欧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波折仅是暂时的关系表象。尤其在2005年之后，尽管中欧围绕人权相关问题经历了多次意见分歧，但在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中国的文化政策基本没有出现波动。总而言之，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政策在对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人权问题意见分歧的时隐时现已经无法扭转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前进方向。
三、未来方向：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和欧盟共同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为中国面向未来制定欧盟文化政策提供了新背景。这种新背景主要反映在：第一，中国和欧盟都面临着转型和挑战，但是双方转型的内容互不相同。⑥欧盟面临欧债危机，中国面临发展转型期。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希腊的信用级别，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在漩涡中倒下，欧盟正经历着欧元区成立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诸多转型问题。在国内，中国正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型”经济发展阶段转向“发展型”；传统的低成本粗放型工业化模式进入调整阶段；城镇化将延续快速发展态势；体制改革则呈现新的特点。⑦在国外，中国面临美国重返太平洋施加的巨大压力，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朝鲜金正恩政权上台后的核政策走向尚不明了。面临不同的挑战，中欧都需要做出重要的政策抉择。
第二，中欧之间的意见分歧日趋表面化。我们想象的欧洲，欧洲期待的中国，与实际情况都有出入。纵观中欧关系的发展历史，共同利益明显多于意见分歧，稳定前进始终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当前更是如此。不过，中欧双方仍要警惕人权这一观念问题充当双边建设“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绊脚石”。在媒体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的新形势下，观念差异将更加深远和明显地影响着双边关系。它主要从三种途径上塑造着外交政策：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如何在新时期克服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观念矛盾，进一步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根源上讲，中国要巩固“不让分歧干扰中欧整体发展”这一基础共识，与欧盟积极展开人权对话。首先，中国政府需要集中关注和研究欧盟的人权观念，了解双方的差异所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司法、研究、教育等人权问题相关机构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对于欧盟的有用内容，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国的人权建设。其次，中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建立与巩固人权对话的平台，鼓励中欧双边互访、学术研讨，以此增进欧盟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利用多种场合与机会宣传和阐述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立场和中国在发展人权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再次，对于欧盟各国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体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要坚决抵制并展开沟通。在“藏独”、“疆独”问题上，中国要阐明自己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在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中国要尽量避免欧盟将解禁与人权问题挂钩。
最关键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也应巩固和加强自身的人权建设。当前，我国人权建设的关注点主要包括：自由权，人权制度的轴心，它统摄着其他各权，为其余各权功能的实践提供着动力；平等权，人权制度的骨架， 它为其余各权的展开提供着前提正义条件；财产权是人权制度的基础，它为其余各权的发展提供着物质保障；生存权是人权制度的安全阀， 它为防止和克服某一单一权别畸形发展构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发展权是人权制度的连带装置，为消除种种随意限制、阻碍、克减和侵犯人权全面发展的现象提供着制度保证。⑧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各项人权很难齐头并进地发展，所以决策者必然根据国情确定发展与实现各项权利的先后步骤。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关注人民的平等权及发展权，以此获得和平发展的内部张力，完善我国的人权建设。人权观念差异的改变十分困难，经济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彻底消除这一矛盾。只有从文化政策上入手，欧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才会更加准确。只有抱有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态度，欧盟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从政策工具上讲，中国需要加强媒体的外交作用。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体成为中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据传播科技的发展水平，媒体外交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外交与新媒体外交。在传统媒体外交中，以CNN、BBC为代表的电视媒体占据着信息传播的核心位置。新媒体外交指网络外交，它利用互联网平台展开对外宣传的外交活动。面对当前中欧共同面临转型的新形势，中国媒体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和发展。首先，实现媒体外交内容的多元化，克服国际传播的语言障碍。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媒体既要传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忽略展示当代中国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推动中国文化政策的传播，媒体还需要更多更好地开办与发展外文版面。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面对外国公众的中国媒体需要适当调整没有活力的“八股”文风，使用受众习惯的表达方式。
