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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您肯定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带着家人下馆子,不想邻桌一群客人闹得正欢,偏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也可能根本就没醉)在大声宣读黄段子。此时,面对一桌子的珍馐美味,您一口也咽不下去了。因为心情被弄脏,食欲当然就差。
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保持公共场所的安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纪律。早几年,手机这玩意儿刚流行,日本一位时髦小青年拿着它在公交车上高声煲粥,被身旁一位老先生予以严厉斥责。他还没还嘴,又遭到全体乘客的一致谴责。最后,小青年只好羞愧地低着头红着脸提前下车。此事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国度,情形会是怎样呢?全车人肯定一声不吭,忍受到底。因为一开口,就可能被人骂作“土老冒儿”。再说,其他乘客打起手机来,嗓门只能比那小青年更“洪亮”。
“嘘,请您不要打扰别人。”我估计今后中国人会经常听到这种劝告。别担心,就像饭后打包、见面问好、红灯停车、礼让女士等习惯礼节,大家现在不也全接受了吗?从内心抵触到愉快接受,需要一介过程。一旦习惯成自然,许多看似约束的“紧身衣”,很容易被“剪裁”为潇洒的“时装”。
’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曾在一家杂志社做过一阵子编辑,同事中有位年过不惑的“海龟”,此君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 (H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表面看来给人很沉稳很绅士的样子,接触多了就会有一种被假相迷惑了的感觉。他是部门主任,有独立的办公室。他还有许多很奇怪的举动,每次开全社大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摆弄他的手机。他如果专心摆弄手机倒也罢了,他还时不时地插上几句,也不管是谁在说话,他插的话大多是与会议主题无关的,常常因此而使会议偏离主题,结果无形中就延长了会议时间。他一开口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美国人会……”,搞得好像自己是美国人的干儿子似的。
关于他摆弄手机,有这样一个颇为经典的段子:有一次,杂志社在郊区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度假村开研讨会,他竟拿着新买不久的手机,很高声地问坐在他旁边的女同事:“我的手机怎么发不了中文短信?”弄得那女同事十分难堪。事后那女同事说她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回答他吧,领导在上面讲话,而且他声音那么大,估计大家都听到了;不回答吧,他又是一副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再说他年长那么多,又是部门主任,总不能不理他吧。思量再三,她只好无声地摇了摇头。
有一次,我们部门几位成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的手机响了,他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到办公室外面的楼梯口接电话去了,我们几人等了20多分钟他才回来,竟然还一脸的坦然,一句抱歉的话也没有,就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还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篇文稿的时候,发生了意见分歧,他竟然怒不可遏地一边用手里的文稿反复摔打着桌子,一边很高声地冲我嚷嚷。看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真是又可气又好笑,因为他那副嘴脸让我想起了老家村子里那个经常双手叉腰歪着嘴骂街的又矮又胖的泼妇。那天我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致晚上睡觉时他那浑厚高亢的男高音还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犹如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次事件后不久,我就向领导申请换岗,转到另外一个编辑室去了。
这些都是几年前的旧事了,我从那家杂志社辞职也有五六年光景了,但这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记忆力向来不怎么好的我能对多年前的旧事如数家珍,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英国人有句古话:“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要培养一个贵族却要三代人的努力。”从事文明学研究的学者北野认为,作为绅士,只有金钱是不够的,他们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懂得怎么尊重别人,懂得怎样尊重为自己服务的人。
中国男人丢掉了精致和细节,所以,中国男人永远距离绅士的标准差那么一步——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
(月月鸟摘自《大众健康》2010年第7期)
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保持公共场所的安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纪律。早几年,手机这玩意儿刚流行,日本一位时髦小青年拿着它在公交车上高声煲粥,被身旁一位老先生予以严厉斥责。他还没还嘴,又遭到全体乘客的一致谴责。最后,小青年只好羞愧地低着头红着脸提前下车。此事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国度,情形会是怎样呢?全车人肯定一声不吭,忍受到底。因为一开口,就可能被人骂作“土老冒儿”。再说,其他乘客打起手机来,嗓门只能比那小青年更“洪亮”。
“嘘,请您不要打扰别人。”我估计今后中国人会经常听到这种劝告。别担心,就像饭后打包、见面问好、红灯停车、礼让女士等习惯礼节,大家现在不也全接受了吗?从内心抵触到愉快接受,需要一介过程。一旦习惯成自然,许多看似约束的“紧身衣”,很容易被“剪裁”为潇洒的“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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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曾在一家杂志社做过一阵子编辑,同事中有位年过不惑的“海龟”,此君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 (H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表面看来给人很沉稳很绅士的样子,接触多了就会有一种被假相迷惑了的感觉。他是部门主任,有独立的办公室。他还有许多很奇怪的举动,每次开全社大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摆弄他的手机。他如果专心摆弄手机倒也罢了,他还时不时地插上几句,也不管是谁在说话,他插的话大多是与会议主题无关的,常常因此而使会议偏离主题,结果无形中就延长了会议时间。他一开口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美国人会……”,搞得好像自己是美国人的干儿子似的。
关于他摆弄手机,有这样一个颇为经典的段子:有一次,杂志社在郊区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度假村开研讨会,他竟拿着新买不久的手机,很高声地问坐在他旁边的女同事:“我的手机怎么发不了中文短信?”弄得那女同事十分难堪。事后那女同事说她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回答他吧,领导在上面讲话,而且他声音那么大,估计大家都听到了;不回答吧,他又是一副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再说他年长那么多,又是部门主任,总不能不理他吧。思量再三,她只好无声地摇了摇头。
有一次,我们部门几位成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的手机响了,他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到办公室外面的楼梯口接电话去了,我们几人等了20多分钟他才回来,竟然还一脸的坦然,一句抱歉的话也没有,就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还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篇文稿的时候,发生了意见分歧,他竟然怒不可遏地一边用手里的文稿反复摔打着桌子,一边很高声地冲我嚷嚷。看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真是又可气又好笑,因为他那副嘴脸让我想起了老家村子里那个经常双手叉腰歪着嘴骂街的又矮又胖的泼妇。那天我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致晚上睡觉时他那浑厚高亢的男高音还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犹如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次事件后不久,我就向领导申请换岗,转到另外一个编辑室去了。
这些都是几年前的旧事了,我从那家杂志社辞职也有五六年光景了,但这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记忆力向来不怎么好的我能对多年前的旧事如数家珍,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英国人有句古话:“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要培养一个贵族却要三代人的努力。”从事文明学研究的学者北野认为,作为绅士,只有金钱是不够的,他们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懂得怎么尊重别人,懂得怎样尊重为自己服务的人。
中国男人丢掉了精致和细节,所以,中国男人永远距离绅士的标准差那么一步——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
(月月鸟摘自《大众健康》2010年第7期)