其次，满足媒体外交对象的受众需要，注意传播客体的国籍差异。在对欧文化政策中，欧盟公民舆论是衡量中国文化政策效果的核心坐标，所以中国媒体外交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传播者转向传播受众，着眼于向欧盟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新形势下，尽管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各国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的媒体传播依然要以具体国籍为导向。最后，提高媒体外交渠道的透明度，减弱一般媒体的官方色彩。媒体外交过程的透明应该秉承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公开性，这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辩证的新闻视角。作为监督政府的社会角色，中国媒介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听取意见和采纳观点。为此，中国应该取消一些人为的官方限制，从之前的被动政策转向主动，走一条客观、公正、透明的媒体外交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媒体外交才能取得欧盟各国公民的信任，进而收获成功的接受和认知效果。
从政策内容上讲，中国需要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继续与欧盟展开沟通与合作。在文化交流上，中国的文化政策应该继续扩大交流和传播的规模和范畴。政府可以通过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从宏观上带动双边人民的交流与沟通。2012年是“中欧文化对话年”，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交流的一项关键措施，将为构建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民意基础。中方由文化部牵头，外交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部委与全国性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中方将以思想文化对话与文化艺术交流为主线，组织落实9个大项超过150个具体项目，涵盖哲学、艺术、文学、语言、新闻出版、青年交流、旅游等各个领域，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除此之外，政府的单方面努力往往效果不佳，还需要文化团体、演艺公司等各种文化团体“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也需要继续加深与欧盟各国的合作。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决定着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加强与欧盟的青年和人才交流。2011年是“中欧青年交流年”，其活动目标是增进中欧青年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鼓励青年关注和支持中欧关系发展，促进和深化中欧伙伴关系。2012年，双方还启动了高级人才交流机制，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问题突出的中国需要继续完善这一机制的构建。目前，中国赴欧与欧洲赴中留学生的比例是7：1，所以中国应该为更多欧洲青年到中国学习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在科技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与盟国各国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形势下，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国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将中欧科技合作推向更加高端和全面的层次。以中德合作为例，两国合资的海利派克直升机责任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在德国爱森纳赫市奠基，双方开始联手研发制造高尖端超轻型直升机，这对于中德两国未来的双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开端，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合作。
四、结语
2012年2月1日晚，随着《罗莎之舞》和《临池》在布鲁塞尔美术宫上演，“中欧文化对话年”的帷幕拉开。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式上说，文化将同政治、经济一道，成为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经历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漠视到当前的重视，它在中国对欧盟政策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审视中欧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文化交流便很少再受到意见分歧的影响而受到大的波动，中欧双方均在良好的合作互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回顾影响双边关系的意见分歧，中欧在人权观念上存在着关键性的巨大差异。尽管人权在当前仅仅给中欧双边带来了短暂的摩擦与波折，没有影响中欧关系前进发展的大势，但它却时刻如暗礁般威胁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在新形势下，中国不能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要深化中国与欧盟的文化政策，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态度推动中欧人民之间的理解，增进中欧双边友谊。只有这样，中欧之间的不确定性才能不断降低；只有这样，中欧双边才能真正建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释：
①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2003， pp.12.
② Peter Brookes，" The Lifting of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The Rise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ms Supplies，ESF Working Paper，No.19，April 2005， pp.4.
③ 刘小林，盖伊·希斯考特.试论中欧人权观念的差异与认同要素[J].欧洲，2000，（05）：27.
④ 中欧青年经历培训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入1164.5万欧元，中方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执行。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资1510万欧元，湖北省政府提供了价值380万欧元的配套资金。该项目先后由湖北省商务厅和教育厅监督执行，包括西门子、联合利华在内的400多家企业参加了培训，共培训员工3200余人，培训师资126人。
⑤ 张菊.中欧科技合作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科技论坛，2003（01）：141.
⑥ 莫伟.“未来十年的欧盟于中欧关系”——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J].欧洲研究，2011，（03）：150.
⑦ 常修泽.中国转型：理论与方略——关于“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研究”的学术报告[J].改革与战略，2010，（11）：2-4.
⑧ 徐显明、齐延平.论中国人权建设的五大主题[J].法治现代化研究，2003：74.
关键词：中国；欧盟；文化政策；人权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52-06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991年12月，欧共体各成员国在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欧盟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钞开始流通，货币的统一大大加深了欧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到2007年，欧盟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随着欧盟在冷战后成为至关重要的国际力量之一，中国外交战略对欧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其中，文化政策是中国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
一、影响因素：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
对欧盟文化政策是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所谓对外文化政策，是指由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构建的，用以应对跨国家文化条约、习惯和交换项目的外交活动。2003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主要政策目标和措施，以及未来五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走向。其中，文化方面的对欧政策要以开放的姿态，巩固和深化中欧双边在多个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文化交流、教育、科技等关键领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此，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自然也受到中欧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总体走势的影响。最终，双边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意见分歧合力生成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或顺畅或波折的发展脉络。
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源自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利益融合，也源自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冷战之后，基于实现复兴的相似愿望，中欧在经济与政治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欧在经贸关系上渴望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欧盟则拥有先进的技术经验和雄厚的资本。另一方面，中欧都倡导合作与对话的外交理念，都抱有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并且对全球问题拥有同样的担忧。这种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成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推动力。在经贸上，截止2011年，欧盟已经连续7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则以4282.87亿欧元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3.3%，仅比美国少0.5个百分点。在政治上，中欧双方互动频繁，高层往来密切。1998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10月，在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2003年，中欧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实现三级跳。中欧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势必为双方深入推进文化交流扩展空间，夯实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根基。
共同利益的存在无法掩盖中欧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意见分歧的事实。经济上，欧盟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日趋严重。2010年11月9日，欧盟出台外贸新战略《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市场开拓策略，并指责中国的工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欧盟还抱怨中国大量储备美元而忽视欧元。实际上，欧元区虽然有统一货币，但没有统一的债券，各成员国的债卷利息不一、风险不一、流通性也不太好。除此之外，中欧双方在价值观等观念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10年，根据美国马歇尔基金所做的一项跨大西洋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公众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足够的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国际合作，但却有 63% 的欧洲公众认为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差异主要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西藏问题上，中欧面临着尤为严重的人权问题分歧，欧盟质疑西藏的人权现状，污蔑西藏“始终被剥夺宗教和文化权利”①。即使在军事领域，价值观的差异仍然决定了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现状，人权是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这一困扰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重要因素。②意见分歧的存在势必会给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或大或小的阻碍，这也会为深受政治、经济局势左右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利益与分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欧盟的总体关系呈现出小波折中不断前进的螺旋递增格局，中国与德、法、英的双边关系发展过程证明了这一走势的存在。因为这三个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主导着欧盟对华政策的方向。由图1映照中欧关系，它在1999年之后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这要归功于经贸、政治等共同利益的推动效应。仅仅在2004年中国与法国，2008年左右与德、法、英三国出现了明显倒退。其中，后一处关系伤痕波及了中国与整个欧盟的关系发展态势，它的发生根源于中欧双方在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人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先后会见达赖。所以，经济领域的意见分歧没有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巨大阻碍，震荡并决定中欧关系发展走势的关键因子是人权问题。只要人权问题分歧凸显，中欧关系便会脱离稳定前进的一般轨道。由于中国的对欧盟文化政策与中欧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所以，人权问题分歧也勾勒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态势。 由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欧双边对人权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很长时间内，欧盟将中国视为压制人权的国家，中国则认为欧盟打着人权旗号敌视中国。即便在当前，中欧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人权观念差异。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欧之间的人权差异集中在三个方面，人权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人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③又有中国学者将这些差异细分为：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欧盟人权观则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人权观主张丰富多彩的相对主义，欧盟则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中国主张权利与义务统一于“个人”，欧盟将二者割裂；中国主张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问题，欧盟人权观则带有反对公共权力的性质；中国仍十分重视从道德而非制度角度看待人权问题，欧盟则有将制度置于道德至上的传统。在实践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藏独、疆独、对华军售等多个敏感问题上。
综上所述，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因果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人权问题影响着中欧关系的宏观走向是否稳定，中欧关系的整体态势又塑造着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宏观走向。基于广泛的经济合作、有效的政治对话，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将长期处在持续发展的健康过程中，其政策波动将始终控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与同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相比，中欧关系的波动破坏性较小。与此同时，在有限震荡的过程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则决定着中国欧盟文化政策的波动频率和幅度。最终，在中欧人权问题分歧时隐时现的变换背景下，中国持续调整着自己的欧盟文化政策，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政策特点和色彩。
二、发展脉络：波折与前进的动态并存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波折中持续向前发展。如上文所述，作为中国与欧盟关系中最活跃的观念性因素之一，人权问题成为理清与划分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发展阶段的核心坐标。具体来看，面对人权问题为中欧关系塑造的不同背景，中国在冷战后对欧实施的文化政策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三个关键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相异的态势。
第一阶段从1991-1997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激烈对抗，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发展缓慢。1989年，欧盟在马德里会议上公布了针对中国的8项措施，包括在适当的国际论坛上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态度在冷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得到延续。面对人权问题带来的阻力，中欧文化合作与交流也随即降至低谷。欧盟减少了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合作项目，延长中国留学生签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中欧关系因人权对立立场的松动而逐渐好转，但文化内容依然没有受到重视。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正式宣布同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但文化政策却并未提及。同样，中国将经济贸易和政治合作放在发展中欧关系的首位，忽视了文化政策。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包括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加强国际事务的磋商与合作。④文化政策没有在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改善的影响下实现发展，其战略边缘性十分明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政策少有的亮点，且都集中在教育领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政府与欧盟教育合作的第一个重要项目，于1994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一所专门培育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根据协议，它享有完全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开设全英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和高层经理培训等课程。1996年5月，中国外经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官方合作协议和文件，开启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此提升中国学者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和理解。该项目为期四年，欧委会提供总额为975万欧元的活动经费。这两个项目折射出了当时的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中国尝试制定了针对欧盟的文化政策，推动中欧文化合作，接受欧盟的资金投入与先进经验；但不难发现，这些合作的领域单一，中国在项目运作中更多地受到欧盟的资金、技术或经验的支配，独立性有限，“单一被动”色彩突出。
第二阶段为1997-2005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展开对话与合作，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迅速发展。1997年3月，法、德、意、西、希等国决定不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联署人权提案。自此之后，中欧在人权问题上进入对话时代，每年举行两次人权对话和司法研究会。在这一阶段，欧盟委员会陆续发表了三个对华政策的友好文件：《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1998年） 、《欧盟对中国战略》 （2001年） 、《成熟的伙伴关系》 （2003年）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由“单一被动”发展到“多元主动”的新阶段。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政策领域分布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变被动接受欧盟的文化支援为主动塑造中国形象。在文化交流领域，中国积极地向欧盟各国推销中国文化。2000年10月，中国政府在巴黎开展了名为“中国文化季”的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又在法国举办了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年”，涉及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多个领域共300多项活动。2001年9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三届柏林“亚太周”。2002年4月，中德签署了《关于中德互设文化中心的会谈纪要》。
在教育领域，除原有的合作项目外，中国又推动或参与了多个中欧教育合作项目。中欧青年经理培训项目始于1998年，旨在培训熟悉中国国情和语言文化的欧洲经理人和企业家，共有162名欧洲青年经理人来华接受了培训。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则起步于2000年，试图通过培训来提高在华中欧合资企业员工的素质。④与旧项目相比，这两个新项目既体现了欧盟了解中国市场的迫切心情，也反应了中国在双边关系政策制定中的地位提升，政策目标由“让中国了解欧洲”向“要欧洲了解中国”转变。在科技领域，中国科技部和外交部于1999年10月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亚欧科技合作”大会。此次会议通过《部长公报》和《主席声明》，确立了亚欧科技合作的原则。⑤同一年，中国—欧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布鲁塞尔签署。从此，欧盟具有重要影响的示范框架计划和我国的“863”计划等彼此向对方开放。在这一阶段，中国多个科研单位参与了欧盟组织的多项科研计划，中国政府旨在与欧盟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等共同利益的累积、文化政策的升级为下一阶段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中欧在人权问题上再次经历多次分歧，但中欧关系迅速实现恢复，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也基本未受影响，趋于更加成熟与稳定。2005年6月，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进程再次停滞。欧盟多次提出希望中方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释放有关在押人员，暗示以此作为解禁的先决条件。2008年，虽然欧盟反对抵制奥运，但在部分成员国依然出现了阻碍圣火传递的不和谐声音。同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奇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名义会见了达赖。为此，温家宝总理取消了原定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中欧首脑会晤，中欧关系出现倒退。但这一寒流持续时间不长，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绕道法国，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中欧对话和峰会重新启动。摩擦的快速弥合说明中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更稳、更实、更快，广泛的共同利益弥补了意见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受此影响，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也没出现严重波动。与第一阶段相比，在同样的人权分歧恶化的背景下，此时的中国没有再次实施消极的对欧文化政策，而是更加灵活、成熟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
为消除欧盟的对华误解，中国在文化交流和教育领域推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中国在若干国家建设了开展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以增进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欧洲地区成为孔子学院密集程度最高、分布范围最广的区域。2007年3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欧盟提供100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名额，用于资助欧盟国家大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同年11月，中国宣布启动新的中欧语言交流“欧盟窗口”项目，以进一步支持欧盟国家的汉语教学。在科技领域，“欧盟—中国科技周”活动于2010年6月15日在上海开幕，中国政府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公共健康、基础和前瞻性研究、大科学工程、中小企业合作等六大方面加强欧盟的合作。总体上看，不论在文化交流、教育还是科技领域，这一阶段的中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更为深入与多样的文化畅想与政策。其文化政策触角更长，最终目标是促进中欧加深政治互信，丰富经济合作，探讨人权问题，缓解意见分歧。
梳理3个发展阶段，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伴随着人权问题经历了波折与发展。从阶段视角来看，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演变是一波三折的：从最初的无视冷漠、被动接受，发展到积极合作、主导推动，然后又呈现出克服矛盾、深入调整的魄力。从整体视角上看，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又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健康走势。1997年之后，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对欧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波折仅是暂时的关系表象。尤其在2005年之后，尽管中欧围绕人权相关问题经历了多次意见分歧，但在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中国的文化政策基本没有出现波动。总而言之，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政策在对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人权问题意见分歧的时隐时现已经无法扭转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的前进方向。
三、未来方向：中国对欧盟的文化政策选择
当前，中国和欧盟共同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为中国面向未来制定欧盟文化政策提供了新背景。这种新背景主要反映在：第一，中国和欧盟都面临着转型和挑战，但是双方转型的内容互不相同。⑥欧盟面临欧债危机，中国面临发展转型期。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希腊的信用级别，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在漩涡中倒下，欧盟正经历着欧元区成立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诸多转型问题。在国内，中国正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型”经济发展阶段转向“发展型”；传统的低成本粗放型工业化模式进入调整阶段；城镇化将延续快速发展态势；体制改革则呈现新的特点。⑦在国外，中国面临美国重返太平洋施加的巨大压力，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朝鲜金正恩政权上台后的核政策走向尚不明了。面临不同的挑战，中欧都需要做出重要的政策抉择。
第二，中欧之间的意见分歧日趋表面化。我们想象的欧洲，欧洲期待的中国，与实际情况都有出入。纵观中欧关系的发展历史，共同利益明显多于意见分歧，稳定前进始终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当前更是如此。不过，中欧双方仍要警惕人权这一观念问题充当双边建设“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绊脚石”。在媒体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的新形势下，观念差异将更加深远和明显地影响着双边关系。它主要从三种途径上塑造着外交政策：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如何在新时期克服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观念矛盾，进一步发展中国对欧盟文化政策，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根源上讲，中国要巩固“不让分歧干扰中欧整体发展”这一基础共识，与欧盟积极展开人权对话。首先，中国政府需要集中关注和研究欧盟的人权观念，了解双方的差异所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司法、研究、教育等人权问题相关机构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对于欧盟的有用内容，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国的人权建设。其次，中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建立与巩固人权对话的平台，鼓励中欧双边互访、学术研讨，以此增进欧盟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利用多种场合与机会宣传和阐述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立场和中国在发展人权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再次，对于欧盟各国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体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要坚决抵制并展开沟通。在“藏独”、“疆独”问题上，中国要阐明自己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在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上，中国要尽量避免欧盟将解禁与人权问题挂钩。
最关键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也应巩固和加强自身的人权建设。当前，我国人权建设的关注点主要包括：自由权，人权制度的轴心，它统摄着其他各权，为其余各权功能的实践提供着动力；平等权，人权制度的骨架， 它为其余各权的展开提供着前提正义条件；财产权是人权制度的基础，它为其余各权的发展提供着物质保障；生存权是人权制度的安全阀， 它为防止和克服某一单一权别畸形发展构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发展权是人权制度的连带装置，为消除种种随意限制、阻碍、克减和侵犯人权全面发展的现象提供着制度保证。⑧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各项人权很难齐头并进地发展，所以决策者必然根据国情确定发展与实现各项权利的先后步骤。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关注人民的平等权及发展权，以此获得和平发展的内部张力，完善我国的人权建设。人权观念差异的改变十分困难，经济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彻底消除这一矛盾。只有从文化政策上入手，欧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才会更加准确。只有抱有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态度，欧盟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从政策工具上讲，中国需要加强媒体的外交作用。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体成为中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据传播科技的发展水平，媒体外交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外交与新媒体外交。在传统媒体外交中，以CNN、BBC为代表的电视媒体占据着信息传播的核心位置。新媒体外交指网络外交，它利用互联网平台展开对外宣传的外交活动。面对当前中欧共同面临转型的新形势，中国媒体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和发展。首先，实现媒体外交内容的多元化，克服国际传播的语言障碍。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媒体既要传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忽略展示当代中国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推动中国文化政策的传播，媒体还需要更多更好地开办与发展外文版面。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面对外国公众的中国媒体需要适当调整没有活力的“八股”文风，使用受众习惯的表达方式。
其次，满足媒体外交对象的受众需要，注意传播客体的国籍差异。在对欧文化政策中，欧盟公民舆论是衡量中国文化政策效果的核心坐标，所以中国媒体外交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传播者转向传播受众，着眼于向欧盟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新形势下，尽管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各国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的媒体传播依然要以具体国籍为导向。最后，提高媒体外交渠道的透明度，减弱一般媒体的官方色彩。媒体外交过程的透明应该秉承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公开性，这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辩证的新闻视角。作为监督政府的社会角色，中国媒介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听取意见和采纳观点。为此，中国应该取消一些人为的官方限制，从之前的被动政策转向主动，走一条客观、公正、透明的媒体外交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媒体外交才能取得欧盟各国公民的信任，进而收获成功的接受和认知效果。
从政策内容上讲，中国需要在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继续与欧盟展开沟通与合作。在文化交流上，中国的文化政策应该继续扩大交流和传播的规模和范畴。政府可以通过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从宏观上带动双边人民的交流与沟通。2012年是“中欧文化对话年”，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交流的一项关键措施，将为构建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民意基础。中方由文化部牵头，外交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部委与全国性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中方将以思想文化对话与文化艺术交流为主线，组织落实9个大项超过150个具体项目，涵盖哲学、艺术、文学、语言、新闻出版、青年交流、旅游等各个领域，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除此之外，政府的单方面努力往往效果不佳，还需要文化团体、演艺公司等各种文化团体“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也需要继续加深与欧盟各国的合作。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决定着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加强与欧盟的青年和人才交流。2011年是“中欧青年交流年”，其活动目标是增进中欧青年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鼓励青年关注和支持中欧关系发展，促进和深化中欧伙伴关系。2012年，双方还启动了高级人才交流机制，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问题突出的中国需要继续完善这一机制的构建。目前，中国赴欧与欧洲赴中留学生的比例是7：1，所以中国应该为更多欧洲青年到中国学习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在科技领域，中国需要通过与盟国各国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形势下，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国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将中欧科技合作推向更加高端和全面的层次。以中德合作为例，两国合资的海利派克直升机责任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在德国爱森纳赫市奠基，双方开始联手研发制造高尖端超轻型直升机，这对于中德两国未来的双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开端，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其他国家的高端技术合作。
四、结语
2012年2月1日晚，随着《罗莎之舞》和《临池》在布鲁塞尔美术宫上演，“中欧文化对话年”的帷幕拉开。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式上说，文化将同政治、经济一道，成为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经历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漠视到当前的重视，它在中国对欧盟政策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高。审视中欧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国的欧盟文化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文化交流便很少再受到意见分歧的影响而受到大的波动，中欧双方均在良好的合作互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回顾影响双边关系的意见分歧，中欧在人权观念上存在着关键性的巨大差异。尽管人权在当前仅仅给中欧双边带来了短暂的摩擦与波折，没有影响中欧关系前进发展的大势，但它却时刻如暗礁般威胁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在新形势下，中国不能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要深化中国与欧盟的文化政策，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态度推动中欧人民之间的理解，增进中欧双边友谊。只有这样，中欧之间的不确定性才能不断降低；只有这样，中欧双边才能真正建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释：
①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2003， pp.12.
② Peter Brookes，" The Lifting of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The Rise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ms Supplies，ESF Working Paper，No.19，April 2005， pp.4.
③ 刘小林，盖伊·希斯考特.试论中欧人权观念的差异与认同要素[J].欧洲，2000，（05）：27.
④ 中欧青年经历培训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入1164.5万欧元，中方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执行。中欧工业职业教育项目为期五年，欧盟方面投资1510万欧元，湖北省政府提供了价值380万欧元的配套资金。该项目先后由湖北省商务厅和教育厅监督执行，包括西门子、联合利华在内的400多家企业参加了培训，共培训员工3200余人，培训师资126人。
⑤ 张菊.中欧科技合作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科技论坛，2003（01）：141.
⑥ 莫伟.“未来十年的欧盟于中欧关系”——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J].欧洲研究，2011，（03）：150.
⑦ 常修泽.中国转型：理论与方略——关于“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研究”的学术报告[J].改革与战略，2010，（11）：2-4.
⑧ 徐显明、齐延平.论中国人权建设的五大主题[J].法治现代化研究，200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